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故里60年风云

梁知行

武训的故居已经在1993年拆除。拆除前它是一栋土坯危房，几根木头支撑着一面将倾的山墙。经常上访要求保护故居的武训后人，终于熬不住了，把它拆掉重建，以解决一家人的安身问题。新建的房门前，挂着“堪称丐圣”的匾牌，提醒人们这里曾是武训居住过的地方。

武训(1838- 1896年)是清末山东省堂邑县武庄(今冠县柳林镇武庄)的一名乞丐，靠乞讨兴办义学三所，清廷曾授其“义学正”名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其事迹也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民国期间，他的名声亦不坠，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要员均曾题词撰文赞颂。对武训评价的重大转折，发生在1951年，因为一部电影《武训传》而掀起声势浩大的批判武训运动，给予他“大地主、大流氓、大债主”的新定位，这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对武训的评价开始回归，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中指示限“于地方范围内”恢复其名誉。如今官方话语提及武训时，亦语皆褒扬。2011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否定了武训批判这种做法，认为当时对《武训传》以及武训其人的批判“在教育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

在武训故居数公里外，柳林镇上，有一处武训纪念馆，但并未对外开放。看门的老人说，纪念馆已筹建了三年。这里是武训创建的一所义学原址，内有武训墓及祠堂。不过，武训墓内并无尸骨与衣冠，真正的武训墓已在“文革”时被拆毁。当武训批判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时，他的家乡柳林镇也就成为了风暴之眼。

武训一生未娶妻生子，其长兄武谦的次孙武芳林过继给他当了儿子，便有后人传承下来。“文革”时，武训被扒坟抛尸，是其孙子武金兴冒险将尸骸偷偷取走，埋在了村边的一片麦地中。

距离《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刊发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批判《武训传》社论，已经整整60周年了，武训的重孙武成田带着南都记者来到那片埋有武训尸骨的麦地，慨叹良久。

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


土改运动，武训仍是正面典范

在武训去世半个世纪之后，1946年，他的故乡开始进行土地改革。3年前，为了纪念这个乞讨办学的名人，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这里由堂邑县改名为武训县，武训老家柳林镇也变身武训镇。县内还有以“武训”命名的师范学校和小学。彼时日本已经占领了山东，国民党政府早已撤离，但共产党仍在地下活动。

土改开始时，武训的曾孙武玉泉12周岁。“我家很苦，国民党南下没带走的杂牌军把粮食又给吃了一部分，9岁时，父亲就领着我去黄河南边的梁山县逃荒要饭。”武玉泉对南都记者说，他家土改前有6亩多地，属于贫农，土改时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9分多地。

不过，武庄整体上就是一个穷村，没有谁家特别富裕。“一共60多户人家，有48户贫农，20多户中农，最多的也就70多亩地，没有地主。”武玉泉说，但土改时，武庄还是有几户人家被定位为“富农”，其中一个叫武丛林的人，则被贴上“地主”的标签。

“武丛林其实不是地主，他有70多亩地，是土改前1945年闹灾荒时，从其他人手里买的。他节俭过日子，没雇工，个人去地里干活，他岳父也帮他干。这个人也不坏，庄里没人恨他。解放战争时，他跑到梁山县躲了一年多，土改后回家，就被定为逃亡地主，说他雇工(岳父)，批得比较厉害。”

武庄还有一个叫武金栋的人，土改前还有50多亩地。按武玉泉的说法，武金东效仿武训办义学，但化募来的钱，有一部分“顾了自己家”，买了些地。武金东的土地也被贫民分了。

武玉泉参加了共产党的儿童团。“多少会有点好处，能多分些粮食。去抄家，喊‘打倒地主’的口号。”他说，村里一个富户跑了，他们每家分了一大包的山药，“没分农具，他家也不多。”

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则当了贫民委员，参与土改分地工作。解放战争也进入了最激烈的时刻，两党军队在冠县附近攻守。

据《冠县县志》，“冠县作为老解放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拥军支前，参军参战，支援新解放区，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全县有3387名青年参加解放军，400多名干部北上、南下，支援东北、平津、河南、湖南等新区的工作。全县为部队提供了数百万斤粮食、柴草，组织了数千名民兵和数万名民工随军转战黄河南北……”

家住距武庄约十公里远许村的郝瑞琛，1948年曾任附近四五个村的土改组副组长。

郝瑞琛1943年入党时，才16周岁。他只在武训高小读过三五月书，但因为父亲是清末秀才，所以教他识得不少字，也写一手好书法。入党前，郝瑞琛在附近集市上给商家记账，在集市上收税的共产党员，“看这小孩虽然还不到18岁入党年龄，但又会写又会算，表现很好，就破例发展我入党了。7月份举办入党仪式。我那时对共产党了解不多，连苏联都不知道，后来看书、报才了解马列主义。”

土改在许村开始时，郝瑞琛在村小学教书。“共产党驻村干部协助群众斗地主富农，十几个兵都有枪，许村斗了18家。那时上面不让打人，只分地，但下面奉行极左政策，开大会时地主吊起来，叫群众打‘恶霸’，不打不行，不能怜悯地主。有一次打死两个。”

被打死的地主曾做过伪军，手上也曾有血债。但被批斗者中也有口碑极好的地主。村里有一位邢姓拔贡(拔贡是清末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曾作为清廷公费留学生留日两年，给许村打井，带来现代肥料。“他老实，也不捉事，人人说好。但也斗了。老百姓不愿意斗拔贡，村干部也不愿意斗，但兵工厂的人不同意，必须斗。就勉强斗他，有的群众都掉眼泪，没有打他。兵工厂的人叫他跪下，他一跪下，别人都离开老远，不敢看他。兵工厂的人就说，这是因为：拔贡势力大，人人见了都害怕！”

郝瑞琛的秀才父亲，因为家贫，避开了之前的批斗，但很快也被别人揭发：西边有拔贡，东边还有秀才呢。“村里办公的人都知道父亲穷，不能斗。兵工厂的人说：斗倒他的人格。群众感觉光斗人格，更没劲了。因为父亲平日在村里总调解纠纷，后来就没斗他，根据内亲定成分，定为贫农，还分了些地。”

短短几年内，地主乡绅都作为剥削阶级被打倒在地。武训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波及，虽然1949年武训县已被重新更名为堂邑县。1948年7月，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仍是正面典范，但创作者们已经开始用与土改相同的逻辑来重新评价他。



《武训传》电影引发全国大批判

《武训传》的男主角是著名演员赵丹。武玉泉还记得摄制组在村里的情形：“赵丹来村上，找了些人，犁地、推磨、拉碾子，我家武训的神主牌位什么的，也被剧组借去临时用。赵丹装(演)得好，开始不太像，后来越装越像。”

村民吴金居当时年纪还小，他印象深刻的是，赵丹在拍戏间隙，时常给村里小孩子画画。武训在乡亲心中，仍有相当的高度。“我一小就知道武训。那时武训高小有7个班70人的免费学生，管吃饭，学杂费都免。我也是免费生。国家拨款重建武训祠堂，没有竣工就因日本入侵停建了。”郝瑞琛说。

日本兵并没有毁坏武训祠堂。武金泉说，日本人也崇拜武训，不少人听说日本鬼子来了，就到武庄避难，“武庄的人不杀，武训学校的学生，也不杀。”

1951年曾在武训批判运动中被广泛征引，与武训做对比的冠县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在当地群众中口碑并不好。“小时候就骂他孬，有坏人，就说他‘是宋景诗做的’。”吴金泉说。

郝瑞琛的评价中夹杂了唯物主义史观：“他其实是一个流寇，没有政治纲领。乡亲们对他的评价也不高，有人说他抢、砸。不管穷富，一概抢、砸。”

《武训传》拍摄时，土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赞成土改。不仅共产党，孙中山也曾讲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郝瑞琛现在的观念在当时更是主流思潮。新中国成立之初，宋景诗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他注定要靠凸显武训“丑恶”的“封建性”而存在。而对武训的评价，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艺界仍然正面，但话语体系已经完全变样———既然帮村民打井的乡绅，都因所属阶级而在土改中遭到批斗，既然推翻旧体制的革命值得赞扬，那么维护封建统治的武训总要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才能仍然获得好评。

《武训传》的编导孙瑜，1950年冬为李士钊编著、孙之儁作画的《武训画传》写过一篇序文：“武训是前清封建主义统治阶级压迫下一个平凡的农民……尽管武训的那一种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方式缺乏积极性和革命性；尽管他的作揖长跪、含泪强笑募化来的义学决不能推翻统治，解放穷人；可是成千成万的人不能不看了武训的事迹而同情感动。任何为大众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事迹是永远值得人同情和感动的。”

1951年2月，孙瑜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他遵循周总理的指导，影片中“写到了”三个原则：站稳阶级立场；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

只是，对武训的评价既然已经依傍在阶级斗争的话语框架内，它就必须要经受更严苛的话语挑战。

终于，在《武训传》上映、并引来文艺界诸多好评之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开始刊发贾霁和杨耳的批评文章。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将批判引向高潮：“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篇社论要求“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接下来，《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发起13人“武训历史调查团”，开始前往武训生活过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化名李进一同前往。

随后在《人民日报》连载近4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开始全面否定武训，肯定宋景诗：“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反对者的命运：我以为是学术讨论

江青等人来柳林镇调查那一年，吴金居12周岁，正读小学。“我从小就顽皮，看见一个女的坐在车上，很好奇。就在武庄小学门口，有站岗的扛着枪，其他三个小孩都被拦住了，我闯了进去，倚着门看，武金栋、我五爷爷都在，有人在问有人在记。后来听人说车里的女人是毛泽东的夫人蓝萍———那时大家还叫她蓝萍，不叫江青。我还记得她的模样，不太高，长得不算孬，四方脸，短发，那时还没戴眼镜。”

武玉泉回忆，调查组成员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曾前来他家，向父亲武金兴要去包括地亩账在内的相关资料，“态度也不错。”“父亲以为地亩账是老爷爷的功劳，谁知江青说：一个人三顷地！扣上地主的帽子。”

武金兴还被叫到柳林镇与江青谈话。“江青问父亲叫啥，问还有什么材料，让人给父亲倒茶水喝。父亲之前就听别人说，要找武训的错误了。父亲说，老爷爷有什么错，他承担。认为都是功劳，没错误。”

村民的很多话，被调查组加以利用。武玉泉说，后路堂村有一个叫路延林的老人(103岁)，说武训放债只放给好户，不放给穷人。武玉泉辩解说：“实际放钱给穷人，穷人还不起，没法办学。能收回来才放钱。”

此时，武训已经去世55周年。“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就胡言胡语乱编。”武玉泉说。

但也有村民，在调查组前保持了沉默。据调查组成员之一、时任临清县临清镇委宣传部长的赵国璧20世纪80年代回忆：被调查人中，有个在清朝当过“藤甲兵”的人，名叫李汉邦，七十多岁了，独个儿居住。当调查组到他家时，张口便对武训为人大加赞扬，他说，“武训可是个好人啊！他一生吃苦耐劳，攒钱为穷孩子办义学！我见过他，也知道他的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正是山东巡抚张曜大人来临清的时候。”到了晚上，村干部对他说：“武训挨批了，说话得留神点！”这样，到第二天，调查组又去找他做调查时，他便说：“我耳朵聋，听不懂你们的话。”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另一调查组成员、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长的司洛路还提及，调查团先到堂邑县找了县长赵安邦，他是个念书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柳林东南赵家里庄人，离武训家只有十几里地。在开始会见调查团来人时，他就说：“对武训这个人可不能乱批评！”当时他不知道李进是什么人，县委书记段俊卿对他说明李进就是江青后，就不记得他再对调查组说武训的好话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炉之后，武庄村干部曾找到武金兴，告诉他上面已经在批判武训。“他说武训是地主富农的奴才，见到富人就磕头。我父亲说，磕头不给钱都没办法，不磕头谁给钱？我父亲也会说一套理。等村干部走了，我父亲说，批判的人你有权力，说圆就圆说扁就扁咱有什么办法？很生气。”武玉泉说，在调查组调查之前，父亲武金兴曾做过一个梦，他去武训祠堂，看见有几个人在那里喝凉茶，父亲怀里揣着一锡壶热茶，想与这些人的凉茶混着一起喝，但这些人不同意。父亲转了三圈，找不到老爷爷牌位，后来在西山头看到一张纸一张纸把老爷爷的头像都给盖住了，他就一张一张揭，老爷爷金光闪闪的头像就在西山头露出来了。

这个梦像一个隐喻，预示了武训身后在新中国的命运。1951年下半年，全国掀起批判武训的高潮。在武训故里，各个机关单位也在传达、学习批判武训精神。在冠县档案馆，南都记者看到一份武训师范学院1951年6月15日的档案材料———《讨论批判武训问题总结报告》。报告称，经过18天业余时间的学习文件和讨论批判，全校师生初步学会“用科学的历史观来批判问题”，报告列举了师生提出为武训辩护的12点理由，一一做了驳斥。譬如，有师生说：“吃了喝了到现在成了无产阶级，能分庄分地，吃苦努力办学不好了，有罪了，武训手上没有血，怎么成了罪人呢？”报告提供的正确答案是：在封建社会里，不满意他们的统治，吃喝玩乐是消极的抵抗，聚火抢劫、杀官劫库、扰乱封建统治秩序，使他们统治者统治不下去，是革命行动。武训倒向敌人，怀抱死心塌地为敌人服务，危害人民。至于说没有拿刀杀人手上没有血，那么蒋介石不也没有亲自拿刀杀人，能说没有罪么？又说武训为公不自私，他为的啥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公，不是为人民大众的公。武训的方向错了，他为公利他都说明起的反人民的作用大，说明他是典型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拥护者。

知识界很多泰斗级人物，开始公开发问批判武训，《武训传》编导孙瑜和《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等人也都撰文自我检讨。

此时，郝瑞琛已是堂邑县委宣传部干事。老城隍庙的神位已被拉倒，成为县委办公所在地。江青等调查团成员来时，“县委、政府领导去聊城接，江青坐小车，其他60多人坐大汽车。调查团在县委大院内后面的楼住，单吃小灶。”

郝瑞琛没有参加调查采访，他负责誊写武训师范学校教师名录，那里很多秀才与拔贡，“江青夸我字写得不错。不过，那时我不知道李进就是江青。”

看到报纸上那么多批判武训的文章，郝瑞琛感觉如鲠在喉。“我认为这是学术讨论，允许不同意见，不会受处分。就写了2500多字的文章———《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县委二三十个人围着我，有人说：‘小郝，你可别写这个，不行，了不得。’我不听他们的，两个小时就写好了。”

在投稿给省委机关报《平原日报》之前，郝瑞琛征询了堂邑县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的意见，“他们都说别邮，不行写这个。我心想不要紧。邮到《平原日报》没20天，发表了。”

不过，郝瑞琛的文章是作为负面典范发表的，《平原日报》附了一则编者按：“今天像郝瑞琛这样的人却仍坚持认为‘武训是值得表扬赞誉与学习的’，只不过证明：他们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已。”堂邑县县委书记等人去省里开会时，提前知晓了批判郝瑞琛的消息，回来后召开县委会议，开除了郝瑞琛的党籍、工作，让他回农村劳动。“连胸前的县委会证章也没收了，轰出县委会，第二天我就扛着被子回家了。后来去学校里，才看到批判我的报纸。”



国办发文为武训恢复名誉

郝瑞琛在许村老家劳动一年，又去聊城地委宣传部找宣传部长(原堂邑县委书记)等人，要求重新安排他工作。不久他就被分配到聊城保险公司，成为一个小职员。“我在保险公司做了三四个月，还被监视着呢，闲聊中我又说武训的名声国际上都知道，结果他们认为我还崇拜武训，没改，又回家监督劳动，一直到1980年10月给我平反。”

郝瑞琛再次回农村劳动时，事实上武训批判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有关武训的林林总总，在武训家乡都成为忌讳。“以前，每年正月初二，去柳林镇武训墓上坟的人群，声势浩大，一批判后，都不敢了。”武玉泉说。不过，吴金泉的父亲在武训批判运动后，还曾因劳动突出而成为当地的劳模。在民间的口耳相传中，武训似乎仍然有着好名声。1964年，帅子兰从外村嫁给武庄的吴金泉，父亲对她说吴金泉的老爷爷修学校是好人。“我结婚前就知道武训，但并不知道武训挨批判。”这大概符合农村识字不多者的一般情形，批判武训的影响更多扩及在知识分子群落。

对武训批判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文革”爆发后。“《人民日报》重新刊发了批判武训的社论，我也因为这个挨过批斗，村里的小孩都喊我‘二武训’，受歧视得很。”郝瑞琛说。

武玉泉家庭的命运当然更差些。“我们被扣上‘武训孝子贤孙’的帽子，是‘武训流毒’，抬不起头来。标语都是‘打倒武训’、‘武训是豪户的狗腿子’、‘武训前披羊皮，后披狗皮’。父亲也成为四类分子，和其他地主富农一起上台开会挨批斗。”

武玉泉被抄了家。“村里一个老师带着十多个红卫兵，打着小纸旗，喊着‘打倒武训流毒’、‘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口号，进来就说，把武训有关的东西全拿出来。”武玉泉说。

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偷偷把武训神主匣子里的神主牌位留了下来，其他如“乐善好施”匾额等都被抄走，运到村小学烧掉了。待到196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红卫兵涌入武训祠堂，扒掉了武训的墓。

武庄14周岁的武德富，当年在柳林镇完小读5年级，他参加学校批判武训的戏剧表演，也是扒武训墓的积极分子。“柳林完小500人中，我是最早的26个红卫兵之一。党往哪打枪我往哪走。破坟时，现场有接近1000人吧，拿大铁锤砸。我用手掀扳墓砖时，还砸坏了手。我记得，扒墓的总指挥是柳林二中教师刘西奎，他拿着武训的头骨说：这是武训的狗头。”武德富对南都记者回忆。

武德富说，他们把武训棺材拆开，将武训的尸骨放棺木上，一路喊着口号，抬到柳林镇北街西北角的一个废砖厂“撒骨扬尘”，现场还开了一个批斗大会。

尸骨在废砖厂停留了几天之后，武金兴才在黑夜偷偷把它拿回，埋在村后的麦地里。武金兴的儿媳帅子兰对南都记者说，“从此之后，家里一点好事没有。同样干活，别人10个工分，我们就8个。找什么典型都找到我家，和另一户地主武丛林一起，晚上常开会受批。”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几年。1980年郝瑞琛获得平反前后，《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也到柳林调研，酝酿着给武训恢复名誉。自此开始，武训后人也开始为此而奔跑。标志性的转折发生在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作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函(1986)20号)，内称：“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胡乔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训其人，过去大加挞伐是错误的，现在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这与武训传之涉及陶行知、孙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请遵照乔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处理。”

轰轰烈烈的武训批判，以这样的方式宣告退场。

我认为这是学术讨论，允许不同意见，不会受处分。就写了2500多字的文章———《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县委二三十个人围着我，有人说：“小郝，你可别写这个，不行，了不得。”我不听他们的，两个小时就写好了。

———1951年顶风为武训辩护的郝瑞琛

今天像郝瑞琛这样的人却仍坚持认为“武训是值得表扬赞誉与学习的”，只不过证明：他们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已。

———1951年《平原日报》发表郝瑞琛文章所加的编者按

当时的具体做法有明显缺点，即把思想认识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在教育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不利于通过充分民主讨论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yangyangboo

痛心。土匪当政，给百姓带来的困苦是无穷的。

梁知行

新中国第一部禁片 电影《武训传》拍摄和被禁内幕


1950年底，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映。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针对这部电影竟掀起一场全国性大批判，该影片随之被禁止上映，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孙瑜作为《武训传》的编导，亲历了《武训传》拍摄和被禁的前前后后……

　　一


　　1944年夏，孙瑜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一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今山东冠县）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他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经过30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在他50岁以后陆续办起了3所义学，而他自己仍然乞讨度日，直至死去。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赞扬，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武训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

　　孙瑜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1945年孙瑜赴美国时，身边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初拟的简单《剧情梗概》。1947年秋天，孙瑜在回国的旅途中，拿出笔记簿来，开始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艺术加工虚构的）也逐渐在孙瑜的头脑中形象化了。

　　回国后不久，孙瑜就决心筹摄《武训传》。1948年1月初，孙瑜在南京赶写“分场剧本”，1月底就写成简单的电影文学剧本。

　　这个《武训传》分场剧本，描写武训自幼穷苦，乞讨为生，他羡慕村里有钱人的孩子入私塾念书，有一次，他壮起胆子走进一个学堂里，跪着请求收他念书，但是，老塾师见乞丐进门，认为“有辱斯文”，一顿戒尺和呵责把小武训赶了出去。武训不能念书，后来到张举人家帮佣，言明每年工钱6000文铜钱。武训帮工3年，等他要求支钱回家看望生病的伯母时，张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拿出假账簿，说他钱已支用完毕，武训不服，被一顿毒打赶了出来。经过这些教训，武训懂得了穷人不识字的苦，决心兴办义学，要让穷孩子也能读书识字，不受欺侮。于是，武训做短工、讨饭，敲铜瓢卖唱要钱，集资办学。他一生到处奔波行乞，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最终办成了几处对穷孩子进行免费教育的义学……

　　电影分场剧本着重刻画了武训一生的苦行，主调完全是歌颂性的，歌颂了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伟大精神。

　　《武训传》分场剧本写完打印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交郑君里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赵丹曾在医院里阅读过《武训先生画传》，他见清朝的山东同乡武训（赵丹也是山东人）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孙瑜在上海约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

　　孙瑜很想能在昆仑公司拍摄这部影片，并于1949年2月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昆仑”正在赶摄《三毛流浪记》和积极筹摄赵丹、吴茵合演的《乌鸦与麻雀》，电影《武训传》暂难排上拍摄日程。

二

　　1949年6月20日，孙瑜在解放后的上海接到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在北京，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欢迎辞，听取了周恩来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讲话。在每天的文艺晚会上，孙瑜和其他艺术工作者愉快地欣赏了老解放区艺术家们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气的歌舞、戏剧的演出。

　　一天晚上，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后的盛大晚宴上，周恩来和茅盾、郭沫若都参加了。孙瑜从老远处挤到周恩来跟前，颇为唐突地告诉站着的周恩来，他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并请教总理对武训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索，告诉孙瑜，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3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在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总理说话的情形下，周恩来不可能再和孙瑜多谈。但他的寥寥数语，已给了孙瑜很大的启发。

　　1949年12月，昆仑影业公司把《武训传》推上拍摄日程。孙瑜和郑君里、沈浮、赵丹等其他剧组人员多次讨论研究《武训传》的问题。大家感到，武训立志终生艰苦修“义学”，为了使穷孩子们也能写写算算，不再吃不识字的苦，其志可嘉，精神可贵；但“兴学”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地位，应该在电影里加以评述（当年一度曾有人建议改电影的名为《武训评传》）。于是，孙瑜决定修改《武训传》剧本。

　　孙瑜原来写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大家感到，武训兴办“义学”可以作为一部兴学失败了的悲剧来写，而武训本人到老来也发现和感到他自己失败的痛苦，才能成为一个大的悲剧。这些修改意见，孙瑜都一一接受。孙瑜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准穷人念书，但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那一种“悲剧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阴险刻毒，也是对《武训传》剧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时，虽然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写了武训为穷孩子们终生艰苦兴学劳而无功，可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的。于是孙瑜在昆仑公司昼夜赶写，很快地修改了剧情和写好了分镜头本。

　　1950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昆仑影业公司请了当时负责上海电影事业的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3位领导来到公司，由孙瑜口头把修改后的《武训传》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场次细讲了一遍，赵丹作了补充发言。夏衍等人听完介绍之后，建议孙瑜把电影的开场和结尾再做一次修改，原来的开场戏是以一个“老布皈”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故事，改为由解放后的一个“女教师”在武训诞生111周年纪念会时，对几个小学生讲武训兴学的故事；在片尾还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师”做出结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样，剧本当晚就被夏衍等领导口头通过，决定继续拍摄了。

三

　　1950年2月，孙瑜和《武训传》外景队―――演员赵丹和饰小武训的孙栋光、摄影师韩仲良、美工师丁辰、制片主任孟君谋等人，到了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借住在柳林镇的武训师范学校里，武训师范学校的旁边就是武训的坟墓（这个坟墓后来在“文革”初期就被一些“红卫兵”们砸烂了，据说还把武训的骨头刨出来，淋上汽油当众烧毁）。在开拍前，孙瑜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的种种细节。

　　《武训传》的外景在山东拍摄完后，大家回到上海拍摄内景和场地景。《武训传》顺利地拍摄到当年9月时，忽然昆仑公司要孙瑜把电影拍成上下两集。在以后的半个月里，孙瑜又坐下来继续夜以继日地赶写剧本。

　　孙瑜为增加主人公更多更大的困难和矛盾，又精心增加了一些细节。例如，武训因不识字受了欺骗和一顿毒打，在破庙卧床悲戚昏睡，深夜里幻入一场大梦（代表他的思索），幻见张举人变成红顶朝服的魔鬼，把他和无数的“文盲”打下寒冰苦海和炽热的火狱里受罪，最后他回忆幼时听武母“义学”的话，从苦海幻进天堂杏坛，把封建恶魔张举人打下尘埃，因而最后武训得出了他“修义学”的“伟大计划”。

　　与此同时，孙瑜又从历史现实出发，力图合情合理地在戏的主线外添加了支线，发展了郑君里提出过把车夫周大作为北伐太平军被打散的军士的建议，增加了周大的戏，写他在小偷李四和一个管狱的王牢头（两个新添的虚构人物）的冒险协助下，纠合死牢中的囚犯们，打出牢狱，“逼上梁山”，带领一支农民武装的队伍，和官府恶霸们英勇地斗争下去―――在剧情上和武训兴学成为“一文一武”正副两条线。这两条线轻重不同地并行发展，互相衬托，直到剧终。

　　为了更进一步深化电影的主题思想，孙瑜又增加了这样的情节：武训在办成第一个“义学”后不久，含泪跪谢考得第一名的小学生赵光远时，竟然在赵光远的口中听到“书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的话语，白发苍苍的武训当时犹如霹雳击顶，惊痛地发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义学”，竟会劳而无功，一败涂地！最后，老武训在悲愤的心情中，拒绝穿“皇上”赐给他的“黄马褂”，拒不跪谢皇恩，装疯子进行他的“悲剧性的反抗”。他对一群小学生痛哭流涕，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的同时，又在剧终时看到所谓“武”的一线―――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弟兄们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再次高喊“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为了加戏，孙瑜在电影里加强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阴险。蔡楚生在养病中，还热情地自动替孙瑜写了一段精彩台词，刻画山东抚台张曜和幕僚吴庸之利用武训，为武训奏请清廷赐造牌坊，以“收揽民心”的卑鄙对话。

四

　　电影《武训传》在1950年年底终于完成了。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潮涌，“口碑载道”。1951年2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获得热烈反应之后，孙瑜亲自带了《武训传》的新拷贝到了北京。

　　2月21日晚7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带了孙瑜和史东山两人乘汽车直赴中南海。周恩来等大约有百多位中央首长谈笑着走进了中南海放映大厅，都来看电影《武训传》。孙瑜没有预料会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长来看这部片子。这晚，毛泽东主席没有来看，后来据中影华北管理处的同志告诉孙瑜说，主席几天后又专门调了《武训传》去看。

　　在电影的整个放映中，周总理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银幕。孙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观察他对电影的反应。尽管上海、南京等处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好评”，孙瑜仍然像一个刚刚交上考卷的小学生，心里相当紧张地等待老师评分！电影放完后，周总理没有在大厅里提多少意见。总理只在某一艺术处理上告诉孙瑜，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时，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孙瑜即于第二天把踢打武训的镜头剪短了。

　　《武训传》2月25日在北京公映之前，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试映。公映之后，称誉和推荐的文章在报刊上接踵而来。孙瑜在北京逗留了约10天，很多看过片子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说《武训传》的社会效果颇好。一些原来不安心、不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看了《武训传》以后，开始安心教育，热爱孩子，纷纷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1951年初，随着《武训传》在全国的热映，该片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孙瑜和《武训传》的全体剧组人员都感到莫大的庆幸和安慰。没想到两三个月后，晴天一声霹雳，展开了一场对《武训传》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社论严厉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还说，“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由此得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结论。

　　1951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样，《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武训传》随之被禁止上映。批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也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以康生等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为捞取政治资本为影片罗织了种种罪名，使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标题是《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电影《武训传》在蒙冤34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2005年底，在上海影城举办的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电影回顾展上，《武训传》又被完整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这是《武训传》被雪藏50余年后首见天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