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汉代医简《治百病方》悄然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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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国古代医学，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很少人听说《治百病方》，它是一部出土于武威的简牍本医籍。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医药筒牍。（东汉早期的文物） 　　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张德芳介绍，1972年11月，武威旱滩坡兴修水利时发现了一座墓葬，年代大约为东汉初年。后来，从墓中整理出土了简牍92枚，简牍装在一个麻质囊袋中，置于棺内死者头顶。棺前竖木质鸠杖一根，可以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老中医。医简的出土引起了国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中医学文献研究和临床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和重视。治百病方》中已能灵活运用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方法。该书所录30余个方剂中，几乎全为复方，且剂型多样，包括汤、丸、膏、散、醴、栓等。并载药物近百种，其中半数为《伤寒杂病论》所用 　　这批医简的内容全属医方类，每一条目列方名、病名、症状、药物名、用药剂量、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全书体例多是一病一方，共存医方30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方剂中所列药物有100多种，其中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20多种为上述两医书中所未收。这些药物在简牍中大都是作为复方成分出现的，一个方剂用药可多达15味。这部木简医书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的丰富内容。 　　对于这部简本《治百病方》，中医界一般都会把它与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简本《五十二病方》作比，《五十二病方》堪称“方书鼻祖”，但学界公认武威汉墓出土的《治百病方》内容更完整，更具体，更明确。它反映了汉代的医学水平，表明当时中医的临床医疗，不仅已牢固地树立了“辨证施治”的原则，而且已形成了较严整的科学体系，对于校订古代医药文献，弥补方剂学的某些空白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威汉简的医方于今人是否有效，我们不得不提到省中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张延昌，他从1991年致力于研究武威汉代医简，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了《武威汉代医简研究》 　　《武威汉代医学注解》等3本医学专著，并完成“武威汉代医简”所载方药临床应用研究。张延昌将武威医简药方古为今用，在临床上使用了一部分方药，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认为“医简出于实践，用之有效”。比如以汉代医简药方为主研制出了“祛寒逐风合剂”和“清热逐风合剂”，在临床上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进一步说明武威汉代医简所载方药至今仍具有临床价值。 　　这些医药简牍，使用松、杨两种材质，包括简78枚，牍14片。简长23—23.4厘米，属于先编后写，有三道编绳，出土时编绳痕迹尚清晰可辨。简的宽度为0.5—1厘米不等，大致可分为宽、窄两种。简牍作为书写汉字的载体，一般字多时写于编连成册的简上，字少时则写于牍。这批医药简牍的出土是1949年来我国文献考古工作中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它为进一步探讨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通过这批简牍的长度、编连、缮写、容字、题记、收卷、文字等各方面的考察，可以较具体地考定汉代简册制度。此外有学者认为武威医简对于汉代医疗制度和经济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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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简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人们未必知道，在目前所有出土的6.5万枚汉简中，保存在甘肃的就有4万多枚。在这些汉简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甘肃省名中医、甘肃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张延昌是一位痴迷于汉代医简研究的人，经过他的努力，这些死去的汉代医简正在悄然复活。　　与武威汉简结缘
　　张延昌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随父习医，酷爱祖国医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张延昌考上北京中医学院，开始了他的治病救人的行医之路。
　　1995年，他迷上《武威汉代医简》。在这本书中收录了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92枚弥足珍贵的医简，这些医简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1949年以前所发现的汉代医简数字，而且它在内容上也极为丰富。
　　武威汉代医简成书年代约东汉以前，是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学简牍，也是迄今所发现的汉代比较丰富而完整的医药著作的原始文物。共有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内容除有内、外科疗法、药物及其炮制、剂型、用药方法以外，还记述了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针灸内容较少，大约占9枚汉简，自简19至简21，是记录针灸治疗腹胀病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读，张延昌有了惊人发现。这92枚汉代医简所记载的完整医方就有30多个，而这些医方都具有地方浓郁特色的治疗方法。 介绍的多种丸剂是用白蜜调合药粉制成的，而蜜丸迄今仍然是最常用的丸剂。

这批医简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的药物学,方剂学,治疗原则,用药剂量,调护工作,汉代药价等提供宝贵的资料.

张延昌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下去，他想到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
　　在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帮助下，张延昌见到了这些极为珍贵的汉简。张延昌认识到这批汉简和《五十二病方》均早于著名的《伤寒杂病论》，都是我国中医药理论逐渐形成的过渡阶段的代表著作，但在研究方面却远远赶不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的研究。
　　研究运用汉简方
　　21世纪的今天，风湿病仍然是全球五大疑难病症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其完全治愈的办法。张延昌在风湿病临床的治疗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从踏上研究武威汉代医简这条路开始，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张延昌脑海中趋于成熟。
　　武威汉代医简所记载的方剂是1900年前的古方，现在还可以在临床使用吗？使用后会有疗效吗？
　　张延昌利用中草药之间的相互联系，针对具体的病证，采用不同的剂量法，将武威汉代医简所记载的方剂成功应用到了临床治疗中。
　　2003年5月，张延昌的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后30年来研究进展的回顾性研究，成果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并获得了2007年度甘肃省皇甫谧中医药科技奖一等奖。他先后发表《武威汉代医简》痹证方药考、祛寒逐风合剂治疗尪痹的临床研究、30年来武威汉代医简研究进展等学术论文60余篇，整理出版了《武威汉代医简研究》、《武威汉代医简注解》和《痛证的中医治疗》等医学专著3本，其中《武威汉代医简研究》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学术著作优秀奖。为了表彰在继承、弘扬中医药学术和中医医疗实践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医药专家。2008年3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张延昌“甘肃省名中医”荣誉称号。2008年10月，张延昌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授予 “推动风湿病发展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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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百病方》 医方著作。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墓葬，经研究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医生，其时代当是东汉早期，共有92枚手写医药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商》，但是因为简牍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于是改名为《治百病方》。

　　《治百病方》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记述了咳嗽、哮喘、伤寒、诸癃、血瘀、目疾、齿痛、耳聋、伏梁病、溃疡、出血、痹证、久泄、不孕症；大麻疯等病证的病因、病理、证侯。所载药物近百种，其中植物药63种、动物类药12种、矿物药16种，酒类等液体药物9种。这些药物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有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20种未见于其它本草书记载。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炮制，以及汤、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剂型，共有医方36首、有的方名标明是“公孙君方”、“建威耿将军方”、“东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伤方”等，概为传方人姓名及官职。在服药时间上，有饭前服、早晨空腹服、夜服等区别。内服药有酒饮、米汁饮、酢浆饮、鼓汁饮、含咽汁、醇酒和饮等。外用药有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等。在针灸治疗上，还记载了灸的穴位，留针的方法，针灸宜忌与病人年龄关系简 文 中 载 有 “ 三 里 ” 、 “ 肺 俞 ” 的 穴 名 。 自 简 22 至 25 则 记 录 针 灸 禁 忌 。 简 文 中 写 着 人 从 一 岁 至 一 百 岁 已 过 者 的 各 个 不 同 年 龄 阶 段 ， 在 针 灸 治 疗 时 ， 应 注 意 禁 忌 的 器 官 部 位 。。有的简牍还记有药价等。此外，有些方药，医疗技术反映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经验。
　　《治百病方》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异治的情况较多，组方配药比较严谨，治疗上药物与针灸并重。本书不是一般的医药文献整理之作，而是医家实践经验和吸取当时医药经验的总结。全书体例多为一病一方，每条条文列方名、病名或证候、药方名称、药量、制药、服法、禁忌等。涉及医理论述则较少，比较朴实简明。虽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对研究汉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内容可见于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武威汉代医简》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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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代医简《治百病方》是远在《黄帝内经》之前约一世纪中叶成书的一部木质简牍。据专家考证，这些木质简牍医方和马王堆汉墓医书系我国同时发现最古老的医书。简牍共92枚，其中记载活血化淤治法的就有9枚。在《治百病方》中有由当归、川芎、漏芦、桂蜀椒、贝母等药组成的，用于治疗瘀证的方剂。简文中所载治“淤”的具体方药体现了对后来中医学中“气为血帅，血为气母”理论的具体运用。对于久淤之患则以活血化瘀峻药-虫类药物搜剔络道，增强通经活络作用，显示了其治法用药上的多样性。同时表明《武威汉代医简》最早应用了活血化淤治法。《治百病方》已用药物功能命名为方，其处方目的不限于止血止痛，还有消散溃脓，生肌收口的功效，开拓了后世理气活血化瘀的治伤理论。张仲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理气、活血、化瘀的治疗法则，建立了既对症用药（止血止痛），又审因论治（活血化瘀）的配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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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代医简》载录治疗金疡、外伤方10余首，有止痛、逐瘀、止痉的作用，配伍较之《五十二病方》有明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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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威汉代医简　 一名《治百病方》。本书系据1972年11月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简整理而成,包括医简图版、摹本、释文和注释。书后附“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与清理”、“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两文。这批简牍共92枚,计简78枚,牍14枚。简牍为治疗内、外、妇、五官科病医方。其中一简仅书“右治百病方”五字,推测“治百病方”当为题名。又数简为有关针灸之刺疗记录,在医简中属较早发现;一牍专记药物价值,亦殊为少见。简牍共保存较完整医方30余首,方中所列药物近100味。每方记述方名、病名(或症状)、药物名称、分量、治合方法、服药方法、服药禁忌及其反应等。医方剂型有汤、丸、膏、散、醴、滴、栓等。用法多样,内服法有酒饮、米汁饮、酢浆饮、豉汁饮、含咽汁、醇酒和饮等,外用有敷目、塞耳、指摩、灌鼻、塞鼻、薄涂等法。所用药物,计有柴胡、当归、牡丹、漏芦等植物药63种,龙骨、廑虫、斑猫、鸡子中黄等动物药12种,雄黄、丹砂、长石、曾青等矿物药16种,醇酒、酢浆等其他药物9种。记述症状有久咳上气、气逆、喉中如百虫鸣、头痛、胁痛、腹胀、便血、小便难、金创出脓血、胫塞、橐下痒、不仁等,涉及各个系统疾病。《武威汉代医简》还专门载有“治伏梁方”，本方主治脘腹痞满肿块等症，也可能是治疗胃部肿瘤最古老的方剂之一.有9枚简涉及针灸,所记穴位有三里、肺俞、泉水三穴,并有留针方法、针灸禁忌等。医简文字朴素,内容简练,很少医学理论内容,体现出我国早期医药著作理论与临床经验分别记录和著述的特点。这批医简部分地反映出我国近2000年前医学诊疗的科学水平和实际状况,对研究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和演变有重要参考价值。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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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代医简》
本文对《武威汉代医简》中“父且”一词进行了考释，认为“父且”是“？咀”之古字，指用刀斧及砧板将药物砸、切细碎，以便煎制。“？咀”是“父且”的后起别字。
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汉代医简92枚，其中简78枚，牍14枚。在这些简牍中，“父且”一词共出现8次：
①蜀椒一升，付子廿果，皆父［且］。(17)
②凡七物，皆父且。(47)
③治千金膏药方：蜀椒四升，弓穷一升，白芷一升，附子卅果，凡四物，皆冶，父且，置铜器中……(57～58)
④附子一分，早(皂)荚一分，皆并父且……(71)
⑤枣卅枚，半夏十枚，凡十物，皆父且。(80甲)
⑥半夏毋父且，洎水斗六升，炊令六沸。(80乙)
⑦蜀椒一升，干当归二两，皆父且之，以骆苏煎之……(87甲)
⑧凡四物，父且，渍以醯三升……(89甲)
其中第一例疑脱“且”字。
关于“父且”一词，《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在第17简“皆父”下解释说：“‘皆父’，‘父’下脱‘且’字，应为‘父且’，即将药物切碎之意，后世作‘？咀’。”按这一解释，“父且”与“？咀”应是古今字关系。
为进一步考辨二者的关系，笔者查检了几部语文工具书，结果在《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中均无“父且”而只有“？咀”的词条。《汉语大字典·口部》：“？咀，中医用语。在无铁器时代，用口将药物咬碎，如豆粒大。以便煎服。后来改为将中药切片、捣碎或锉末，但仍用此名。”《汉语大词典·口部》“？咀，中医药学用语。将药料切细、捣碎、锉末，如经咀嚼，称为？咀。”《辞海》、《辞源》的解释也与此相似。这种解释源自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咀古之制也。古者无铁刃，以口咬细，令如麻豆为粗药煎之……今人以刀器锉细如麻豆大，此？咀之易成也。”按照辞书的解释，“？咀”就是咀嚼，那么“父且”就应该是通假字(本有其字的假借字)，即同音通假，省略意符的通假字。
笔者认为《武威汉代医简》的解释是正确的，“父且”应是“？咀”的正字，而“？咀”却是“父且”的后起区别字，或曰俗字。其理由如次：
父，许慎《说文解字》解“父”为“巨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按，“巨”是“矩”的本字，“又”即是手的意思。许慎解释出的虽然是“父”的引申义而非本义，但我们从他说的“从又举杖”已可以约略窥见这个字的造义了。其实，甲骨文中“父”为手持斧形。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父乃斧之初字。石器时代，男子持石斧(｜即石斧之象形)以事操作，故孳乳为父母之父。”这一解释应是确切可信的。
且，《说文解字·且部》：“且，荐也。”林义光《文源》：“即俎之古文。”王筠释例：“且，盖古俎字。借为语词即久，始从半肉定之。”就是说“且”是“俎”的古字，“俎”是“且”的后起区别字。
既然“父、且”分别为“斧、俎”的初文，我们就不难理解《武威汉代医简》中的“父且”。这“父且”的意思很显然应该是以刀斧及砧板将药物或砸或切，使之细碎，以便煎制。至于说古时无铁器，只好用口咬药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古人即便无铁斧，也会用石斧或石块砍砸。试想医者“粉碎”药物全凭口咬，是何体统?《本草经集注·序例》说：“旧方皆云？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可见即使写作“？咀”，它也指的是用器物捣砸而非用口齿咬啮。
那么“父且”的字形为何演化为“？咀”?原因大概在于：其一，医者的确有时以牙代斧；其二，所加工的药物终须入于人口；其三，作为区别字，所加偏旁不一定有十分贴切的理据。大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当后世人们不大清楚“父且”的语源的时候，也就只好给它们加一个与咬啮、服食有关的“口”字旁了。这种情况就正如“匡—筐、丁—钉、反—返”的关系一样，属于用添加形旁的方法形成的古今字。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辞书中应收“父且”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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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百病方》因为早于伤寒杂病论《治百病方》中已能灵活运用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方法。该书所录30余个方剂中，，其中半数为《伤寒杂病论》所用,故而应该对《伤寒杂病论》成书研究有所帮助

drwangxu

不知道有没有临床验证啊？

bygz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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