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风暴再袭

梁知行

本报记者 吴晓蕾 发自北京

　　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近9个月以后，张敬礼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之中。只不过，上一次关于他的正式公开报道还是他以国家药监局副局长的身份到广西视察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而这一次，在他的名字后面跟着的却是“被双开”三个字。

　　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张敬礼的“四大罪状”：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以上行为严重违纪，有的已经涉嫌犯罪。张敬礼因此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从2010年4月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等多人因涉嫌贪腐纷纷落马，到2010年10月原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八室主任陈海峰因受贿而获刑，再到此次原副局长张敬礼被“双开”，对于国家药监局来说，2010年真可谓是一个多事之秋。

　　张敬礼是谁

　　事实上，关于张敬礼的公开资料并不多。

　　据目前可查资料：张敬礼，1955年出生，安徽砀山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助理员；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保健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局长；2003年10月起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尽管在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有关张敬礼的个人资料早已被删除，但据之前的内容显示，该局之前曾设有四位副局长，张敬礼排在第一位。

　　“一去国家药监局就当副局长，说明他很有背景和实力。”在此前的相关媒体报道中，曾如此引述一位人事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而对于曾与其共事的人来说，作为一名部队转业出身的领导，张敬礼给人的印象是仗义执言、不拘小节，“处理起事情来，雷厉风行，有军人风范”。

　　在2007年郑筱萸案之前，张敬礼主要分管老干司和机关党委工作，此后才开始分管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作。作为药监局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药品还是医疗器械，都是众所周知的“肥缺”。因此，在药监局内部人士看来，排位第一副局长的张敬礼分管这两大块的工作，是名符其实的“手握重权”。

　　“2007年郑筱萸被执行死刑时，张敬礼已经是副局长，此后药监局换了很大一批人，外界评价为‘大换血’。但张敬礼却一直任职至今，一方面或许是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涉足灰色领域，另一方面也许是‘门子硬’。”去年年中，相关媒体曾如此引述知情人的话。

　　然而，2010年5月27日，张敬礼被中纪委“带走接受调查”的消息逐渐在药监系统中传开。半个月后，中纪委有关负责人对这一传言予以证实。

　　此时，距离张敬礼到药监系统工作尚不足七年。

　　“落马”之谜

　　坊间关于张敬礼遭遇“七年之痒”的落马缘由，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始于举报”—并非是指他人举报张敬礼，而是张弄巧成拙地将自己“举报”了出来。

　　根据这一种说法，郑筱萸事发后，药监局局长一职一度空缺，最终由原药监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邵明立担任。然而，对于这一件事，张敬礼一直无法释怀。随后，他便开始在网络各大论坛中频繁举报。

　　直到今日，网络上仍然可以检索到大量举报邵明立违法违纪的资料，文章中直指国家药监局领导失职渎职、搞形象工程、任人唯亲、收受贿赂等，并列出了所谓的“违规提拔干部清单”，细节之详尽令人咋舌。其中，在时代周报记者搜索到的一篇题为《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滔天罪行十恶不赦》的文末，更以“全体药监人”的名义落款。

　　“尽管类似诬告文章非常可笑，但里面有不少信息是内部信息，这就证明发文者肯定是药监局的内部人士所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大量的举报信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后来通过查IP地址等手段，发现就是张敬礼指派其秘书发布的。然后顺藤摸瓜，张敬礼的问题也就越查越多。”

　　率先浮出水面的，就是张敬礼在任时的“敛财”活动。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张敬礼在负责国家药监局新办公楼建设过程中，收受了工程施工、装修等单位的600万巨额行贿款。此外，他还在国家药监局任要职之余，著写了多本书籍，并以高价出售，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之嫌。同时，报道还称，张敬礼还拥有保健品生产企业，并利用职权强行将产品推销给连锁药店销售。

　　张敬礼“举报”举出了自己的说法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张匿名公开举报局长，纪检监察部门对张详尽的举报内容当有所调查了解，并在网上公布调查情况，以消除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调查匿名举报人的诬告陷害他人之罪，惟如此才能解除人们怀疑张被查为举报遭受打击报复。”1月11日，网友黄进成在其博客上写下自己的疑惑。

　　而网友“惊观天下”也在微博上感叹：“张敬礼因发帖举报上层领导的问题，而被查出有很多问题，不清楚是真有问题还是被收拾了，真是社会的悲哀，谁还敢说真话啊？”

　　与“举报说”所不同的另一种传言则显得更为“八卦”—张敬礼的“落马”也许与其在“天上人间”被拍摄到的一段录像有关。

　　高档会所“天上人间”以其提供“有偿陪侍”而闻名京城。虽然其在2010年5月中旬已被勒令停业整顿，但民间一直流传着众多达官贵人出入“天上人间”的花边轶事。颇为巧合的是，从时间点上来看，张被纪委带走调查恰在“天上人间”遭整顿之后，因此，种种猜测也由此产生—这段神秘的录像究竟是何人所拍，目的何在呢？拍摄者是否还拍到了更多的贪官污吏？

　　由于时代周报记者并未见到相关视频，因此对于当时的过程不得而知。只不过，据其他媒体引述药监局内部人士的话说，“内容不堪入目”。

　　“要知道，‘天上人间’能够在国家的首位城市中，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其保安措施和‘背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偷拍需要多大的胆量啊。”1月10日，《南方日报》发表的署名为李新月的评论文章如此写道。甚至，更有网友提出大胆质疑，这是否是熟人故意给张敬礼设的一个“局”？

　　“郑筱萸案后遗症”

　　由于目前张敬礼一事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具体的案情经过和涉案金额尚没有得到正式公布，因此，以上种种终归是猜测和未经证实的“内部消息”。但不可否认的是，由张敬礼落马引发的热议现象却耐人寻味。

　　三年前，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玩忽职守两项罪名，从2006年12月26日被中纪委“双规”到2007年7月10日被执行死刑，前后时间不足一年，是我国药监系统落马的最高官。

　　根据法院的指控，郑筱萸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透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2001－2003年，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齐二药)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以及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欣弗”注射液事件，导致十人死亡，多名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

　　当时，除郑筱萸之外，国家还自上而下地查处了药监局一大批干部。整治力度之强，被称为“药监风暴”，而药监系统内的官员也因此一度人心惶惶。

　　由于此次张敬礼是继郑筱萸之后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时代周报记者尝试联系原国家药品评价中心副主任武志昂，对此，他也不愿给予过多评论，只是略显谨慎地说：“我已经离开三年多了，没得谈了。”

　　“郑筱萸案之后，药监局的信誉度已经基本上没有了，药监局也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卫生法学教授、律师张赞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民众对于药监系统腐败问题的关注，也许是一种“郑筱萸案后遗症”。

　　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的是，2007年郑筱萸案发后，药监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在当年的例行发布会上说：“郑筱萸腐败案这种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对整个系统来说，确实让我们蒙羞。……药监系统要从这个案件当中怎样汲取深刻教训，怎样让我们在今后的监管工作中堵塞漏洞，使我们的监管工作真正地做到为民监管，真正地保障人们的饮食用药安全。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想的，要深刻反思的，是现在正在做的和以后要做的事情。”

　　然而，三年后的2010年，药监局早已进入“后郑筱萸时代”，却仍然陆续有多名中高层官员纷纷“落马”，被舆论评价为药监系统的第二场地震。此情此景，回想起当年颜江瑛的话，不禁让人倍感唏嘘。

　　“三年内，一个部门连续发生这么多起较大的腐败窝案，而且是在关系百姓生命安全的监管部门，说明腐败具有深刻的体制根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任何国家，药监系统都是国家民生方面的一个重要保障系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药监系统的权力分量就比较重。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药监局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值得引人深思。

　　当腐败遇上医改

　　事实上，竹立家的观点并非孤例。自1998年卫生部的药政局与原来的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合并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之后，国家药监局的管理体制几经变革，由属地管理变为垂直管理，管理权限逐渐扩大。2002年起国家药监局着手整顿地方标准，并收回了各地药监局的审批职能后，药监局的权力在2007年达到了顶点，因而，使郑筱萸现象成为那个时代权力过度集中的怪胎。

　　郑筱萸案之后，出于种种考虑，国家近年对药监局与卫生部之间的关系又进行了重新调整。2008年3月1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但由于“医学”和“药学”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药监局又处于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状态，权力仍然很大。

　　“现在的事实证明，我国哪个部门的油水最大、权力最大就最容易出问题。要想解决药监系统腐败的问题，就得加强对药监部门的监管和监督。”张赞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特别是在现在全国都在开展新一轮医改的大背景下，如果药监系统的腐败问题不能得到根治，必然会导致我们整个医改的质量下降，公众也会对政府进行医改、药改的决心提出质疑。”竹立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还建议，要根治腐败，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推进制度反腐。而监管的前提，就是权力需要公开透明。

　　长期关注中国药品管理体制的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对竹立家的看法也表示赞同。但是，他更倾向于相信药监系统的腐败案件仍属于个别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对部分位高权重的人的权力制约得不够。“实际上，目前媒体披露的问题，和是否在药监系统工作可能没有太必然的联系。因此，应该重点在建立内部的制约机制上下工夫。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腐败现象而抹杀了整个药监系统取得的成就。”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胡颖廉博士。根据胡颖廉提供给时代周报记者的相关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全国药品抽检合格率从9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98%以上，每百万人口药品不良反应(ADR)病例报告达到471份，数量和质量都大幅攀升，已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说明，尽管个别缓解有待改进，但机构改革10年来，药品监管绩效总体呈不断向好趋势，尤其是药品安全状况大有好转，制度和机构不断建立完善。”胡颖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那么，药监系统的腐败现象究竟是否会对当前医改产生影响呢？1月11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致电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孙隆椿。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腐败现象并不仅存在于药监局，而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医疗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基本药物制度也在逐步的完善当中。药监系统的个别腐败无法影响医疗改革的进行，没有必要将二者联系起来。”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