精神卫生法酝酿25年难产

梁知行

马力（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参与《精神卫生法》立法调研工作）

　　10月10日，时值第19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两个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报告揭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医学中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以及资源配置错误对公众的双重威胁。并寄送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期为正在进行中的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参考。

　　立法过程是形成共识的过程

　　新京报：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收到这份民间机构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会有明确回复吗？

　　马力：全国人大对来自社会的各项建议都很重视，尤其是立法建议，由专门部门整理成册，供立法时参考。至于能否回复，毕竟参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者较多，建言献策的材料也很多，一一给与采纳与否的回复难度较大。

　　新京报：《精神卫生法》一直被社会所关注，您怎么看待这种民间的呼声和期待？

　　马力：关于《精神卫生法》，世界上有3/4的国家已经立法，连非洲一些欠发达的国家59%也已立法。可以说，《精神卫生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精神卫生法》立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的讨论，也说明了制订这个法的迫切性。

　　新京报：您曾说过，精神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医疗问题，也是公共卫生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这么说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力：人的健康包括生理、精神、心理等社会适应性问题，精神卫生牵涉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乃至尊严，因此，《精神卫生法》立法更加关注国家、社会、个人的适应性等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很重视《精神卫生法》立法，早在1985年就起草了《精神卫生法》的草案。

　　新京报：到现在已经25年了，仍然没有出台？

　　马力：对，25年间10易其稿。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台，也说明了《精神卫生法》制订得艰难。而此次重新讨论和制订《精神卫生法》牵涉到很多理念的共识、制度的建设、机制的形成，既有部门间的协调，也有各利益集团间的博弈。

　　立法的过程是形成思路、体制、框架，研究存在问题，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和对策，逐渐形成共识的过程，最终将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则。

　　新京报：现在立法到什么程度？

　　马力：社会对《精神卫生法》立法非常关注，仅次于《食品安全法》。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精神卫生法》的紧迫性、重要性，下一步就是如何让《精神卫生法》更合理、更科学。目前全国人大已经把《精神卫生法》列入立法计划，连续几年搞专项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力争使这个法尽快出台。

　　“强制入院”是社会关注焦点

　　新京报：《精神卫生法》立法难点是什么？

　　马力：这个法的难点很多，有理论层面，也有实施层面，但目前社会上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精神病人的收治和出院。其实二者是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相应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实施的条件和程序，来解决目前精神病患者收治和出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新京报：目前在收治和出院制度上存在哪些问题？

　　马力：目前我国的精神病患者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慢性病患者，一类是急性病患者，现在所说的更多的是指急性和急性发作的精神病患者。

　　这些人又分为三部分，第一类是自愿入院患者，虽然有病，但思维清晰，自己愿意去治疗，占到20%；第二类是保护性强制性入院患者，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由单位、近亲属等承担，这个占到60%；第三类是保安性强制性入院的精神病患者，指那些已经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由公安部门强制收治，这个占到20%。

　　第一类没有太大争议，关键就是“强制性入院患者”，争议较大。

　　新京报：“争议”在哪里？

　　马力：精神病的发病机理很复杂，目前发现的就有3000多种原因，而现有医学诊断仪器和方法又比较简单，很难准确判断精神病的患病程度，很多指标靠人为观察和询问来判断，与医生医疗水平和从医经验有关，也就是说，对精神病人的判断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尤其是法律空白，监护人或监护单位或精神病院等相关群体、单位，一旦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或利益矛盾时，就会使“强制性病人”精神病患者在收治和出院环节出现漏洞。

　　新京报：如何保障这部分人的基本权利？

　　马力：全社会要建立一个重要的理念，首先精神病人是病人，是同身体有病的人一样的病人，同时他们也是公民，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人格尊严。

　　这就要求建立精神病人确诊、出院复核制度，由与精神病人及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所在单位（包括公安机关）、精神病医院没有利益关系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这个机构的成员由专家组成，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不仅仅有医学专家，还要有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复核鉴定，如果还存在疑义，可申请司法救济。

　　新京报：不少精神病院，为了更多盈利，会尽可能多收治，如何遏制？

　　马力：精神病院是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特殊医院，应是公益性的，由财政全额拨款，不能有创收任务，遏制多收病人和延长病人出院的动机和激励。应提高精神病院的医护工作者的地位，除保证人头费外，还应给予特殊岗位津贴，留住人才，提高精神病院医疗水平。

　　由于精神病需要长期服药，一般患者家庭每年需支出2万元左右，重症患者家庭支出高达十几万，对精神病人的诊治，应该更多地纳入医保范围，在医药目录中提高精神卫生药品的比重，提高报销比例，减少精神病患者家庭负担。

关键是保障患者人权

　　新京报：您怎么看无需收治的人却被送往精神病院？

　　马力：一些媒体报道的精神病患者被误收治的现象，是个案，是极少数。但将正常人误送、误收、误治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哪怕是监护人，如果有意为之，就要定为诬陷罪、非法拘禁罪等，现在应该做的是尽快堵上精神病院收治漏洞的基础上，改变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方式。

　　新京报：精神病人的治疗方式怎么改变？

　　马力：关键在于使精神病院成为关爱精神病人的家园，改变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对精神病人的医治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治疗的宗旨就是要让精神病患者最终回归社会，自食其力。

　　在急性发作时要充分利用3到5天的绝好治疗时机，患者清醒后进行开放式治疗，与医生和病人自由接触，进入半个月左右的巩固恢复期，约1个月时间患者就可出院，进入社区，进行3个月到半年的康复治疗，参与社区各种活动，为回归社会进行矫治。

　　而现在的长期封闭式治疗，为“无需收治的人却被送往精神病院”提供了机会，人性化、关爱式治疗方式，病人在医院有通讯、会客和司法救助等权利，遏制以上所说的将利益冲突者送进精神病院、将精神病院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的行为。

　　■ 民间建议

　　我们都可能成“疑似精神病人”

　　2006年的10月，因邹宜均（广东女子，因“家庭纠纷”被强行送精神病院）案，我生平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致力于对精神病收治制度的研究。此次撰写《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主要是通过对大约300篇新闻报道、100多个真实案件，比如刘亚林杀童案、陈建安弑兄案、江苏朱金红案、广州何锦荣案、深圳邹宜均案，以及30余种法律规范的分析，来揭示出其中的问题。

　　制度漏洞：精神病收治存在“八大缺陷”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

　　第一、非自愿收治没有门槛；第二、非自愿收治没有程序规范；第三、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第四、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第五、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六、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第七、司法救济失灵；第八、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

　　导致上述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即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在立法上，把部分非自愿住院定义为自愿住院，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立法建议：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

　　我们对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一是增加精神疾病防治的财政投入，保证那些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足够的治疗；

　　二是对那些“被精神病”的人，一定要经过司法程序，法官应享有裁决住院与否、治疗与否的决定权，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可作为法官裁决的重要参考；

　　三应加快精神卫生立法，明确规定，在精神病收治中，任何当事人都有权请律师。对那些请不到律师者，国家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最核心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建议通过一个渐进式的推进，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短期而言，有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卫生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可供运行；长期而言，应该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

　　呼吁尽快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的职业伦理规范的空白。

　　
口述：黄雪涛（公益律师，以主笔人身份发布《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

记者：高明勇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