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看中医

梁知行

中医·大熊猫·鲸

中医申遗，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中国人的一大癖好。远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梅兰芳先生象征的“国剧”据说曾经征服了纽约；上个世纪下半叶，少林功夫代表的“国术”俨然顶替杂技，成为中国表演艺术的最高峰。原因无他，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只有走出国门，才能出口转内销。

然而，“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遗产”），却是一个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产物。它的缘起，在于保护各个民族之中，因为全球化而损坏、消失、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说白了，就是由联合国发起的一项地方保护主义运动，保护地方珍稀文化物种。而由其产生的“遗产”名单，则是由联合国颁发的“护身符”，既说明该文化之珍贵，又希冀该文化能够获得人道主义的对待。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利于该文化的保护和传播。在中医之前，昆曲成功荣登“遗产”名单，于是，无数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爱好者像雨后的韭菜，白先勇也荣登娱乐杂志的封面。

　 纵然世界已经是地球村，并不说明这一世界是单一世界，依旧存在着文化物种的多样性。在诸多文化物种之中，某种文化之所以能够留存与传播，在于其自身的开放性与勃勃的生命力，能够纳新血，能够自己造血。而某种文化之需要保护，则因为其自身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孤身于文化物种博物馆的蜘蛛网中，抱残守缺，类似于失去生育能力的大熊猫，必须人工授精，精心呵护。

　 在这一背景下来看，中医“申遗”就变成一个好玩的事情。一方面，由于民粹主义的商品经济化，各地的“国医馆”欣欣向荣，各种家传中医山头林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而在另一方面，“申遗”的前提条件，则是承认中医已经成为“遗产”，承认其在文化物种动物园中濒临灭绝的处境，承认其弱势地位，是大熊猫。所谓“申遗”，一言以蔽之，申请保护伞，倡议建议熊猫馆，号召人见人爱、车见车载。

　 拥戴中医的群体，惯常使用博大精深之类的词汇来形容。那么，博大精深如中医，是否需要这顶“保护伞”？固然，体大的鲸，也需要保护。最近，动物保护组织以及巴西等国政府连续举办活动，抗议日本以科学调查的名义在南极捕鲸，实际满足国内鲸肉消费。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鲸肉产品，并不说明鲸的繁茂，而是说明了猎鲸的疯狂以及鲸生存处境的危险；同理，大熊猫的超高出镜率，并不能说明其家族庞大；满大街旌旗招展的“国医馆”，并不能说明中医之繁盛。

　 中医和鲸当然不同。其不同点在于，鲸越捕越少，是一次性消费品，而中医既是一个文化品种，也是一个经济动物。在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文化物种的中医，与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中医，究竟如何区分？

　 在中医“申遗”的运动中，究竟有多少是出于保护，又有多少是出于经济的目的？（林扶叠专栏作家，供职于《南方都市报》）

梁知行

中医是这样被取代的

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开中华医药之先河。在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医形成了本民族独特而有效的生存经验，但近百年来，在各种思潮的洗礼下，中医及其包含的传统文化日渐式微。日前，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在北京召开首次会议，确定将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等八项内容，列入中国传统医药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这标志着中医药申遗正式启动，进入工作程序。中医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吗？有关怎样对待传统中医的各方观点，也随之再度成为我们生活中讨论的热点。

中医是这样被取代的

　
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制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

　

韩德强/文
我为什么对中医情有独钟呢？起因是6年前我母亲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发现得很晚，起先以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后到北京来做胃镜，才发现癌细胞。大夫认为可以动手术切除，但一打开发现已经广泛扩散，只好合上等死。这期间，我目睹了母亲的痛苦万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西医一定要找到癌细胞才能确诊病情？在没有胃镜的时代，西医怎么诊断癌症？不能诊断，又怎么治疗？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么办？

　 这样，我逐渐发现，20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严格地说，这种诊断手段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小肠镜是一粒类似感冒胶囊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自带光源的微型摄像机，能够把小肠内部的情况拍摄下来，并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身体外的接收器上，再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这是医学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

　 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还应用于治疗。我有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发明了一种电化学治癌仪。当时我很惊讶，一个根本不懂医学的人，怎么可能发明治疗癌症的仪器呢？现在明白了，治疗癌症的人并不需要懂得癌症的发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医学，只要能找到某种杀死癌细胞的技术手段就可以了。发明X光、CT、肠镜、胃镜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体的复杂性，都只把人体看成一架由无数零部件构成的机器。用X光照射人体，就像海关用超声波探测集装箱里的走私货物一样。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二大成就是外科手术。20世纪的外科对于人体的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细微结构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体观念上，仍然是19世纪尸体解剖学的观念，即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对于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则完全缺乏了解。例如，有的人由于长期心情忧郁而导致胃溃疡甚至胃癌，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刻打开人体，外科技术能够发现这种联系吗？有人可能以为，对于那些长期积累形成的器质性病变，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脏移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理，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进程，为什么要开刀呢？要知道，开刀并不能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问题了；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又坏了。

外科技术如此滥用，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还是病人的祸根？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例如，结肠部分发现了一处炎症。为什么会发炎呢？按照中医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是人体内外部环境发生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节好平衡，即调节好阴阳、寒热、虚实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

　 问题表现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体。问题表现在结肠，但原因可能在脾胃。这是对病情因果关系的一种整体论观点。但是按照西医的原子论观点，结肠发炎肯定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够专门杀死这种细菌的某种抗生素，炎症就会消失。

　 正是按照这种理论，西医在20世纪发明了无数种抗生素、消炎药。现在医院药费收入中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大约占40%~50%。如果找不到某种特定的化学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实验成果了。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医至今就没有找到治疗结肠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广谱抗生素，服药时好了，药一停又犯。

　 进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种特效抗生素，还会产生副作用。人体内部是一个百万细菌的生态俱乐部，抗生素杀死某种致病细菌的同时，也会杀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细菌，破坏人体内部的各种微妙的转换和合成机制，产生广泛的副作用。更加麻烦的问题是，细菌与抗生素之间还会“博弈”。一些致病细菌被抗生素杀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又产生了，需要研制新的抗生素。由此，我以为，这第三大成就即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实际上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医学。

　 综上所述，20世纪西医的成就对人体内在的整体性、变化性并无多大进展；相反，由于在人体哲学上持整体的、变化的观念，中医能够解释病因和病机，并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能够治疗复杂疾病。

　 我终生抱憾!母亲生病时，我还不懂比较中西医优劣长短，我还像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在宣布一个人的死刑。我甚至认为，西方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体哲学支配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细胞生物学走向基因生物学，从基因生物学走向分子生物学。这是西方医学的原子论思维的继续。

　 如果病因不能在细胞层被找到，就到基因层去找；如果基因层找不到，就到蛋白质层次去找。这样，很可能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疾病的因果关系。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制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

　 更让我担忧的是，这样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韩德强经济学家，现居北京)

梁知行

“文化补丁”现象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医，早已不再是留着长指甲、蓄着长长的鲶鱼胡须、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先生了，而是手拿听诊器和手术刀、能熟练地检视化验单和病理报告单，甚至会上网的新一代中医。然而，他们究竟还会不会把脉，会不会辨证施治，会不会准确地理解《黄帝内经》？却是个问题。

　 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传统中医文化遭遇了两次大劫难。一次是上个世纪初，在现代科学的名义下，对中医所采取的取消主义态度，迫使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在其本土迅速被边缘化；第二次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在缺乏充分的相互理解的条件下，以功利主义的态度，盲目和粗暴地从外部推行“中西医结合”策略。虽然这一策略部分地恢复了中医的“合法性”地位，但其代价却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将中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肢解得面目全非。

　 今天的中医仿佛是被西方现代医学抽取了灵魂的躯体，在西方现代科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语境下，中医文化逐步沦为附庸性的，留下一些技术性的残片，成为某种文化身份的特殊标志，拼接在西方现代临床医学上的“文化补丁”。

　 中医的衰败，提醒我们必须检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偏至。实践证明，中医中包含了深刻的科学道理和合理因素以及现实有效性。中医保守和僵化的一面，在与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冲突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清算。相反，近代科学极端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对传统中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却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检讨。比如，对中医最严厉的指控即是中医中所包含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巫术”。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妖魔化的方式，既不能真正清算中医中的糟粕，更不能激活这个古老的文化生命。

　 传统医学文化的消亡，不仅仅是某一民族的问题。科学理性的僭越和狂妄，正走向科学精神的反面，并已经遭遇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然而，至今仍有一些“科学偏执狂”，依然以一种反科学的精神来诋毁和破坏科学边缘地带的文化。

　 毫无疑问，传统医学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借助现代科学的知识生产体系和模式来实现。但科学并非一个保守、封闭的概念系统。开放的科学观和知识体系，才更符合现代科学精神。中医的现代性转换需要解决的双重难题，一是现代医学科学如何对中医进行合理性的阐释，二是传统中医理论如何兼容现代科学的内容。如把中医学院列入理工科院校，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均不适合中医的传授。

　 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系统。两者之间的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医“申遗”，尤其是将中医体系各部分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遗产，也许能为建立起这样一种良好的对话机制创造机会——如果它不是急功近利的文化策略的话。  (张闳  文化批评学者 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