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科研的方法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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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科研的方法论反思   http://www.zhongguozhihui.com/discourses/articles/ZhongYiArticle2.html 张超中（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00038） 中医药学的建构、建立和发展具有自己的规律，也有自己特定的方法。这个方法在本质上属于整体论，在应用上以整体综合为特色。应用这种有效方法，中医药学建立了原创性的理论体系，临床上卓有成效，几千年来，有力地保障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可以说，中医药学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集大成者，代表着中国原创科技的最高形式，至今仍然生生不息，其原因就是方法得当，实现了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 这种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既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也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必须把握的前提条件。早在《黄帝内经》中，黄帝就告诫雷公不要失去这个“医之道”。《素问著至教论》强调说： 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这段论述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只有认识、掌握和应用其中的共通性规律才能保证“医之道”不随时代变化而失效，而且只有做到融会贯通才能举一反三，避免由于怀疑和不信任而造成的后继乏人现象。获得通解是信任的前提，而建立在通解基础上的各篇关于医道的论述，能够指导未来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自从西方医学，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它们的知识构成方式和中医药学属于不同的径向，方法上的差异造成了对整个学科认同的困难。因此，中医药学逐渐被怀疑和断定为“不科学”。这种怀疑一开始还仅限于个别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但由于其思想上的影响，怀疑情绪向政府和一般知识阶层快速扩散，并带来广大民众对中医药认知的障碍。其间发生的严重事件是旧中国所谓的“废止旧医案”，余云岫等人认为中医药学是旧医，已经不符合时代变化的要求，所以要把日本的经验移植过来，以立法的形式宣布中医药不合法，促使中医药灭亡。虽然由于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这个提案最后没有通过，但其作为一种思潮和暗流被隐藏下来，并渐渐改变其形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医药实行“和平演变”的“科学化”策略。这种策略实质上是要用西医药的观点和术语对中医药进行“科学翻译”或者说“科学阐释”，就是以一种知识体系解释、判断和评价另一种不同的知识体系。事实证明，这种研究方式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和缺陷，没有经过严密的可行性论证，整体设计不合理，因此50多年实践下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没有帮助实现中医药的可持续性发展。当前，中医药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服务领域缩小，贡献率降低，医疗服务功能下降，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淡化以及中医药的理论创新还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等。上述问题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对中医药科研的基本导向及其政策在实践上没有发挥激励作用，在发展上没有起到支撑作用。我们认为，方法论的不当是导致中医药科研在整体上徘徊不前的深层原因。 一、中医药科研的“方法失灵”现象 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熟，《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的问世是其标志，这些经典性的中医药著作既是古人对自然、生命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研究规范，即对与人相联系的自然和社会的整体把握。这种整体性把握的方式具有与时变迁的特点，因此，同为整体性，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在同一时代又表现出地域和人的差异。把握差异性、特殊性、个体性是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也是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旨归。围绕这个特点，中医药继承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的注疏来实现理论创新。虽然注疏的具体形式和重点不一样，但是皆与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表现出范式的高度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本来是中医药理论充分成熟的标志，但是在外来的“民主”与“科学”面前，它却受到不公正的质疑，并由此拉开了“科学研究”中医药的序幕。 实际上，这种质疑的潜在认识是将中医药的稳定性作为“落后”的标志。但是现在看来，稳定性代表着适应性。中医药理论的稳定性恰恰说明古人已经找到了关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关键因素，以“落后”来解释“稳定”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将封建王朝的政治责任转化为文化责任。也正是因为是“误解”，所以近百年来一直不乏有识之士奋起抗争、纠正这些“误解”，只是“误解”太深，积重难返，竟然使“误解”变成了“正解”，并成为新的“传统”。至今为止，对中医药进行“科学”解释的理论谱系自身仍然在进化之中，表现出整体上的不稳定和不成熟，没有达到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眼光和希望寄托在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科学”上面。但是，“复杂性科学”还是一门有待建构的科学，远没有达到成熟应用的程度，并且在严格的意义上还不是科学。因此，具体审察科学理论是否适合“解释”中医药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随着科学自身的进步，这些理论都是要被“证伪”的，是被证明是过时的和落伍的。因此，反思这些科学理论对中医药的适应性就将成为没有对手的战争。事实上也是如此，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医药处处和时时受到制约，但是却从来找不到真正的科学理论作为对手。 科学史的研究表明，近代科学在确立其主导和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方法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带来人类社会面貌深刻改变的科学技术及其自身的变迁，都是在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发现、发明和实现的。但是，这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中医药？如果不适合，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能适合对中医药的研究？因此，对中医药科研的反思实际上应当落脚于对方法论的反思，而且应当着重反思当今中医药科研方法的“失灵”现象。这种“失灵”现象的表现是：在当今我国甚至世界范围的中医药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先进与方法落后的矛盾，亦即“硬件”齐全与“软件”缺失的矛盾。所谓工具先进，是说用来进行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技术手段几乎都被拿来研究中医药，动物模型、分子机制、基因功能研究一直占领中医药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的阵地，购买设备的费用也成为科研支出的重头。所谓方法落后，是指中医药的科研方法不适用于研究对象，有关研究没有达到说明研究对象性质的目的。例如，在现有方法的框架内，中医基础理论没有得到清楚的阐释，研究进展很小，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经络理论的实质是什么？中医药的关键科学问题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气？到底是“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上述理论问题一直人云亦云。受其影响，有关中医标准和中药标准的制定原则没有顺利制定出来，造成我国中医药的标准战略仍然停留在计划之中。 当然，从方法论的层次来看待工具与方法的矛盾，“先进”与“落后”其实是统一的，工具的设计与制造也是受方法制约的。因此综合起来看，方法落后是制约中医药科研取得突破，造成“方法失灵”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具体表现是以微观研究代替宏观研究，以定量研究代替定性研究。而落后的理论表现是以还原论或称分割论研究代替整体论研究，以静态研究代替动态研究，以对物的研究代替对人的研究。这种落后方法的流行其实是一种错觉造成的，在哲学上表现为舍本逐末，往而不返。如果不在基本哲学问题上厘清是非，那么“落后”与“先进”之争则永无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二、“方法失灵”的原因在于中医药自主性的丧失 进行中医药的科研工作，首先应该界定其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然后才能寻找和配备相应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手段。以此为基础，才能推进中医学的发展，才能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医药的科研领域一直存在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问题。在研究对象不明确的情况下，研究目标不可能明确；既然目标不明确，那么那些具有明确研究目标的实验设计实际上只是在进行“研究游戏”，研究成果也只能非中医的。从性质上讲，这些非中医的成果很难有助于中医药的现代发展，也根本不可能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针对这一不正常的现象，陆广莘先生早在1985年就指出： 中医基础理论集中体现中医学特色，就在于这是中医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就在于由此指导养生之道，治病之道，辩证之道所体现的方法论特点。从根本上说，中医学特色主要在于其对象问题上，因为理论是关于对象的理论，方法是适应对象和目的的方法，实践的目的又是对象自己运动的本然，整个学科体系都不过是研究对象实践目的这个“务本原则”原始规定的展开而已。 因为种种原因，中医药科研丢掉了中医药最基本的东西，忘记了自己的“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那么自然就不知道要向哪儿去。没有“本”，有关的研究方法就没有真正的对象。所以，虽然中医药科研的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国家也为此花费了大量珍贵的基金，但是这些科研成果并没有真正起到增强中医药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整个中医药还是呈现越来越萎缩的局面。 2005年3月，国家科技部程津培副部长在十届三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要重视和发挥中医药的原创优势，这个提法得到了中医药界的热烈响应，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2005年6月4日到5日，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在天津中医学院召开了中医药一级学科建设高级论坛。内科分会主任王永炎院士建议仿照香山科学会议的方式召开这次论坛。论坛的第一论题就是“什么是中医？”“什么是中医学？”这种反思性的讨论说明了一个信号，实际上中医药界正在从被动模仿性的研究转向自主性的研究。没有自主性，就等于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肯定会僵化，其结果只有慢慢消亡。可是多年以来，中医药学术界实际上是主动放弃了最基础的学科建设，或者说在没有中医学存在和不明其意义的前提下进行学科建设。可见中医药自主性的丧失所造成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全局性。 以单纯的科研实验设计来说，虽然动物实验、分子与基因水平的研究是否就是中医药研究一直存在争论，这些研究能否代表中医药的发展方向也是个问题，但是在思维惯性和惰性的默许下，以现代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微观机制研究成为当代主导中医药科研的蔚然大观。这种单向性的分析式研究在性质上是破坏性的，其结果也只能获得局部性的微观机制，并且它们只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一种方式，远远不能代替具有中医药学特色的整体宏观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对所谓“共识性认识”的片面理解，以为只有可重复的研究结果才能称得上共识性的成果。在这样的标准之下，中医药本身就成为一种非共识性的知识系统，而且中医药讲究个体化的风格更让人误解为中医药本身就没有或者难以达成共识。这样的理解需要对其理解的方法进行反思，需要对“共识”本身是什么也有一个基本理解，要认识到“共识”也有层次性的高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标准。例如，对于生命到底是什么历来就存在争论，不同的医学传统，不同的宗教传统，甚至不同的艺术传统对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中医药在生命的本质理解方面具有自身的特色，它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及其得以建构的基础。但是，近年来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过分强调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反而限制了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自身的认识和把握，并造成了现在的“邯郸学步”的局面。正是这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有关科研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瓶颈。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为什么在有关中医药的科研中非中医药研究成为主流？上述问题的出现一是说明了中医药的弱势地位；二是说明了有关科研思维没有达到真正创新的水平。当然，如果当代生命科学的研究能够代替中医药研究，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我们还有理由对中医药日益萎缩的现状听之任之；只是从全球的医学发展趋势来看，情况远没有原来想像的那么乐观，很多基本的医学问题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而且，恐怕只有中医学才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激活对生命研究的创造性思维必然是一个战略选择和艰巨任务。从性质上来看，这个任务反过来强化了对中医药学的自主性研究，因为其内在逻辑要求建构性的科学研究，要求对整体性调解机制的研究和把握，而这正是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研究还是只闻其声，不见行动。 回顾中医药学理论的建构历史，发现其一直遵循着自主性或者说主体性的规律。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有关医学处于经验医学的阶段，其中也包括了巫、医不分的早期阶段。随着经验的逐步积累和丰富，医学理论的创造成为医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为了使已经成熟的医学经验得到完整有效的理论表达，当时业已高度发达并经过广泛争鸣的诸子百家文化成为表现医学理论的主要资源。从基本功能上说，这些诸子百家的文化抱负都在于治理天下，因此，它们都是带有一些普遍性的原理和方法，即所谓的通理通则。当这些通理通则与具体的医学经验相结合的时候，也就创造和规定了以生命的自主性为基础的中医学的通理通则。因此，中医学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主”为“通”，对外讲究与天地自然环境的通达与合一，对内则注重四肢百节、皮肤筋骨与脏腑之间的联络与顺畅。这种特点贯穿于中医学的方方面面，并在养生、预防和临床治疗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中医学的分科是相对的，其传统的内、外、妇、儿四科的治理、治则仍然被统一在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下。从思维方式上看，这种以“通”为特征的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健康与疾病的路径是人类把握自身的一种基本方式，实践上的有效性已经证明了其知识系统的合理性，而且这种方式所取得的支配地位也是在比较中得来的。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不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也因此往往低估了古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谓的历史暂时倒退现象的产生就是不借鉴学习前人经验与教训的结果。看不到中医药学理论的自主性特征，当然在实践中就难以坚持科研的自主性。 从思维方式上分析，中医药科研领域出现的自主性的丧失、创新思维的僵化以及原创优势的被抑制是科研上的教条主义造成的。多年以来，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汇而不通”、“食而不化”，原因即在于仅仅采取单向结合措施，不符合生命的进化原理。当年王明等人只会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革命只能照搬苏联经验，只能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其结果是使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如今，这个问题又出现在中医药的科研领域，只不过是当年的教条主义变成了“唯科学主义”。在西方近代科学取得统治性地位的形势下，以分析还原或称分割为基本特征的实验科学成为科学研究的主流科学。这种科研方法对物质领域的研究卓有成效，并根本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角度。但是，就医学来说，由于人的精神性的特殊存在使得人的健康问题成为一门特殊性的学问，其特殊性就表现在精神上的变化性与心理上的不稳定性，从而使得人的个体性的科学性问题突出出来。这个问题本来是整体性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对象，但是，一旦把这个对象置放于只适合局部性的研究方法之下时，就等于以局部代替了整体，以微观代替了宏观，以定量代替了定性。当然，这种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而是科学发展的旧模式强加于中医药科研的结果，反映了在对生命进行认识的过程中思维的僵化和创造性的丧失。这种僵化在我国科研领域，特别是中医药科研领域也有其特殊的表现，是教条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即对“辩证唯物论”的庸俗化理解所导致的对真正哲学精神的误解和创造精神的丧失。也正是百年来我国从小学到大学所学内容除不完整的汉字之外全部西化的结果，在西方文化的陶冶之下，人们自然忘掉了自己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方法而崇尚“科学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随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引领改革开放的最高理论和终极目标。这些精神财富以“唯物主义”的风格指导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但从来就没有把哲学上的“物质”概念等同于具体的物质形态，也没有特别要求在实现“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药的创新研究中一定要以有效成分和生物活性为最终成果。但是，在具体的中医药研究中，“唯物”被领会成“可见的物质”，“辩证唯物论”也被曲解为“机械唯物论”；而一旦触及中医基础理论中“五脏神”的意义，又被指责为是“唯心”的和“封建迷信”。这种没有主心骨、左右摇摆的“政治化”研究致使当前的中医药研究在“中国化”上是失败的，而在“科学化”上是盲从的，完全抑制了自身的原创性优势，不能为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服务，导致中医药科研不仅在实践上是“软弱”的，在政治上也是苍白的和“失败”的。另外，中医药学术界在吸收当代最新的哲学研究成果时显得力不从心，在有关教科书里仍然把中医学的方法论称为“朴素的唯物论”，言中之义是说中医学自身的方法就是落后的，不是科学的方法，是需要改造的方法。因此，在当今中医药事业需要大力发展并逐步推进的关键时期，对中医药的科研方法进行方法学的反思非常重要。俗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器”就是“工具”，对研究来说就是方法。没有方法就无处下手，方法错误必将引人致盲，看不见应当看见的方面。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科技部等有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实际上，目前中医药日益萎缩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能够从另一个角度促人猛醒：放弃自身的方法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特色，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配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转折和实施，有关部门应该以原创优势理论主导决策，以便能够真正指导中医药的当代继承和发展，加强和实现中医药的自主创新。 三、中医药的原创方法是最适合中医药科研的方法 事实证明，当前所采用的还原论方法并不适合中医药科研，这种方法不仅使中医药理论在整体上显得支离破碎，而且将使其永远成为一个谜。其原因在于：还原论方法所要求和强调的知识的明晰性不是中医药所要求的明晰性，两者之间存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庄子》中“混沌凿窍而死”的故事说明，对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必须坚持用原创性的方式和方法才能保持其生命力。 1．没有理解就没有方法 毛泽东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对中医药科研来说，没有对中医药理论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就找不到合适的方法作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古今对比可以看出，不是中医药没有方法，而是在接受现代“科学”教育之后，人们已经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理解中医药，因此，有方法也等于没方法。 中医药学是我国具有原创性质的医学，具备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应用技术的完整知识体系，是成熟的理论医学。这种知识体系至今仍然非常有效，但是应用分析还原的方法达不到重构中医药理论的目的，这就是说，中医药具有其他医学不能模仿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比如，藏象、经络、精气神以及中药的性气味理论就是中医药学所独有而西医学无法仿造的。既然在理论上不能用还原论的方法重构，做不到可重复性的研究，那么以还原论的方法所要求的可重复性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药科研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缺陷，按照这种思路来发展中医药就缺少方法论的支持，也必然导致“方法失灵”。因此，了解古人建构中医药理论的方法是中医药科研的最基础性的工作。 中医药理论讲究天时、地利与人和，是以宇宙自然创生的规律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是一种取法自然、自觉利用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由于宇宙自然是整体动态、即时演化的，因此，整体动态的思维方式是把握其演化规律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与实验室内的静态研究不同，以对自然规律的整体性阐释、摹拟和利用为特色。从性质上看，中医药理论正是宇宙原创性特性在中医药学中的表现，并由此规定了中医药擅长个体性的治疗，讲究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特性。能否把握与自然演化规律的即时动态联系是判断中医药科研方法的基本标准。两千多年来，这种整体动态的思维方式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纽带，是中医药学活的灵魂，是发扬中医药的理论优势和临床疗效的根本。 但是，这种整体动态的思维方式在实验室内是无法模拟和重复的，没有人的介入，离开了中医药专家望、闻、问、切的功夫，仅借助于仪器设备无法完成任何一项中医药的科研。因此，只有看清楚人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才能彻底了解中医药科研的性质，才能找到科研工作的突破口，科研方法也才能得心应手。 2、借助原创方法才能理解中医药作为原创科学的性质 　　从中医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文化是中医药理论建构的基础。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一种思维方式在各个领域的普遍使用。这种思维方式在理论上强调各学科的共通性，在实践性上强调人文精神的指导性。因此，针对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研究中医药应该采取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方法，融会贯通，整体地把握中医学的精神。但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和冲突使这种中医学的原创研究方法中断了，并出现了盲目地崇拜西方，否定自我的倾向。在中医学和中国哲学中，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原创性的基础，为学和为人不可分，一切研究最后都要落实到人。但是西方哲学以及相应的科学体系主要是讨论知识，这种研究容易导致钻牛角尖，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次误区都与其思维方式的弊端有关。其中一次是对神的绝对性的崇拜，结果一切都围绕神，崇拜上帝万能。另一次就是现在的科技崇拜、物质崇拜，认为科技万能。中国文化恰恰在这两方面具有克服神本主义、物本主义的优点。正因为这样，中国文化在西方两次变革中产生影响。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化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中国思想有很大影响，对他们破除神本主义起了作用。本世纪以来，物质、科技崇拜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于是出现了新人文主义思潮对之进行反思，新人文主义思潮也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东方思想。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西方以前的观念对很多现象不能解释，也试图用东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原则是针对不同问题、不同现象有非常灵活的解决方法。对同一个问题，此时此地此人这样讲，彼时彼地彼人又可能那样讲，表面看起来以为有矛盾，实际上是融会贯通的。现在我们自己废弃了自己的方法，而西方人则希望以这种原创性的方法来发展和丰富他们自己的文化。对比之下，也正是因为西方文化发展到了需要重新建构的历史阶段，西方国家才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即渴望接触又担心摧毁其核心价值体系的矛盾心态。 　　但是，近百年来我们是在以西方实证方法分析我们的思想文化，基本借用西方方法，构架一个体系，这样就改变了其原来的面貌。实践证明，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采用这种方法的学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只有清晰的概念分析才能把握清楚事物，其实这是有问题的。人们可能需要在模糊中体会清晰，而不应用清晰去把握清晰，那样很可能后一个清晰就走了样。中医很模糊，阴阳虚实、辨证施治等理论不好把握，但在有实际经验的大夫那里却非常清晰。中国文化的清晰理解不能离开实践经验。中国文化的对象不是实验室的东西，条件可以界定。中国文化在现实中，是把门窗都打开。实验室可排除条件，这对物来说相对地可以，但对活人就不合适。中国文化理论和实践结合最紧密，比如讲中医理论，如果不和实践相联系，就永远不会理解其深刻和清晰。在中医中，同一种药生熟不同，炮制方法不同，产地不同，药性就会不一样。对病的考察也是很细致的。中医细致到如此程度，怎么能说其糊里糊涂呢？如果真正去体会、实践、经验，中国文化的准确甚至超过实验科学的精确，因为经验把握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因此，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的观察方法提示传统的内容，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传统。至于传统是正是误，有无价值，可以让现在社会去选择，不能作简单的判断，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角度，不能以自己的喜好武断地替别人作主，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让中医药自己作主，才能保持其原创性的理论活力，也才能真正为别人所理解，发挥她的现代价值。 3、中医药是“中国科学学派”的带头学科 有关现代科学变化的整体趋势已经有不少著名学者阐述过，他们所指出的共同的一点是科学观念根本变革的必要性。关于具体的变革道路，普里高津认为：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整体性理解的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虽然这种认识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但是使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富有成果性的著作。东方与西方，仍然是天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学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而不能称之为科学，另一方面西方科学又无法根本解释和包容中医药学，其结果使得西方社会中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中国的中西医结合运动的尴尬局面。有鉴于此，怎样才能早日结束这种现状呢？这里其实取决于认识的飞跃：应该具备理论勇气，敢于认定中医药学其实就是整体性科学。无论将来的整体性科学怎样建构，怎样发展，它应当首先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二是实践方式的整体性。我们看到，中医药学已经具备了整体性科学的基本特征，它的不朽魅力和价值正是来源于它本来就是以整体性的方式实践着的整体性的理论。由于肯定了中医药学是整体性科学，我们就不必再费时费力地争论它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其科学价值问题也就转变为实现在有关理论的指导下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就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要求化解矛盾而不是消灭矛盾，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因此，按照这种方式，必然促进人的观念朝着大历史观、大科学观、大文化观的方向生成。所谓“大”，其本质就是“整体”。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医药学亦即中国文化对世界共同繁荣的贡献盖缘于此，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亦将受益于此。 中医药学是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科学，是“中国科学学派”的具体表现形式。理解中医药学需要整体观念，而一旦具备整体性的修养，科学本身将成为融会贯通的学问。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也只有在提升科学境界的基础上，中医药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医药内蕴于传统文化，人们接受起来理所当然。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占有统治地位，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国文化一直受到质疑。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待中医药，她的生机和活力表示毛主席所期盼的“中国科学学派”已经创立，这种学派的性质是整体论的，代表着科学发展的终极形式，其目的是造福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因为达到了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应当确信中医药代表着科学的未来。以中医药的重新发现作为标识，中国科技部的战略部署完全可以从引进、跟踪和模仿转向原始性创新和自主创新，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将世界科学的中心转移到中国。 中医药的原创性属于原理创新性质，具备整体性科学的意义，是中国化科学形态的具体形式之一。中医药既是整体性的科学，也是个体性的科学，这种特性使中医药的产业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信息产业的发展以及电脑的普及都是以实现个体化为根本基础的。与一般的需求相比，健康需求是最基础和最根本的。但是，当今科技手段所传达给用户的信息并不能满足健康需求。要实现“人人享有健康”需要工具、知识和道德的完美配合，否则只能半途而废。所以中医药的应用和推广实际上是科教文卫事业的整体推进，从而使“中国科学学派”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带头学科，中医药将彻底改变当今流行的科研方式和方法，并恢复应用中国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实事求是”的传统。 Copyright Since 2007 张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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