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2011年01月10日：苗药古方：潜伏的财富

紫台醉

苗药古方：潜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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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每年这个时候贵州省黔南州中医院副院长文明昌总要去苗族村寨探望当地苗医。
他拿出一个有些发黄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黔南州各县、各苗族村寨里老苗医的姓名、联系方式、擅长治疗的种类等。这是文明昌近20年不间断寻访苗药验方而积累下的成果。通讯录上的名单就是他所要逐一拜访的对象。他希望今年这趟苗寨之行能搜寻到新的良方。
贵州自古有云“夜郎无闲草，黔地多灵药”。这里几乎每个苗家人都能掌握几种甚至十几种药物治疗方法，有些苗寨里甚至是“十苗九医”。
一个小小的苗药古方散落于村寨之中，每年可为苗医带来数千元的收入。而在许多药商眼中，流传下来的苗方更是无价之宝。一旦被企业购得、进行工业化开发，就可释放出数亿元的产值。因此，很多游资眼光也盯上这块财富。
神奇药方
文明昌是黔南州的苗族人，这为其与老苗医交往提供了方便。文明昌介绍道：“老一代苗医不把流传下来的验方看成换钱的工具。他们较为保守，很多神奇的验方传男不传女，更不愿意把方子告诉外族人。”
“但苗族人好客、重情，与老苗医交往，关键是培养双方的感情，让他觉得你很尊重他。”文明昌介绍道，他搜罗验方大多是通过当地乡镇政府或熟人介绍，以研究所调研的方式进行。而后，逢年过节时再喝上几场酒、送上两只鸡，或支付数百元的费用，就能从部分开明的老苗医手中换来方子。
文明昌是黔南州拥有苗药验方最多的人。这些搜罗到的苗方都是在村寨里流传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经过了大量临床病例验证的，被真正懂得其价值的人视为无价之宝。当地很多苗医通过拜师、交换、购买等方式进行搜集，有名的苗医就是凭着两三种验方每月收入高达近万元。
很多苗方有着堪称神奇的疗效。一次，铜仁两个人几乎同时身患胸腰椎骨骨折，有钱的患者跑去了北京的医院，而另一位家里贫穷就请附近的苗医诊疗。最后前者瘫痪在床，后者能下地走动。文明昌亲眼目睹，黔南州中医院一个外聘的老苗医只用一碗清水、些许纸灰和几句咒语，就使猎枪打入患者皮肤的铁砂自动退出的神奇现象。
虽然有些苗方很是灵验，但往往毒性也很大。如今，文明昌手中二三百个苗方经过大量临床使用、验证，已有二三十种较为成熟。
很多上海、广东一带的制药厂老板多次找到文明昌，希望以几十万元的价格购买一个验方。但他认为买方出价太低。他自信，这些验方只要拿到批文，随便找一个工厂代工，每年就可产出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收入。
不过，文明昌坦言，现在民间验方的搜集越来越困难了。以前与老苗医交往通常是几场酒、送一头猪就能得到。可现在上海、香港等地的大老板投资几个亿合作开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年轻一代的苗医都把手中的方子当作宝贝，希望卖给药厂一夜暴富。
沉默的财富
夏文是贵州百灵企业技术中心的负责人，他所在部门专门搜集、研究与评价苗药秘方。该部门每年总要组织近百人次到苗族聚集地进行药物和药方的搜集、调研。同时，大量的民间验方也经这一窗口卖给企业。
贵州百灵拥有的7个苗药专利均是从民间搜集而来的验方，这些产品在2009年为公司贡献出7280万的净利润，占总净利润的65%。
贵州民间存在着大量未开发的苗药验方，夏文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主动上门的推销者。夏文介绍说，这些上门推销的苗药验方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由个体药商推销上门、未经任何研发的民间秘方；一类是由科研单位已做基础研究的在研药品；还有一类是在临床上使用多年的医院制剂。在这三类卖家中，个体药商的要价最为便宜，一般在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他们送来的验方或许是祖上流传下来，抑或是低价收购而得。为了保密他们尽可能将药物粉碎，让买家看不出药物的本来面目。同时还会附上患者治疗的情况和联系方式，以备核查。
但夏文却对这些个体药商推销的药方顾虑重重。因为一个民间验方从最初的搜集分析到最终通过审核进入市场，企业需要至少数百万的投入，花费的时间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风险实在太大。
夏文告诉记者，如今企业很少直接从个人手中收购药方，这是因为苗药的审批已经发生了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卫生部为了促使少数民族开发民族药，将地方药品审批权下放到贵州卫生厅。当时，一种六类新药只需区区数万元就可拿到批文号。贵州整个苗药的开发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这一时期，贵州省医药行业诞生了一大批倒卖苗方的个体药商。这些药商有的是地方苗医，有的是大企业的医药代表，有的是科研人员，他们在当地花几千元淘换到一种独门验方，常常是一转手就能从企业手中拿到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天价回报。
而当地有钱人只要凑集几十万资金，注册一个公司，一家药厂就可在短短数月内挂牌开张。这些药厂凭着两三个苗药验方一年就能有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产值。即使个别企业破产，苗方仍是老板的救命稻草，凭此可将企业转手出去。
这一时期的苗药企业遍地开花。1996年，仅贵阳就有180多家药企，贵州全境更是超过250家。
然而，2004年国家药监局将所有新药的审批收回，一种苗药开发的门槛由几万元提高到几百万元，投资风险大大增加使绝大多数企业再也不敢轻易从个人手中收购方子。由此，大量个体药商纷纷转行。
如今，贵州百灵更倾向于从后两类卖家手中收购苗方。虽然苗方价格动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但因其已做过基础研究、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投资风险小得多。
2009年，贵州百灵 （002424）以3000万元的价格从贵州省中科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等机构手中买下了抗乙型肝炎病毒的一类新药Y101，打破了苗方的最高收购价格纪录。这些苗方一旦投入市场，每年可产生多达数亿元的投资回报。
创造苗药销售最高纪录的仙灵骨宝胶囊，是贵阳市中医学院一位教授在苗药普查时从民间发现的，以十多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后来苗方又辗转被贵州同济堂药业所得。现在这种苗药每年可带来3亿元以上的销售收入。
断裂的链条
一方面，贵州民间流传着大量苗药验方，有着神奇的功效；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已有的验方创造着巨大的财富。2009年，苗药的年产值接近60亿元，超过藏药，成为第一大民族药产业。
然而，苗药一个尴尬的现实却是——苗药产业源头和末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吸引着资本的投入，但中间环节投入大、时间长、风险高，却少有问津者。这使得苗药产业源头、验方的收集和末端、工业化生产之间几乎是断裂的。近十多年来，贵州苗药行业通过国家审核的新药寥寥无几。
目前，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大多集中在药方的二次开发，如改剂型、提高药效。
而很多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并不合企业的口味，最终成了论文，被束之高阁。贵阳市中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表示，很多宝贵的苗药验方对于治疗疑难杂症有着奇效，但企业却不愿投资。因为患疑难杂症的患者毕竟人数不多，药品的产值较低。
如今，任何一种苗药从民间搜集上来大致都要经过：处方分析—资源分析—药学研究（俗称小试，包括质量标准、工艺优化、质量稳定性和成形药剂的研究）—中试—药理药效分析—动物试验—申请临床批件—临床试验（共4期）—获得新药文号。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研发的停滞，甚至失败。
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大量资金投入。一般来说，六类新药顺利完成中试需要大半年的时间，花费六七十万元。一类新药则至少需要花费上百万元。从完成中试到进入临床还需要两三年、甚至四五年，另加数百万元的花费。
上个世纪90年代，贵州省苗药大发展时曾诞生过大量民营科研机构，串联着苗药产业链，充当着孵化器的职能。但后来苗药审批权限由省内回收到部委后，原本一个苗药批文仅需几万元，现在则动辄几百万元。绝大多数民营研发机构无法负担巨大成本和风险，纷纷倒闭关门。
贵阳市中药现代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是贵州省为数不多的苗药“孵化器”。这一机构能存活下来，是因其为国有企业，有政府投资作为保障。
该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周逾介绍道，为了降低难度，服务中心搜集民间验方时并不要求占有知识产权。开发过程中，会与贵州众多苗药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如有对苗药感兴趣者，会选择在进入临床阶段收购，并委托其继续研发直到获得批文。
自2000年成立以来，该服务中心经过苗方搜集、研发销售给企业的仅有一例。这是该机构研发的治疗妇科炎症药物，在进入临床阶段后，该苗方以300万元的价格被贵州骨特药业收购。
“如果苗药产业希望做大，应有大量企业和机构对中间的研发环节进行投入，才可能不断推出新药，否则苗药产业就是无本之木。”周逾如是说。
如今，香港、澳门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对苗药频频伸来橄榄枝。日本、韩国多次派出专业人员到贵州搜集验方、秘方。
由于苗族人的观念保守，部分老苗医固守着传男不传女的思想，而且所有苗方都是口口相传，这导致大量千百年流传的验方就此失传。贵阳市中医学院药学系主任杜江认为，抢救苗药资源、振兴苗药产业最急缺的就是资金和科研人才。但现阶段，只有寄望现有企业通过整合做大做强，才有实力进行研发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