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内地五千多位隐士藏身终南山 过着千年前生活(图)

雪山来客

第二章　月亮山  

　

　　终南山，有人将它解释为『月亮山』。传说中，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它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天帝在尘世的都城，还有月亮女神的家。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因而也就成了隐士的天堂。

　　当我头一次听说终南山的时候，我既不知道它们的位置，也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们，它们在西安附近，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信息了。当我们第一次向山里进发的时候，在恒山和五台山，我们都没有找到隐士。于是史蒂芬和我搭上一列火车，向南进发。我们结束了与两个西安商人共享一个车厢分隔间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听说过终南山，说它在西安南面的某个地方，但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了。在汉语里，名词是不变化的，因此无法区分单复数，所以我仍然不知道，终南山是指一座山，还是指一列山脉。几天以后，我发现，它既是指一座山，又是指一列山脉。回到台湾以后，我了解到，它所指的远远不仅是山脉。

　　在现代，有一列大得多的山脉，叫秦岭，终南山只包括秦岭最北端的那一列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这个词是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使用的，即在古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秦国的祖先世居于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上，秦国就是以那里为基础统一中国的。

　　今天，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秦岭是南北中国的分界线。自从100万年以前这列山脉隆起以后，它对中国的温度和降雨类型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冬天阻止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的空气北上。小麦、谷子和糜子是秦岭以北的主要农作物。秦岭以南是水稻。

　　秦岭也是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的主要分水岭。秦岭北坡的溪流注入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而南坡的溪流则注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在古代，有旱灾的时候，这里是官员们前来祈雨的地方。

　　但是在“秦岭”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前的1000年，中国人把这整列山脉称为“终南山”，有时候，他们又把它简称为“南山”。《诗经》一书中，在至少创作于3000年前的诗篇里，提到了它：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

　　……

　　终南何有，

　　有纪有堂。

　　现在人们所说的“终南山”这个词，既是指西安南面四十公里处的那座2600米高的山峰，又是指与之相毗邻的东西一百公里以内的山峦。但是3000年前，“终南山”是指从河南省的黄河三门峡的南岸，向西沿着渭河，直到这条河的源头——位于甘肃省的鸟鼠山——为止的所有山脉，长达800公里。

　　在中国更为遥远的神话传说中的过去，“终南山”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更广，远远超越了鸟鼠山。这列更大的山脉，既包括昆仑山，也包括终南山，并且延伸到了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上的乔戈里峰，乃至稍稍有些超过，长达3500公里。

　　在解释范围缩小得多了的“终南山”的时候，早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说，“终”的意思是“终结”，“南”的意思是“南方”，“山”的意思是“一座山”或“多座山”。这样，“终南山”就被说成是丝绸之路南面那条岔路沿线的系列山脉的东端。这个解释使得这个复合词有了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是很牵强的，在解释这些山脉对于早期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方面，毫无用处——早期中国人把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视为最有力量的天神和地祗的家。

　　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他坚持认为，“终南”和“昆仑”是两个同词源的词，都来源于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月亮山”。在他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书中，杜教授解释道，中国最早的宗教通过“不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月亮的盈亏体现出来的——在生死之间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则是这个宗教的神秘中心。而且因为月亮女神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

　　他们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也不像普通人那样进山。他们走着“禹步”(theWalkofYu)，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拖着一只脚，以唤起山神的同情。像大禹一样——“禹步”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萨满(shamans，即中国古代的巫师)，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他们最早的家。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Religion）一书关于萨满教的章节中写道：“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第13册，202页）埃利亚德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神或附体的状态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体验，而萨满是这种宗教体验的行家里手。在出神状态中，萨满离开他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为他所在团体的福利而搜寻和积累知识。他通过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以及带回在那里所获取的知识，帮助他的团体抵御黑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生活在他所保护的团体之外。

　　根据埃利亚德所说，一个被称为萨满的人，“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儿”（出处同上）。假如这段话不是描述萨满学徒入门时期的出神状态的话，那么它也很可以适用于遵循隐士传统的人。在古代中国，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

　　在追寻它们的渊源的时候，有一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章，它记载了夏朝皇帝、同时也是萨满的启，进入终南——昆仑这列山脉并乘双龙飞走的故事。启还从天上学得了哀歌体诗歌，以后的萨满诗人们，在诸如《楚辞》这样的著作中，一直都使用着这种体裁。

　　启是另外一位萨满大禹的继承人。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禹建立夏朝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官员们编纂了一本王国指南，其结果是《山海经》。后来，当国家的神秘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历代皇帝对它都有所增益。学者们怀疑这本书是否有那么古老，他们不愿意把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划到公元前4世纪以前。但是不管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成书日期和它的真实性有什么看法，这本精灵地理志都是一个萨满教知识的宝库。远在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之先，它们一定已经口头流传很久了。

　　这部书关于西部群山的章节，始于三门峡南面的那些山，然后向西沿着终南山和昆仑山一直到达乔戈里峰，并且超过了乔戈里峰。在它们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帝（天神中之最高者）在尘世的都城，那儿还有西王母（月亮女神，长生不死药的施与者）的家。另外还有一些山，萨满们在那里收集配料，自己炼制长生不死药，并飞升上天；在那里，死得早的人也要活上八百年。在此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那里的动物奇形怪状，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描述。

　　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张光启（音译）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重要，还有药物。

　　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村落。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在这里，它既被当作一种纺织纤维来使用，同时又被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根据李在大卫·N·柯特利编辑的《中华文明的起源》（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作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31~32页）。《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5?000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6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7000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篡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TheWorldofThoughtinAncientChina）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期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Eliade）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Maspero）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谮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终南——昆仑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雪山来客

第三章　举世皆浊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然而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人间。

　　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三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饣甫其糟而歠其酉丽？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800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蕨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论语》里，孔子评论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第16章）。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称伯夷为“圣之清者”。然而在称赞这对兄弟的同时，孔子和孟子告诉他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的。张良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张良的祖先世代为韩国（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活得足够长，以实现这一抱负，开始的时候，他隐居到了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事实证明张良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走出隐居生活以后，他帮助刘邦推翻了秦朝，创建了汉朝。

　　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于是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身引退。之后他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能使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统治是以残暴而闻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他们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为生。根据《汉书》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以自娱：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

　　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

　　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

　　不如贫贱之肆志。

　　尽管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隐士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涯，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庄里，以逃避乱世。之后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徽为师。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2000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被从宫廷中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雪山来客

第四章　访道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本书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老子的《道德经》。根据记载，《道德经》是老子在终南山写出来的。于是我们从函谷关开始，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去终南山访道。在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我们终于得以聆听道的真谛。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道”的意思是“道路”，它的引申意思是“生活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道”并不是旅行家或哲学家的用武之地，而是部落萨满的专利。萨满们维持着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没有比在月亮的盈亏——也即阴阳上体现得更清楚了。

　　根据杜而未教授的语言学分析和文本分析，“道”这个字最初是指月相。中国最早的道教徒就是拜月的男女萨满，他们利用自己灵魂飞行的力量，去探索月亮永恒更生、亘古长存的秘密。在中国早期的萨满和他们的道教继承者们看来，太阳是永恒不变的。在变化的世界里，月亮掌握着所有的秘密。所以，探索道的秘密就是探索月亮的秘密。而要探索月亮的秘密，就要住在月亮神居住的地方，也即生活在城墙之外——因为那些城墙是人们修建起来以阻挡变化的。

　　将近5000年前的某一天，在中国西北的群山里，黄帝遇到了中国一位早期的道教徒，他的名字叫广成子。在他们晤谈期间，黄帝向广成子请教长生不死的秘密。广成子的回答被记载在2000年以后的《庄子》一书中：

　　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庄子·在宥》第十一

　　黄帝从广成子和其他生活在中国早期文明边缘的人那里，学到了道家修行的秘诀。在黄帝统治的百年期间，他反过来又将道教传遍了中国北方。与此同时，他也为中国公共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每年四月初，在中国人专门留出来为祖先扫墓的那一天（清明节），中国西北的地方显要们仍然要祭拜黄帝墓，以表达他们对黄帝的敬意。因为黄帝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创始人。

　　尽管像道教这样一个散漫的宗教很难说有什么创建者，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归于黄帝的名下，一来是为了显示道教的古老性，二来是为了把道教的发展与中国最早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但是尽管道教可能在黄帝那里孕育过，可是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它仍然保持着胚胎的形式，直到老子在终南山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由他把这个孩子交到尹喜的手上。

　　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当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以及公元一百年左右，班固编纂《汉书》的时候，他们给很多观点极其相左的军师、政治思想家、文学人物和哲学家都贴上了道教的标签。最开始的时候，道大得足以含容天下万物。在这段“大道”期间，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们将老子列于此类人物之首。

　　与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黄帝的情形一样，老子无疑也是在传播着过去曾经由其他人表述过的智慧。比方说，老子的观点常常被用“无为”这个词来概括。但是2000年前，在黄帝消失于云间之后不久，据说舜帝仅仅通过面南就实现了他对中国北方各部落的统治。不过，将这种智慧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荣誉还是应该归于老子——尽管连老子自己都承认，这种语言实际上无法表达出道的玄之又玄。当然，把老子当作自己始祖的道教徒们宣称，老子所教导的远远不止于无为，他还教给人们修行的秘诀。这种秘诀向来都是通过师父的口头指点以及借助晦涩难懂的经文传授给弟子的。那些经文如果不经过师父的指点，人们根本就看不懂。

　　根据最早的老子传记，他出生于公元前604年，一生下来就已经须发皓白了。后来他供职于东周都城洛阳，为周王室作守藏室的史官。老子学识渊博，他所掌握的学问中，有一门不寻常的学问就是“礼”。但是对于精神上与萨满一脉相承的人来说，这门学问也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老子88岁的时候，年轻的孔子为了增长古代礼仪方面的学识，特地从鲁国赶到洛阳来拜访他。在《史记》里，司马迁记下了老子对来客的忠告：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与孔子会面的故事，还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庄子》和其他早期的道教经典里。除此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老子的唯一一个另外的信息，就是老子消失在终南山的故事。

　　周朝迁都，从渭河平原向东迁到黄河平原边缘，标志着历史学家所谓的东周的开始以及周王朝权力的衰落。随着周王朝统治权力的衰落，它的统治者们相应地也显示出了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此时他们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主人——那些小国的诸侯们同样缺乏懿德，却在争先恐后地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与孔子会面之后不久，老子决定遵行宿愿，悄然骑上青牛，远走隐退。

　　几天后，老子到达函谷关。在那里，他受到尹喜的欢迎。尹喜也是一个修道者。在此以前，尹喜在终南山的瞭望台上，看到一朵紫色的云在天空中从东向西飘来（紫气东来）。他根据自己的天象知识推断，不久将有一位圣人从这一带经过。而后他就谋得了看守函谷关的职位——从东方来的行人一般都要经过函谷关。他认出了老子，认为老子就是他正在等候的那位圣人。老子到了以后，他马上辞去了自己的新工作，邀请这位圣人与他一起，到他在楼观台的瞭望台上去。尽管楼观台在函谷关西面250公里处，但它与老子所走的路是同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人就一起到那儿去了。

　　关于他们的会面与旅行，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更多了。只知道最后，老子把《道德经》交到了尹喜的手上。《道德经》是道教最早的经典，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它。20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学习古汉语的时候，《道德经》是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当我得知它是在终南山里写出来的时候，我决定追随它的作者的足迹。

　　我们租了一辆车，雇了一位司机，开始在函谷关狭窄的道路上行进。这条路从黄河和灵宝镇（音译）附近终南山东端之间的黄土丘陵中穿过。路面很窄，仅能容下一辆手推车或者一头牛。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南面几公里外新铺的那条路。从函谷关开始，我们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向西经过陡峻的华山之巅和骊山温泉，追随着圣人，出了西安的西大门。经过一次警察检查以后，我们在三桥镇拐向西南方。

　　中国的警察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巨人。不管在哪里，警察检查一次，一般都要花上20~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相当于20美元。交多少钱取决于哪些证件出了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司机的所有五套证件都没有问题。

　　又被警察检查过三次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叫马王镇的村庄，走上了村右的一条路。这条路经过一个大门，门里锁着几座1955年出土的皇陵。这一带是周朝的两个都城丰和镐的所在地。直到公元前8世纪，二都被入侵者毁灭，而为洛阳所取代。200年后，在老子去楼观台的路上，当他经过丰都和镐都的遗址时，他一定曾经想起了人类这短暂的辉煌。在《道德经》里，他写道：

　　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大门上有一行手写的字迹：“游人止步。未经许可，不得擅入。”大门没有锁，于是我们就进去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要找的建筑物。那座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深坑，坑里有两辆考古学家撂在那里的战车。这两辆战车是陪葬品，是为周王室死后的生活服务的。门锁着，但是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战车的轮子和车体仍然留在原地，与六匹马的遗骸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御者的蛛丝马迹。从另外两座建筑物的窗户望进去，除了空空如也的展柜，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想起了12年前在台湾见到的几百件走私的周代陶器，当时它们正通过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朋友的手，流向外国买主。几件完好无损的、有3000年历史的周代陶器，仅售100美元。不幸的是，那些日子我正住在寺庙里，手上连100美元也没有。

　　我们离开了丰都和镐都被埋葬了的遗址，继续向西进发。在大王镇，我们掉头向南，停下来接受又一次警察检查，最后到达户县县城。在县城中心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我们停在一座展览馆前。1958年，中央政府开始鼓励农民从事艺术创作和手工艺制作。从那时起，户县农民就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中的一个族群。无论何时，只要农活儿不太忙，他们就会骑上自行车，来到当地的艺术中心。中心给他们提供纸、画笔、海报画和少得不能再少的指导。

　　春播还没有开始。在展厅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洛志俭，他把他的作品拿给我们看，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他是否画过终南山，他说没有，于是我请他试试。四个月后，一位台湾朋友在户县逗留，拿到了那幅已经完成了的画作——蓝色的天空滋润着蓝色的群山，一条蓝色的河流从群山中流泻而出。

　　在户县，经过最后一次警察检查之后，我们转头向西，渡过了涝河。10公里后，我们离开大路，向附近的一个叫祖庵村的小村庄开去。祖庵村是重阳观的所在地。重阳观是中国过去最著名的道教中心之一，它建于13世纪，供奉的是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王重阳。

　　王重阳从军以后不久，就看透了生命的虚幻。于是他搬到这一带，开始修习佛教禅定。几年后，当他在附近的终南山里漫游的时候，遇到了道教仙人吕洞宾和汉钟离，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道教方面的秘密口授。从那以后，王重阳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他和吕洞宾、汉钟离三个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岩洞里。那个岩洞，王重阳称之为“活死人墓”。在王重阳的著作里，他把禅宗、理学和传统的道教重点——养生三者结合了起来。公元1170年，王重阳辞世。此前他成功地把自己对道的领悟，传给了远在山东的七位弟子。这七位弟子中的四位弟子，把他们师父的遗体运回了他过去“坟墓”的所在地。

　　按照儒家哀悼父母的习俗，四位弟子都在坟墓附近搭了茅屋，并且在这一带待了三年。三年后，他们才离开这里，去弘扬师父的教法。1222年，四位弟子之一的邱长春终于成功地到达了成吉思汗在中亚的军营，并且从他那里争取到了一道诏书，保证全真派及其信徒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地区享有特权。从那时起，全真派就被认为是中国道教火种的主要保持者。在传统的道教修行如炼金术、瑜伽和禅定之外，全真派又建立了道观制度。

　　重阳观修建之后不久，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宗教建筑。它得到蒙古王室的支持，容纳了一万名道士和道姑。在我们参观期间，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大殿在暗示着这座道观昔日的辉煌，还有几十块石碑——或者说大石板，镶嵌在北墙里。这些石碑都是13世纪的文物，其中包括王重阳和他七位弟子的肖像。陈列的石碑中还有王重阳的书法，字迹粗犷流畅，以及他的七位弟子的书法，连同蒙古文原文范本。与中国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场所一样，这个地方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只除了两位老道士在那里看管大殿。负责管理的官员对于我们的出现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一浏览完石碑，就离开了。

　　在重阳观的西面，我们的车掉头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前走。村妇们正在岸边的石板上洗衣服和床单。向南望去，可以看到这条河的源头在终南山附近的山岭上。走了一小段之后，我们重新回到主路上，再次向西进发。大约15公里之后，我们在田河边停下来。在田河宽阔的沙质河床上，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平地凸起。这座小山就是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

　　在古代，统治者们认为，掌握天道的知识对于管理国家事务是至关重要的。战役的胜负常常得取决于天气；而朝代的盛衰则要看彗星的尾巴。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创建之后不久，据说康王曾经命人在这座小山上修建了一座瞭望台，离丰、镐二都骑马要一整天的路程。公元前10世纪，穆王参观了这个地方，并命人修建了一座祠堂。这座小山后来以“楼观台”而知名（也即瞭望台的意思），而它最著名的守望者就是尹喜。当尹喜在函谷关遇到老子以后，是他把老子带到这儿来的。

　　我们过了田河，掉转车头向那座小山开去。车左路经一堵墙，里面是过去皇室的宗祠。公元前219年，即在穆王修建了第一座祠堂之后的800年，秦始皇也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祠堂，那是为了纪念老子的。100年后，汉武帝亦在此处修建了一座祠堂。这个地方也曾经得到其他皇帝的垂青。但是这些早期的祠堂，没有一座能与唐高祖修建的那座大型建筑群相比。它包括50多个独立的建筑物，是唐高祖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之后不久，命人修建的。

　　高祖姓李，与老子同姓，于是他的祖宗很容易就被追溯到了圣人那里。随后，楼观台也变成了皇家宗祠，被重新命名为“宗圣宫”。如今，除了记载着楼观台早年历史的几块石碑和一棵据说是老子手植的古老的银杏以外，在这座崭新的灰砖墙后，什么也没有。银杏生长极其缓慢，这一棵枝干粗壮，依然枝繁叶茂，只是它的主干因为遭受火灾而变成了空心的了。

　　看过了老子的银杏树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林荫路，继续向上走。穿过一座小村庄，然后经过一道拱门，上书“楼观台森林公园”。路右是一座新近建成的、可是已经破败不堪的两层楼的旅馆。它荒凉得就像我们刚刚在下面的路上离开的那座石碑林立的墓园。经过这座旅馆，我们进了道观大门，停下来在道观旅馆里登记。一张床每晚10元人民币，也即2美元。

　　旅馆上面是一个泥地院子，里面也长着一棵古老的银杏，还有一眼井。井后是一个大厅，里面石碑林立，石碑上记载着楼观台周期性的复兴。我们沿着一条过道，穿过大厅，然后顺着一条石阶，沿着楼观台南坡，向山顶的主殿进发。据说这里是老子给尹喜上课的地方，后来他的教导被记录下来，就成了《道德经》。就在主殿的门内，立着两块刻于13世纪晚期的石碑，上面是《道德经》中的“道经”和“德经”。

　　正殿面对大门，里面供着《道德经》的作者。右首是一间偏殿，供着后期的道家哲学家庄子和列子。左首也是一间偏殿，供着太白金星，也就是傍晚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的那颗星。我停下脚步，与一位坐在石阶上的道士攀谈。他的名字是任法周，原来他是楼观台住持的助手，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副会长。他说，1958年，当他初次来到楼观台的时候，道士和道姑的人数已经衰减到150人。解放前，这里曾经有500多道士和道姑。“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1976年），只有大约12人千方百计留在了道观里。任法周说，红卫兵不但赶走了道观里的大部分出家人，而且还摧毁了所有的建筑。楼观台上的那些建筑物，都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

　　在老子殿后，我们沿着一条石阶，从楼观台的北坡下去，来到一座与老子庙相毗邻的祠堂。祠堂里面供着斗姥。斗姥掌管着人的寿数，以确保人们活完分配给他们的年岁。因为我的儿子红云与斗姥的丈夫北斗神君的生日是同一天，所以我上了一大把香。尽管如此，它的香气还是远远不及殿外桃花的芳香。

　　在斗姥殿后，我们沿着另一段台阶往下走，来到另一座祠堂。这里供着虹云公主，她是主管送子的，因此我也为女儿艾丽斯而感谢了她。

　　在回入口处的路上，我们沿着一条拱廊，穿过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院子。墙上镶着石碑，碑上刻着昔日著名的来访者所留下的诗歌、书法及绘画作品。在9世纪的参观者中，大诗人白居易留下了下面这首诗。它的开头是一句引言，这句引言在五千言《道德经》的结尾处：

　　言者不知知者默，

　　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

　　缘何自著五千文？

　　下来回到主院里，我们要了面条。我开始浏览在正门那儿得到的游客手册。1982年，楼观台附近的土地，大约有640公顷，被置于省政府森林管理局的管辖之下，种满了竹子、黑槐、胡桃和松树。楼观台位于西安城外70公里处，乘车大约要3个小时，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它离西安有点儿太远了。很显然，政府正在把它变成一个森林研究中心。

　　阅读游客手册的时候，我在想，在楼观台这些分散的建筑群后面，它的布局意图是什么。此时这个念头浮上脑海：这种安排很可能是代表三个内在的精神中心，即上、中、下三个丹田——道教徒们把他们体内的气息循环都汇集到这三个地方。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坐落在向北两公里处、平原上的过去的皇家祠堂就是代表着下部的精神中心，就在肚脐下面，即下丹田；老子发表关于道的演说的那个地方附近的那座小山，就代表着中部的精神中心，在心脏附近，即中丹田；位于那座小山向南两公里处的山上的祠堂，则象征着上部的精神中心，在头上，就是我们如今注意力集中的地方，即上丹田。

　　从院子里开始，路变成了一段一段的砖路。最近下了很多雨，沿途路上积满了水。一个小时后，我们遭到一群工蜂的针刺“欢迎大典”，然后终于到达炼丹炉。据说，老子动身回仙境以前，就是在这里炼制长生不死药的。

　　这座孤独的祠堂小得仅能容纳一张供桌和三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老道姑。她说，她每天从早到晚坐在这里，为道观看守这座祠堂，由此可以得到面粉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她姓张，是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人。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了祠堂里的光线以后，我发现，她缠过足。缠足使得她从儿童时代起，走起路来就颤颤巍巍的了。她说，她每年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下山一两次。她79岁了，出家也已50多年了。近20年来，她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开始是在西面的太白山上，最近则是在这座能够俯视楼观台的山上。她说，为了修习禅定，她宁愿一个人生活。但是她说冬天很冷，下雨的时候，祠堂的屋顶就漏水。沿着小路再往上走100米，有一间小土坯房子，茅草苫的屋顶，那就是她的家。那是几十年前另一位隐修者盖的。

　　当我问及其他隐修者的时候，她说，10年前她刚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确曾有过不少隐士，但是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死了，或者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的回到了寺庙或道观里。她说，她认识一位老和尚，住在离这里三个山头远的一间茅篷里。我估计，他是在四方台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很愿意跟她聊天儿，但是我真希望自己能多懂一点儿河南方言。我们回到下面的院子里，也就是楼观台的中轴线上。楼观台的三个精神中心坐落在一条南北轴线上，彼此之间相距2公里。除此以外，楼观台还有一双“翅膀”，各向东西方延伸出大约6公里。我所看到的这种建筑式样，使我想起了《庄子》开篇中的那只传说中的大鸟：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鹏的右翅包括一系列建筑物，它们一直延伸到一个叫西楼观台的地方。西安外事局告诉我们，西楼观台“太危险了”，所以不准外国人入内。我们猜想，这就是说它位于某种军事设施的附近。可是，根据出家人所说，西楼观台上唯一的景致就是一座小庙和老子的坟墓。

　　我不知道关于老子坟墓的故事起源于何时。不过公元前100年左右，司马迁在撰写这位伟大圣人的传记时提到，老子继续西行，经过函谷关（距离楼观台有两天的行程）之后，终于消失了。道观里的一位道士告诉我，这两个故事都有可能是真的。他说，道教徒委弃他们的遗兑就好像蛇蜕皮，老子离开以前，可以很容易地把束缚着他的肉体留在楼观台。

　　既然不能参观楼观台的“西翅”，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东翅”上。它一直延伸到一个叫仰天池的地方。没有人说过这个池塘或它附近的祠堂是禁止进入的。一个在正门卖面条和香的人同意给我们当向导。他说，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到过那儿了，不过他还记得路。我们从山的东坡走下去，很快就穿行在长满了粟苗的田野里。

　　在距离小山大约一公里处，我们路过一座石碑，它兀立在粟苗之间。向导说，原来这儿有一座大寺庙，红卫兵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整个寺庙都毁了，只剩下了这块石碑。在石碑的上方，我们渡过了田河。之后途经一座小村庄，村庄里都是土房。然后我们向山里进发。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一座小山。山顶上曾经有过一座祠堂，里面供着元始天尊。据说老子是他的一个化身。我们的向导在一块石碑前点燃香和烛，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那块石碑，就是那座祠堂唯一的幸存物了。

　　在小路上，我们遇见了几位樵夫。其中一个人说，住在仰天池的最后一位道姑前年离开了那里，去了遥远的太白山的山峰上。在那里，她可以有更多的地方种菜，以及拥有更多的孤独。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鞍形山脊，然后走上一条岔路，去山顶上的一座小祠堂。这座小祠堂是八边形的，就像道教里八卦的形状——八卦是指《易经》里的八种卦象。这个地方叫“栖真亭”，据说老子在楼观台逗留期间，就是在这里修习禅定的。栖真亭里曾经供养过的所有塑像和使用过的法器，都已荡然无存。我们下去回到鞍形山脊上，继续走，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村里有六户人家，他们的屋子沿着一个长满了灯芯草的池塘的北岸，一字排开。这个池塘，就是仰天池。

　　我们受到一位农夫的欢迎。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水手帽，双颊如此红润，以至于开始我以为他是荷兰人。他领我们从两座农舍中间穿过，打开了那最后一位道姑前年遗弃的祠堂。祠堂里面的墙上全是壁画，展示了周朝的兴衰以及老子环游世界的经历。祠堂里的主要塑像是玉皇大帝。在元始天尊创始万物以后，玉皇大帝就接过了道教万神殿的领导权。他的右边是老子的塑像，它是用粘土做的，头上顶着一块红围巾，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韵味，与我以前所见到过的所有这位圣人的塑像都不相同。当向导在玉皇大帝面前点燃香烛的时候，我给老子拍了照。

　　“文化大革命”前，仰天池周边地区曾经是一座道观，里面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出家人。这座荒凉的小祠堂，就是那座道观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农夫锁上门以后，邀请我们到他家喝碗热糖水。我们解完渴，他的妻子开始准备新鲜面条，农夫则开始削土豆。于是我回到外面，点燃了一支抽剩的香烟。农舍两侧长着高高的树，树枝上有几个喜鹊窝，喜鹊们在窝里吱吱喳喳地叫着。那个池塘占去了这个村子的大部分地盘，里面长满了干枯的灯芯草，正在风中瑟瑟作响。当我沿着池塘绕到对岸去的时候，惊起了两只青蛙，跳进水里去了。村里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正在池塘里捉五色鱼。我想，不知道这五色鱼是不是一种鲑鱼，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有灯芯草。

　　从池塘上方向南望去，那个鞍形的山脊陡然直落而下，露出了楼观台后大约30公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在西南大约20公里处，我望见了2600米高的四方台峰。我用望远镜浏览了那一带，不过它太远了，看不到任何炊烟和茅屋的痕迹。紧挨四方台西面的是东老君岭。东老君岭再向西30公里，山岚中的一个地方，是太白山上的那块巨大的白石头。太白山高3800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

　　香烟不长，我们的向导也已急着要回家了。我们用面条和土豆填饱了肚子，谢过了农夫和他妻子的盛情款待，动身回楼观台。下山的半路上，我们惊起了两只鹌鹑；沿途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去捡一些从地里长出来的白色的小星星。到处都是桃树，桃花盛开。回到旅馆里，我们用一桶冷水冲掉了路上出的汗。

　　晚上就寝前，我向当地文化事务局的官员打听过去住在这里的道教徒的情况。他说，已经有人编纂了一部详细的历史，不过还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大概在未来的两年内，可望问世。

　　当我问及楼观台现在的常住的情况时，一位老道士建议我们去与住持谈谈。这位老道士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长长的牙齿，长到令人难以置信。他把附近的一个建筑群指给我们看。那是一座昔日的军营，门上还有红五星。老道士说，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地方已经铺了石板，在未来五年内的某个时候，一座崭新的大道观将会取代这座军营。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部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60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19岁。出家40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3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30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10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导，“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72座道观中的10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10座道观中，只有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13万元人民币，或者说2.5万美元；八仙宫是15万元人民币；华山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北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

　　问：道观给住在这里的道士和道姑们发钱吗，以帮助他们支付个人开销？

　　任：给。现在每个人每月能得到大约20元人民币（4美元），这笔钱从我们卖门票、香和手工艺品的收入中支出。楼观台的道士们则一直把修行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我们也种菜，比如芜箐、卷心菜和土豆。我们一年四季都穿同一套衣服。我们不需要多少钱。我们更愿意用自己所赚得的一点点钱去修复道观或买书。

　　问：道观是怎么组织的？

　　任：它的组织形式与佛教寺庙很相近。佛教有寺庙，道教则有道观，而且寺庙和道观里不同功能区的名称都一样，管理机构也一样。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组织。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有规章制度。但是修行要取决于个人。（1987年，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据说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目前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指出，1949年以后，政府禁止发展新的出家人。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政策被废止了，同年，重新建立了道教协会。从那时起，全真派的23个主要中心和另外两百座小道观都加入了道协。后来任道长告诉我，目前中国道士和道姑的数目大约有10000人。可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协官员却告诉我说，这个数目是将近3000人；中国道观的数量大约有500座，可是其中大部分道观都太小了，没有资格加入道协。）

　　问：在近几十年里，道教发生了哪些变化？

　　任：很多个世纪以前，中国道教分裂成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是北方的主要宗派，正一派在南方更为盛行。正一派是一个在家宗派，其中心是如四川、上海和江西龙虎山这样的地方，也被称为天师道。成员们可以结婚，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他们住在家里。全真派则完全与俗世隔离开来。它的成员住在道观里。我们属于全真派。像我刚才所说的，全真派在北方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正一派更为流行。这是最大的变化。

　　问：哪一派控制着道协？

　　任：哪一派也没有。协会里两派的人都有。同时既有在家信徒，也有道士、道姑。它不拒绝哪一派，也不着重强调哪一派，也不干预任何一派。协会不干预任何形式的信仰或修行。（通过对中国道协出版物的匆匆一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协的高级官员和会长们大部分是全真派的出家人）。

　　问：如果一个人想跟某位特定的道教师父学习，师父和弟子本人就能决定这件事，还是必须要得到协会的许可？

　　任：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协会不能干预。（根据我们与之攀谈的其他道士的说法，地方道协决定弟子们可以在哪里学习，以及道士和道姑们可以住在哪些道观里。）

　　问：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家还感兴趣吗？

　　任：感兴趣。目前住在这里的50位道士中，有20多位是30岁以下的。（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提到，尽管省内各道观年轻的出家人非常缺乏，可是政府仍然不让想出家的年轻人在道观里待得太久，除非他们先迁好户口，而迁户口的过程总是很困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束缚，使道观很难吸引到年轻的道教徒。）

　　问：你给人上过课吗？

　　任：是的，有时候。但是现在没有太多人对道教感兴趣。（任道长的报导中称，在过去的两年里，定期在楼观台举办的道教班只吸引了三四十人，而一个为期三周的气功班——或曰“道教瑜伽”班，则吸引了300多人，其中200人还是从外省来的）。

　　问：你在向现在的人弘道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任：我们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找到真正相信道教的人。道教教导我们要清心寡欲，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愿意清心寡欲或者习静的人，在现在这个年头，真是太少了。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现在人们学道要慢得多了。他们的心不再单纯。他们太复杂了。

　　问：据我所知，道教很多高深的教导都是秘密的，而且只传给有限的几个弟子。这是真的吗？

　　任：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一个道教师父收了一个徒弟，在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传授给徒弟以前，可能会考验他几十年。而很少有徒弟有那种毅力。

　　问：中国现在有宗教自由吗？

　　任：有。我们想怎么修行，就可以怎么修行。我们可以在山里修行，也可以在城市里修行。在道观里，在家里，都可以。

　　问：有没有道教徒自己在这些大山里修行？

　　任：有。还是有一些人的，只是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他们的很多茅篷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掉了。几年前，住在这附近的一位隐士，在96岁的时候，证得了长生不死。两年前，另一位隐士在140岁的时候，羽化登仙了。我还知道有几个人住在太白山的山脚下，但是我几乎从来没看见过他们。

　　问：你曾经隐居过吗？

　　任：是的。但是不到三年。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所有的道教徒迟早都要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好集中精力修行。为了修行，你不得不找一块与世隔绝的地方，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但是重要的是要学会静心。一旦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就可以住在任何地方，甚至住在一个喧嚣的城市里。

　　问：我注意到很多诸如楼观台这样的宗教中心已经开始吸引旅游者了。这会影响你们的修行吗？

　　任：是的。这里不再那么安静了。修行要困难得多了。但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得不利用我们能够找到的一切支撑方式来修复道观，培养新的出家人。

　　问：道教修行的目标是什么？

　　任：人的本性与天的本性是一致的。天生万物，而万物都朝不同的方向运化。但是迟早它们会回归于同一个地方。这个宇宙的目标，它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无”的意思就是回归。无是道之体。不仅人，动植物和一切生物都是这个“无”之体的一部分，都是由这个“无”之体所构成的。一切事物与“无”都是一体的。宇宙间再没有第二个东西。实证这一点，不仅是道教的目标，也是佛教的目标。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道教徒和佛教徒寻求的是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他们不追名逐利的原因。他们寻求的只是“道”，就是我们生于斯、回归于斯的那个“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

　　问：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任：这个事情是分阶段的。成功有多种层次，达到目标是很难的。但是一旦你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你就要不停地走，一步一步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但目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成仙，回归道之体。只要你修行，最终一定会成功。在佛教里，觉悟是主要目标；在道教里，觉悟是次要的。觉悟后你还要继续修行，直到你逐渐地、非常自然地与道融为一体。如果你此生没有成功，那么你下一辈子还有机会。但是不修行的人就没有机会，他们的生命就此终结了。道教修行就是要修成一个长生不死之身，临终时它会从肉体中分离出来。你可以参观一下老子墓。他成仙的时候，把自己的骨骸留在了那里。我们的目标与他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与道融为一体。

　　问：一定要出家吗？

　　任：重要的是要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非要出家。如果你不持戒，出家没有任何好处。持戒很重要。但是任何人，只要他过着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修行的基础。戒律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戒律使修行成为可能。如果你对自己不作要求，修行就会一无所获。

　　问：现在修行的方式有变化吗？

　　任：没有，现在的修行方式与老子时候的一样。人没有变，道也没有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修定方式，我们的养生方式，仍然是一样的。

　　问：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

　　任：那是现代的观点。但老子与宗教是不可分的。中国人一直信道，这种信仰促使他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修行方式。你认为老子会口中谈道而不信道或修道吗？他知道，宇宙中的一切都来自于道，离开道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但道是一样的。

雪山来客

第五章　鹤之声  



　　华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自古以来就是隐士修行的佳地。在攀登华山寻访隐士的途中，我们经过一块石头，它的正面刻着『鹤之声』三个字。鹤在道教里是变化、超越、洒脱、纯洁和长寿的象征，用它来代表华山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可是很显然，这只鹤已经飞走了。

　　如道教徒所宣称的，道教的历史形态可能起源于终南山西端的楼观台。可是它的史前形式，却远在很早以前，就已在终南山东端的华山上兴盛了。对于道教徒来说，华山的意义甚至要超出史前时期，一直回溯到万物创始的时候。

　　太初时，混沌分化成阴和阳。阴阳再次分化，成为老阴、老阳和少阴、少阳。这四种力量交互作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其中第一个生命就是盘古。盘古一生下来，就拾起一把锤子和一只凿子，用他毕生的精力去开天辟地——也就是如今我们大家居住于其中的这个空间。他不是花了7天，而是花了1.8万年。当他终于倒在地上死去的时候，他的躯体化作了五岳：他的头化作东岳，他的胳膊化作北岳和南岳，他的腹部化作中岳，他的脚化作了西岳。

　　经过几千年的风化之后，盘古的脚逐渐变得像一朵石头叶子上开出的花，因此早期的中国人把西岳称为“华山”——花山。它开在中国最早的部落文明的中心地带，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喜欢称自己为“华人”。这一称呼表明了这座山对于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多么重大的意义。

　　华山有一股特殊的力量，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它的外形在群山中是独一无二的。要攀登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欲望——不是肉体的欲望，而是精神的欲望。因为华山是中国最早的精神中心之一，是萨满们来寻梦的地方。黄帝就是这样一位萨满，他爬过几次华山，去与神人们交谈。公元前2600年左右，黄帝乘龙回归仙班，他在尘世间作为中国北方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传到了白帝的手中。

　　尽管白帝把他的宫廷远远地建到了黄河冲积平原的东部，但是他的后裔中的一支，还是迁移到了华山附近，而且开始定期祭祀过去在这里的、他们受人尊敬的祖先。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人皇帝尧、舜、禹都曾经游览过华山。《庄子》中记载了公元前2400年左右尧的一次行幸。在这次行幸中，祭祀中心的管理人员（封人）讽劝这位圣人皇帝，不要因为自己为他祈祷多子、多寿、多财而担忧：

　　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庄子·天地》第十二

　　这位管理者——这位华山道人，讽谏尧的地方，叫作“华峰”，就在今日的华阴县城东面大约三公里处。不幸的是，这座过去的祭祀中心的最后一批文物，毁于1958年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从那时起，这里又发掘出了新石器时期的遗址，现在这个地方就以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而闻名了。另外还有两座祠堂，也销声匿迹了。一座建于周朝初期，在华阴的南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华山高中；另外一座则建于汉代早期，本在附近的黄甫谷的入口处，已在几个世纪以前被洪水冲走了。

　　第四座祠堂、也是最后一座祠堂，建于公元160年左右，就在华阴的东面。它以西岳庙而知名。别人告诉我，它是中国建筑工艺的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它的主厅里供奉着白帝。4500年前的某个时候，白帝的后人成为华山的守护者。除了很多建筑物之外，院子里还有一片香柏林。据说早在最初的西岳庙修建之前，它们就已经种在这里了。整座庙被一道围墙围住了，不允许外国人入内。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一直被当成军营来使用，这大概就是它躲过红卫兵这一劫的原因吧。

　　此时正是8月中旬，雨季的中间。在西安等天放晴等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决定抓住一个机会。经过4小时，走了120公里之后，我们看见一条泥泞的山路，向华山延伸而去。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蓝天。

　　我们把衣服扔在一个廉价旅馆里，动身去探险。经过两排旅游工艺品店的“夹击轰炸”之后，我们进入了玉泉院的主门。玉泉院是一座道观，建于11世纪中期，是为了纪念陈抟而修建的。10世纪的时候，陈抟曾经在这里隐居。他的无极图曾经激发了早期理学家们的灵感，除此而外，他还修习道教禅定，能够连续数月保持一种类似于睡眠的入定状态，并因此而名重一时。道观西面的一座小山洞里，至今还供奉着一尊陈抟卧像。我们只捐了一点点钱，看管大殿的老太太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伸手抚摸着陈抟的石头塑像——自从公元1103年被雕成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只手曾经触摸过它，以至于现在它看起来、摸起来都像一块抛过光的黑玉。

　　附近有一座亭子，是陈抟建在一块石头顶上的。在这块石头前面，陈抟曾经扦插了四棵佛陀出生于其下的那种树的枝条——根据一个道教故事所说，老子回归帝乡以后，又转生为释迦牟尼——现在只剩一棵还孤独地活着。很显然，当年红卫兵们以为他们已经彻底清除了这四棵树，可是眼下它们多瘤的残干上，又冒出了新芽。

　　就在主殿入口处的外面，一块雕刻着华山图景的石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的中间断开了，但是我们竭尽全力仔细地去研究它，就仿佛我们能够越过保护栏、看透它表面上的浮尘似的。如果这座山真的如图中所绘，那么史蒂芬和我都要减肥了。

　　在院基的东面，我们又一次在一块石碑前停下来，这块石碑紧挨着另一块石头。这儿是诸多的华佗墓之一。华佗是中国最伟大的医学天才，卒于公元207年，享年97岁。华佗曾经在华山的一个岩洞里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他还在这里采集药草——直到今天，华山还因为这些药草而著名：山薑的特殊变种、人参、细辛和菖蒲，等等。采用针灸技术和利用以大麻为基础的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是华佗诸多成就中的两项。此外，人们还把五禽戏的创建归于他的名下，后来五禽戏奠定了中国武术的基本风格。尽管华佗一再谢绝官职，他还是被迫去给曹操治疗慢性头疼病（曹操在汉代末年篡位）。当他拒绝继续治疗的时候，曹操命人杀死了他，以防华佗向自己的众多敌人泄露他的健康状况。

　　过了华佗墓，在玉泉院的东墙外，有两座小道观。第一座是十二洞观，大部分云游的道士都在那里挂单。我们经过它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又走了一百米，进入了仙姑观砖木结构的大门里。西安的一位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谢道长居住的地方。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床上支着身体，用一盏热灯烤膝盖，治疗关节炎。他曾经以武功而闻名于世，现在却连走路都有点儿困难了。他的房间里有两张并在一起的木板床，床上吊着一顶蚊帐（其他道士的房间也都是如此布置，他们在床上打坐、学习以及睡觉）。屋里还有两只箱子，装着书和衣服，以及一张桌子、两把折叠椅和一台新彩电（省政府因为他在保护文化方面的贡献而赠送给他的），墙上还有一幅字，上面写着“忍”字。互相介绍之后，我递给谢道长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我们抽烟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这一生的故事。

　　谢道长的父母原籍山东，在清朝歉收的年份里，为了找活路而南迁了。他出生于安徽省，在他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家了。经过标准的三年学徒期之后，他来到华山修行。我们会面的时候，他刚好满80岁，已经在华山生活60年了。除了膝盖有点儿关节炎之外，他的身子骨异常硬朗，心清澈得就像久雨后的天空。我向他请教道教方面的问题。

　　谢：老子说，要修静和不偏不倚。要自然。自然的意思是不强求。当你自然地行事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但是为了了解什么是自然的，你必须修静。作为一个道教中心，很久以来，华山如此出名，就是因为它安静。过去这里有很多隐士，但是现在这座山已经发展了旅游业。宁静不再，隐士也不在了。

　　问：他们到哪儿去了？

　　谢：这很难说。隐士们想一个人待着，所以不容易找到他们。他们更喜欢离群索居。他们中一部分人回到了城市。另外一些人搬进了终南山的更深处，那儿还很安静。但是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跟你说话。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而是更愿意坐禅。他们对谈话不感兴趣，可能对你说几句话，然后就把门关上，再也不出来了。

　　问：但是他们要吃饭呀。他们迟早还是会出来的，不是吗？

　　谢：那可不一定。有时候他们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三天吃一顿，有时候一个星期吃一顿。只要他们能够滋养内在的能量，就会活得很好，而不需要食物。他们也许会入定一天、两天，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星期。他们再次出来之前，你可能不得不等上很长时间。

　　问：他们对教导别人不感兴趣吗？

　　谢：感兴趣。但是在你能教导别人之前，你必须先自己修行。在你教什么东西以前，你必须先了解它。你不能只靠在书本上看到的话来解释内在的修行。首先你必须搞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

　　问：如果人们不能跟隐士学道，那么他们可以跟道观里的道士学吗？

　　谢：你不可能只逛逛道观就能学到东西。你至少要在道观里住上三年，而且要做日常杂务。如果你能够忍受这份艰苦，那么三年后，你就可以请一位道士做你的师父。这是不容易的。你必须头脑清醒、心地纯净。就像我刚才说过的，至少要有三年的体能训练，你的心才会变得足够宁静，才能够理解道。

　　问：你住在山上的时候，肯定需要山下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得到它们的呢？

　　谢：什么东西都靠我们自己背。我岁数小一点儿的时候，经常上下山。现在，游客们有时候会给道士钱，道士就付钱给别人，让他们把东西背上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修行了。

　　问：住在这儿的道教徒的数目有很大变化吗？

　　谢：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山上有四五十位老师父，有两百多道士和道姑，小道士们多得数不清。现在，只有一部分人还待在这儿。

　　问：他们都怎么啦？

　　谢：有些人死了。很多人走了。还有很多人还俗了。

　　问：道观怎么样呢？

　　谢：道观里挤满了游客。什么都变了。现在旅游局管着道观了。

　　我问谢道长，我能不能跟仙姑观90岁的老当家行道长谈谈。谢道长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这不方便。很显然，行道长有问题——但不是健康问题。出去的路上，我们看见了行道长，他正在指点一个千里迢迢从浙江赶来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要给道观雕龙和鹤。史蒂芬和我鞠躬为礼，然后离开了。

　　后来，谢道长与我们在我们的旅馆房间里共进了一顿俭朴的晚餐。他说，对于道教徒来说，道教自身的发展形势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全中国能够称得上大师的道士和道姑，不超过150人。

　　2000年前，汉代的历史学家们说，在汉明帝统治期间，全国的人口是5000万左右，而登记在册的道教大师有1300人。换句话来说，当时全国的人口是现在的1/20，而道教大师的数目却是现在的10倍。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状，可是很多中国人现在还把道教称为他们的国教。

　　回道观的路上，谢道长把当地可以洗热水澡的地方的大门指给我们看。那是一个退伍军人之家，里面住着几百个在中越边境冲突中受伤的士兵。在门口，我们互相道别，谢道长拄着拐杖，蹒跚着，慢慢地走回仙姑观。

　　后来，当史蒂芬和我在明亮的月光下走回旅馆的时候，我想，不知道谢道长是不是过去的五千年中来到华山的那一长串道士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这串名单中有茅濛，他是两千多年前来到华山的。他修炼到长生不死之后，大白天骑在龙背上，消失在云间。他的后人迁移到了东部的沿海省份江苏省，在那里的茅山上，他们建起了中国最著名的道教中心之一。花和风是老朋友了。如果华山的种子能够到达中国东部，那么它们也有可能飘过大洋。

　　第二天早晨，史蒂芬和我一个多星期以来头一次在阳光中醒来。我们往回走，穿过玉泉院的院子，开始徒步沿着通向顶峰的山谷往上爬。即使在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之后，河水还是清澈得像荡起了涟漪的玻璃，没有淤泥的痕迹，只有花岗岩质地的卵石和沙子。萨满们的山水指南书——古老的《山海经》中说，华山附近的一座山中，有一种岩石，用它煮汤洗澡，能够治疗皮肤病。这条河里的沙子看起来是如此洁白，用它似乎能够把幻世的红尘洗涤尽净似的。

　　时值盛夏，早晨的太阳就已经热辣辣的了。当我们开始这次登山行动的时候——后来我们才知道所花时间长达八个小时——我们很高兴能够走在山谷的树阴里。几公里以后，在娑罗坪这个地方，山谷变得开阔起来——娑罗坪是因为过去种在这里的两棵巨大的“娑罗树”而得名的。释迦牟尼（一些道教徒宣称他是老子的转世）就是在这样的两棵树之间进入涅槃的。那两棵树过去在山谷西壁上的一个祠堂前面。附近一个旅馆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文革”期间，它们被砍掉了。但是地方志却说，它们是在1884年的一次洪水中被冲走的。

　　过了河，在一个叫小上方的地方，山谷的东壁上被人凿了很多山洞。现在洞口长满了杂草，肯定是多年以前就已经荒弃了。再往上走较远一些的地方，是中上方。唐朝的时候，玄宗的妹妹曾经住在其中的一个岩洞里。再往高处去，云雾中有个地方，是大上方的岩洞群。根据佛教旅行日记作家高鹤年的记载，1904年，当他游览华山的时候，大、中、小三个上方都住着道教隐士。

　　我们继续沿着山谷往上走，在毛女峰的山脚下，再次停了下来。毛女峰是因为一个修道的少女而得名的。这位少女本名玉姜，曾经住在毛女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的时候，他的很多妃嫔被挑选出来，陪伴他长眠于地下。一些妃嫔被挑选出来供弹琴之职，玉姜即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她被带到骊山附近秦始皇陵的前一夜，一位老太监帮助她逃到了华山。

　　后来，她遇到了一位道长。这位道长教她怎样靠吃松针、饮泉水而过活，怎样观想与人的生命有关的北斗七星，以及怎样走萨满的禹步。经过这样的修习，她的身体逐渐长满了绿色的长毛，于是人们开始叫她毛女。从那时起，猎人们会不时地报告说，听见了她的琴声，或者是看见一道绿色的身影在她过去居住的山峰附近闪电般地掠过。我四下里环顾。除了我自己站在一块石头上，只有一只蓝尾巴的蜥蜴正在享受着清晨的阳光。

　　过了毛女洞几百米，华山山谷到了尽头。我们来到了青柯坪，也就是东道院的所在地。这座小道院是一座古代道观的现代版本，里面供奉着九天玄女。根据道教传说，她曾经教黄帝怎样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结果，黄帝在华山西北一百公里处的涿鹿之战中，打败了蚩尤，成为中华文明的创始人。

　　青柯坪也是华山山谷入口处和顶峰之间的中点。从青柯坪到山底和山顶，都是5.5公里。但是剩下的一半是最难走的。山路看起来似乎都垂直了，而且在有一些地方，山坡的倾斜度真的达到了90度。据传闻，公元前3世纪，秦昭襄王为了把一棵古松从华山顶上运下来，做一只巨大的棋盘，他让工匠们安装了一系列的铁链和梯子，这才使得凡夫得以进入华山。不过此前萨满和道教徒们爬华山已经爬了几百年了——如果不是几千年的话。

　　青柯坪的景象说明，当《山海经》的作者把华山描述成“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的时候，他没有夸张。经过回心石，我们开始向高处攀登，并且很疑惑怎么能有人不靠铁链而爬到山顶上去。我走在前头，再也没有看见史蒂芬。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当我回头向下望苍龙岭的龙背的时候，才看到他。

　　唐朝时，当儒家学者兼诗人韩愈游览华山的时候，他爬苍龙岭才爬了一半，就因为恐惧而瘫软在地。像所有的学者一样，他不论走到哪里，从不忘随身带文房四宝。在绝望中，他写了一封诀别信，把它从悬崖边上扔下去了。最后营救的人来了，把他背下了山。从那时起，苍龙岭上的路就被扩宽了，并且出于安全考虑，在两边安装了铁链。尽管如此，当我要向下喊史蒂芬的时候，我还是突然噤了声，被这个念头吓住了——我的声音会落进深渊里，把我与它一同带走。

　　通过望远镜，我看见史蒂芬把几个登山者吓住了。他爬过铁链，以得到一个更佳的角度，去拍摄华山北峰——此时北峰的岩顶正兀立在旋转的岚气中。我身边站着三位广东来的商业艺术家，他们和我一样，正注视着这同一幕场景。他们中的两位使用的是油画颜料，另一位用的是粉蜡笔。中国墨汁再也看不到了。

　　几分钟后，我到了一个拱门处，即金锁关。它是过去登顶峰的入口，也是山路开始分岔的地方。谢道长曾经建议我们在东峰上的小旅舍中过夜。因此我选择了左边的岔路。几分钟后，我歇下来，与一位脚夫分享一只小西瓜。他靠往山上背东西谋生。他说，背的东西一般从40～50公斤不等，每次酬金是10块钱人民币，也就是2美元。我试着去掂了掂他的背包，感觉似乎有1吨重。

　　这儿也是橡树和松树林带开始的地方。我舒展着四肢，躺在树阴底下，看着天上的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来，然后又消失在无何有之乡。听着松涛声，我想起了俞伯牙和钟子期。不管什么时候伯牙弹琴，子期总能知道伯牙心里在想什么：时而高山，时而流水。子期死后，伯牙摔了琴，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弹过。我想，风现在想的，是高山吧。

　　最后，我终于站了起来，去爬中峰剩下的路。像北峰一样，与其说它是一座山峰，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山岬。其实华山只有三座真正的山峰，但是出于命理学的原因，中峰和北峰也常常被包括在里面。道教徒们喜欢运用五行的概念：金、木、水、火、土；白、青、黑、红、黄；西、东、北、南、中。

　　因为秦穆公的女儿之故，中峰也被称作玉女峰。2600年前，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和她的丈夫一起来到华山。她的丈夫叫萧史，擅长吹箫。在华山上住了几十年以后，她和丈夫喝下了一种玉液调制的长生不老药，飞回仙乡去了。为了纪念他的女儿，秦穆公在这儿盖了一座庙。它被重修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在1983年。

　　从中峰开始，通向东峰的主路沿着一段很长的台阶拾级而下，然后沿着山顶内部的东部边缘，再次向上，直到东峰。但是还有一条近路，而我需要一条近路。我举步折回，走上一条去引凤亭的岔路。当年，穆公女儿经常在这里吹笛子，她的夫君则吹箫，风把他们的音乐一直吹送到平原上她父王的宫中。

　　从引凤亭向南望去，我能够看见东峰上巨人留下的手印——是他把华山和首阳山推向两边，从而使黄河能够掉头向东、流入大海的。我用望远镜浏览着下面的山谷，发现了一座掩映在竹林中的小茅屋。我决定以后打听一下它的情况。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爬最后一段铁链，到了一个寺庙的后门——现在它是一个旅馆了，就在东峰的下面。登记的时候，我向管理人员打听我刚刚在下面遥远的黄甫谷里看到的小茅屋的情况。他说那是一个农夫的。我很失望，但是同时又很高兴——再也不用去爬另外一个山谷了，哪怕只是一小会儿。我坐在前门的外面，喝了一瓶啤酒——它们是与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一起，通过当地脚夫的肩膀上来的。喝第二瓶啤酒的时候，史蒂芬到了。我们一起喝了第三瓶。

　　我们坐的那个地方，正是航空杂志上的那幅照片的拍摄处。我大为惊愕：原来那个景色是真的，而且我们的的确确已经坐在这儿了。我们的直下方，就是那座与照片上一模一样的不可思议的亭子，坐落在那一模一样的不可思议的山岬上。这座亭子里的坐凳和棋盘桌，都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是用白色的花岗岩雕成。要到那里，你必须沿着一段铁链爬下去。在铁链的某一点上，你得被迫水平地悬在空中，背对着下面几百米处的岩石。2000多年以前，在武帝统治期间，有人看见一位名叫卫叔卿的道士，正在这个山岬上和几位神仙下棋。1000年后，10世纪的时候，陈抟曾经在这里和太祖下过棋。据说陈抟赢了，于是太祖把整座华山都封给了他。

　　史蒂芬和我注视着正在沉落的夕阳，它照亮了这座亭子。月亮飘过天宇。我们撂下一付空行囊担子，留给脚夫们第二天背下山，然后回屋休息去了。

　　东峰也叫朝阳峰。黎明前，一百名游客在外面打着寒颤，我们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夜间打着手电爬上山的。他们是一个为期两天的旅游团：早晨离开西安，参观骊山的秦始皇兵马俑，晚上爬华山，第二天傍晚回西安。

　　太阳升起来了，一百架照像机同时咔哒起来。它是从一座山后升起来的——《山海经》中说，那里生活着一种黑雉，用它能够治疗疮疖。这部萨满的山水指南还宣称：“（华山上）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虫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可是我们没有看见它。但是我们确实看见了一只老鼠在一点一点儿地撕咬一片树叶，乱哄哄的蜜蜂们在访问蓟草，橙黄色的向阳花，比太阳还黄的百合，还有鹰的一家，在山峰上空开始了新的一天。

　　吃过早餐面条后，史蒂芬和我开始了爬华山花状顶峰其他花瓣的旅程。去南峰的路上，在南天门，我们穿过一座小庙的大门。出来后，就置身于这座山峰的南面了。在这里，黄甫谷和仙峪谷环绕着华山的山基，垂直落差足有1000米。穿过仙峪谷向南，是三公山和三凤山。沿着悬崖，有一条铁链和木板合成的栈道，通到下面的贺老洞。它是13世纪的道士贺元希在华山正面陡峭的山崖上雕凿的几个隐居处之一。

　　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是一个秘密；一个更大的秘密是，洞上方的书法是怎么写上去的。它宣告这里是全真崖，是为了纪念道教全真派而命名的。去贺老洞的六英寸宽的路，被认为是这座山最危险的地方。一位管理人员说，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掉下去，他随即又补充到，对危险的清醒认识能够使人全神贯注。我减轻了对危险的紧张感，但是史蒂芬却鼓足了勇气，缓缓地向下爬了一半，去拍几幅照片。他一从深渊中上来，我们就向南峰的主峰进发了。

　　南峰也叫落雁峰。顶部有一个石头池塘，能够贮存雨水，这大概就是它吸引大雁的原因吧。它也是华山的最高点，几乎有2200米。公元8世纪的时候，诗人李白站在这里感叹：“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月兆惊人句来搔首问青天耳。”

　　从南峰开始，山路蜿蜒而下，经过另一条龙脊，通向西峰。西峰也叫莲花峰，据说因为有一块岩石看起来像一片荷叶，还因为在顶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曾经生长过一棵千瓣莲花。从西峰的边缘到仙峪谷，又是一个高达千米的急落差。

　　我们久久地凝视着这座断崖，然后掉转脚步，去翠云观。它依偎在龙背的内侧。

　　在主殿里，我遇见了薛泰来道长。他70岁了，自从他22岁出家以来，已经在这座顶峰上住了45年了。像谢道长一样，薛道长也有关节炎，可是当他站起来给我倒茶的时候，行动却非常优雅。我问他，这顶峰上是否还住着其他的道士或道姑。

　　薛：还有一个道士，苏道长。他住在南峰上。但是两个月前，他退出了道教协会，和一位弟子一起，搬到了下面华山山谷的中间——大上方去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问：如果人们想住在这里跟您学习，可以吗？

　　薛：首先他们必须去玉泉院的道教协会，征得允许。道协决定往哪儿派人。我不能私自收徒弟。

　　问：政府供养您吗？

　　薛：不。我们必须靠接受布施，自己养活自己。政府有时候帮助做修葺工作。但是我们必须主动提出申请，而且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政府对宗教的限制是放松了。过去的情况真是非常糟糕的。

　　问：您一直住在西峰这里吗？

　　薛：没有。1943年，我刚来这儿的时候，住在南峰的南天门。也有好几年，我住在山洞里。这就是我现在走路困难的原因。解放后，几乎华山的每一个道观我都被派住过。道协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得上哪儿。

　　问：这儿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吗？

　　薛：不，不再是了。不是在华山上。住在这儿的道士们不得不去照顾游客。我们不能专心致力于修行。这样谁也成不了什么事儿。想修行的人不得不搬到山的更深处。当然，政府和道协谁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有些人还是这样做了。苏道长和他的弟子搬去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大上方，还是非常僻静的。那儿的上面有一些岩洞。

　　问：楼观台怎么样？

　　薛：他们那儿的游客不像华山这么多，但是住在那儿的人太多了。这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的生活太舒适了。如果你想找个地方修行，你就必须到山里去。但是如果你进山了，衣食又成了问题。要么你得亲自出山买东西，要么你得靠别人。这是个问题。但是在山里修行的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辟谷，也不穿衣服。也许披几片破布。他们练习瑜伽，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饿或者冷了。不过大多数人是不能住山的。这个不容易。

　　问：人们怎么能学到这样的修行呢？

　　薛：基础的东西你在哪儿都能学到。有书。要学更深的秘密，当你的修行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遇见一位师父。但是你不能着急。你要有终生献身于修行的准备。这就是宗教的意思。这不是一个付出金钱的问题。你必须付出生命。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如果你准备好要学道，你不必去找师父，师父会找你的。道教是非常深奥的，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你不可能一蹴而就。道是不可以言传的。悟道前你必须修行。老子教我们要自然。你不能强求，包括修行。悟是自然发生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主要是要清心寡欲。修行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你必须保持身体健康。如果你有很多念头和欲望，你就活不到实现目标的时候。

　　我喜欢薛道长。他说话直截了当，而又优雅柔和。我可能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已经是中午了，又有几位游客到了。后来，我在道教协会的杂志上读到，最近薛道长把他过去40年来从供养中得到的所有积蓄，全部捐给了道教协会，用来修建新道观。总额是200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400美元。

　　当史蒂芬和我动身要离开的时候，薛道长进了卧室。出来时手上拿着一袋松籽，是他从长在顶峰的松树上采集的。华山松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只在终南山较高的山峰的顶峰上才有。它们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森林种植者圈中享有盛名，而生长在华山西峰上的那些松树，又是华山松中最为著名的。它们的种子、花粉乃至松针，都是过去生活在华山的道教徒们的主食。古书中说，华山松的松香经过一千年就会变成琥珀，吃了它能够转凡成仙。薛道长说，吃了这些松籽，或者种了它们，让它们长成树。我告诉他，我是松树家族的老朋友了，更愿意种它们。

　　我们没有继续逗留。两个小时后，我在群仙观停下来，等候史蒂芬。在谢道长得了关节炎之前，他一直是这座道观的当家。1919年，谢道长的师父建起了这座道观。现在里面是空的，只有一位年轻的道士在给一群游客张罗午饭。当我在台阶上休息的时候，这位道士走了出来，我们聊了聊。他说，年轻的道教徒正处于困境中。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照顾游客。他说，大部分师父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把核心的秘密传授给一位弟子，而且大师们都已经隐居到山的更深处去了，拒绝在这个物质时代教化人。他说，道观里的教导是肤浅的。他叹息着，回到里面去继续招呼午饭了。

　　史蒂芬到了以后，我们沿着山路一起往下走。途中，我们经过一块石头，它的正面刻着“鹤之声”三个字，而且被漆成了红色。鹤在道教中是变化、超越、洒脱、纯洁和长寿的象征。用它来代表华山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可是很显然，这只鹤已经飞走了。

　　1904年，当佛教旅行日记作家高鹤年游览华山的时候，他很惊异，华山的道教徒们怎么能靠那么一点点儿东西过活。他也对华山的幽静和住在这里的那些人对隐居生活的献身精神做了评论。他说，别的道教名山都不是这样——他游览了所有的道教名山。在20世纪的另一端重访华山，我却不得不怀疑，为什么还有道教徒愿意住在这座山上。不管它的景色有多么壮观，却不能代替幽静。

　　下山的路上，我们又一次在娑罗坪休息。我想起薛道长说过，苏道长带着一位弟子搬到了大上方顶峰的一个山洞里。大上方是那边云中的一个地方。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眺望着那座崖壁，不由地大声自言自语起来：不知道上苏道长的岩洞有多远。这时，一个正在卖西瓜块的人说，他认识苏道长。他还说，大上方不远，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

　　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跟着他过了河。在河对岸，他把路开始的地方指给我们看。我们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条路的开头是一段铁链，顺着崖面垂下来，大约有30米长。我们的向导拽着铁链就上去了，然后招手示意我们跟上来。史蒂芬和我沮丧地面面相觑，但是我们能找出什么体面的理由呢？所以我们只好跟了上去。下一段路就更吓人了：手脚并用，手指和脚趾死死地扒住倾斜度达70度的崖壁，崖壁上还不停地有泉水渗出来，滑溜溜的。而且没有铁链。我们根本不敢往下看，只是不停地爬着，免得去想会掉下去。

　　爬了大约一百米，我们到了一个古代隐居处的废墟，然后开始爬一段更加陡峭的崖壁。半路上，我的腿因为筋疲力尽和恐惧而开始发抖，我问向导还有多远。他说，两个小时，然后指指就在白云下的那个崖顶。当他刚才告诉我们苏道长的岩洞“不远”的时候，我忘了问他到底有多远。现在我知道了，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爬上去。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天就黑了，而且我们也实在没力气了。我们决定改天再去拜访苏道长，然后慢慢地下到主路上。

　　走在平地上是如此令人激动，史蒂芬开始蹦蹦跳跳起来。沿路上，当他超过其他下山的游客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蹦蹦跳跳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有十多个中国人，跟在一个长得酷似瑞普·凡·温克尔的老外后面蹦蹦跳跳。那天晚上，我都笑岔了气。一个星期以后，我的腿才不疼了。

　　行文至此，本该是本章的结尾了，但是几个月后，我又去了华山。那是三月下旬，什么都变了。河里几乎没有水了，山崖上除了偶尔有一棵开着花的野桃树以外，其余的地方一片枯黄。我到娑罗坪的时候，停下来跟我们过去的向导打招呼。他说，苏道长和他的弟子已经从大上方下来几天了，眼下正待在山谷入口处的朝元洞观。我笑了，为不必再去爬那座悬崖而感到高兴，然后回到了玉泉院。

　　在院子里，我遇见了一位道姑。她看起来异常安详，我向她打听去朝元洞的路。她领着我沿着西墙走到一个大门口，朝远处的竹林指了指。出了大门，我又走回到山谷入口处，过了河，沿着一条灌溉渠往前走。走了大约两百米，我进入一片竹林——朝元洞就是被它遮掩住了。这儿就是贺元希13世纪初来华山时住的地方，后来他在南峰上凿了一个岩洞。

　　这座道观包括几栋老旧的土坯建筑，屋顶盖着茅草。我拍拍门口的两只石狮，走了进去。尽管这个地方看起来快要倒塌了，里面还是挤满了道士和信众。我向一位老道士走去，他看起来像是这里的方丈。我告诉他，我正在找苏道长，并问他这儿在举行什么活动。他说，苏道长和他的弟子在玉泉院另一面的十二洞；这两天是曹道长母亲去世三周年纪念日，全省的道士和道姑都来参加为期三天的斋醮活动。曹道长是华山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得知，她就是那位给我往朝元洞方向指路的道姑。

　　我回到玉泉院，向十二洞走去。当我走过院基的时候，撞见了老薛道长。在西峰上，他一个人住着。在这里，在山脚下，他被十多个年轻弟子簇拥着。我们互致问候，他说他刚从北京回来，在那里，他参加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接纳新道士和道姑的正式典礼。他问我种了那些松籽没有。我告诉他，我已经把它们送给了台湾、日本和美国的热爱森林的朋友们了。当我向他问起苏道长的时候，他消失在一间看起来很零乱的临时帐篷里，然后带着一个40岁左右的高个儿道士回来了。

　　薛道长介绍说，这是苏道长的弟子，姓周。我给他讲了上次我曾经试图去拜访他和他师父的事。他说，如果我再等一两年，要爬那座崖壁可能就容易了。他还说，台湾的天地会曾经表示要出钱，修一条更安全的路。但是，很显然他对此并不欢迎。就在这时候，又一位道士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周道长说，这就是苏道长。我向他鞠了一躬，然后自我介绍。苏道长根本没有停脚，说我找错人了，又说他姓华，因为住在华山。然后他走开了，甩着长长的袖子，就好像马上要飞走一样。

雪山来客

第六章  登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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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一直延伸到印度。最初的印度和尚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定居在终南山里。而且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师都曾经在终南山修行过。现在这么多出家人仍然来终南山的原因是，这里还很容易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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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当佛教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半中国化的了。直到那时候为止，中国所有可以被称为宗教的主要思想体系和修行体系，都建立在对道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既然道无所不包，能够生发万物，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另外一种体系不能从它的子宫中衍生出来。至少在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一百年内，它没有给中国人造成多少观念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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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佛法——佛教对于真理的看法——的最初遭遇，最迟发生在西元前1世纪。其时汉朝已经把它的影响沿着一串绿洲一直扩展到了印度西北的各个王国中。在那里，大乘佛教刚刚涌现，汉印最初的接触是外交上的。本来外交上的接触是永远也不可能导致佛法的传播的，除非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珍品来介绍给对方。是商业贸易把佛法带到了中国。当时，各国商队来到中国，他们用香料，珠宝和彩色玻璃来换取中国丝绸。早在西元1世纪，中亚的商队就已聚居在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墙之外。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从印度来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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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细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历史记载和文物只告诉我们，没过多长时间，佛就被当作另一尊神，被发展中的道教接纳了——道教当时包括了诸如黄巾起义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行动。西元2世纪左右，佛不仅在老子的旁边受到礼拜，还因为某些道教徒认为他就是老子本人，而变得相当普及起来。据说老子离开楼观台以后到了西方，一本西元2世纪出现的书，记叙了这位圣人从中国消失然后又以佛的形象从新出现在印度的故事。在亨利·迈斯派罗《关于西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道教的随笔》（Essay on Taoism in the First Centuries A. D.）一文中，他解释了道教徒为什么愿意相信此类故事，以及他们欢迎觉者到中国来的原因：

佛教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特殊的宗派，是各宗派中最严谨的，比黄巾还要和谐，还要有理性。再者，它能够阻止炼金术继续发展，使道教成为一种纯粹道德的，冥想的长生不老术。这一点使它与其他宗派区分开来，并给了它一种荣耀——本来它的信徒为数很少，又有异国色彩，是没有希望获得此种荣耀的。这个新的宗派与道教古老的神秘的大师诸如老子和庄子联系起来了，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比当时的道教还要接近于老庄。（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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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密切关系没有持续下去。中国人对于来自西域的这种“道教”不断增长的兴趣，很快就导致了西元2世纪末的佛经的翻译，它们显示出了佛、道两教在教纲和修行上的基本差异。道教徒寻求的是修成一个长生不死之身，而佛教徒寻求的是摆脱一切身相。涅槃看起来结果与道教长生不死的目标也不一样。禅修也有差异。道教徒把他们的呼吸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专心致志于体内气息的循环和变化；而佛教徒则强调呼吸调柔，要舍弃对身体的执着和修炼。还有，佛教徒有一套普遍遵守的规则，或者叫戒律，他们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大部分道教徒则按照道德的标准行事，或者各纵其天性。西元3世纪左右，佛教独立了，于是道教徒们要么改变了信仰，要么排斥这种现在打上了外国烙印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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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佛教不仅在新环境下繁盛起来，而且变得非常成熟，发展出了新的思想流派和修行宗派，它们进一步向中国人散发着感染力。像道教一样，终南山又成为这种新宗教传统出现和发展的背景。在中国出现的八大佛教宗派中，有七个宗派是在终南山里或其附近开出它们的第一片花瓣的。它们是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据说其中最后一个宗派起源于嵩山，而嵩山是终南山东部的一条支脉。第八个主要宗派是天台宗，它起源于中国南部的衡山和东部的天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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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八种观察佛法的方法（八大宗派）中，在影响力和信众数量方面，没有哪一个宗派比净土宗更重要了。净土宗不是教人们单靠自力解脱，而是教人们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他会把信众带到他的极乐世界里去，人们在那里比在这个五浊恶世中更容易证得解脱。净土宗仰仗佛力的方法，包括持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观想他的极乐世界，以及发愿要往生到净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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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宗教纲在中国的建立以及上述修行方法的普及，要归功于善导。将近20年前，我到台湾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名字。我在岛上的第一年，是在一座佛教寺庙里度过的。那里的出家人请我翻译一部佛经，或者说是佛陀的讲法。尽管我对这些经典的语言很生疏，但是出于我对他们免费为我提供食宿的感激，我决定勉力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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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好奇，我捡起了一部净土宗的主要经典：《观无量寿佛经》。在这部经典中，佛陀向韦提希王后介绍了十六种观想方法，开始是观想西方地平线上沉落的夕阳，然后是观想一大片水，水变成了一块琉璃地，琉璃地上出现了一个国土，中有宫殿园林，亭台楼阁，楼阁上装饰着彩灯和珠宝。这个国土里所有的音声，包括鸟声，树声和水声，都在演唱“苦”，“空”，“无常”和“无我”。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净土，也即阿弥陀佛——无量光和无量寿佛的国土。韦提希王后最终生于净土中佛前的一朵莲花上。佛陀告诉韦提希王后，任何能够观想这片国土和阿弥陀佛的人，都是人中的白莲花，定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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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631年，善导出家之后不久，就读了这部经典。他深为信服，于是从中国东部搬到了终南山，在终南山里修行了几年这些观想。尽管他很精进，但是他仍然对这种修行的基础有所怀疑。西元641年，他向北行脚到了太原附近的玄中寺，去向道绰学习。昙鸾是玄中寺较早的一位住持，而道绰则是他的法嗣。那时候，道绰已赢得了净土宗修行大师的称誉。他说服了善导，使他相信了持念阿弥陀佛圣号的重要性；他说，这样的修行本身就足以保证善导往生到净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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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645年，道绰往生后，善导回到了终南山悟真寺。悟真寺建于此前大约50年，包括两个建筑群，一个在悟真山口的入口处，另一个则在山谷内大约两公里处。西元811年，当诗人官员白居易搬到这一地区为他的母亲守孝三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260行的诗，题目叫《游悟真寺》。这首诗谈到了四周群山的雄伟和寺庙建筑的富丽堂皇。当时悟真寺里住着一千多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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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和我想看看，昔日的辉煌如今还剩下些什么。于是我们雇了一辆车和一位司机，从西安起程，向东南开了50公里，来到蓝田。从蓝田市再向东5公里后，我们调头向南，开到了一条肮脏破烂的路上，很快就来到了水陆庵灰色的新围墙前。水陆庵比悟真寺要早建一两个世纪，后来被当成了悟真寺的一部分。顾名思义，它曾经是一个比丘尼道场。西安外事局曾经告诉过我们，悟真寺不准进入；但是他们拿不定主意，水陆庵可不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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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是由党的干部们管理着。开始，他们坚持外国人不能入内。但是经过陪同我们的和尚的多次劝说之后，他们终于同意放我们进去快速地流览一遍。大殿里的塑像是一个惊人的展览，包括几千件陶塑，其中大部分是13世纪早期塑成的，它们是我们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艺术作品之一。但是几分钟后，管理员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催着我们赶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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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史蒂芬收拾摄影器材的时候，我跟寺庙门口的两位老太太攀谈起来。她们正在卖灵芝。灵芝是一种真菌，生长在树和山崖的阴面。道教中大多数关于长生不死的仙方里都有它。既然灵芝意味着长生不死，而长生不死意味着隐士，于是我就问那两个老太太，这一带有没有什么修道者。其中的一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说，在王顺山方圆一天的路程之内，住着70多位修道人。王顺山高2300米，过了这条山谷的终端，向东南一直绵延出10公里。尽管她们的外貌显得很苍老，可是老太太们却说，她们一周要爬好几次王顺山和附近的其他山峰，去采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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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要打听一下王顺山附近的隐士和路线情况，可是管理寺庙的那个人却坚持要我们马上离开。当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司机让我们把自己隐蔽起来。原来在这条山谷的入口处有一处铀矿，外国人不许入内。史蒂芬拍了几幅全景照，很显然，寺庙的管理人员以为他把铀矿拍进去了。我们蹲下身去，进入蓝田以后，才重新坐上来。对此我们只好一笑了之。在古代，蓝田地区以产玉——道教徒们以追求长生不死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矿物——而闻名。现在变成铀了。两种不同的矿物，都能把人送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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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5年悟真河的讲法之后，善导离开了蓝田地区，搬到了长安近郊。在那里，他弘扬净土，绘制净土经变图，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光。

西元681年，他离开人世，到净土去了。他的弟子们在长安城南起了一座塔，以安置他的舍利。那儿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座寺院，并且成为新净土宗的第一个中心。它被称为香积寺。在日本，他们的净土宗信徒号称有5000多万人，直到今天，学童们仍然还在背诵8世纪时王维写的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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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香积寺，

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

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

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

安禅制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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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里，当史蒂芬和我被从善导去过的静修地驱逐出去的六个月后，我孤身一人回到了西安，继续我的旅程。我从西安南行17公里，穿过长安县城，经过两次员警检查，上去穿过神河原，经过贾里村，然后向西拐到一条岔路上，来到香积寺的土墙外。香积寺的周围现在是一片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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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面，我遇到了香积寺68岁的住持续洞。他领着我四处参观，并且谈到了香积寺近期的历史。1960年，当他初次来这儿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座大殿和三座舍利塔仍然屹立着。这三座舍利塔里面是善导和两位后期净土宗大师的舍利。那时候，寺里面只剩下一个老和尚，他们两个人就一起住在紧靠大殿的一间小茅屋里。1963年左右，寺里已经有了19位和尚。后来，60年代后期，红卫兵来了，把其中的一座舍利塔砸成了瓦砾，并且强迫和尚们参加当地的生产小组。续洞千方百计保住了大殿和剩下的两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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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头很艰难，但是续洞现在几乎已经完成了修复工作，至少是初步的目标。一旦占着前院的初中搬到新址去，香积寺的庙基就有将近两公顷了——或者说相当于它过去大小的五分之一左右。和尚们的新寮房也已经开始动工了。尽管政府规定，在这个寺庙登记的人数不得超过15人，但是在我到访的时候，仍然有将近30位和尚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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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洞带我来到善导大师32米高的舍利塔前。我在塔院的小殿里上了一些香。本来我想到塔顶看看风景，可是楼梯已经岌岌可危了，有一道门封在外面，不让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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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续洞又带我穿过寺庙的菜园。其时正是三月下旬，和尚们正在开始种卷心菜，茄子，红辣椒和土豆。续洞说，寺庙不从外面买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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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两旁种满了玫瑰。过去我一直以为玫瑰是一种西方的花，所以在中国看到它总是感到很惊讶。但是西安的一位植物学家向我保证说，玫瑰最早是两千年前在长安培育出来的，它的原型是原产于终南山的一个野生品种。像几千年前的大麻一样，它最终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印度和地中海沿岸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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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殿附近，有几棵香蕉树，它们看起来似乎也种错了地方。我问续洞天气是不是太冷了，香蕉能接果吗，他说，他种这几棵香蕉树只是为了好玩。我点点头。在台湾，我也在自己的窗外种了一棵，也只是为了好玩——为了听夏雨打在蕉葉上的声音。我在寺庙两座已经修好了的大殿里上了更多的香，然后跟续洞到他房间里去喝茶。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的顶端没有了。我猜想，他是不是把它烧掉了，以供养阿弥陀佛。这种修行在过去是不常见的——八指头陀是清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以只有八个手指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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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续洞搬到中国最著名的净土宗道场以前，他一直是终南山最有名的禅宗道场大茅蓬隐居处的住持。我向他请教禅宗和净土宗修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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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洞：在禅宗里，我们不停地问，谁在念佛。我们所想的一切就是，佛号是从哪里升起来的。我们不停地问，直到我们发现自己出生以前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禅。我们一心一意地坐着。如果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管它到哪儿，我们都跟着它，直到最后心变得安静下来；直到无禅可参，无问可问；直到我们到了这种境界，不问而问，问而无问。我们不停地问，直到我们最终找到一个答案；直到妄想消尽；直到我们能够吞下这个世界，它所有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一切，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吞掉我们；直到我们能够骑虎，而虎不能骑我们；直到我们发现了我们到底是谁。这就是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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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净土宗的修行里，我们只是念佛号，再也没有什么了。我们用心去念。我们不出声念，可是声音却是完全清晰的。当我们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再开始念。如此周而往复。念没有停止，心也没有动。声音升起来，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动。我们的心不动，妄想就消失了。一切妄想没有了，就是一心在念。结果与禅是一样的。禅就意味着无分别。实际上，净土法门包括禅，禅也包括净土。如果你不是两个都修，你就会变得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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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净土法门更适合于这个时代吗？

续洞：所有的法门都适合。法无对错。这只是根基的问题，也就是你在过去世的习性。一旦人们开始修行，他们就会认为其他的修行方法是错的。但是所有的法门都是正确的。哪一种修行方法更合适，它取决于那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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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门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彼此含融。它们殊途同归。比方说，净土法门包括律宗。如果你不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你就不能念佛。净土法门也包括禅。如果你不能一心，你也念不好佛。它与禅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法门就像糖。人们喜欢不同种类的糖，但是它只是糖。法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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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终南山到底有何特殊之处？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这儿修行？

续洞：终南山一直延伸到印度。最初的和尚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定居在终南山里。而且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师都曾经在终南山修行。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这么多的出家人仍然来终南山的原因是，这里还很容易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还有，这一带仍然有很多在家人，愿意供养来修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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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这些山里住着多少隐士？

续洞：我估计，长安县里大概有50个，蓝田和宝鸡之间的山里大概有两百个。但是现在距我住山的那会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可能更多了。住在山里的出家人不用跟任何人登记，所以没办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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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唯一的办法是进山。我向续洞告辞。在回停车处的路上，我沿着香积寺西南向下走，一直走了大约两百米。在那里，滈河和潏河交汇成了交河。村里的男人们正在河岸上挖沙子，装到驴车里。女人们正在石头上捣衣服。雨季还没有开始，滈河和潏河都只有大约20米宽。一些人脱下鞋子，蹚水过河。两千年前，南面的那片平原是一座皇家森林，种着栗子树和梨树。从远处，我能够望见果园。在附近的田野里，农夫们正坐在小板凳上，为刚长出来的粟苗拔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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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高速公路上，我们继续向南。路是柏油路，可是却没有多少车。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高速公路中间，悠闲地缝一条裤子。8公里后，在一个叫子午村的地方，这条路消失了。在古代，军队过终南山的时候，子午村是军队所走的那条路的入口。在子午村，我们掉头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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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里后，我们到了一个叫沣峪口的村庄。有一条路取代了子午路，它把西安和秦岭南面连接起来了，沣峪口就位于这条路的入口处。一次员警检查抓住了我的司机，他的车的保险到期了。车的保险费是每年800元左右。员警检查费20元，大约相当于4美元。我们绕过这些山，继续向西。8公里后，经过高冠谷，我们掉头向北，不一会儿就来到草堂寺。这儿是我和史蒂芬1989年5月第一次来终南山时，佛诞日那天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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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子里，住持宏林对于我的回来表示欢迎。然后打开鸠摩罗什塔的门，好让我能够再一次进去礼拜。是鸠摩罗什先把我引到这个地方来的。他的殿是一座简单的砖亭，里面除了三块几米高的雕刻着美丽图案的大理石之外，一无所有。我想像着他正坐在里面翻译另一部佛经。根据历史记载，西元413年，他火化的时候，舌头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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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出生于前此69年，即西元344年，地点是丝绸之路上的库车古国。他30岁的时候，开始给这一带的统治者讲法。丝绸之路上的行人们把他的故事传到了长安。为了使中国的统治深入到西域，西元382年，苻坚皇帝派大将吕光率领一支7万人的部队，去征服库车，并把鸠摩罗什护送回京。吕光完成了第一个使命以后，他了解到，国内已经该朝换代了。于是他没有回长安，而是滞留在甘肃走廊（河西走廊）一带。他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把鸠摩罗什在那里拘留了17年，直到他被姚兴皇帝打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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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401年，鸠摩罗什终于到达长安。姚兴请他住在逍遥园中。逍遥园位于皇宫北墙和渭河之间。皇帝对鸠摩罗什的才能给予了极大的尊敬，他敕封鸠摩罗什为国师，并且选拔出了三千出家人供鸠摩罗什支配，以襄助他的译经事业。皇帝自己也常常参予这项工程，他拿来过去的翻译版本，给鸠摩罗什做参照。住得离都城这样近，对于鸠摩罗什而言，却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还有更令他苦恼的是，皇帝要求这位和尚把他的夜晚分给十个宫女，希望他能把他的天才传给下一代。很显然，在这场优生学的试验中，鸠摩罗什默从了。他讲法的时候，开头总要告诉听众，要只采撷莲花，而不要去碰那生长莲花的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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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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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鸠摩罗什搬到较为宁静的草堂寺。在那里，他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光。这座寺庙原本是上个世纪所建的一座宗祠，被称为大寺。随着鸠摩罗什的到来，他得到了扩建，以容纳鸠摩罗什的助手和随从，并被更名为草堂寺——这显然是一个误称，但是因为它坐落在终南山的山影里，所以听起来倒也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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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鸠摩罗什是在哪儿工作的，1600年来，他所翻译的经文，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语法上，都再也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的《维摩诘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之一，他的《金刚经》和《心经》大概是中国被引用的最多的佛经了。还有，他的译文比其他译者的译文更具韵味。直到今天，在东方，没有一场佛教仪式中不使用鸠摩罗什翻译的经文。他的《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基本经典之一；他的《妙法莲华经》促成了天台宗的形成；而他所翻译的龙树和圣提婆的著作，则成为他自己的弟子所创立的三论宗的基本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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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宏林打开了安放着鸠摩罗什舍利塔的那座亭子，然后领着我穿过一片竹林，来到长安八景只一的面前——那是一眼井，据说秋天会有雾气从井中升起来，然后那雾气会一直飘到西安去。不过现在离秋天还有六个月，而且我所注意到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宏林那羞涩的笑。宏林还带我参观了附近的一个巨大的空池塘，他有着新的石壁，石桥和亭子。他说，每年四月份，都会有几英尺深的水从一个地下源泉渗透到池塘里，给寺庙提供了一个种植水生蔬菜的地方。很显然，那眼井和这个池塘是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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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停车处的路上，我们在院子里停下了脚步。地上铺满了柏叶，正在阳光下晾干。宏林说，和尚们自己做香，然后把它卖给香客，以支付修复大殿的开销。住在寺里的十多个和尚，用这笔钱去买建筑材料和有限的几样他们自己不能制做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买粮食，墙里面围着两公顷的好农田。宏林记起我对访问隐士感兴趣，于是指着圭峰——圭峰位于太平谷谷口西南几公里处，它的顶峰与众不同，呈金字塔形——说，他自己曾经在圭峰上的一座茅屋里住了几年。他73岁了，18岁就出家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见一位94岁的老和尚——那位老和尚就住在顶峰下他过去的茅蓬附近。我本来想接受他的好意，但是当他补充说，那位老和尚已经丧失了讲话的力气，而且还要跟山脚下的驻军军官打交道的时候，我婉言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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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圭峰这个名字，倒是我所知道的。它是宗密的谥号。9世纪的时候，宗密曾经是草堂寺的住持，而且他还华严宗和禅宗的一个分支的祖师。当我们离开院子的时候，宏林停下来，打开了鼓楼的门，里面是宗密的墓碑。碑文是9世纪时的宰相裴休撰写的。裴休曾经记录了当时几位著名禅师的讲法，其中包括黄檗禅师。我对宏林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我更愿意待在山里。他害羞地笑了，于是我们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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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沣峪口的路上，我在草堂寺南面不远处的一个葡萄园边停下来。借助一位农夫的帮助，我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地方：兴福塔院的遗址。塔院里曾经有宗密的青莲塔，以及其他50多位高僧的舍利塔。着些砖石建筑物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掉了。这个地方成了一片广阔的葡萄园中的一大块凹地。我已经听说地方官员们正在计划发掘舍利，并且打算把它们供养起来，作为将来的旅游卖点。那位农夫说，这件事他也听说了。但是他仍然在精心照管着他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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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我回到了沣峪口村。在沣河河谷入口处的东面，我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树林——这片树林因为几棵野桃树而变得亮丽起来——爬到后安山的山脚下。很快我就来到一个小平台上，它已经被崭新的红墙灰瓦的丰德寺所占据了。丰德寺是几座与道宣有关系的寺庙之一。7世纪中期的时候，道宣曾经住在这座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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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丰德寺的围墙是新的。但是它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生活仍然在继续着。在里面，我听见脚踏缝纫机的声音，看见蝴蝶花和樱桃树都开着花儿。这座寺庙现在是一座比丘尼道场。在外面，我遇到了住持妙觉。她60岁了，是东北黑龙江人。在过去的墓园附近——那儿现在还有三座倾颓的石塔，她正在忙着收拾蔬菜。她歇下手头的活儿，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告诉我，现在这里住着30多位尼师，但是她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比丘尼道场的。9世纪的时候，当宗密住在这里写他关于禅宗分支的经典文章的时候，丰德寺还是一座比丘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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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村里，进入河谷：一条弯曲清澈的河，两侧是高高的悬崖，河的东岸有一条柏油路。不到两公里之后，我在一个叫柳林坪的地方停下来。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跟史蒂芬一起来的。但是史蒂芬回美国去了，我独自一人开始沿着通向山顶的新石阶向上爬去。远远的上面，在后安山的顶峰上，我能够望见道宣的舍利塔。前年的佛诞日，正是它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

半路上，我在净业寺停下来。在寺庙的大门上，我看见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欢迎我的那几个字：“一法护法”。寺里的狗叫起来。一位和尚出来了，把我领了进去。他告诉我，这只狗正在将功赎罪。几个月前的一个雨夜，它睡着了，有人翻墙溜了进来。因为杜仲树的树皮有医用价值，于是入侵者就把两棵杜仲树的树皮剥去卖了。这两棵树现在死了。它们是1300多年前道宣亲手种在寺庙的小院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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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是律宗的创始人，而净业寺则是律宗的中心。西元621年，道宣25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儿，住在山上较远处的一座茅蓬里。后来，他搬到山下的寺庙里，这座寺庙是在他到来之前50年建的。当他弟子的数目日渐增多的时候，他把这座寺庙建成了一个指导中心和供应基地，为那些住在这座山上净业寺附近的茅蓬里的修行人供应吃穿。道宣除了撰写了中国早期和尚的传记之外，他还致力于统一那些规章制度——出家人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他还把这些规章制度——或者说戒律——作为宗教指导的基础。尽管律宗从来没有占据过首要地位，但是它仍然有自己的信徒；而且其他宗派的出家人也都尊从律宗的这个观点，即如果不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就什么也成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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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当史蒂芬和我到净业寺参访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宽明——一位28岁的和尚，他已经被委以监管寺庙修复工作的重任。在那次参访过程中，我问他，中国是否还有律宗大师。

宽明：明清有见月和弘一。现在有美国万佛城的梦参，福建莆田广化寺的圆彻，福建厦门南普陀的妙湛，还有干县（丰峪口西北一百公里处）的通愿比丘尼。他们是我所知道的几位律宗大师。他门都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净业寺的修复工程。他们都说，现在是终南山重新开始培养大师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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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什么促使你到这儿来的？

宽明：出家人是中国最自由的人了。我们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还有户口。现在只有那些长期住在寺庙里的和尚才需要登记。我们总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到处参学。我在厦门佛学院学习以后，就来这儿修行。那是三年前。我下车的时候，身上总共只有120块钱（相当于25美元）。我用这些钱在观音山上搭了一个茅蓬。一个月后，我来这里参拜，遇见了两位老和尚。我们前世肯定有缘。我留下来了。后来，我回厦门去看梦师父，他同意承担修复净业寺的费用，把它变成一个修行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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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些山里住着多少出家人？

宽明：自从我到了这儿，我把周围的好多山都爬遍了。仅在长安一县，就肯定有五百多人。但是这些人有两种。大部分人来山里是来修行的。但是还有一些人——我该怎么说呢——他们照管着寺庙，殿堂，只是为了让人供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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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计划在这里住多久？

宽明：再住两三年吧，等这座寺庙修好了。然后我愿意把它交给一个有道心的人，一个能够复兴律宗修行的人。之后，我想花几年时间去跟梦师父或者妙师父学习。梦师父在美国，他希望我到他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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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能给我讲讲梦师父的事吗？

宽明：他是黑龙江人，跟我一样。他30几岁就已经很出名了，经常在缅甸，泰国和香港弘法。他回来的时候，被当成间谍抓起来了。他们说，他走的地方太多了。他在监狱里过了30多年，1980年终于被放了出来。他现在78岁了。当我第一次在厦门佛学院遇见他的时候，有几百个人——不仅仅是出家人，都来听他讲法。他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演讲者，他的话也很深刻。最近，他到美国去给华人听众讲法，他们要求他留下来。他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妙师父也是这样。妙师父说话不多，但是不管他说什么，都很深刻。他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禅寺——扬州高旻寺的方丈。他们两个人都是开悟了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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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个人不守戒能开悟吗？

宽明：不能。如果你不守戒，不管是1条戒还是250条戒（比丘戒），你的生活都不会有安宁。你守戒的时候，就能够清除障碍和执着。只有到那个时候，你的禅定才能够深入。而只有通过禅定，你才能开悟。这就是律宗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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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看佛教在中国的复兴有什么希望？

宽明： 过去的十多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陕西省几乎没有一个村子没有庙，或道观，祠堂之类，好让人们去礼拜。礼拜者来自生活的各个阶层，包括党政部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些大师。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看来是要使人们重新熟悉佛教，亲近佛教。当然了，很多寺庙已经变成了“动物园”，人们对待出家人就像对待动物。他们只是来看看，而且吵吵闹闹的。但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会改变的，寺庙会重新变成礼拜和修行的场所。但这需要时间。到那个时候，老和尚们都已经不在了。所以未来要靠我们。我们必需精进修行。这就是我们这里不卖票的原因。我们不让人们进来，除非他们是来拜佛的。但我们还需要钱修复寺庙，所以我已经发动出家人做玛瑙念珠。我想最终我们能够靠这个来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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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他寺庙怎么样？

宽明：他们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靠布施来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卖门票给游客。我们都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大师们已是耄耋之年了，直到前不久，他们才获准教课。除非新一代出家人很精进，否则这个宗教就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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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六个月以后了，宽明已经回福建厦门了。显然，他准备到美国梦参那里去了。他的位置已经被另一位年轻和尚开龙所取代了。开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实际上，住在净业寺的八九位和尚中，有三位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别的寺庙里也是这样，我惊诧于年轻出家人受教育程度之高。在北京的时候，我了解到，佛教协会要求所有的新出家人至少要受过高中教育。道教协会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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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龙把我领到一个窑洞里，大殿后共挖了三个窑洞。这间窑洞是个斋堂，我正好赶上了吃晚饭：玉米粥，一种野菜，还有炒土豆。后来，开龙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里去过夜。我能记得下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曲“交响乐”中醒来：有人在斋堂炉灶上生火，火苗的呼呼声；一只啄木鸟找虫子的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鸟鸣。然后有人在敲那根挂在斋堂附近的裂了缝的木头。除了新蒸的馒头取代了炒土豆以外，早餐跟晚餐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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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参观的时候，我在这条山谷上面远处的观音山上，曾经遇到过一位名叫圆照的比丘尼。当我告诉开龙我想再跟她聊聊时，他说她已经搬到观音山的后面去了，而且路很难走。早饭后，他跟一位年轻和尚说了这件事。大上周，这位年轻和尚曾经想拜访圆照，但是没有成功。虽然当时已经是三月中旬了，但他还是没能穿过雪地。不过天气已经晴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因此他同意再试一次，去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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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爬下山，来到那条柏油路上，开始沿着山谷往上走。有几辆汽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这位年轻和尚说，汽车一般不停，除非有人要下车，因为要重新启动太困难了。几分钟后，我们想办法搭上了一辆运货马车。走了15公里后，我们开始爬观音山的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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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100米处，这条路经过一片农舍，在一个大猪栏处向左拐去，然后开始沿着一片陡峭的山坡蛇行而上。如果这片山坡是湿的或者结着冰，那么根本不可能爬上去。即使是干的，也很难走，我不得不频频地停下来喘气。我的同伴一定很纳闷我在这些山里干什么。我自己也纳闷。90分钟后，路终于变得平整起来，我们到了水帘洞。这是6个月前我遇到圆照的时候她住的地方。洞的新主人不在家。在洞内佛堂前上了一些香之后，我们继续前行。20分钟后，左面的一条岔路上矗立着一座石头拱门，上面写着“南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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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当我与史蒂芬和宽明一起爬观音山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主路，10分钟后就到了山峰上：一座巨大的松木拱门，四五座庙宇挤在一起。在一个庙里，我们遇见了一位70岁的老和尚，他是去年才剃度的，大概已经落在宽明的“粥饭僧”的名单里去了。在另一个道观里，我们看见一群在家弟子，正在接受一位年轻道士的瑜伽指导。我们则待在外面。宽明评论说，天气很特别，我们只好同意。由山峰，青松和白云所构成的全景，每几秒钟就会变化一次。我抽掉了一整根雪茄，就坐在那里看着，听着我心爱的曲子——松间的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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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决定不去主峰，而是去了南雅寺。几分钟候，我们受到了常照的欢迎。常照是南雅寺的住持，也是寺里唯一的和尚。他71岁了，已经在这座寺庙里住了9年。两位居士跟他一起住在这里。当一位居士给我们倒碗热糖水的时候，住持拿出一只小钟给我们看---那是300年前清朝初年皇帝赏赐给南雅寺的。它看起来很粗糙，似乎说明南雅寺在那位皇帝的寺庙名单上的地位不太高。在外面，常照领我们参观了一间即将竣工的新大殿，然后他把万花山指给我们看。万花山在沣河河谷的东岸，主峰高2000米，就在观音山的正对面。他说，有几个和尚最近在万花山上搭了茅蓬，还有一些人想到那儿去。他说，那儿比观音山僻静多了。我做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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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中午了，但是住持没有请我们留下来吃饭。很显然，南雅寺的粮食供应太少了。我们告辞了，开始沿着观音山的另一面往下走。山上仍然有残雪，但是连续一个星期的晴天已经使路况有了很大的变化。10分钟候，我们到了一座名叫西静寺的小庙。一位尼师出来迎接我们。她是圆照的弟子，一个人住在那里。她坚持要我们留下来吃点儿剩的炒米饭。我想她一定是南方人。在北方，馒头和面条是常见的主食。当她忙于热米饭的时候，我四下里看了看，发现西静寺像南雅寺一样，也有一间单独供奉着道教神仙的偏殿。一个什么人都能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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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我们继续沿着山路往下走。在一个地方，我们惊起了一只像狗一样大的兔子。山坡上铺满了去年秋天的落叶，那只兔子从山坡上跳窜而下的声音把我们也吓了一跳——其程度跟我们吓着它的程度差不多。20分钟后，我们路过金蝉寺。没有人在。几分钟后，我们路过一间茅蓬。晒在太阳底下的衣服是一位尼师的。还是没有人在。5分钟后，我们到了一条深谷的谷底，走过一座木桥，往对面的山坡上爬去。又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到了龙王寺。它是明朝的一座老比丘尼道场。东南大约100米处，是未来的观音寺的寺址。回首看看观音山，我估计，我们在山峰西南不到两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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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寺的一位尼师告诉我们，圆照住在一个小平台上的一座小土房里。那个小平台是开出来给观音寺将来建大殿用的。我们跟着那位尼师，爬上了去圆照住处的山坡。她正盘腿坐在炕上。炕是一种土床，里面安着炉子，在整个中国北方都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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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去的时候，她说：“你回来了。好。现在我们可以聊聊了。上一次我还不敢肯定。现在我知道你是为法而来的了。”我很高兴我做了再次拜访她的努力。她已经88岁了，但是在曾经跟我谈过话的人中，几乎没有人像她这样机敏。她出生在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一个中医世家，祖上六世行医。她的祖父是一个和尚，它的父亲后来也成了和尚。她16岁就出家了，毕业于北京佛学院。后来，她回到东北，在那里创建了四所佛学院。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开东北到终南山来。

圆照：我被骗了。是智真（音译）骗了我。当时智真是西安卧龙寺的方丈，他每天诵30遍《金刚经》。1953年，他来看我，我到火车站去送他的时候，他往我手里塞了一张车票，就把我一起拉上了火车。我两手空空地来到了西安，甚至连一套换洗衣服都没有。他不希望我继续工作，而想让我修行。后来，我接任了草堂寺的方丈。红卫兵来的时候，我叫他们走开。我没有让他们进来。如果我让他们进来，他们就会砸了鸠摩罗什塔。我做好了死的准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再后来，我受不了寺庙里的生活，就搬到观音山来了。那是10年前了。我觉的它是一个死的好地方。去年，我觉得观音山的前面不够安静，太多的人去爬那座山，所以我就搬到后面来了。可人们还是来看我。两个星期前，有几个大学生来跟我学《华严经》，跟我一起住了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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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听说您修密宗？

圆照：是啊，不过我们那一批没剩多少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修密宗了。最初我是在北京跟白教领袖，16世贡嘎活佛学的。他跟****和班禅喇嘛的黄教不一样。密宗比较快捷。我很快就会死的，所以我学了密宗。现在我还在等死，就等着那把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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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密宗修行跟净土宗修行相似吗？

圆照：密宗修行更接进于禅。它是禅的极致。但是它不是给普通人修的。它就像开飞机，很危险。净土宗修行就像赶牛车，很安全，什么人都能修。但是它花的时间要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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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圆照曾教了那么多弟子，我想她一定记住了自己的演讲，或者至少她诵的经的引文。于是我从包里拿出一张书法纸，问他愿不愿意把佛教修行的本质给我写下来。她把纸放到一边去了，于是我没有在提起这个话题。两个月后，我回到台湾以后，受到了她寄来的那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慈，悲，喜，舍”。他的书法清晰有力，就像她的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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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在未来院子对面的一间小土房里，我和我的同伴盖着毛毯，伸展着四肢趟着。半夜里，天空隆隆作响。紧接着一声巨响，炸开了一个霹雳，随后大雨如注，直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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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出去的时候，我几乎没法走路了。每走一步，就有一斤重的粘黄土粘在我的鞋上。早上我们吃完玉米粥和炒土豆以后，圆照来到我们屋里。她想教我们一个开悟的捷径，如果我们接近死亡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她说，如果我们修这个法而不想死，我们就会得上可怕的头疼病，不管怎么样都会死的。她咯咯地笑着，我们三个人都爬到了炕上的毛毯底下。她教了我们一条咒语，一串梵文音节，据她说最初是由外太空的生命教给人类的。她还教了我们另一条咒语，说是解药。当死亡决定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或者我们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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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来到外面。空气中还有一些水气，但是雨已经停了。我们决定，只要能走就走。圆照说，观音山上的路是不可能的了，她建议我们走一条更容易走，也更短一些的路，这条路沿着一条深谷的边缘，向西北而下，直到沣河。路面上铺满了落叶，坡度也比较平缓。她告诉我们，县政府已经考虑好，要沿着这条深谷往上修一条路，以发展这一地区的旅游业，但是这一计划暂时被搁置着，要等到经济好转才会实施。我们对这一想法深深叹息，挥手道别；然后沿路而下，一路上练习着我们的新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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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我们出来了，到了喂子坪村。经过昨天一个晚上，沣河已经变得狂野起来。我们从横跨沣河的一座桥上走过，然后开始沿着路走。河谷里到处是一片一片的竹林；透过雾气，还可以看到野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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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我们到了一个叫李原坪的村庄。在那儿，我们又过了一座桥，重新回到河对岸。

我们沿着一条路走着，穿过田野，经过村南头的一个巨大的池塘。橙黄色和金黄色的鱼在水中横冲直撞。我的同伴说，它们是从越南来的。刚过池塘，就是通向西观音寺的那条路。它沿着一座陡峭的山坡笔直而上，而且路面很滑。所幸沿途有不少树枝和石头可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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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我们越过山脊，从山的另一面往下走。路变得平展起来。一只黄胸，黑白条纹翅膀的啄木鸟避开我们，继续在一根断枝上啄着。我们来到雾气中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西观音寺。我们喊着“阿弥陀佛”，走进泥地院子，四位年轻和尚和方丈圣林出现在门口。我的同伴走开，去跟其他的和尚聊天，于是方丈就邀请我跟他一起到斋堂里去。他说，他劈柴的时候，我们可以聊聊。他74岁，出家30多年了。在过去的14年里，他一直住在西观音寺。他是从净天手里接过这个寺庙的——净天现在已经搬到南方四川省的成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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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向圣林问起他的修行时，他说他太笨了，不能修禅，只念佛。他大笑起来，但他不是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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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林：现在禅不合适了。要修禅你得有很深的根基。好根器的人太少，他们不常见。过去任何人都可以修禅，但是现在不行。这不仅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印光大师的观点（印光是20世纪早期的一位和尚，他在中国重新建立了净土宗的修行）。现在净土法门是唯一适合每一个人的法门。区别就在于净土法门要仰仗佛力。你不需要太深的根基。禅宗则完全靠自力。这就难得多了。尤其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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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很多开悟的和尚。但是现在有几个开悟的？我认识的人里面一个也没有。也许有的和尚以为他们开悟了，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把妄想当成开悟了。这就是印光大师说最好仰仗佛力念佛的原因。谁更有力量，你还是佛？净土法门更有把握成就。如果你根基不深，又去修禅，你可能修一辈子，哪儿也去不了。净土法门并不容易。你必须决意要往生净土，否则念佛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不过是迷信罢了。净土法门是不需要解释的，关键在于信。但是信比解释更有力。你看不见净土，只有佛才能看见净土。眼睛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依靠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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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林告诉我，他在等一位出色的和尚，来接管西观音寺——他只是一个看守者。这座寺庙差点儿被当成了农舍，但是圣林说，这里是终南山最好的修行场所之一。他说，难怪农夫们要到终南山的这一带来，这里阳光充足，雨水丰沛，土壤肥沃。就在我们刚刚到寺里以前，透过雾气，我暼见了菜园的一角，还有几棵果树。他说，他们的果园里有梨树，苹果树和柿子树。然后他哈哈大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去年秋天，一只熊把他和其他的和尚赶到屋里，然后吃掉了寺庙柿子树一半的收成——其时那些柿子正在外面晾着。圣林很风趣。他一口气数出净土宗13代祖师的名字，然后大笑起来，笑自己居然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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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跟圣林聊天儿的时候，我的年轻伙伴兼向导进来了，说我们该走了。当时已经是半下午了，如果我们不马上走，就可能错过净业寺的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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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上，我的向导告诉我，他和西观音寺的一位和尚曾经一起住在少林寺（少林寺在河南省，菩提达摩就是在那儿把禅传给中国人的。还有些人说，也传了武术）。他说，少林寺和尚的名声很差，那些离开的人很难在其他寺庙找到地方。被净业寺收留了，他感到很幸运。他的朋友就被拒绝了。他说，问题是，旅游已经把少林寺变成了一座养老院了，任何待在那里的人，都被认为对名闻利养比对佛法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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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浓雾中摸索着往前走，回到岭上。过了桥，出来重新回到路上。一个小时后，我们经过了另一片沙洲，沙洲上有几座房子，这就是二道桥。可是这儿一座桥也没有。八月里，史蒂芬和我来这儿的时候，我们是蹚水过河的。经过对岸的几座农舍，在一条岔谷的入口处，我们找到了传福（音译）的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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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传福37岁。她在17岁的时候，出家当了道姑。3年后，她转到佛教门下，在丰德寺和草堂寺过了五年。后来，她曾经试过住观音山，但是差点儿饿死了。过去的3年里，她一直住在我们遇见她的时候她住的那座小茅屋里。她说，她可以用采草药卖的钱买她需要的东西。我想，除了当地的农民，以前可能从来没有人来看望过她。谈起她的生活和修行，她几乎要哭出来了。她很孤独。而且她的屋顶漏雨了。她说：“如果你还很执着，如果你还没有看破红尘，你就不能住山。山里的生活很苦。但是一旦你看透了这个世间的虚幻，苦也就无关紧要了。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修行。如果不修行，你永远也摆脱不了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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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她史蒂芬可不可以给她照张像的时候，她进屋去了。出来时穿着正式的法衣，那是她保存的留着特殊场合穿的。后来我们告辞了。史蒂芬和我继续向山谷深处走去。路就在山坡的边缘，然后过了河。不到一小时之后，我们听到了锤子的声音。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一小块空地上——它的一半已经被一座大茅蓬占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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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彻慧（音译）的家。她的房子状况很好，不像传福的小草房。她的屋顶铺了瓦。几个农民正在剥绿色的核桃皮。彻慧正站在外面。她刚一看见我们过来，就进屋去了，拿了几只凳子出来。我们互相问候，然后坐下来。又有两个妇人出来了。一个是彻慧的妹妹，另一个则是她的弟子。当她的弟子去拿水倒茶的时候，彻慧告诉我们，她是吉林人，50年代的时候，她跟家里人一起来到这一地区。她们是来修通向西部的天水和兰州之间的公路的，后来不在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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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她宣布说她想出家。她的父母兄弟都不同意，但是她拒绝改变主意。她在一座寺庙里学了5年佛，然后来到沣河河谷上游，在靠近西观音寺的地方搭了一间茅蓬。7年后，她又搬了家，建起了她现在的房子——过去的20年里，她一直住在这儿。她74岁了。我想，传福的事儿仍然压在我的心头。我问她是否曾经感到过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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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慧：不，我喜欢一个人住着。我不能离开这座山。每次我离开，我都想马上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弟子，所以我不觉得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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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多长时间下一次山？

彻慧：我大概每个月到山下的村子里去一趟，去买一些东西，比如米，面，油，盐之类的。如果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不下山。需要的菜我都自己种，整个冬天光吃土豆。夏天，我每天都在菜园子里劳动。通常总有东西可吃。如果没有，我也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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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从这一带其他的出家人那里得到的帮助多吗？

彻慧：不，我们靠自己。如果我需要钱，我家里会想办法帮助我。现在我妹妹正来看我。快30年了，我们俩才头一次见面。她在沈阳给一家贸易单位干了36年，今年早些时候终于退休了。她现在生病了，想在死前来看看我。现在她到这儿已经一个月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不太多。我们每个月花钱不超过10～20块钱（2～4美元）。我们很节俭。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只吃两斤油。还有，我有四棵核桃树。有的年头儿，我的核桃能卖一百多块钱。过去的这两天，这些农民一直在帮我收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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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修行的时间多吗？

彻慧：每天晚上我睡觉前都打坐。每天早晚我都诵《地藏经》和《金刚经》。我只是刚刚上了第一个台阶，但是我已经学会了认经里的字。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告诉你，如果你修行，你就会有所得；如果你不修行，你就会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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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了吗？

彻慧：不太大，他们来了，把我的香和点香的东西拿走了。但是我把我的佛像藏起来了。他们没有抓我，而且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跟从前一样的修行。但是其他出家人却有很多麻烦，尤其是那些住在寺庙里的。很多人被迫离开寺庙还俗了。这座山是一个被迫还俗的和尚的。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想把这座山卖给我。我家里想方设法凑了300快钱（60美元），他就签字把它转让给我了。红卫兵来的时候，他们把地契拿走了。他们不认识字，以为那是宗教宣传。我想把它要回来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把它烧掉了。我一直在想办法让政府重新给我一份地契，但是像我这样一个老尼姑，他们根本不会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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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曾经上来看过你吗？

彻慧：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更不要说外国人了。

就要起大雾了，于是我们告辞了。回去的路上，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传福拎这一大袋子核桃，在那里等我们。这袋核桃足有40斤重。刚才我给了她足够的钱，让她修缮屋顶，因此她坚持要我们收下这些核桃。她说她总共只有这些东西了。我们谢了她，想方设法把核桃背过了河，弄回西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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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八月份，河很容易蹚过。现在是三月下旬，下了一夜的雨，现在这条河已经变得浑浊而危险，水面上飘满了树枝。这一次，我从二道桥走，30分钟后，就回到了净业寺。我谢过给我当向导的那位年轻和尚，他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想，他最后一定已经跟我一样疲惫不堪了。回到房间里，我把暖水瓶里的大部分热水倒进一个盆里，洗了一个澡——把我的扎染印花大手帕当了毛巾。换了干净衣服以后，我用暖水瓶里剩下的热水冲了一杯即溶咖啡。在台湾的时候，我的朋友山德（音译）曾经给了我一些自家做的小饼，我把剩的最后几个吃了；然后睡着了。我睡得错过了晚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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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吃了一顿玉米粥早饭之后，开龙问我，还有没有哪些地方我想去。我已经去过了山顶上的道宣塔，以及附近的白居易墓（作为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关心民众疾苦，所以很可以理解，他在洛阳还有一个墓）。我建议去东面青华山上的卧佛寺看看，开龙答应给我带路。

开龙领我走上稍远一点的附近一座山上的路。这条路实际是一条山脊，我们只花了大约90分钟，就走了三公里——正是这三公里把这两座寺庙隔开了。刚刚走到山顶，我们听到了远远的山下一声炮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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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佛寺是一个大杂烩，很多小建筑攒聚在一座石峰下面。其中的一座建筑里有一片岩壁，岩壁上雕了一尊卧佛，那是不到二百年前净业寺过去的一位方丈刻的。在另一座建筑里，我们遇到了四位男居士和一位女居士。他们在那里不是修行，而是给偶尔的香客和周末的游客提供饮食的。我们加入进去，跟主人一起吃面条。此时开龙提起了这个话题——假定净业寺要重新接管卧佛寺。他说，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拆掉所有挤在峰顶的这些建筑物。唯一的反应是啜吸面条的声音。我们一吃完饭，就告辞往回走了。

。

这才是开龙第二次来青华山，因此在浓雾中，我们迷路了。幸运的是，那座山岭很难错过，所以我们很快就重新找到了路。尽管开龙才25岁，但是他对于在这一带重新把寺庙建成修行场所等实际问题，有着良好的理解力。他的长期计划——我想那也是厦门妙师父的（妙师父一直承担着这个项目的很多费用）——是把丰德寺，卧佛寺和净业寺和并成一个主要的修行中心。

。

大约再过10分钟，拐一个弯儿，就能看见净业寺了，开龙提议我们去看看一个叫东沟的地方。道宣的弟子和他们的继承人曾经在那里建了很多茅蓬。其中的48座代代相传，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们才被毁掉或者被废弃。开龙说，这些茅蓬正在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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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沿着山岭的南坡而下，很快就把我们带到第一座茅蓬前。山谷里有一条小溪，这座茅蓬就建在小溪上。周围有几小块地，是空出来留着种菜的。前天这座茅蓬就已经完工了。它是一座土房，我了解到，这些土坯不是太阳晒干的，而是一成形的时候就把它垒上去了。现在土坯还是湿的。屋里有两铺炕，两个想搬进来的和尚已经在炕道里生了火，想把房子烤干。屋顶盖了瓦，窗上有窗框，这似乎在暗示着有朝一日这些窗框能安上玻璃似的。两位北大毕业生准备住在这里，其中的一位告诉我们，建这个土屋，六个工人干了两个星期，花了五百块钱（一百美元）。它看起来结实得似乎能坚持一辈子。

【不知怎么搞的，段落之间不管加上多少个回车，还是无法得到空行，所以就给段落之间加上一个句号，强制性的分行。未完待续】

何彬

空谷幽兰能买到吗？

雪山来客

何彬 发表于 2013/6/19 12:54
空谷幽兰能买到吗？

京东商城：（http://book.jd.com/10410777.html）
20.60元/每本。

何彬

楼主如果每告一段落后，写几笔自己感悟，可否更好？

雪山来客

《空谷幽兰》的作者比尔·波特写了不止一本书哦，还有《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心经解读》，波特写的《心经解读》也很独特！卓越、亚马逊买书都有试读章节，提供试读。

很羡慕比尔波特哦，一个外国人，这样近距离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隐士，可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却......


还有张剑锋也有《问道:终南山•隐士之地》、《寻访终南隐士》（被称为中国版《空谷幽兰》）。张剑锋编著的还有《问道：道家内证与生命科学》、《问道:寻访武林》。

张剑锋的“问道”系列有三本！

计划在转发《空谷幽兰》全部12章之后，提供《空谷幽兰》的WORD格式文档，和PDF格式文档压缩版的下载，敬请关注！

雪山来客

第七章  云中君



长安是古代中国的中心，是11个朝代的都城，是一个北起朝鲜、南至越南，东起太平洋、西至波斯的大帝国的中心。直到后来，它的光辉才被洛阳、开封、杭州和北京这样的城市所遮蔽。西元七八世纪，在长安的巅峰时期，它是当时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移民最多的城市。它是大海，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和经济潮流都汇入其中，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市场。长安位于丝绸之路的东端，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城市。西元前200年，长安刚一建好，就已经成为一个旅行者的城市。


西安是长安的现代化身，我对西安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戴着白帽子走来走去，就像朵朵白云，飘浮者，打着漩涡，流淌过街道。这个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源自中亚，而白帽子就是在所有伊斯兰教文化中常见的头巾的另一种形式。这里还有规模很大的满族人、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团体。一本旅游手册中列出了三十八个少数民族。199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是三百万。而六十年前则是不到二十万。


西安现在仍然是一个旅行者的城市，与此相协调的，它的城市标志是一只大雁。这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旅行家玄奘的遗泽。玄奘对佛陀“法界唯心”的教义心存疑惑，为了解决这个疑问，西元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动身去印度。两年后，玄奘到达印度，开始向瑜伽宗最后一批大师学习唯识的教义。十五年后，即西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宗用专门欢迎得胜还朝的将军的盛典，欢迎玄奘归来。



唐太宗想知道玄奘在旅途中见闻的所有事情，于是玄奘别无选择，只好满足太宗的好奇心。结果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两人之间的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记述被演绎成了《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之一。然而，玄奘对写小说或编撰旅游地名词典不感兴趣，他急着动手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西元648年，太子邀请他在都城的慈恩寺建起了一个译经中心——慈恩寺是太子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


玄奘搬进去之后不久，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火灾或风暴有可能会毁掉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收集的无价之宝——佛经。他请求太宗同意建一座塔，用来储藏佛经，太宗恩准了。后宫的嫔妃们把自己的珠宝首饰布施出来，用以支付建这座塔的费用。西元652年，它竣工了。


这座塔建起来之后不久，进士们就开始在塔的高层拱廊附近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拱廊那里可以眺望四面八方的风光。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使人们联想到雁阵，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个建筑物称作“大雁塔”。西元752年，杜甫和其他人一起到那里去签名，他写了一首诗，以纪念此事。在此诗的结尾，杜甫写道：


“黄鹄去不息，
哀呜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
各有稻梁謀。”


这个名字被叫开了，从那以后，这座塔就—直被称作大雁塔。现在它仍然在城市的东南角——方圆六十四米。但是雁群已经不见了。我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名字，都不早于两百年前：清朝的信笔涂鸦。在外面，我停住脚，去读门两侧的两块石碑，石碑上是玄奘译经的序言。这两篇序言是太宗和太子拟制、褚遂良书写的。褚遂良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我练习书法的时候，有好几年，都是用这两篇碑文作临摹的范本。在这里看到它们，就好像遇见了一位昔日的老师。


在唐朝，这座寺庙还因为牡丹而闻名。牡丹四五月份开花。现在，在大殿的下面，沿路排列着几十丛牡丹。一位和尚告诉我，花期的时候，这些牡丹仍然能吸引到很多游人——尽管寺庙的庙基已经缩小到过去的十分之一，尽管住在那里的三十位和尚看起来像一座纪念馆的管理人员。其中一位和尚告诉我，玄奘的舍利在终南山附近的另外一座寺庙里。于是我雇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向山里开去。


路从慈恩寺北开始，我们沿着这条路向东南方向开去。一公里后，我们路过一个名叫曲江池的村庄——在古代，曲江池是长安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地。


开始的时候很简单，那是在秦朝和汉朝，那时候曲江池只是一个由一眼天然泉供水的池塘，周边种满了树木花草。在此后的朝代里，这个池塘被扩浚得规模很大。西元七八世纪期间，它变成了一条曲曲折折的水路，包括瀑布、河流和池塘等各种水文景观，东西占地两公里，南北四公里。为了保证曲江池的水源供应，人们修建了一条水渠，把水从终南山一直引到这儿来。沿岸亭台别墅林立。春天，皇室成员都到这里聚会，来观赏西岸的杏花。夏天，他们来观赏沿着东岸盛开的荷花。


一个饮酒游戏（曲水流觞）也是在这里起源的。玩这个游戏要倚赖水和风的变化。游戏开头是用一壶酒放在一个木头器皿（觞）上，然后让它沿着水池漂流，一直漂到某位参加者的面前，这位参加者就得给自己斟一杯酒，在一卷准备好的条幅上匆匆题上一行诗，然后把那个木头器皿（觞）再推出去。当所有的人都醉得题不成诗，或者酒喝光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当水枯竭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则永远地结束了。10世纪到过长安的旅行者们说，那些亭台楼阁已沦为废墟，曲江池已经种上了庄稼。但是记忆还存留着，人们仍然把这个地方称作长安八景之—。


刚刚经过这座村庄，我们拐上一条土路。一分钟后，这条土路在一个叫寒窑的地方终止了。寒窑是一条沟，向黄土高原深处蜿蜒几百米。王宝钏就是在这里等待她丈夫的，一等就是十八年。


王宝钏是唐朝一位丞相最小的女儿。这位丞相急着要给她安排一桩政治婚姻。宝钏拒绝嫁给她父亲提议的任何人，于是她被迫去爬大雁塔，向下面扔绣球。谁抓到那个绣球，他就得嫁给谁。前一天夜里，她曾经见过一位贫穷的流浪者，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就把绣球扔给了他，他抓住了它。他的名字是薛平贵。然而，宝钏的父亲拒绝承认薛平贵，把他打发走了。宝钏却不肯接受父亲的决定，于是她也被赶走了。年轻的夫妇无处安身，只好搬进一座废弃的窑洞里，这个窑洞是挖在寒窑的黄土高坡里面的。


之后不久，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之间爆发了战争，薛平贵从军了。很不幸，军队是由王丞相的—位女婿所领导的。他给薛平贵设了一个圈套，导致薛平贵被敌人俘虏了。


尽管有人向宝钏报告了薛平贵的死讯，可是她还是继续呆在寒窑里，忠贞不渝地等待丈夫的归来。十八年后，唐朝与东胡和解了，薛平贵被释放了。当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窑洞外面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在采摘一种名叫荠菜的野菜——荠菜又被称作“羊倌的钱包”。薛平贵不在的这些年里，她一直靠它维生！


参观了宝钏的窑洞之后，我们停在寒窑这条沟入口处的一个小食摊前，早早地吃了午饭——煮饺子。饺子馅儿是新摘的“羊倌的钱包”。味道有点儿辣，我想像着，至少王宝钏没觉得它单调乏味。


我们回到主路上，再次向东南进发。但是没有开多久。一分钟后，我们向右拐上一条土路，这条土路穿过长满了粟苗和谷子的田野，经过两座砖窑，向上经过凤栖原的土坡，来到胡亥长满了刺藤的小坟墓前。


胡亥是秦始皇的儿子。西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了。作为第二个皇帝，胡亥统治了三年。这三年都是按照太监赵高的意愿行事的。有一次，赵高把一头鹿带到年轻的皇帝面前，说它是一匹马。没有人敢驳斥这个太监，于是皇帝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两个早期后，赵高安排了另一次“幻觉”事件，他命令士兵们装扮成强盗，“袭击”宫殿。皇帝迅速地自杀了，被另一位傀儡所取代。


毫无疑问，尽管盗墓者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但是胡亥的坟墓一直没有被掘开，而且也很少有游客参观。它位于一度是曲江池的那个盆地的南端。我仍然能够辨认出坟墓下面的那一块高地，在那里，皇帝们在紫云楼款待进士。御宴后，进士们会沿着曲江池岸，缓步徐行到大雁塔，签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变成大雁。

…………


2.

回到主路上，我们沿着古代黄渠的路线，继续向南行进。黄渠曾经给曲江渠供过水，将来也许会再次这样做的。胡亥墓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我，政府已经拟定了计划，要修复曲江渠，建一座大型的公园。他说，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在终南山的大峪人口处修建了—座堤坝。


过了胡亥墓四公里，我们又—次停下来，恰巧停在东伍村前。我们的左方杜陵原上、坟冢垒垒。其中的一座离路不到200米，于是我们穿过脚踝高的粟苗地，去考察那个地方。它包括一座中心坟墓，左右两侧是两座小坟墓，还有一条丹墀，两侧排列着十二座马和官员的石雕，欢迎着来访者。它们都是用整块的花岗岩雕凿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明显地处于良好状态。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地方被撂给当地村民管理。我捡起一片屋瓦，把它给一个农民看。他说，历史学家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不能断定这是谁的坟墓。后来，我找到了—张老地图，上回注明这是献帝墓。献帝是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西元220年驾崩。


从献帝墓向东走不远，有一座大得多的陵墓，它比这片平原至少要高出一百米。那个农民和那张老地图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说这是宣帝陵——宣帝卒于西元前49年。我用望远镜浏览了一下周围的平原，到处都是坟墓。


我们回到汽车里，向东南开了十五公里，来到一个集镇——引镇。从这里开始，我们脚下的路和昔日的黄渠水道都向南延伸了16公里，一直通到大峪入口处的新大坝前。过了大峪是嘉五台，从唐朝起，嘉五台就因为山峰险峻、环境清幽而在佛教徒中享有盛名。我已经跟史蒂芬一起游览过两次嘉五台了，现在我想再爬一次。


但是首先，我想在引镇东面八公里处的兴教寺稍作逗留。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兴教寺长长的红墙外。兴教寺位于少陵原的西部边缘。二十三米高的玄奘塔是它最主要的建筑。玄奘塔像一棵巨柏的主干，屹立在红墙后。西元664年，玄奘圆寂后，他的舍利被安放在都城附近白鹿原上的一座塔里。但是时时能看到玄奘塔，使皇上很悲伤。西元669年，它被迁到了这儿。从那以后，它就一直矗立在这儿——都城南面二十公里处，在终南山的注视之中——有一次，玄奘曾经把终南山形容为“众山之祖”。


玄奘塔比它的原型大雁塔要小得多，但是它却高高地凌驾于邻近的两座三层塔之上。那两座塔里是玄奘最著名的两位弟子窥基和圆测的舍利。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唯识宗的三位创始人的舍利塔，成功地经受住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幸存了下来。殿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数度被毁，又数度重修。最近的一次是在1939年，是蒋介石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主要建筑的状况仍然相当良好——这要感谢周恩来，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下令要保护兴教寺。


在大殿的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块扁额，上书“兴教寺”三个字。这是诗人哲学家康有为题写的。1898年，光绪皇帝委托康有为按照现代纲领来改革大清帝国，但是这个计划被慈禧太后和她的党羽破坏了，康有为不得不流亡日本。虽然最终康有为还是回来了，但是他却在幽居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这块扁额上的书法落款是1923年，即他去世之前四年。他是69岁的时候去世的。


大殿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但是后殿里却存放着一些令人难忘的珍品。在几幅明代的佛菩萨画像旁边，有三尊铜的唐代大悲观世音菩萨塑像。在玄奘的旅途中，每当他遇到困难，他都是祈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我上了一些香，然后问侍者，我能不能跟方丈谈谈。


几分钟后，侍者回来了，把我领进方丈的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面是—大块黄玛瑙板——那是蒋介石送给兴教寺的礼物。方丈的名字是常明。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解释说，我正在这一带参访隐土。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得知，常明七十四岁了，咸阳人——咸阳就在西安的西面。1937年，他出家后，搬到了终南山，住在南五台上的紫竹林。在那里，他与师父佛尘一起，呆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政府开始驱逐和尚出山为止。1956年，他行脚到了北京，在首都佛学院学习。两年后，重新回到佛尘身边。那时候，佛尘已经被任命为兴教寺的方丈。1981年，佛尘圆寂了，常明接任了方丈的职位；他也是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我问他，开始修行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终南山。


常明回答：自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人们一直就来终南山修行。甚至中国南方的和尚和尼师也来这儿修行。他们呆上三五年，然后回到南方，建立自己的修行中心。这儿是为法出家的和尚和尼师来的地方。修行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你要花费很多年时间，才能真正有所得。这不容易。但是来这儿修行的人都不怕苦，这正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座山里开悟了，还有很多人继续修行，将来会成为大师。在现代，虚云和印法（音译）曾经住过嘉五台；印光和来果住过南五台。这儿是他们开悟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山是个修行的好地方。这就是我选择它们的原因。


尽管常明很热心，可是他却不太健谈。他领我参观了寺庙东厢的藏经楼。里面有很多重要佛经的翻印品，但是没有一本是玄奘的原稿；后来，在寺庙流通处，我买了一张拓印的画，上面是玄奘，背着他的精致的佛经袋。它是从寺庙的一块石碑上拓印下来的，这块石碑刻于1933年。


常明说，尽管他和佛尘都曾经在南五台上住过——南五台在兴教寺西南十五公里处，但是兴教寺却与嘉五台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嘉五台在兴教寺南面不到十公里处。他说，当嘉五台的隐士们病得很重，或者年纪太大了，无法照料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兴教寺来，而兴教寺的年轻和尚们也仍然去嘉五台，加深自己的修行。


常明让我在大殿外等一会儿。几分钟后，他带着一位老和尚回来了。他介绍说，这位老和尚是光善。他说，光善在嘉五台后面的一个茅篷里住了四十多年。他的茅篷在上个世纪末虚云住过的那个茅篷的上面不远。光善九十八岁了。他是前年下山的，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种地了。我问光善，嘉五台上是否还住着其他的隐士。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回答，因此常明不得不重复一遍他所说的话。


光善：是的，有几个，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问：您原来住在哪儿？
光善：在佛会茅篷，就在狮子茅篷上面。[“茅篷”出家人在深山里闭关专修的地方，一般都非常简陋。有时候，它也被用来借指小寺庙或小的隐居处。]


问：虚云过去的茅篷——狮子茅篷怎么样了？还有人住在那儿吗？
光善：自从虚云走了以后，有儿位和尚住过那儿。但是我不知道现在那儿有没有人。路不好走。一位大学生曾经爬上去过，不久就下来了，他想搬进去住，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住没住。


常明：大约一个月前，两个和尚搬到虚云的茅篷里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想待多久。


问：如果路那么难走，你们为什么还要住在那儿？
光善：为了安静。禅和子喜欢安静。


问：嘉五台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光善：它仍然很安静。出家人仍然到那上面去修行。已经有一些小寺庙和小茅篷修复起来了。人们仍然在修行。山脚下还住着一些出家人。


问：您住在那里的时候，诵的是什么经？
光善：我不诵经。我只念佛，阿弥陀佛。我还打坐，修禅。禅宗的和尚不诵经。


问：您是怎么得到足够多的食物的？
光善：每一个住在山里的人都自己种菜，种几种蔬菜，还采集野菜。我需要的一切都自己种。没有好理由，我就不下山。我有足够的吃的。


问：您多长时间下一次山？
光善；不一定。有时候每两年下来一次。现在我太虚弱了，不能再住在那儿了。


光善看上去精疲力尽了，常明搀着他回里面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