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梁知行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举行升旗仪式，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能最终进入大学，完成“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南京大学为贫困学生设立的“ 入学绿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门子弟已越来越少。 （CFP/图）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校舍由竹篱围成，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严重影响了穷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24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她的伯伯与堂哥，就是通过参军，在城市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学率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三年，2006年，她以年级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42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她所毕业的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征兆。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15位文理科状元，11位来自这两所学校。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不平等的起跑线

超级中学的出现，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
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如果再晚生几年，”仝十一妹说，“我家没条件送我到县城读小学，我就没有办法考上县城中学，更没机会进衡水中学，进不了衡水中学，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学者杨东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现状。在他看来，这一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2010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

2002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5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陆铭为化名）


记者：潘晓凌 沈茜蓉 夏倩 刘星 何谦

来源: 南方周末

梁知行

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专访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


日前，《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大学越来越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在当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社会阶层固化”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而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最新修订本近日出版，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进行了分析。

为此，本报记者围绕“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专访杨继绳。

1 开放社会需要“阶层流动”

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

新京报：为什么会关注到“阶层流动”这个问题？

杨继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

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

可以说，阶层流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新京报：社会流动和哪些因素有关？

杨继绳：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

从宏观来看，一是重大制度和政策变革；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个人努力。

1949年的政权变更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等，每一次重大制度变动，都有一批人社会地位上升，一批人社会地位下降。1978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又是一次因制度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工业化使大批农民变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农民变成了市民，产业结构升级使大批蓝领变成白领。

个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其社会地位，也与制度有关。“先赋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后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会才是开放性社会。

两种制度相比，前者是落后的，是改革的对象。

2 “官二代”是集体世袭

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

新京报：你曾提出“集体世袭”这一概念，这和“阶层固化”什么关系？

杨继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

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官员子弟的，实际上我说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官员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的确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让官员子弟可以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新京报：具体指什么？

杨继绳：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很多领域，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对经营者来说，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官员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富翁。

新京报：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杨继绳：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官员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说法，就是“集体世袭”的结果。

3 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出现了很多人弃考的现象

新京报：那么，“穷二代”是怎样形成的呢？

杨继绳：“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新京报：贫穷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

杨继绳：是呀，原来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由于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世袭了，所以现在即使得到高的学位，也难找到好的工作，知识改变命运经常行不通了。

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费用有的用尽了家庭的积累，甚至欠了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低阶层流动到高阶层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杨继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快有制度改变的原因，即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政治身份的废除，私有经济的恢复，个人自由度的扩大，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就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赋性因素扩大，即世袭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

为什么先赋性因素加强了？经济市场化了，行政权力不仅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状态，还有强化的趋势。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再加上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漏洞。权力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就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



4 “矛盾”从农村移到城市

现在的农民工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比较开阔，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还有农民工二代的问题，你曾说他们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没有原来老一代人那么强。为什么？

杨继绳：如今，在一些大城市，农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农民工，社会生活就要瘫痪。但是，他们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新京报：大量的“农二代”生活在城市里，如果城市不能接纳他们的话，恐怕也会产生不和谐，甚至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吧？

杨继绳：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而是也带进了城。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甚至有些地方，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还要粗暴地侵犯农民工的人权：将他们赶出城市。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

现在的农民工基本队伍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城市怎样接纳“农二代”呢？

杨继绳：从长远看，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为了使几亿农民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当前应当做的是：（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五）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六）扭转对农民工的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

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正，给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两年，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不足以缓和面临的尖锐矛盾。

5 “阶层固化”易产生社会摩擦

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

新京报：《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公平的，阶层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杨继绳：当然是。阶层固化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如果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世袭，哪有公平可言？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会破碎。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摩擦、阶层冲突。

新京报：当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杨继绳：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实际上，人们仇视坏官，对好官还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钱，人们不仅不仇视，反而高兴。因为他的发明对社会贡献大。人们仇视的是那些得到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这跟偷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恶。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仇官”的背后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后是劳资矛盾，如果是靠权力发财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员的为所欲为。为什么一些官员能够为所欲为？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因：权力不受制衡。当然，资本过度肆虐，其背后也有一个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就阻碍社会合理流动，于是就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仇官”、“仇富”会加剧社会震动，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

6 “阶层流动”需要新思维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而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新京报：你曾谈到，阶层固化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最近两年，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稳定，一再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杨继绳：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

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

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很多底层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渠道，这恐怕不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吧？

杨继绳：是的。如果堵塞言路，各个社会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同阶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这当然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言路不畅，只好通过群体事件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

新京报：如你所言，仅仅采用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维持稳定并不足取。那么，应当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

杨继绳：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慢慢放气呢，还是再拧螺丝呢？如果采取传统的稳定思维，就是拧螺丝，如果采取新的稳定思维，就是放气减压。拧螺丝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即采取向低层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减弱不平等程度等。

当然，放气减压也只是暂时措施。最根本的是要釜底抽薪，从制度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公权部门尚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与制衡，资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与驾驭。这样，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共同施压于普通大众。这是社会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渊薮。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要将公权部门和资本力量纳入到更为有效的监管体系之中。而制衡公权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访谈员：张弘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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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难出贵子”被指不全面


从清华北大生源结构数据得出“寒门难出贵子”有失偏颇，农村生源比例下降与城市化加快有关。


“我们学校的学生农村生源占到三成多，‘寒门难出贵子’这个结论不全面。”8月21日，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波在该校开学第一天发布了他们的新生生源结构调查结果。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北大清华的农村生源所占比重不大，且连续多年下滑。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7%，北京大学的农村生源仅占一成。清华招办数据显示，今年清华所录取的新生中，县级以下中学学生近500人，只占清华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

以此为依据，有文章指出，这个时代“寒门难出贵子”，教育资源严重失调，农村学生升入名校的机会越来越少，知识已经难以改变命运，阶层流动通道堵塞。

这一观点引起了各大高校的普遍关注。但由此得出的“寒门难出贵子”的结论却不被大家认可。

东南大学就此专门做了生源结构调查。刘波认为，从清华、北大两所高校的生源结构数据得出“寒门难出贵子”的结论，有失偏颇。在其他学校，农村学生的比例并不低。农村生源比例下降，与城市化进程加快有关，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也并不意味着都是寒门。

江苏四所名校农村学生均占到三四成

据刘波介绍，在今年的高招工作中，在江苏省，东南大学录取线位列全国高校第11位，在全国，东南大学录取线为第15位。今年东南大学招生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共招收新生3986名，农村学子1215人，占31.2%。

自2008年开始，东南大学每年招生人数都在4000名左右。对照学生志愿表上的生源地户籍资料，东南大学按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进行了详细统计显示：2008年，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为36.4%，2009年为34.1%，去年为34.8%，今年为31.2%。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更高一些，达到四成。该校每年招生数量都在4000人左右。

5年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每年都有生源结构统计数据。

据该校招生就业处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为42.8%，2008年为42.2%，2009年为40.5%，去年为44.1%，今年为40.5%。

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王晖介绍，在中国高校排行榜上，该校综合实力在40名以前。多年来，该校在江苏省的招生分数线仅次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苏州大学招生就业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该校招生6717人，其中农村学生2737人，比例为44.7%。

苏州大学也是“211工程”高校，在全国大学排行榜上，一度排名36位。

“我们没有做详细统计，但农村学生比例大概在三成左右。”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刘源说。

农村学生大都热衷报考理工类高校

“教育资源不均衡没那么严重。”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波说，作为顶级高校，清华北大招收的几乎都是各地的状元，都是各省最有名的中学最优秀的学生，这一比例即便是在城镇户籍学生中也是很低的，而北京的高消费也让许多农村学子望而却步。农村学子比例和名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对于非一线城市的名校来说，农村学生比例会高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名校，农村学生比例肯定更高。

“这两所高校比较特殊，不好拿他们的比例来下这样的结论。”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刘源持同样意见。

“样本太小，不具代表性。”苏州大学招生办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教育不公平客观存在，但没有那么严重。

刘波承认，教育资源分布的确存在着不均衡现象。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学生，考大学时确实有明显的优势，但在不同省份、不同区域，教育资源分布也不同。

刘波解释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基础教育阶段，农村和城市、中西部和东部差距还在拉大，农村学子能享受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会减少。

而对于江浙沪等东部地区来说，其教育水平全国领先，教育资源的城乡差距并不大，尤其是县市这个层面，基础教育都很好。在江苏，甚至出现了倒挂现象：县里比市里好，各市比省会城市好。

记者了解到，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部属院校在江苏的招生比例大概占到三到四成，作为省属高校，苏州大学在省外的招生比例大概占25%。

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主要生源地集中在南通、盐城等地的县、镇中学，而理化科目正是县中学生的强项。

分析东南大学农村学子占三成的原因，刘波认为，农村学生大都热衷报考理工类院校，理工类专业就业后起薪高，可以很快改善家庭经济情况。

同时，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比，南京消费水平低，生活压力没那么大，这也是南京高校农村学子比例能占到三成以上的原因。

农村并不意味着寒门

不过，另外一个事实是，连续4年，东南大学农村生源都在逐年下降，对此，刘波认为，城市化进程加快，是农村生源逐年下降的一个原因。

但从东南大学的统计数据来看，各省情况不尽相同，农村学生比例除个别几个省有所升高外，大部分省市的农村学子比例在下降。来自山东、河南两省的农村生源比例最高，去年，东南大学在两省招生人数均在150人左右，农村生源比例均达到50%。今年该校在两省招生人数有所增加，河南农村生源下降了1个百分点，山东下降了16个百分点。

“农村并不意味着寒门。”刘波分析说，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一大批农村精英流入城市，通过经商、买房转为城市户口。还有一部分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集体转为城镇人口。尤其在东部沿海，城市化进程速度更快，在苏南等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收入并不低，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还难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农村生源与现在没有可比性，那时候城市化程度低，城乡收入差距不大。”刘源说：“寒门应该指贫困家庭，而不是农村户籍家庭。”

刘源介绍说，南京大学在校生有2.9万人左右，本科生数量大概是1.4万人左右。按照国家标准，其中贫困生有3000人，研究生中贫困生有1000人，全校特困生超过1000人。贫困生基本都申请了助学贷款，相比之下，清华、北大两校的贫困生人数要少得多。

刘源说，从贫困生的分布来看，除了苏北占小部分外，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省份，而且城镇生源比例比较高。

“所谓‘寒门难出贵子’是对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一种情绪反应，不能从户籍差别上简单下结论，教育公平是综合性问题。”刘波说，东部农村家庭的收入其实不一定比城市或者西部城市家庭低；农村户籍人口中也不是全部都在务农，有一部分住在乡下，工作在城里；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寒门学子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成才的几率更高。


记者：李润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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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在于地方教育的官僚性，义务教育教师无竞争的松懈性，教育改革使教育资源的集中性，学习就业的矛盾性，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管理的放松导致的。

梁知行

读书改变命运遭现实挑战  部分农村子弟放弃高考


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改变命运真不容易

“花了五六万元，上了四年学，到头来找工作还要拼爹。” 黄艳宁的话，透着浓浓的辛酸与无奈。

黄柯柯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8级本科生。这个暑假，她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准备考研。作为寒门子弟，读研将来找份好工作是她眼下最好的发展选择。

这个瘦小文静的姑娘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柳村一个贫困农户家里。家里的5亩地，除了提供口粮，每年只能带来两千来元的纯收入，为了维持生计，老父亲不得不到城里的工地打工。

作为西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北大学子，黄柯柯无疑是有出息的，在她考进北大的那年夏天，父母不惜“重金”，在村里摆了数十桌酒席，足足热闹了一天。

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黄柯柯在西柳村读小学，接着去镇上念初中。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她，中考分数达到了西安市几所著名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然而，高昂的择校费注定她与那些“超级中学”无缘。

一个偶然的机遇，西安市一所普通省级重点中学西光中学的招生老师找到了她，让她免学费和择校费入读。即便进入西光中学，2007年的高考，她只考了个二本。上天再一次眷顾了她：西光中学的老师又找到了她，让她免费复读一年。终于在2008年，黄柯柯“裸分”考上北大。

黄柯柯是幸运的，有惊无险地考上北大，前途也因此值得期待，而她的姐姐和弟弟就没那么幸运了。

黄柯柯的姐姐黄艳宁，勤奋苦学，2004年考入宝鸡文理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毕业那年，在投了一堆简历之后，垂头丧气的她只能暂时回家待业。没有工作的她，只好嫁人，结了婚再慢慢找工作。

结婚3年，工作依旧没有着落。除了有时做一些普通中小学的临时工，黄艳宁几乎成了全职主妇。经过无数次失败后，今年7月，黄艳宁终于成了一所高中的数学老师。“越小的地方越是有一层牢牢的关系网，像我们这样没什么背景的，能找到这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 最让她过意不去的是，年老的父亲还为自己的工作操了不少心。“花了五六万元，上了四年学，到头来找工作还要拼爹。” 黄艳宁的话，透着浓浓的辛酸与无奈。

黄磊，黄家唯一的男孩子，是这个农村家庭未来的顶梁柱。高二那年由于和老师闹矛盾，少年意气的他主动退学。黄柯柯多次向父亲建议，劝说弟弟回校重拾学业，参加高考，但最终没能如愿。“经过姐姐的事，爸爸对大学生的出路失望透顶了，他觉得即便弟弟读一个二本学校，毕业也还是找不到工作，还不如让他早点挣钱。”

退学后，黄磊进入了西安市一所技校，学习驾驶起重机、挖掘机。但当学成工作，整天对着尘土飘扬的工地，他开始嫌弃这份工作。后经同学介绍，他进入西安一家缝纫机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月工资1200元。

繁重的工作，微薄的工资，残酷的现实让这个曾经叛逆的少年开始后悔自己当初退学的决定，但是日渐老迈的父母已无法挑起供他上学的重担。黄磊再次出现在尘土扑面的工地上，跟他的父亲并肩站在一起，在起重机的“隆隆”声中度过本该灿烂的青春岁月。

黄柯柯的求学历程，崎岖而幸运；黄艳宁的求职历程，辛酸而曲折；黄磊放弃高考学技术挣钱，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黄家三姐弟，三种不同的人生路，是我国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以期改变命运的剪影。面对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他们的向上之路走得真不容易。

读书改变命运，正受到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

“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不少村民发出这样的疑问。

读书改变命运，曾经是农村寒门子弟坚守的信条，如今，这一信条正受到很大的挑战与质疑。

“村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学费越来越贵，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也越来越多。”这是农民们普遍的感受。高学费让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在甘肃省，近几年返贫人口中，一半左右因教育支出过大返贫。会宁县很多百姓认为“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但就业难也让他们心生疑惑。“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看到村里在家待业的大学生，不少村民发出这样的疑问。

教育“高投入、低产出”，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崎岖。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村寒门子弟，只有考入一线名校，这条路才会相对平坦。而教育资源不均衡，名目繁多的加分，高考内容的能力化导向等，都让农村寒门学子输在教育之路的起跑线上，考上一线名校自然也越来越难。“如果不是西光中学对我关爱有加，我根本不可能考上北大。”黄柯柯坦言。

根据刚刚公布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越来越多农村寒门子弟放弃高考。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

“学费这么贵，找工作这么难，对于我这样不太会读书的农村穷孩子来说，还不如早点去工作。4年时间可以积累多少工作经验啊！”湖北省大悟县的王强放弃了高考，先后在孝感市、武汉市、上海和北京当了7年理发师，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在北京东五环外过着“蚁族”生活。像王强和黄磊这样的农村寒门子弟，由于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从事的大多都是传统意义上“并不体面”的工作，多数过得并不如意。

“一等人爱国孝顺，两件事耕田读书”。多年来，对于期望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农村寒门子弟来说，除了高考，当兵也是一条重要出路。江西省玉山县的杨清林就选择了这条路。可是2年义务兵当完，他不得不复员重新择业，“龙门”没跃成，反而又回到了当兵前的起点。

出路本来就不多，又没有一条是平川坦途。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农村人改变现状越来越困难，农村穷孩子“跃龙门”的机会越来越少。

“放弃了高考，但我没放弃人生。想在城市立足太难了。攒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理发馆，积累资金，再做点生意什么的，干点大事。” 这是王强的计划，尽管现在过得并不如意，可贵的是，他心里还有梦想。

尽快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拥有知识，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没有知识肯定不行。”刘能教授认为，应着眼长远看教育的效益。

学费贵、就业难，“读书无用论”又开始在不少农村抬头。

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认为，缓解就业难才是破除“读书无用论”的关键所在。

“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对社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没有做出灵敏的反应，这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寒门子弟就业难情况的出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建议，国家应重视应用型教育的发展，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变化，及时调整专业安排和制定招生计划。

缓解就业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缓解农村寒门子弟就业难方面大有潜力可挖。廉思建议国家加大对他们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扶持，提供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

“寒门子弟也要逐步改变工作分三六九等的传统择业观念，树立行行出状元的就业观。”陆汉文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建议农村寒门子弟尽早做好职业规划，多选择像地铁技术人员等成长性专业岗位。

针对农村“弃考族”越来越多的现象，廉思劝诫农村寒门子弟必须加强学习，“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无论走哪一条向上流动之路，没有知识肯定不行。”刘能认为，应着眼长远看教育的效益。

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其他向上通道越来越窄，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了吗？

“当前，接受高等教育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在较大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教育体系中任何不公平现象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廉思说。

陆汉文建议尽快改变教育资源城乡不均衡发展，不同院校不均衡发展的现状，让每个孩子、每所学校都能平等竞争。“只有这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才能缓解，农村寒门子弟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才会更通畅。”

“只有向上流动渠道畅通，阶层板结才能有效避免。”廉思认为，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考虑，统筹规划，“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立足点。”

陆汉文认为，必须尽快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通过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最终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只有这样，向上流通渠道才能畅通，寒门才能出更多的贵子。”


来源：人民大学

戈壁风车

农村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吃苦耐劳了，即使在普通大学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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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公权部门尚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与制衡，资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与驾驭。这样，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共同施压于普通大众。这是社会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渊薮。”一语中的，顺天道，损有余，补不足，方能长治久安，只可惜，我们仍在逆天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