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书名考证

胆一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书名考证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书名,为甲本抄录“原卷子”时的书名，张大昌追记本也是此名，故可以肯定此书“原卷子”名称即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无疑。下面我们来分析此书名的涵义。“辅行”即辅助正使行事的副使，亦有辅佐之意。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孟子 为卿於 齐，出弔於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赵岐注：“辅，副使也。”《战国策•秦策二》：“甘茂 对曰：‘请之魏 ，约伐韩。’王令向寿辅行。” 高诱注：“辅，副介也。”《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 周公辅行。” 《说文》：“诀，诀别也。一曰法也。”在此处，诀当法解，辅行诀即一种辅佐方法。唐代释湛然著有《止观辅行传弘诀》一书，止观，乃佛教修行法门之一。“止”为梵文(奢摩他)的意译，意为扫除妄念，专心一境；“观”为梵文(毗钵舍那)的意译，意为在“止”的基础上发生智慧，辨清事理。佛教主张通过“止观”即可“悟”到“性空”而成佛。《止观辅行传弘诀》书名之意为辅佐止观传弘的方法，可以简化称为《止观辅行诀》。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内容看，是用药补泻脏腑来辅助修道的，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书名并不明确，按其字面的意思只是“辅助方法脏腑用药法要”或“脏腑用药法要的辅助方法”，既不能反映“用药补泻脏腑来辅助修道”之意，于文理不通顺，以陶弘景的文学素养，绝不会有此不伦不类的书名，若要表达“用药补泻脏腑来辅助修道”之意，书名应是《修道辅行脏腑用药诀》，因而，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陶弘景所撰，值得怀疑。
近来钱超尘先生等借张大昌的名义从张大昌众多弟子处收集了21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汇集成《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出版。并将《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书名改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 》，对于改名之事,钱超尘先生在《〈辅行诀〉抄本寻踪》一文中作了说明：“《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曾被称为‘《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对于书名，笔者基于实际考察发现《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全文皆论五脏证治，基本不涉六腑证治。今得张大昌亲笔注释本，书题亦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这就证明该卷子的正确书名当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而非《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其后钱超尘先生在《〈辅行诀〉抄本访求记》（载《<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中作了进一步解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之名称，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均称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逐渐为人习知，今改称《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理由如下： ①《辅行诀》一书的内容以论述五脏证治为主，很少论及六腑证治；②张大昌先生授徒时多用‘五脏用药法要’之名，有王子旭先生珍藏张大昌1974年同名手录本存世； ③《辅行诀》张偓南别集本为‘陶弘景先生五脏法要别集’，而不称‘脏腑法要别集’；④张大昌先生所撰《辅行诀》注释本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略述》书名； ⑤《辅行诀》赵俊欣抄本、孙伯果抄本皆名为‘辅行诀五脏用药 法要’；⑥张大昌亲笔所抄《沾沾堂三世书珍。五脏补汤别本集》书名中亦强调‘五脏’二字。据此，本文集名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但为了保存各抄本的原始面貌，有的抄本原名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录入时一仍其旧，不做更动。这一点务请读者注意。”
上述钱超尘先生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一，钱超尘先生未见过《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卷子，书也不是钱超尘先生写的，钱超尘先生是不能仅凭内容随意更改书名，这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第二，虽然张大昌授徒时多用“五脏用药法要”之名，但授徒时所用名称不一定是正式名称，很多是授课者习用的名称，是不能作为更改文献名称依据的。而且王子旭先生珍藏张大昌1974年手录本的名称是《陶隐居五藏用药法要》，与张偓南别集本及张大昌亲笔所抄《沾沾堂三世书珍。五脏补汤别本集》一样，其内容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差别很大，绝不能等同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因此，这三本书是不能作为更名依据的。就好比《伤寒论》为宋臣所定名，其后许多医家均对《伤寒论》阐释一样，你不能说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是张仲景的《伤寒论》。第三，张大昌亲笔注释本书题《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据钱超尘先生《<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介绍：“该本封面题‘《<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述略》，原著：隐居陶弘景，张唯静释注。封底有：‘转抄于公元一九八三年三月。《<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述略》是张大昌先生释注本。张大昌健在时，弟子多次要求张老对《辅行诀》一书进行注释，以便弟子学习和应用。1979年张大昌先生注释完毕后将注释本亲手交予刘德兴先生保存和学习。1983年2月，刘德兴赴北京中医学院深造学习，威县人民医院石金铸书记请求借读，后丢失，仅存中医科高尚忠大夫的转抄本。高尚忠大夫将转抄本交给刘德兴大夫珍藏。’”此本是1979年所注释，而张海洲转抄本，张大昌追记本较此本为早，即刘德兴本人1975所抄本、衣之镖1976年本、张大昌抄本残卷（1977年前）均作《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忽视早期多种抄本名称，而仅以一个后期抄本名称来改名，是不够严谨的。此外，赵俊欣抄本来历不明、孙伯果抄本亦为后期（1976年）抄本，其书名均不足为凭。
更改文献名称是一项非常严肃和谨慎的工作，必须依证据和事实行事，张海洲转抄本是按原卷子抄写，原卷子为张大昌所藏达数十年之久，若张海洲转抄本的书名有误，绝不会被张大昌所认可，既然张大昌认可了张海洲转抄本，并且参考张海洲转抄本写出追记本，亦是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名，这就说明原卷子名称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无疑。今存《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最早抄本是张海洲转抄本（1972年春），其次是张大昌追记本（1973年），其后出现的抄本均是在这两个本子的基楚上形成的，在没有其他确凿证据的前提下，绝对不能以后出的抄本否定这两个抄本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