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药物滥用大国该服一剂全民教育的药

梁知行

同样的一种病，为什么你用抗生素，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如果说这种情况影响你的医院行为，医生协会就要处分你。行业自律制度建立起来后，医生就是绝对的权威。我现在也在呼吁，不要盲目地去反对医生，当然我们反对的是制度，我们还是要客观地认识医生的特殊性。

——廖新波(微博)

廖新波，男，1956年8月生，广东台山人，学历医学本科、管理学硕士。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他在微博上名叫“医生哥波子”，他的博客有1100多万的访问量，微博粉丝则达到66万。

在微博上，他既跟网友一起怒斥南海弃婴事件，“这样的医生太不争气了！”又与医学生一起探讨医生的职业素养，称找工作不容易；他还现身现场了解医患纠纷中的真相，却回头告诫人们，“以一种逆反心态喊‘医生该杀’大逆不道！谁没有亲人为社会从事各种‘高危’工作呢？”病人没钱看病，他怜，网友要求医院买单，他悲，“为什么医疗行为要为丑陋的制度买单”。他经常会被@要求关注某某病患，以便获得医疗救助。实际上，他也促成了几单善事。

他大部分的微博，通过iphone所发。遇到堵车，他也记挂医疗问题，“从卫生厅下班到广州大桥不足三公里居然走了一小时。大家都很沉着，只是小心地插队和轻微地违规。我在想，如果人与人之间都如此沉着和冷静地处理纷争就好了。医患矛盾也如此。”

“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抗菌药物的滥用已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十分突出的问题，”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日前表示，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

我国是抗生素使用和生产大国，人均年消费量为138克左右，而美国为13克。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病例中，因抗生素滥用引发的病例占近一半，其数量和严重程度排各类药品之首。近2000万听障残疾人中，一半左右是由于使用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如庆大霉素等）造成。每年有19.2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抗生素造成的占2/3以上。

日前，卫生部发布“史上最严”的治理抗生素滥用措施，要求医疗机构将使用的抗生素品种、数量、使用率、价格进行公示，三级综合医院抗生素的种类原则上不得超过50种。

我国抗生素药物滥用现象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能否得到彻底改变？近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做客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节目，深谈当下中国的抗生素困局。

利益结构

“难道药厂就不应该有利润吗？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生产”


记者：从当初的博客，到现在的微博，你一直跟网络公众混成一片，你的感觉如何？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和公众沟通？

廖新波：我对医学、药学的一些问题非常清楚。但是社会上尤其网友，有多少人清楚医疗问题呢？作为一名卫生官员，我认为我有责任出现在网络世界，与大家共同去探讨医改也好，医疗也好，甚至每一粒药品的使用也好，使大家共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生命价值观。

记者：你说抗生素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廖新波：我认为抗生素的政治问题，确确实实比较尖锐，或者说逐渐明显起来。由于抗生素从最初的能救命，到现在被发现有很多害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明显，这就与滥用有关。在国际上，也有人对我们使用抗生素提出质疑，并提出我们应该予以遏制。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人家针对的并不是抗生素的使用者。对抗生素的使用，一个观点就是，如何去干预，如何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有健康的体质。

记者：我国抗生素每年的使用量约为21万吨，其中出国有3万吨，自己使用约18万吨，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使用138克。药品从生产、销售到分配，利益链条非常粗、非常长，这是不是造成今天难以解决抗生素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廖新波：我认为这是在以药养医的政策环境下，医院不能从政府部门获得补偿的一个渠道。政府过去制定了一条政策，以药补医已经50多年了，从开始的利润不高，到后来变得很高，在利润空间极高的情况下，腐败就产生了，利益链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想法，有想法就会有做法。目前取消15%的药价加成，我认为还不是根本，因为断掉医院加成的15%，仅仅是断掉医院的发展基金，而院外那些交易有多深呢？也是很触目惊心吧。谁来砍掉中间利润？肯定不是医院。所以有时我也在想，难道越便宜的药就越好吗？难道药厂就不应该有利润吗？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生产？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研发？谁保证质量？怎样去平衡这个利润点，是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源头就是政策。

记者：单讲政策非常抽象。单以抗生素为例，把它拿出来解开政策的复杂性，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廖新波：最要紧的，是认真去调研生产一颗药的成本是多少，然后给出一个合理的利润价格。流通要经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做法并不十分奏效。我们有阳光招标，但是价格没有下来。一些有效的低价药进不来，在市场上看不到。所以你说医生想开便宜药，去哪里开？我不是为医院辩护，而是说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所以医院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应该有所区分，政府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做自己的事情。

监管机制

“行政监督不太到位，应通过法律监督和利益关系监督”


记者：抗生素使用的主体是医生，医生不可能自己去揭发自己；使用的客体是病人，但是病人又不了解这个东西。到底谁来监督呢？违规了谁来发现？

廖新波：制度的监督有院内的。院长监督科主任，科主任监督所管的医生，这就是监督。另外还有行政部门的监督，再就是司法部门的监督，还有我们付钱的部门来监督，比如保险公司。在国外，保险公司可以限制医院的行为，用这个药，你要跟我说清楚为什么用，你做这个CT，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做，否则我可以拒付。所以通过一种支付制度的改革，一定可以制止一些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的行为。

记者：但目前我们的监督还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廖新波：我们现在的行政监督不太到位，也没有通过一些有效的法律监督，或者说是利益关系的监督。比如，如果把抗生药物的使用列入法律，违反了药品使用规定，就是要绳之以法。这在国外是非常严格的，你这家药店不让你卖处方药，你就不能卖，卖了我就要处罚你，送你上法庭，甚至判刑。我们现在却是：有监督，而不利。

记者：他们是个利益共同体，怎么会舍得互相监督？

廖新波：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比较难。网民对我提出很多希望，说廖厅这是你管的。我说我虽是副厅长，但不是政策制定者，我不可能逾越人家的地方。但是有时候责任心迫使自己不得不在媒体上和微博上牢骚几句。

记者：卫生部从2003年到2011年，一共发了12个关于合理使用抗生药物的文件，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今年号称史上最严的整治措施出台，立马的各项指标就降下来了，这种暴风雨式的治理，到底有多大的疗效？

廖新波：运动如风，这是中国的传统。我们总是认为制度重要，领导的意图也重要，我曾经说医改成功与否，只是领导一句话的问题。确确实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领导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怎么使领导明白办医的目的和责任，怎么用制度规范行为，用制度去奖惩，去讲究公平效率，还有一定的距离。抗菌药物这个风，一定要刹，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中央下达的命令，怎么使它固化呢？我认为就是怎么样使我们补偿医院的机制建立起来，使它成为制度。

医德医风

“过多的政府治理只会越治越乱，应建立行业自律制度”

记者：作为患者，如果连医院都不能相信的话，我们信谁？

廖新波：如果说仅仅就你的问话来回答，是绝对要鞭打这种没良心没医德的行为。但要分析其原因，我不是为了我们的过错而辩护。我们从不同国度、不同制度的医生来对比，为什么西方包括市场经济非常发达自由的美国，没有像中国医生这样乱开药？在具有共同民族血统的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新加坡，他们的医生为什么会过着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不是通过开药去体现他的价值呢？也许我不可能为中国出现这样的不负责任，违反医德的行为，有任何的结论。但是结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在批判中国某些医生这种唯利是图、滥用抗生素现象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反思我们的制度。

记者：目前对医生滥开抗生素的处罚，并不是很严苛。比如会给三次机会后，才会取消其处方权。

廖新波：这也是制度存在的一个弊病。现在不是专业自律的组织在规范医院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政部门，也正像刚才我所说的，多少次违规给予处理。在香港，医生必须遵守医师学会里面的医德规范，如果违反了，业内给予警告，取消医生资格。香港医生，如果在大陆行医出现香港限制的行为，同样受到处罚。

记者：为什么医生不能被行政处罚约束？

廖新波：大陆的不少医生并不是靠本事来维持尊严，而是开药开检查，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就是我前不久跟台湾的代表团接触，他们说你们大陆做一个阑尾炎手术，有的地方手术费仅人民币几百元，而他们在台湾做一个同样的阑尾炎手术，医院扣除了成本、利润，医生可以得6000新台币。所以这就是医生的价值在不同的制度下，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的对比。

记者：医生的工资低，那是忽视了他的红包收入。医生在抱怨自己的收入太低，实际上有很多潜规则潜渠道在流通，所以这应该是两个问题。

廖新波：红包本来是一种感情的表达，最后成为一种价值的体现，这就是变质了。所以体制很重要。国外的很多先进经验有利于在今后医疗体制改革里吸收。我不是说全盘照搬，而是学习人家的治理理念和一些有用的方法，拿一些有用的工具来进行限制。

记者：对医生的行政监督不奏效，还有什么办法吗？

廖新波：监督机制我认为要参照国外的一种做法。过多的政府治理只能越治越乱，发了那么多的文件通知，说明治理有效但是成效不大，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假如说通过有效的行业自律来约束行业内人员的行为，那是最理想的。因为只有他们知道错在哪里，才有用。

补偿机制

“如果不建立补偿机制的话，基本药物制度也会落空”

记者：中国是一个吊瓶大国，有数据显示我们现在是全世界使用抗生素最多的国家之一。中美两国的对比，抗生素年总产量中国是美国的9倍，而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一年的抗生素消耗量是一个美国人的10倍。抗生药品在整个临床药品的使用量上中国是70%，美国仅仅为30%。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美国管理抗生素的规则在中国很难实现吗？

廖新波：我国卫生部下面有一个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他们专门做这个工作。有一个信息化管理，通过一些软件设置从终端了解大部分三甲医院抗生药物的用药情况，使用率以及使用强度，一旦这里面发现报警就会向监管部门、行政部门传达这个信息。近段广东正在开展阳光用药监督工作，从链条，采购、销售到流通这三个环节来打击不法东西，使医院做得更好。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全民教育。在英国已经在中学教材里，植入抗生素的情况。我想这个情况还是可以去执行的。最主要是理念上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不是变成一个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一个博弈。

记者：为什么强调对医院的补偿机制？

廖新波：我说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在某些地区是取消了药品加成，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病人和医生都往二三级医院跑了，为什么？其根源，还是政府答应给予补偿多少千万，每人多少，最后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人心惶惶，对于患者来讲没有医生哪有质量？哪有服务？因此病人也跟着走。如果能苟且生存的话就是通过打吊针，打吊针是合法的收入是不是？吃药也可以治好，打吊针也可以治好，但是打吊针可能会增加一点医院的收入。所以这个补偿机制不建立的话，基本药物制度也会落空。

记者：河北省儿童医院有个胡医生做到了能打针就不输液，能吃药就不打针，但该院门诊之前有80%，降到了现在不足50%。医生是抗生素第一战线的战士。

廖新波：其实尽量不打针的医生很多，我们也可以再回顾一下一毛钱医生，就是一毛钱也治好了拉肚子，这个医生难道不会用药吗？难道不可以从药品回扣那里获得利益吗？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医生。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诊断、治疗，同样可以获得预期的效果。我也对政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意见，我说要是服务费并不是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费用，而是药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软硬件投入的成本分摊，该多好。


记者：谭君

来源：潇湘晨报

励杏老人

保险公司可以限制医院的行为，用这个药，你要跟我说清楚为什么用，你做这个CT，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做，否则我可以拒付。-------------------------------为什么？因为举证责任倒置！

励杏老人

在批判中国某些医生这种唯利是图、滥用抗生素现象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反思我们的制度。--------------------------------------
我始终认为只要某些事件涉及到整个特定职业人群或整个社会人群，一定有政策、法律安排的不能尽如人意！
例如最近热炒的北京少年足球队0:15（0:11）惨败俄罗斯00后的少年足球队，输掉比赛事件，以白岩松之明在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栏目尚发出如此感慨：回头一想，真得感谢那群俄罗斯的孩子们，几场普通的比赛，留给我们太多真正有价值的思考。这已经不是一个足球的话题，而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孩子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不仅教育工作者要思考，做家长的恐怕也得好好思考。不能今天输球骂娘，明天又拒绝让自己的孩子上运动场。只有教育、家长、社会形成良性的循环，我们的孩子才会慢慢真正地健康和阳光起来。
但是我要问：现如今是唯文凭时代，在高考这一“指挥棒”下，家长能让“杂事”“耽误”孩子的学业吗？家长敢让“杂事”“耽误”孩子学业吗？

励杏老人

基层医疗机构成抗生素滥用重灾区 农村地区更甚
正文 我来说两句(13人参与)2011年11月25日00:57 来源：经济参考报 复制链接 打印 大 中 小 　　
眼下正值流感高发期，不少患者扎堆到医院输液，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再度引起关注。《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在卫生部的数次整治之下，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抗生素的使用率有了明显降低，但基层医疗机构以及诊所药店仍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对此，卫生部宣布要建立长效机制开展滥用抗生素专项治理整顿。而在专家看来，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

　　滥用抗生素之患

　　今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控制抗菌素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而在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再度发出警告：警惕无抗生素可用时代。

　　抗生素滥用问题引发如此高的关注，主要是源于近些年“超级细菌”的出现。去年10月，宁夏两名患儿被检测出带有能抵抗绝大多数抗菌药物的超级细菌N D M -1。今年8月，美国26个州数十人感染沙门氏菌疫情。同时，最新科学发现，一种名为“肯塔基”的超级沙门氏菌恐将蔓延全球。

　　抗生素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发现，它使得人类的寿命至少延长了10岁。但大量不合理地使用抗生素，就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严重的耐药性就会产生超级细菌。而且细菌耐药产生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新药开发的速度，长此以往，人类将没有抗生素可用，再一次面临很多感染性疾病的威胁。

　　“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抗菌药物的滥用已经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十分突出的问题。”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日前表示，抗生素可能毁掉中国一代人的健康。

　　据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远远高于国际上2.5瓶到3.3瓶的水平，人均年消费量是美国人的10倍。

　　在大量使用的同时，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查显示，我国不合理使用使用抗生素的比例超过46%，在使用量、销售量列在前15位的药品中，抗生素占了10种。

　　而在中国住院病人方面形势更为严峻，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到58%，远远高于30%的国外平均水平，而其实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还不到二成。

　　据记者了解，我国抗生素使用品种多，而且结构也不合理，使用中存在求新、求贵的现象。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医生往往会给患者使用新药、贵药。而在患者方面，对抗生素认识不清，常常把抗生素和消炎药混为一谈，听凭广告或者自主随意购药，而且为了求疗效快，也会主动要求或者接受医生推荐的最新、最高端的抗生素。此外，少年儿童抗生素使用比例高于成人，其中部分原因是家长担心孩子病情而要求输液，结果使得体内长期带着耐药菌。

　　抗生素的大量及不合理使用还体现在畜牧农业方面。由于饲料中含有大量抗生素，动物在饲养的过程中体内不可避免地会残留抗生素，最后通过食物链传播到人身上并在体内积蓄，成为健康的定时炸弹。

　　抗生素如此滥用之下，产生的不只是“耐药宝宝”、“超级细菌”，更是我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而其所造成的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

　　基层医疗机构仍是重灾区

　　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其实早就引起了包括卫生行政部门、专业学会和协会在内机构的重视。自2003年以来，仅卫生部下发的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文件就已经达到12个，其中还并不包括临床路径和疾病的诊疗指南。

　　今年4月卫生部发布了《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以规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限制不合理、制止滥用，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数次专项整治活动。

　　“卫生部在11月对全国三甲医院的督导检查中发现，有的指标已经实现，有点接近实现”。卫生部医改司副司长赵明钢表示，抗生素专项整治效果初现。

　　天坛医院药房主任赵志刚告诉记者，他们医院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监管抗生素的使用，目前使用率比以前有了明显下降，有一些指标还在完善中。

　　在记者的调查中，也发现医生对抗生素的使用慎重了许多。近日，记者以感冒患者的身份去北京某三甲医院就诊，医生在询问病情、量体温、做常规血检之后，只开了抗感冒颗粒等少量药品，而且在记者提出输液要求后，医生认为没有必要，只是建议多喝水、多吃水果。

　　二甲以上医院抗生素的使用情况是有了极大改善，但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抗生素使用还是不太规范，农村地区更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记者在北京西城区某社区服务站发现，虽然是大清早，但已有很多人在输液。而且在就诊的过程中，医生只是简单地询问了病情，并没有做量体温、血检等一系列的检查，就给记者开了药，其中还包括了头孢拉定胶囊这种抗生素。

　　“医院还是在大量使用抗生素，特别是感冒、痢疾、肺炎等这些流行性疾病，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基本一致，也是吊针、输液，因为这个利润丰厚。”甘肃省某县级医院的李医生告诉记者。

　　而在该县某村当赤脚医生的王大夫也表示，因为农村人使用的多是普通药物，所以利润不大，村卫生室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吊瓶子”。而随着冬天到来，感冒的人增多，他每天都要出诊好几次，上门去给病人输液。

　　滥用绝不仅仅在“药方”上。尽管早在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文要求自2004年7月起，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销售处方药。但记者在走访多家药店后发现，部分药店仍随意出售抗生素。在北京市西城区某药店，虽然对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做了明确区分，但当记者提出要购买头孢拉定、阿莫西林等抗生素时，药店销售人员不仅没有要求出示处方，还给记者推荐了几种速效药品。而在另一家药店，问及头孢拉定、阿莫西林等抗生素类药品时，虽然店员提到需要处方，但最后还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卖给了记者。

　　顾客张先生也向记者反映，“现在去医药超市买药，顾客要买就买，店员才不管你有没有处方，而且还不提供任何药品使用和禁忌提醒。”

　　那这些药店就不担心被监管部门查处么？曾经在药店干过销售的李女士告诉记者，药店要么是事后自己再补处方，要么是直接不开发票，所以监管部门在检查时根本发现不了。

　　“在乡、村两级医疗机构，抗生素的合理使用还有待进一步强化。”赵明钢也坦言基层医疗机构抗生素使用还存在问题。他同时指出，由于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实行了基本药物制度，因此，抗生素的数量、品种、控制都得到了规范，今后要着重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微生物检测能力。

　　根治需进行制度改革

　　赵明钢指出，总体来讲，中国的抗生素的使用、管理还是比较科学的，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包括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个别医师专业知识能力的欠缺问题，有的群众对用药知识的掌握还不十分充分的问题，在有的机构，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现象还是存在的，也可以说，在极个别的医疗机构、在极个别的医务人员身上，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

　　“因此，卫生部希望是以三年为周期，建立长效机制开展抗生素专项治理整顿。”赵明钢表示，一方面将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另一方面将要求医疗机构要进行处方点评，要监测本医疗机构抗生素使用的情况，包括使用的种类、用药的数量，还有它的合理性，并将本机构所能提供抗菌药物的种类、规格，以及价格的情况进行公开。

　　而在专家看来，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

　　在公立医院的经费当中，政府拨款所占比例不高。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财政拨款仅占市属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工资总额的10%左右。

　　“这样就使得这些医院不得不需要去变成一个商业化的机构，通过药品和诊疗来收取经费。今年做了一年抗生素控制使用工作，大家都感觉这里面有很深的机制问题。”卫生部经济研究所卫生发展与战略研究室主任李卫平指出，以药养医是产生滥用抗生素问题的制度根源。因此，她认为一方面要完善抗生素药物使用的相关制度，加大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则需要进一步强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打掉开药谋利的行为。

励杏老人

国务院：强化安全预警 完善药物滥用监测制度2011年12月07日 19:16
来源：中国新闻网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中新网12月7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药品安全规划(2011—2015年)》。会议强调，要强化安全监测预警，完善不良反应和药物滥用监测制度。

会议要求，强化安全监测预警，完善不良反应和药物滥用监测制度，健全药品上市后再评价制度，重点加强新药、中药注射剂、高风险药品的安全性监测和评价。完善应急预案，保障应急药品及时有效供应。

会议指出，健全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国家级药品检验机构建设，改善省、地(市)级机构实验室条件，加强县级机构快速检验能力建设

励杏老人

如何科学合理使用抗生素？
本报通讯员 李杰
发布日期：2011-12-09　 来源：科技日报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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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在作血标本培养,用于诊断患者是否细菌感染、鉴定菌种、做药敏试验。李杰摄

    抗生素是一种让人喜让人忧的药物。它既可以杀死大部分细菌，甚至挽救生命，但又会出现耐药性越来越强的新一代细菌。总参总医院在科学管控抗生素使用方面的做法，或许能为医疗行业带来某些启示。请关注——   

    今年，军地有关部门多次召开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会议，先后制定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相继展开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检查。除了政府机关制定的这些“硬杠杠”，还有什么力量在推动抗生素使用朝着合理规范的方向发展呢？近日，笔者在抗生素使用的主要源头医院进行了探寻，发现总参总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在科学管控抗生素使用方面有新的做法，或许能为医疗行业带来某些启示。

    抗生素让人喜让人忧

    自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青霉素，抗生素自此诞生。回顾抗生素问世83年的岁月，不禁让人欢喜让人忧。抗生素在杀死大部分细菌的同时，也筛选出细菌的耐药基因，这种基因在其下一代中继续保留，于是出现耐药性越来越强的新一代细菌。

    总参总医院药剂科冯端浩主任介绍说，从抗生素问世起，耐药菌也就应运而生了。开发一种新的抗生素一般需要10年左右，而一代耐药菌的产生只要两年，可见耐药菌的衍生远快于新抗生素的研发。据统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每年死于感染性疾病的人数约为700万，到了1999年死于感染性疾病的人数上升到2000万。直到媒体开始对超级细菌爆料，普通民众才发现，抗生素与微生物制衡的天平已经被打破。我国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7年过去了，尽管政府多次下发文件通知，但效果并不明显。相反，超级细菌、耐多药菌不断出现，抗生素的使用仍居高不下。在我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138克左右，美国仅13克。而多数医院的实际情况是：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70%，其中外科患者比例高达97%。监测报表显示，患者住院一次使用抗生素可达5种之多。

    多管齐下遏制滥用

    当国家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滥用抗生素毁掉了中国一代人”时，闻者均振聋发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史上最严”的抗生素整治行动。

    总参总医院刘希华院长介绍说，为确保合理使用抗生素，医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按照制度规定严管理，另一方面依据科学手段定方向。医院上至科室主任、下至合同聘用人员均重温了抗菌药物使用的有关规定，按照医、技、护系列分别组织考核，让规章制度熟于心、践于行；严把门诊、住院、手术等抗生素使用标准关，每月通报、点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对冲关者分别进行公示、批评、处罚，连续两个月违规使用超过3次者，停止其处方权两个月。

    引进高尖设备、开发新特技术,是总参总医院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初，医院投入大量资金，在原有1台微生物鉴定仪的基础上，又引进了3台国际上最先进的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和血培养仪。新仪器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最快3小时出菌种鉴定结果，4—8小时出药敏报告，可比以往提前10小时用于指导临床用药；细菌谱宽泛，能鉴定600多种病原菌，菌种涵盖了临床已知所有常见和罕见菌，鉴定准确率在97%以上。检验科董梅主任表示，准确检验出患者感染的病原菌，可以直接告诉医生对号入座，无需跨用高级、广谱的药物，避免了过度甚至滥用抗生素。

    此外，总参总医院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药学服务机制。药剂科在负责分发药物、调配制剂时，将角色定位为临床治疗团队的一员，主动下科室宣讲用药法规、政策和知识，解读药学疑问，规避用药风险；为电子处方系统加挂药学服务智能提示功能，医生开具抗生素等药物名称时，系统将自动跳出对话框，提示药品分级、适应症、不良反应、禁忌症等信息，帮助医生恰当选择使用；开发处方点评系统，设专人专职对医嘱、处方进行全样本24小时审核、点评，通过对不合格处方的反复点评沟通，不仅夯实了医生的基本功，提高了医院处方合格率，也控制了抗生素的使用。

    遵循科学事半功倍

    为了让更多的患者享受到科学进步带来的实惠，总参总医院实施分段计费，降低患者付费。比如：微生物检测，包括标本培养、菌种鉴定、药敏试验，“一条龙”检测项目，医院人为地分步实施，进行单项收费。标本培养出致病菌才做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否则只收细菌培养费用。检查按需要而设定，为患者省钱的同时也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大大提高了抗生素靶向杀灭致病菌的比例。

    依靠科学检测合理使用抗生素，不仅能减少经验用药导致的滥用抗菌药物和耐药细菌的产生，而且还能避免误诊、误治的发生。医院曾收治一位鄂尔多斯市牧区患者，因无明显诱因腰痛，致使活动受限，当地医院诊断为“腰间盘突出症”，住院行保守治疗，症状无明显好转，今年5月初来总参总医院治疗。入院后完善相关检验、检查，检验科微生物室血培养发现革兰氏阴性短小杆菌，经鉴定为马尔他布鲁菌。临床依据此诊断患者为布氏杆菌病进行隔离治疗立即见效。布鲁菌的及时检出及准确鉴定充分证明了科学检测的重大意义，不仅使患者的疾病得到及时准确的治疗，也避免了疾病的扩散传播。

    临床上，依靠科学检测不仅让抗生素使用更加合理，有时甄别出来就是危重患者的救命药。ICU曾收治了一位患者，肺部感染症状明显，高烧不退，几度抢救，生命危在旦夕。临床已经使用了泰能、万古霉素、两性霉素B大万能用药，但效果并不理想。检验科报告通过几次血培养，发现患者感染了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该菌对泰能天然耐药，对复方新诺明敏感。这个消息如同雪中送炭，调整用药后，患者的病情很快得到了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