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的中国难题

梁知行

还乡或重建乡村的可能

　　逆城市化

　　今日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称：中国内地城市化达到了51.3%。

　　“农耕社会，乡土中国”，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中国”。

　　我们挤在城市，农村渐远。但也有各种类型的乡愁、田园梦和重建乡村的努力，在逆城市化而行。

　　2009年出版的“都是农民：30年来城市与农民的纠葛”，关注了中国人的进城史和2.26亿农民工。

　　2011年出版的“故乡：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说的是情感和精神上的故乡无所依之后，中国人被连根拔起。

　　现在出版的“逆城市化：还乡或重建乡村的可能”，报道的是当代人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以城市资源反哺乡村的努力。

　　以上，构成了《新周刊》 的“乡村三部曲”。

　　中国乡村的未来，比你所想象的，更加需要你。

　　谁的新乡村运动？

　　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

　　推动新乡村运动，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假如农村人都不爱乡村，假如对土地的感情没有了，那新农村运动的发起者又在为谁忧愁为谁忙呢？

　　文/肖锋

　　冯骥才惋惜，中国每天有上百条村消失。对此许多人无所谓。乡村代表落后的东西，正在远去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

　　乡村无形的消失每天都在发生，轰轰烈烈的撤村并居运动，大大小小的拆迁事件，更主要的是，乡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被完整置换。

　　农二代三代不再回乡，他们以争做城里人为荣，以呆在乡下为耻。乡村不可爱了，乡村凋敝了，乡村消失了。

　　推动新乡村运动，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假如农村人都不爱乡村，假如对土地的感情没有了，那新农村运动的发起者又在为谁忧愁为谁忙呢？

　　前年《新周刊》推出专题“民国范儿”，今年继而推出“先生”，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

　　中国崛起还是“泥足巨人”？中国亟需人的建设，制度再大，人不行制度还是走样。人的建设需要百年筑基，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新乡村运动引发的更宏大的命题是，没有自尊自爱的人，什么建设终归走不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新周刊》改编三毛的歌词更有一种漂泊感。古人常说“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少小离家老大归，“读三千年书，无非功名利禄；行九万里路，终归诗酒田园”。可今天我们将归向何处？

　　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20多年前，彭丽媛唱出的这幅新农村蓝图，今天却变成尴尬现实。

　　今天，多数中国乡村是“993861部队”的天下，是老人的乡村，是留守女人的乡村，是留守儿童的乡村。

　　乡村沦落到今日，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第一次是粮食统购统销，以便用“剪刀差”实现国家工业化。第二次是人力剥夺，乡村精英大量进城务工，以低廉工资实现低成本“中国制造”。现在医保还账，每位农村老人每月区区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社保，不足以还历史的账。

　　或许，失去乡绅阶层，使之失去文化传承因子，这也是民族之憾。今天，乡村机构更多在执行城市化、开发区、房地产征地、计生相关的事务。

　　乡村是人伦道德、文化传承的根基。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在梁看来，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逻辑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谁赢得了农民，谁就最终赢得了中国。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

　　城市膨胀不是问题，PM2.5不是问题，农二代三代回不去、进不来才是问题。

　　中国的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2011年9月以“新农村、新中国”为主题的华西村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高楼”和“厂房”取代“农舍”、“炊烟”、“小河”、“荷塘”成为宣传主调，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2011年10月8日，媒体发布了江苏华西村60层国际大酒店及“价值三亿元”的一吨重金牛的照片，以及华西村GDP增长的辉煌历史。这是被误读的新农村。

　　离土不离乡，就地城市化，这些都是美好的设想。农民担心祖上基业被城市开发蚕食，农二代三代担心不被打工所在地所接纳。

　　另一方面，城市青年具备的学习能力和生活期望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比如，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尊重权威不盲从，他们并不弱于城市同龄群；而公民意识、热心社会活动方面，一旦被城市接纳，自然也会逐渐建立。

　　美国占人口3%－5%的农场主不但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还有大量余粮出口。中国非城市户口人口仍占70%。如今对土地的投入回报甚至已不足以养活农民自己。农民离开土地是大趋势。

　　但每一个农民离开土地的背后都有一本心酸账。看看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直到赠予城市光荣建设者称号、允许以积分换取城市户口。

　　未来十年，城市化仍是中国发展主流。“逆城市化”新景观只是个别现象。新生代农民在土地与城市之间尴尬地漂泊。他们既不在城，也不在乡。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场2亿非城非农人口与城里人的谈判。

　　乡下人的误解和城里人的误读，城里人到底对农村打的什么主意？

　　欧宁们下乡大搞新乡村运动，初衷无比之美好，怕只怕遭误解而适得其反。老乡们以为是来搞旅游和集市建设的，这些城里人新鲜一阵怕是会走的，有谁会放着城市现代化生活不过？

　　新乡村运动的难点有二：一是与现有农村体系的冲突，二是与农民追求现代化需求的矛盾——我们刚沾上现代化生活的光，你们就号召回到乡村了？

　　毕竟，城市代表未来梦想。FT曾报道，19岁农民工李菲菲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让模特穿上自己设计的衣裳。插图上梦想城市生活的女主角一手持Vogue一手持手机。

　　20年前，农民工打工是为了攒钱回乡盖房。20年后，新一代农民工要做城里人。农二代三代与城市同龄群具有相同的参照系。

　　“大谷打工网”去年对1.1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访女性给出的自己最想从事的10种工作中，有9种是服务业工作，排名前三的是销售代表、前台接待员和行政助理。

　　像父辈一样“从业农业生产”一定是新生代农民最末等的选择。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农活不愿干也干不了。现在做农活的基本上是40后50后。

　　让新生代农村人留在乡下是困难的，同样，让城里人住乡下更不现实。

　　近年来传媒上传播着城里人一种伪乡村情结。他们对乡村的体验只限于农家乐和山间别墅。到了农村，洗澡怎么办，上厕所习不习惯，等等。当然，一条村几十万就能解决下水道问题。那么，寂寞呢，在乡下能耐得住寂寞吗？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城市人对乡村的感情就像对“小芳”，“小芳”尽管清新可人，消费一把，始乱终弃，最终还是投向现代化“女郎”的怀抱。所以城市人真爱乡村，要先给“小芳”正名，给现代化“女郎”去魅。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是儒家哲学最高的理想——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所谓新农村运动，所谓新乡绅回乡，都应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

　　文化，是文化和氛围留人。让农村变得可爱起来，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在破败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衰落当然也有例外。广西贺州的毛家村仍能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我得出的原因之一是这个状元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村里一位94岁阿婆仍在织布。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乡村才愿意回去，这样的乡村才让人有归根之感。

　　纵观南北差异，但凡宗族势力保存较好的南方农村，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不错；而北方农村尤其是杂姓村落则呈现一派凋敝，村支书一权独大。

　　当然光靠传统宗族势力是不行的，它有着天然的局限，不接纳外来文化，无法与普适价值对接。

　　所谓新农村运动，应该是几方合力的结果。新乡绅运动需要农村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大学生村官当政，需要复员军人、退休人员荣归故里，共议村事。当然也需要白领社群，有机合作社，欧宁们的NGO，带来全球化之风、新生产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但首先还是要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试问，有什么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祖先在那里，他还会远离吗？

　　新乡村运动不应是乌托邦愿景，而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解决农二代三代进城问题是当务之急，乡村文化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更是长远需要，因为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新世代对传统的传承，才是真正的维稳。

　　比国家更久远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远的是文化。

　　了解中国，了解乡土，你就知道家庭、家族、血缘要比文艺更有根、更恒远。现在要修的不是哪个姓的家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否则我们真不知自己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日本工业化走过污染弯路，但最终并未以破坏乡村为代价。从宫崎骏动漫中的乡村诗意，可见乡村仍是诗意的母体。韩国也拍了很好的乡村文艺片。日韩的乡村并未凋敝，并未发生所谓革命，文化得以传承，香火得以绵延。国际上，一度日韩才代表东方。

　　在台湾苗栗三义乡广盛村，一群年轻人在种糙米，回乡开发有机生活农场。他们是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久居都市之后返乡去种田。苗栗的有机模式是一种新机制，是一种商业，也是新一代台湾人对土地价值的回归与社会责任。原本在都市里吹冷气的白领，如今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乡土的都市新农夫。

　　广东也有位海归硕士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务农。2006年，陈健永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放弃证券公司优厚待遇去务农。“留学3年，花费70多万元，然后回来经营果园？”2008年11月，父子俩顶着各种压力开干，先后租下了70户村民的200亩撂荒地，开办起了农场。客户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苗栗的招牌是有机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庄经济和观光经济。苗栗保有1083个世界第一。苗栗要向世界推介，每年都要开国际派对，并曾请国际三大男高音来站台。古朴的民风和原生态经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诚如“山水米”创始人叶淑蕙所称：越是在地的(本土的)，就越是国际化的。

都市新农夫们的乡土实验颇具代表性。反哺已成当下台湾新潮流。我听到一个传奇故事，说一位父亲送子留洋，可儿子学成之后帮他务农，父亲质问“你回来干什么？”儿子用从海外学来的市场理念和新型农业模式，打造出了有机农产品，市场叫好，于是父亲心服口服。

　　台湾学生仔为接受农村文化启蒙，利用寒暑假，以不同主题(比如“腌咸菜”)进入农村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思考农村与都市发展之关系以及粮食自给率与食物文化的关系。而大陆的学生娃学习紧张，报奥数还报不过来呢，哪有空啊。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责任感，也失去了对乡土的亲近感，失去了对祖上的敬畏，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当然，恢复对土地感情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每年农药中毒事故达十万人次，死亡一万多人。农药化肥的慢性危害更干扰亿万人的激素平衡，影响男性生育力。失去对土地的敬重，将几千年来干净无污染的土地，在一两代人间快速地毁坏，教后人情何以堪？

　　请问你有谦恭有礼的文化吗？你有淡定安宁的乡村吗？

　　先从感恩和敬畏做起罢。



　　乡村建设问题是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它曾数度沉浮，但每次浮现，都是对不同政治力量和知识力量在社会改造能力方面的检视。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寻中，它一直是中国无法破解的一个难题。

　　文/欧宁

　　自晚清起，中国的精英就开始探索乡村的改良。最早的实践始自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米鉴三和米迪刚，他们来自当地的一个望族(米迪刚还曾在日本学习)，从1902年就开始从“村治”入手，开展识字运动、公民教育和地方自治。“村治”的思想通过定县县长孙发绪赴任山西省省长，继续发酵，后又被阎锡山吸纳，使山西变成乡村实验的“模范省”。1924年，王鸿一、米迪刚、米阶平、彭禹廷、梁仲华、伊仲材、王怡柯等华北士绅们共同创办《中华日报》、《村治月刊》，由此发展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村治派”。1925年，成立已经四年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农村在革命版图上的重要性，要把农民动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遂发布《告农民书》，开始组织农会，发起农民运动。共产党在农村掀起的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引发更多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思考乡村改良的不同道路。

　　“五卅惨案”之后，各地乡村建设实践此起彼伏，流派纷呈，在中国大地衍为潮流。据统计，到1934年，各地乡村建设团体达600多个，这些团体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多处，关于乡村建设的报道、评论、争议在各种刊物连篇累牍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县的实验，以及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前者从“村治派”得到启发，发展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乡村建设哲学，因而被称作“旧派”；后者信奉基督教，依靠美国的资助，因而被称作“新派”。

　　与乡村建设派的“躬耕者”们比起来，“新村主义”更多地耽于空想，所以在中国很快就式微了。它虽受之于东瀛，却接续了诸子百家中不见容于主流价值，也就最容易被忽略的农家思想。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辟一节“乡村建设运动”来书写民国时期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此书把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分为六个类型：西方影响型(晏阳初)和本土型(村治派，梁漱溟，陶行知在南京建立的晓庄师范)，教育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军事型(彭禹廷在河南镇平县建立的地方防卫政体)，平民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官府型(例如由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支持的浙江兰溪和江苏江宁两个实验县)。可惜它没有提及卢作孚领导的重庆北碚峡防局在嘉陵江三峡地区、高践四领导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地进行的实验，后三者也属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实践。

　　《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所有这些乡村建设类型的共同点都与政治密不可分：“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  

　　在政治条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以教育、社会运动和经济建设来改良乡村，虽然可收局部之效，但却不能给中国乡村问题提供根本的解决，乡村建设所面临的政治瓶颈不仅阻碍它继续前行，也是导致它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虽然晏阳初开始一直宣称他的乡村建设与政治无涉，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事实的情势使我们也不能不钻入政治”；梁漱溟也说过他的“两大难处”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如果乡村建设继续保持它在政治态度上的“模糊”，如果它不走向“政治解决”，它最后必然面临夭折的命运。

　　在这些以地方自治、平民教育和农业建设为方法的乡村建设实践大规模爆发之前，中国还出现过一阵短暂的“新村主义”的乌托邦思潮。“新村”的思想最初发端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実篤1910年创办的文学杂志《白桦》，它混合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等思想，主张在一个无政府、无剥削、无阶级的“新村”展开耕读式的共同生活。持有这种思想的一批日本作家因此被称为“白桦派”，他们后来又创办《新村》杂志，并于1918年在日本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新村”的实践。

　　中国作家周作人一直订阅《新村》，深受影响，并在1918年和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人的文学”、“日本的新村”等文章，表达自己对新村主义的向往，后来还亲赴宫崎县实地考察。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自己的家中创办了“新村”支部，吸引了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的参与。

　　同年，早期同盟会会员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设“青年村”，算是在农村地区开展的较有影响的“新村主义”实践。青年毛泽东虽然也曾心仪“新村主义”，但最后却选择了农村革命，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把这种思想转化成人民公社。

　　与乡村建设派的“躬耕者”们比起来，“新村主义”更多地耽于空想，所以在中国很快就式微了。它虽受之于东瀛，却接续了诸子百家中不见容于主流价值，也就最容易被忽略的农家思想。《汉书·艺文志》对农家的定义是：“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这种农业乌托邦思想，曾被David Graeber在他的《债务：首个五千年》一书中视为中国先秦时代的无政府主义。

　　“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之愚、穷、弱、私，所以要救中国必须针对这四个字着手，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愚、穷、弱、私，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病态之表现，怎样会发生这四个病态的现象这问题，是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

　　乡村建设派的好景也不长。1937年日本的入侵打断了他们的梦想，民族救亡比起农村的破产颓败更形急迫。不过，就算不被战争打断，乡村建设派的启蒙和改良的努力，也会被自身的局限迫入困境。

　　1930年，彭禹廷被敌对派系暗杀，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则被蒋介石下令关闭，它的血脉被汪达之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学校传承，后者组织的“新安旅行团”，由少年学生组成，连续十多年行走中国各地，从事抗日宣传。

　　国难当头，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投入救亡的行动中，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也随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他仍然不愿放弃乡村建设的梦想，在那里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直至1950年被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反动组织”并被军事接管，1960年他又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此学院至今仍在运作。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努力，可谓一生不辍。

　　乡村建设派的弱点，常常被批评为对复杂的时代处境以及当时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的认识不够深入。1936年，新知书店出版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集中了千家驹和李紫翔等知识分子对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批判。

　　千家驹认为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是有问题的：“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之愚、穷、弱、私，所以要救中国必须针对这四个字着手，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愚、穷、弱、私，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病态之表现，怎样会发生这四个病态的现象这问题，是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

　　他认为梁漱溟作为“乡村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稍为深入，但其提供的解决方案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说，却也不过是现存秩序之巧妙的设计而已。”  

　　在千家驹看来，这两种实验都会把中国带入历史的歧路，他虽然没有在文中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但从行文立论推断，不外乎是反帝反封建，以阶级斗争颠覆现存制度。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动员革命的理论依据。

　　在温铁军领导的体系之外，贺雪峰在湖北，李昌平在河南，廖晓义在四川的乡村建设实践都各具特色。

　　1982年起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给中国农村带来极大的活力，但随后展开并越演越烈的城市化运动又使农村被推入忽视的边缘。

　　2003年，最早提出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的研究者温铁军，来到米鉴三和米迪刚的家乡，也是晏阳初当年携妻带子在此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的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吸引了各地农民的参与和媒体的关注；2004年，温铁军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同年在北京指导成立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5年，又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旗下拥有数家分支机构，这意味着一个承继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精神衣钵的当代实践开始渐成规模。

　　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显示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在温铁军的影响下，中国不同地方都出现了知识分子自发的乡村建设实践，而各级政府亦开始执行中央政府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四川省和直辖市重庆更开始了城乡统筹的试验。从民间到官方，乡村建设的思考和行动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的视野。

　　温铁军认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把其所需要的巨大制度成本转嫁给农村，这种以产业资本、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策略不仅带给农民、农村、农业沉重的负担，它本身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忽视农业，过度依赖粮食和资源进口，会使一个国家缺乏抗避全球性的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能力。

　　温铁军常常把自己的“逆城市化”倾向自嘲为“保守”，但在一个人人趋向城市并沉迷于高速发展的国度里，这种对农民的关怀，对农村的坚守，对农业的重视，却容易被视为“激进”。他在这种理论认识下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比民国的前辈们更缺乏资源，但比他们走得更远，可惜的是，他也面临与他们同样的困境。

　　温铁军和晏阳初一样没有轻易放弃。在他感召下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邱建生，在翟城村的学院被解散后又到海南和福建等地建立新的实验点；他的博士研究生何慧丽，继续在河南开封挂职担任市长助理，在那里的农村地区协助农民开展合作社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虽然负责人刘湘波2011年因车祸去世，但仍在运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动员大学生下乡；北京西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致力于发展生态农业与城市市民的产销网络，办得越来越有声有色

　　……他们都从温铁军这里获得理论和精神支持，并共享各种资源。

　　在温铁军领导的体系之外，贺雪峰在湖北，李昌平在河南，廖晓义在四川的乡村建设实践都各具特色。这些实践在继承民国时代的平民教育和农业建设传统之外，又针对当代的问题和条件，发展出社区大学、社区支持农业、生态村和“工友之家”等工作理念和方法。不少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比较敏感的艺术家和作家，也开始从城市的处境出发，追溯到与城市现象紧密相连的乡村问题，或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的衰败意识到要到乡村去寻根或重建，于是他们也开始自发到农村去定居和工作，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介入了目前在各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著名的有张颂仁和胡项城在上海近郊的小镇金泽建立的基地，他们在一片废弃的厂房里重建了一个江南风格的乡村，一方面致力于中国农村传统民艺的激活，另一方面还经营农场，进行有机农业的探索，而在这些物质性的建设之外，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试图恢复农村的礼教。

　　作家野夫在四川罗江曾试行乡村代议制度和乡村戏剧的实验，李英强在各地乡村建立的“立人图书馆”经常邀请城市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给农村儿童讲课，这些工作都擅长利用自身特有的文化资源，侧重于文化方面的建设。

　　乡村社群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多从实利出发，与知识分子的理想时有冲突。你如果不能带来实利，便得不到他们的认同，或者你可能因为帮助了一个阶层，导致另一阶层的利益受损，后者甚至与你为敌。

　　我本人是在2002年至2003年研究和拍摄广州的城中村三元里时，开始触碰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意识到城市里的城中村、贫民窟现象其实和农村的破产密切相关，所以将研究兴趣转向农村，由此了解到温铁军的“三农”理论和他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而读到晏阳初的传记，再而涉及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史。在2011年和左靖开始选定安徽黟县碧山村作为实验基地，成立“碧山共同体”之前，我已有长达数年对农村和社会运动问题的自我研习。我去过人去屋空的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走访了邱建生在福建和何慧丽在河南的工作基地，参加了温铁军主持的“生态文明与乡土文化的复兴”研讨会，去台湾接触在那里从事农村运动的知识分子，反复研究各种关于中国农村的论述，观看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农村纪录片，阅读印度作家Arundhati Roy反对水坝建设和支持农民抗争的文章，到泰国清迈去观察过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和Kamin Lertchaiprasert在农村的“土地计划”……所有这些都在为自己即将开始的农村实践作准备。

　　2011年我和左靖分别在黟县碧山村和关麓村买了一幢徽派的旧民居，决定在此地扎根，随后我们自筹资金，在碧山村策划组织了第一届的“碧山丰年庆”(Bishan Harvestival)。它借用农村丰收庆典的形式，邀请了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当地的工匠、艺人合作，在一个名为“黟县百工”的民艺调研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些传统工艺和生活用品的当代版，然后在碧山村的祠堂和旧粮仓展出，同时举办碧山村和徽州地区历史文献的展览、有外来的音乐人和当地戏曲团体参与的表演、诗人们给村中孩子开讲的诗歌课、关于中国农村的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放映、各地(包括台湾)从事乡村建设和农村运动的同仁的交流会、农民可自由买卖自己产品的市集，等等。

　　这只是“碧山共同体”初步的工作，它的目的在于先激活农村的公共生活，而创新民艺也许是我们目前根据自己的艺术和文化资源，唯一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为农村创造工作机会的途径(因为碧山村位处著名的黄山风景区，我们对目前当地依赖门票收入的乡村旅游业模式持审慎的态度)。我们希望“碧山共同体”的工作不只在文化和艺术层面，同时也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有所拓展，例如动员村民通过“交工”和互助，减少对公共服务的依赖等。随着以后工作的深入，每年定期举办的“碧山丰年庆”将成为这一年来日常工作结果的展示会。因为2011年的“碧山丰年庆”反响不错，我们获得了黟县人民政府委托的2012黟县国际摄影节的组织策划工作，它将与今年的“碧山丰年庆”同期举行。

　　亲身参与实践，使我更深体会到乡村建设的困难。首先，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今天，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否获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其次，乡村建设需要资金支持，投靠资本，或依附政权，都与它的独立态度相悖，靠动员民智民力，其路漫漫，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晏阳初从美国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一方面他会被批评为投靠“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这是个特例，不能成为示范，不可人人为之。

　　温铁军坚持他做乡村建设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不认同大资本对农村的剥夺，他不会接受大资本的资助，甚至不认同NGO，这样他的同事有可能是无薪工作，仅靠理想维系。我们目前的办法，是靠承接各种大型艺术展览和活动的策划工作，把碧山的工作列入它的参展项目，通过这样分享它的预算，或用自己的工作酬劳投入，或动员朋友捐助，可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久的方法。

　　第三，乡村社群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多从实利出发，与知识分子的理想时有冲突。你如果不能带来实利，便得不到他们的认同，或者你可能因为帮助了一个阶层，导致另一阶层的利益受损，后者甚至与你为敌。晏阳初在定县搞棉农合作社，以帮助他们摆脱当地银号高利贷和中间商的盘剥，棉农很高兴，可当地银号因此纷纷倒闭，他们于是围攻平教会，要将它逐出定县。

　　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为什么还要从事乡村建设？温铁军说：“从我个人来说，只是一种不忍。做人，做知识分子，难免妇人之仁，如果知识分子没有妇人之仁，如果身在主流不能反思，那就会是一种男性主义的或者说是一种趋向极端的主流思想。”

　　在我这样一个出身农家、好不容易在城市站稳脚跟而后又渴望回归乡村的人看来，温铁军这句话不是在表达优越感，而是在说出他悲天悯人的本性。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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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另眼看社会.

王春萌

      “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新世代对传统的传承，才是真正的维稳。
　　比国家更久远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远的是文化。”诚哉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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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来吧，逆城市化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