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器官移植大调查

梁知行

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

文/记者  谌彦辉

最后的希望

“如果继续在首尔等待，我早已经死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活命……”2005年12月寒冬的一个早晨，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来自韩国的肝癌患者李成哲（化名）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对本刊记者说，他在中国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渴望。

65岁的李成哲一直在与病魔殊死搏斗。他的妻子说，李在3年前就被发现得了胃癌，曾在韩国的医院做过胃切除手术，2005年检查身体又发现患有肝癌。

此后，李向韩国国立器官移植管理中心申请进行肝脏移植，但一直杳无音信。李成哲说，在韩国寻求脑死亡者的器官像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困难。

韩国国立器官移植管理中心的数字显示，到2004年12月为止，等待肾脏移植的患者达5131人，等待肝脏移植的有1460人。但是，韩国2004年完成的肾脏和肝脏移植手术分别只有892例和644例。而且，81％的肾脏移植和90％的肝脏移植都是移植了活人器官的“活体移植”。如果患者的家人和亲属不提供器官，在韩国接受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手术的机会几乎为零。

眼看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李成哲对他的亲人说：“就这样死了算了。”在这之后，是媒体的报道让他们重新看到了一丝生的希望。

韩国的KBS电视台、《朝鲜日报》等媒体相继报道了一些韩国肝癌晚期患者在中国接受移植手术，并恢复了健康的消息。

随后，李成哲决定，步众多韩国患者的后尘，到中国的天津去，寻找最后的希望。据不完全统计，仅近3年，就有3000多名韩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华移植器官的人数每年也在1000人以上。

“与其在国内等死，不如赌一回。”李的家人表示，来之前已做好了料理后事的准备。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全家人都陪同而来，为了不错过和老人的最后一面。

2005年12月17日，当记者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看到李成哲时，老人已经做完了肝移植手术，此时的他正值术后第4天，身体还特别虚弱，连坐起来吐痰都需要有人在背后扶着他，说话也显得有气无力。但他的家人表示老人的恢复状况不错，再过一个星期，他们就可以回国了。

飘洋过海的韩国人

和李成哲一样，许多韩国人来到天津，做人生最重要的赌注。他们明白，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去中国，要么死亡。

43岁的金相宇（化名）患有晚期肝硬化合并症，并导致食道出血，他当初来中国的想法是：“哪怕死也要接受一次移植。”

家境并不宽裕的建筑工人郑民植（化名），卖掉了惟一值钱的房子，找亲人凑齐了钱才来到这里。

据《朝鲜日报》报道，“大韩器官移植学会”曾对在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后回国的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前往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分别只有2人、1人和4人，而从2002年开始，人数急剧增加。

该学会总务理事、任职于首尔大学医院的河钟远指出，该学会这次调查的人数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人数可能会更多。

报道还引述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患者负责人的话说：“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

不仅如此，韩国人还带动了赴华器官移植的国际风潮。日本、印度、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埃及还有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患者均蜂拥而至。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每个月都有约30名以色列人前往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对他们而言，“最后的希望是中国”。

病人剧增，医院超负荷工作

从韩国的首尔到中国的天津，坐飞机仅需要1小时30分钟。

这些怀着对生命渴望的韩国人大部分都聚集在位于天津市西南部、津河之畔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这里堪称目前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该中心主管护师李莲今对记者说，医院从2002年开始收治韩国患者，到现在共有500多人。大批韩国患者纷至沓来，使得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原有的医疗设施频频告急。

目前，医院方面已经把12层医院大楼的4～7层改为专门的移植患者病房，新改造了76张病床，其中单间及套间病床为62张。

此外，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还借用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作为韩国患者的住院区，同时将临近酒店的24～25层改为韩国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并专门安排了2名护士，以便那些等待器官供体的患者在此投宿。

但即便如此，床位仍旧紧张。目前，该医院投资兴建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已接近完工，新楼将新增500张病床，预计2006年5月可投入使用。

由于韩国患者众多，医院还聘用了一些会说韩语的朝鲜族外科医生和护士，其他医生也能流利地说出一些诊治所须使用的韩国话。韩国患者对记者表示，他们“很放心。”

除了韩国人外，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来就诊。在该医院4楼，经常可以看到围着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在此交流看病心得。

公开的数字显示，前往该院的国内外患者目前处于急剧增加之中，至2004年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计完成肝移植1500例，累计实施肾移植近800例，同时还开展角膜移植。

仅2004年，该中心就完成了近900例肝脏和肾脏器官移植手术。韩国《朝鲜日报》评价说，这一数据是韩国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最多的首尔峨山医院2004年业绩（374例）的2.4倍。

2005年12月30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教授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称：“今年所做的肝移植手术已达650例。”

该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

“我们做肝移植也分淡季、旺季。”但是，有医生抱怨说，淡季只是过完年后的一个月时间，赶上年底都特别忙，平时根本不着家。

据《朝鲜日报》披露，该院在2004年12月曾创下一周之内完成44例肝脏移植手术的纪录。以每周5天工作日计算，日均进行了8.8例肝脏移植手术。

截至2005年12月16日，该中心完成的肝移植手术还只有597例，而到 12月30日，便递增到650例，两个星期内做了53例。

有患者家属向《凤凰周刊》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大陆器官来源“丰富”？

随着国外患者与日俱增，移植手术费用也逐渐上涨。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5年，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

尽管手术费用已经十分高昂，但相对韩国国内的收费仍然偏低，最重要的是，“韩国没有中国这样丰富的肝源。”一位病患家属对记者说。

在韩国，患者只能接受部分肝移植，即“活体移植”。而在大陆，他们可以接受“全肝移植”，且被用来移植的器官品质极佳。

韩国的患者还发现，他们在天津等待器官移植并不是很难。在与医院取得联系后，他们将在国内的病历资料以及检查报告传真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等待该院的分析，以确定是否适合做移植手术。如果可以，他们就会得到院方的通知，随后携带护照即可前往。

在进行移植手术前，医院要检查患者与“捐赠人”的组织兼容性抗原的吻合程度，患者例行体检后，便开始等待供体。

原来，患者等待的时间大概在一星期左右。但现在，由于排队等候供体的人越来越多，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长的时候要等上3个多月。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O型血的病人趋多，而O型血的肝源很少，患者已经排了好长的队伍，还得耐心地等下去。一部分韩国患者考虑到节省经济开支，有的干脆回国等候消息，一有通知再回来。

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4层咖啡厅，一些患者的家属经常在一起交流信息。他们打听到“捐赠人”的年龄大部分在20～30多岁之间，而这些“捐赠人”的确切身份，则大都无从知晓。

一些韩国患者向记者介绍，33万元左右的肝移植手术费中包括了7～10万元不等的“供体费”。如果供体来源的距离远，就利用专机运送器官，加上运输费有可能达到10万元。

该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向记者透露，该院目前的供体大都来自被执行死刑的囚犯，尽管医院向术后出院的患者提供的器官捐赠人记录表上，捐赠人死因写的都是“急性脑损伤”。面对《凤凰周刊》记者的提问，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本人对此不置可否。

2005年7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他同时指出，中国政府严格遵循世界各国普遍遵守的伦理学原则，并有根据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指导器官移植的相关理论；摘取死囚器官的原则是征求死囚或者他们家属的同意，并且对死囚实行人道主义待遇。近年来，中国政府也积极推动“利他主义”行为，鼓励亲体和活体提供器官。

目前，大多数韩国患者目前对器官来源采取沉默的态度。一些患者尽管内心抵制来自死刑犯的器官，但为了活命也没有别的办法。“不接受的话，我们就不能做肝移植手术。”

管理缺位导致众多问题

一直以来，大陆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始终没有出现在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陆的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

所以，黄洁夫在2005年11月代表中国政府承诺：“将推动中国器官移植条例的出台，规范来自死囚的器官供应管理，整顿器官移植医疗市场，推动亲体供给器官的临床应用和法规建设。”

由于韩国人来华移植器官者众多，中介组织也应运而生。这些中介以韩国的医疗人士和接受肝移植手术患者的家属为服务对象，逐渐形成了组织，而且还以相关名称建立了专用网络聊天室。韩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特派员朴基成介绍说，有的中介在两三年内已介绍300多名患者到中国。

“现在，中介正瞄准韩国的肝病晚期患者，在中国和韩国两地相互勾结，大肆赚取他人的救命钱。”朴基成介绍说，这些中介在韩国寻找患者，而后带到中国，以购买肝脏和翻译等名义，向每位患者索要大概8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好处费，让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到中国的患者及其家属气愤不已。

患者一旦到达中国，就会由当地的中介“接管”，并在办理住院手续期间，以肝脏购买费和介绍费等名目又向患者家属索要10万元人民币，而且还得支付每月2万元人民币的翻译费。

朴基成认为，中介组织已经渗透到两国的医疗界。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医院也争先恐后雇用朝鲜族工作人员，招揽韩国患者。

据朴基成介绍，韩国政府对患者现在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采取默认的态度。“这种选择都是个人的权利，国家和政府都无权干涉。”

但是，一些韩国患者回到国内后，却受到了当地人的歧视。金相宇术后恢复很快，表面上看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正准备回国。他说，现在的心情很平静，但一想到回国还是有点不安。“听其他患者说，回到国内仍免不了遭白眼。”患者家属之间经常沟通，又传言说，如果出现相关的问题，这些患者“回国住院将遭到拒绝”，因为“韩国方面不愿意替中国医院擦屁股”。

虽然这并非全部事实，但是韩国国内对于大陆器官移植市场不规范，手术成功率较低的现状多有怨言。

据《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韩国移植外科学术界对236名赴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高。胆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达到32%，而韩国国内移植手术的该并发症发生率仅为3%左右。

首尔峨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德钟教授表示：“（中国医院）在治疗结果方面缺乏透明性，而且根本没有针对医疗事故或出现后遗症情况时的赔偿政策。在韩国人占到（中国国内移植手术）一半的情况下，有关安全措施亟待出台。”

《朝鲜日报》还引述韩国医院协会事业理事金廷植（堤川市首尔医院院长）的话说：“在国内器官移植管理系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无法阻止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中国的患者，但有必要通过非营利团体，针对赴华器官移植制定正式的程序和规范。”

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亟待整顿

和金廷植不同，来自湖南怀化，患有肝硬化的刘建刚（化名）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外国人真有钱，不远千里地跑来治病，而中国农村许多肝癌患者根本治不起，他们只有在家一天天等死。”

刘建刚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间房，租金为每月1300元。而他如果继续住在医院，每个床位每天最低也要260元。

这次肝移植手术花了刘建刚将近60万元，此时的他已经负债累累。他说：“高昂的手术费对许多中国患者来说，仍是一道门槛。”

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尽管中国患者的移植病例逐渐增加，但国外患者数量的增长更为迅猛。该院移植外科学部一位医生向《凤凰周刊》表示，目前该院的国外患者所占比例已超过国内患者。

另据《朝鲜日报》披露， 2004年，该院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左右，其他外国人占16%左右，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若包括肾移植与胰肾联合移植手术367例，该中心完成的360多例手术对象是韩国患者，占874例移植手术的40%左右。

但是，沈中阳教授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却称，该院国外患者所占比例很少，不足 1%。目前，国外患者还没有对国内患者造成很大的压力。

“外国人来到中国做移植手术，那也是拼了命地要活下来，挽救自己的生命，这应该被理解，也应受到尊重。”沈中阳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难道要先看他的脸？在这种节骨眼上，‘优先国人’这句话叫医生怎么说出口，何况医疗是无国界的。”

沈中阳认为，器官移植不存在区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应该区分富人与穷人。他表示，这种手术目前无法调低价格，否则会把医院拖垮。广大国内患者无钱医治，国家和政府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医院。

依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各个国家一般优先考虑本国的患者，对于外籍人员到境内接受器官移植手术都有一些限制条件。比如美国规定，在旅游期间持正式签证和护照的境外患者，如果发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一般列入等待名单。如果以移植器官为目的赴美，通常会被拒之门外。

“现在，这种赴华器官移植的潮流涌入中国，越来越汹涌，实际上它是一种变相的器官走私。”有业内专家就此呼吁卫生部采取措施。这位专家表示：“供体是国家的资源，非常稀缺、宝贵，应首先保障国内人民的健康，持国内优先的原则。”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些省份已经开始禁止给外国人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广东省卫生厅最近重申了有关限制境外患者赴粤进行器官移植的政策，“只不过，这一政策时紧时松”。这位人士还披露，目前已有一、两家医院为此遭受惩处。其中，珠海一家医院的器官移植外科主任和院长都受到了处分。

广东省卫生厅医政处有官员对此声称：“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卫生部要求这么做的。”但卫生部医政司的官员日前对《凤凰周刊》称，对于国外患者来华接受器官移植，卫生部从来没有明确表态。

这位官员说：“来还是不来，我们没有表态，但也不是随你来，否则就是完全放开。”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5期

梁知行

台中介跻身大陆器官移植产业

由于法律管制相对宽松，大陆成为台湾人移植器官的中心。伴随着这一趋势，来自台湾的器官移植中介公司已经瞄上这个“富矿”，开始为台湾患者提供套餐式一条龙服务，一举将海峡两岸间的器官移植变成一桩引人注目的生意。

文/特约撰稿员 林宜凡（发自上海）

前往大陆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在台湾向来是个“只能做、不能说”的禁区。据业内知情人士估计，目前每年到大陆换肝的台湾人大概有70多人，而肾移植由于较为简单，人数很难估计，但过百肯定没有问题。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台湾本地医院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仅有百余例。因此，台湾人到大陆更换器官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据记者调查了解，目前已经有经过台湾卫生主管部门点头的中介机构介入这宗器官生意。

曾任职于台湾某大型医学中心（大陆称三甲医院）、现于上海从事医疗管理的张先生表示，上海某医院与天津某大学附属医院是台湾人中意的两大器官移植中心，“这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大陆成台湾器官移植中心

据台湾医疗卫生单位统计，全台湾每年排队等候换肝换肾的病人至少有7000人。囿于台湾民众“死留全尸”的传统观念甚强，尽管官方、民间慈善团体宣传器官捐赠多年，但每年的器官移植个案仅有上百余例。

本地器官移植供需失调，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约束则相对较为宽松，故成为许多病患获取一线生机的惟一途径。

特别是近5年来，大陆肝肾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大幅提高，加上脏器来源丰富，较易取得，许多台湾病人不能忍受在当地的漫长等待，自行前来大陆医院进行器官移植，而大陆器官移植医院的信息即是通过这类“先行者”病患传入台湾病人的圈子。有不少病患甚至因移植手术与大陆院方建立交情，病愈后自己下海做台湾病患的中介。

对这股器官移植潮，台湾的卫生主管部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并不鼓励这种行为，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则在两相权衡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为了与“政府”形成默契，台湾的医学界对此也刻意保持低调。

由于只能在台面下活动，目前台湾病患到大陆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途径不一，除上述走传统的口碑路线，病人之间互相引荐的形式外，也有台湾医生为满足病患需求为其搭桥拉线，还有一些人则通过专业的医疗顾问公司赴大陆移植器官。这些患者的运作方式多样，行事隐蔽，所以外人难以一窥其究竟。

而这些病患自身也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以换肾病人为例，由于每周必须前往医院洗肾，故病人间很容易形成小团体，互相之间传递相关信息，但是他们一般不对外界透露，以免众多病患全挤到同一家大陆医院换肾，影响到自身的利益。

至于台湾医院与大陆三甲医院进行器官移植合作的传言也时有所闻，业内流传的方式为院际合作，两岸医院建立病患病历交流管道，由台湾医院直接安排患者前往大陆。但该传言迄今未获证实。

据现任职于两岸民间医疗顾问公司的James依经验估算，台湾每年到大陆移植肝脏的人数大概在70人左右。而肾脏移植则不易估计人数。

James指出，肝脏移植有其紧迫性，但肾脏移植因病人可先通过洗肾维持生命、没有非常紧迫的危险性，且相关移植技术已发展得十分成熟，病患选择空间大，所以不易统计。但据他估计，每年也应该有100例以上。

套餐式服务盛行

由于脏器来源与术后排斥向来为台湾病患到大陆进行器官移植的一大隐忧，这导致了专业化套餐式医疗服务的兴起，一举成为近年两岸器官移植的热门服务方式。这一服务的特点在于，中介机构可以为病人提供从脏器筛选，到医疗团队挑选以及术后照顾等全方位的服务，完全跳出了过去“一枚肾多少钱”这样简单的运作。

James的公司即是一个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据他介绍，他们在来大陆之前和台湾当局进行了沟通，被告知可以进行相关服务，但不得张扬。而其在大陆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便是，要和各大有实力的医院拉关系，进行公关，以确保台湾的病人能及时获得供体。

目前，不论是传言中的两岸医院私下的院际合作或是民间医疗顾问的中介服务，器官移植操作模式都基本相同。大陆三甲医院因脏器取得的管道多、各项检查程序完善，加上整体移植水平高，个案经验丰富，故台湾人的合作对象几乎都是大陆数一数二的三甲医院或器官移植中心。

这些台湾患者目前需要支付的费用需视医疗团队的人数而定。张先生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早年因两岸医疗信息交流匮乏，病人多要求由台湾医疗团队主刀，其费用约在100万～150万元人民币之间。如果主刀医师、麻醉师和护士等整组人员都由台湾医师组成，全程负责，则需要150万元，然后依团队人数多寡调整，而100万元则是台湾方面只需派出主刀医师与专职护士，其余医护人员则由大陆医院提供。

近年，随着大陆器官移植技术成熟，台湾医疗团队主刀因费用昂贵已退出市场，大多数患者都选择由大陆医生主刀。从事器官移植医疗服务的James表示，目前台湾患者在大陆换肝大概需要约50万～75万元人民币，换肾费用则为25万元人民币左右。

James也指出，上述费用为均价，实际操作中常因病患的医护要求而异，诸如术后抗排斥药物选择国产还是进口、住院病房人数多寡、乃至医院名气等等。这类“套餐”手术费用均包含脏器检查、手术、医疗、住院等费用，且有具备医疗知识的专业团队处理医疗细节，双方依合同办事，病患无须劳神处理细节。

由于存在顾问公司这一中介，台湾患者大都不知道所移植器官的来源，而当记者就这一问题询问James时，他婉转拒绝了。

目前，更换器官这一灰色活动衍生的最大问题是：台湾病患难以掌握翔实的医疗信息。过去台湾媒体报道移植失败的个案颇多，但了解内情的James透露，许多病患多是道听途说即自行前往大陆做手术，没有完整的病历交接，对主刀医院情况亦不熟悉，风险很高。

James指出，术后追踪照护十分重要，但许多台湾病患移植器官后却忽略此点，加上返台后台湾医生无法掌握整个移植手术情况，根本难以追踪病患的恢复情况。此外，像肾脏二次移植手术风险高、技术难度大，都需要医护人员全程参与，绝非病患一人可以处理。因此，套餐式服务的兴起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