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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诵与教育 徐健顺 我一九七六年读小学,一九八六年读大学,属典型改革开放一代。传统文化根基之弱,不问可知。幸所攻古典文学,未离藩篱,然真正入门,乃在吟诵之后。故边学边做边改错,常有所得,常有所愧,常幸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常觉愧对吟友,以所言之浅且多误矣。然今日之言,乃无错乎?后日又当思今日之过矣。然待大彻大悟之后始言之乎?我后知后觉之人,恐永无此日矣。唯与众师友共思共论,或有希望。 我得之于师友之惠多矣!吾师赵敏俐教授多有殷殷教诲,前辈叶嘉莹先生、温金海先生、曾维范先生、华锋先生、王财贵先生、王世明先生、张鹏举先生等等不吝垂教,同道众多优秀教师往复讨论质疑,乃于吟诵及教育之事,渐次清晰。当下之言,自非确论,然比之昨日之言,应有所新。故为一段学习研究之总结,表述如下,而愿与诸位师友共论之。 一、
吟诵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吟诵”,但其实大家口中的“吟诵”概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大致说来,现在所谓的“吟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其中又各有层次。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得说说汉诗文的声音状态。 吟诵毕竟是汉诗文的一种声音,所以先得了解汉诗文有哪些种声音状态。 第一种,是创作状态,就是创作时作者心中或者口中的那个声音。汉诗文基本上是先吟后录的,即使上来就写,心中也是有声音的,修改时也是用声音的,那个声音是与口语不同的,这与今天写文章写小说写诗,主要看文字,声音是接近口语的,是大不相同的。此事我在《声音的意义》里已经说过,在此不赘述。创作状态的声音,一定是作者一个人的声音,生活情境下的声音,但是不一定没有乐器的声音,因为有的人是一上来就弹着琴创作的。 第二种,是诗文被表演时的声音,比如《诗经》很多本来是个人创作,后来被搜集整理加工,再用乐舞歌唱,此时的声音,就与创作时的声音不同了。 汉魏六朝乐府、某些唐绝、某些词、曲的情况也多类此。它的特点,还不在于歌舞伴奏,而在于表演,因为有时清唱也是一种表演。既云表演,就有表演的对象,而且这对象是不固定的,可以换很多人,其中主要是陌生人,而表演是对谁表演都一样的。 第三种,是阅读学习展示欣赏诗文时的声音,也就是“读书声”。它和第二种声音的区别在于对象不同。“读书声”的对象只有两种:一是自己,二是特定的对象。对象是自己,最好理解,就是自己读书学习时的声音,可以是心里的声音,也可以是口中的声音。特定的对象,就是某个特定的人或者某几个特定的人,不能是别人。比如,上学时老师读给学生听,学生读给老师听。又比如,作者读给赠诗的对象听,比如李白对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就是读《将进酒》给他们听;刘禹锡诗云:“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就是白居易给刘禹锡吟诵自己的赠诗。这些诗虽然“歌”起来,但都是即席即兴的,没有伴奏没有伴舞,其对象就是赠诗的对象。这是展示自己的诗的情况。展示别人的诗的,如苏轼《前赤壁赋》:“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此时尚无“洞箫倚歌而和之”。这些声音就和第一种创作时的声音比较接近了。但是也有差别。《关雎》在作者那里的声音和两千年后的苏轼口里的声音当然是有差别的了。不过,这第三种声音的目的之一,就是尽量接近第一种声音。 现在可以说“吟诵”的概念了。先说狭义的“吟诵”概念。 第一个,是古代的“吟诵”概念。李白说:“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这是在说他自己读道经的状态。但是古代文献中“吟诵”一词并不多见,《四库全书》仅见139处,如: 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隋书》卷五十七) 国藩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清史稿》卷四百五十) 东坡守钱塘,功父过之,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来?坡曰:十分来也。祥正惊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十分也。(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八) 此等词一再吟诵,辄沁入心脾,毕生不能忘。(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爱慕孟家贤小姐,时时吟诵这诗章。(清·陈端生《再生缘》第四十五回) 在这些地方,“吟诵”均指读诗文的状态,至于这状态是有曲调还是没有曲调,是有伴奏还是没有伴奏,是创作还是欣赏,却无定性。 “吟”的基本含义,是拖长腔,上古与“呻”相近,一般情况下是有曲调的。如《战国策·秦策二》:“今轸将为吴吟。”东汉高诱注“吟”为“歌吟”。《毛诗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唐代孔颖达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 魏文帝《燕歌行》:“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唐宣宗《吊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些都明确标明了“吟”的音乐性。 “诵”原初是有曲调有节奏地吟唱的意思,《周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但是后世一般不用这个含义,而是用另外两个含义。一个是“背诵”,所谓“熟读成诵”,如明代张履祥《初学备忘》:“先令成诵,而徐以涵泳其意味,休之于心。”一个是没有曲调但有节奏有抑扬顿挫地读。《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所以古代“吟诵”之意,大概涵盖了有曲调和没有曲调两种读的形式,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理解为“读”的意思。 但是,“读”在古代有很多形式,除了“吟”和“诵”,还可以表述为“歌、唱、咏、叹、哦、念”等等,这些与“吟”和“诵”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歌、唱”的音乐性更强,“吟”则相对弱一些,“念”则更弱,甚至比“诵”的节奏性都不如。不过,也有例外,在南方,一般把有曲调的吟咏就叫“念”。所以北方说“读书”,南方叫“念书”。 “读”的风格又有朗默、高低、缓急、恬苦、细漫等等之分,所以有朗读、朗吟、朗唱、朗咏,又有默读、默念、默吟、默咏,有高歌、高唱、高吟、高咏,又有低歌、低吟、低唱、低哦,如此等等。 因此,约略说来,“吟诵”可以代表“读”;细分起来,“吟诵”又是“吟”与“诵”之和,那么只是“读”的若干形式中的两种。 今日吟诵界乃至外界所言之“吟诵”,即狭义的吟诵,常见的就是这么三种:第一种是“读”的意思,第二种是“吟”和“诵”的意思,第三种,是专指“吟”。这第三种又经常称为“吟唱”,台湾吟诵界即是如此。 自西方读法传入,“读”的概念始乱。西方读法又自话剧传入,话剧需要大声,需要夸张,所以翻译家把那种形式译为“朗读”、“朗诵”,带个“朗”字。直至今日,中国的朗诵依然带有话剧腔,与真正西方的朗诵颇有不同。汉语的“读”的概念被搞乱了,如黄仲苏先生作《朗诵法》,原为大声吟诵之法,后人误以为今日所谓朗诵之法,所以大作无人问津。于是一班学者各造术语,有“吟诵、吟唱、吟咏、吟哦、吟诗、唱读、唱诵、声读、读唱”等等不一而足,以与西方“朗诵”相对,专指汉诗文的读法。而在民间,老先生们仍然沿用古老的说法。当我们去采录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对“吟诵”一词反应冷淡,而都说“读”、“念”。我讲座常引叶嘉莹先生和南怀瑾先生的视频为证,两人一北一南,一说“读”一说“念”。 由此,我常说吟诵的定义是“汉诗文的传统读法”,或者叫“中国读书法”。这就是狭义的吟诵。这个狭义的概念,又分三种,一种是代称“读”即概括“读”的(姑称之为“狭义”),一种是“吟”加“诵”的(姑称之为“次狭义”),一种是专指“吟”的(姑称之为“最狭义”),一种比一种外延小。 狭义的“吟诵”之所以说它狭义,是因为它排除了诗文的创作状态和表演状态,仅指读书的状态,那么就把《诗经》、《九歌》、汉魏六朝乐府、宋词元曲的本原状态基本上排除在外了——这些作品基本上是表演出来的。那么吟诵就仅指读上述作品的状态了。但是读的目的之一不是要尽量接近原音吗?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太妥,由此就又给了吟诵另一个宽泛些的定义:汉诗文原来的声音形式。 这个大概可以算是“宽义”的吟诵吧。这样就把汉诗文的表演状态也包含了进去。像国风和乐府,基本上都是来自民间,然后被乐官整理加工。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已经是适应了表演的形式,这里面有表演的信息了。比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友”押韵,“之”显然是乐官为了节奏整齐而后加上的。《江南》:“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明明“南”字押韵,却换为“北”字结束,这里与汉乐府为宴享之乐,主人坐北朝南难道没有关系吗?宋词元曲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这些表演形式,努力与古人相通。所以把表演状态和创作状态纳入“吟诵”的范畴是有必要的。也因为如此,我并不笼统地反对吟诵的表演,而只是反对读书时的表演化,对于宣传和能传达作品原意的表演,还是要着力研讨发明的。 再界定一下。“汉诗文”,指所有使用汉语创作的诗词文赋。这里不包括戏曲、小说等形式。戏曲属于广义吟诵,因为已经不太守吟诵规则,所以在此不算。小说近于口语,也不是吟诵。“原本”,指创作、表演、学习、欣赏等等一切情况。“声音形式”,不是“声音”。古代的声音我们是复原不了了,这里指的是其形式,也就是声音的特征、结构、规律等等。 当然,有人会说,这样会造成概念的混乱,最好另用一个词。我何尝不想!然而造新词一时无才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思路的重点,并不在于表演还是自娱,更不在于音乐性高低,而是强调古今声音的差异。汉诗文在古代,无论是唱是诵,是表演是自修,其声音都有一定的规矩,也就是有相对固定的读法。现在,无论是唱是读,是演是学,都不管这些规矩了。我觉得这些规矩是最重要的。当下,首先是告诉大家有这些规矩,汉诗文不可乱念乱唱,这些规矩有涵义有功能,然后再说别的。将来随着吟诵的发展,那些吟诵内部的细分、功能与性质的层次,都会有人去研究,去阐述,去推广,那自然是更可欣慰的事情了。 还有更宽泛的定义,可称之为广义的“吟诵”,即指中国人唱歌的方式。这种说法在音乐界经常见到,比如“民歌”的定义:“即民间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能够歌唱或吟诵,多为韵文。”民族音乐学经常会提到少数民族民歌是“吟诵的形式”等等。这里的“吟诵”,比较偏重指即兴、自由、无伴奏或少伴奏、音乐性弱或不固定,半唱半念或介于唱念之间等等的特征。 我对广义“吟诵”的定义是:汉族人的唱歌方式。这种唱歌的状态有很多,包括郊庙祭祀、雅乐大曲、诗文吟诵、戏曲曲艺、民歌民谣、儿歌童谣、唱经念咒、哭祭葬礼、叫卖吆喝、唱账唱名等等。这里有的自由有的有谱,有的宏大有的私密,看似截然不同,但是它们都大致遵守同样的规矩,比如:入短韵长、依字行腔、依义行调、虚字重长等等。而这些规矩,恰恰是今天的各种现代音乐形式都不遵守的。不遵守这些规矩,不是创新不是发展,而是刨了根丢了魂,让中国人从此不会唱歌。 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五十五个能歌善舞,只有一个什么都不会,就是汉族。用脚趾头想一想,这可能吗?谁是五十六个民族的核心?汉族人才是世界上最能歌善舞的!现在全都不会了,而且全忘了。什么是唱歌?唱歌就是自己的词自己的曲自己唱,现在就唱,当场就唱!自己的当下的感情,自己当下表达。现在,有几个人还会唱歌?现在不但不会唱歌,只会跟着机器“行丧”,而且唱歌就是作秀!想想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国人什么时候唱歌?感情最深的时候唱歌。现在谁恋爱到深处还唱歌啊?大学里看到男生抱着吉他去女生楼下唱歌——肯定是还没谈上啊!谈上了谁唱歌啊?唱歌,就是作秀、假装,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是最容易改变社会风气的。如今的中国音乐,就是作秀,这个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令人不寒而栗。 恢复中国传统的音乐,让人人重新学会唱歌,怎么想就怎么唱,只给自己唱,或者给特定的人唱,情到深处就唱,让乐为心声,君子坦荡荡,让乐为雅致,君子文质彬彬。唱自己的歌,让戏曲曲艺复活!让中国的流行音乐中国化、个人化、即兴化、真诚化,让作曲家消失,把音乐还给老百姓!这一切要从哪里开始?吟诵!只有吟诵,因为它是中国音乐之根,是中国音乐的旋律节奏意境品格的产生机制。等到这一批小学生会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唱,等他们长大了,还有现在的流行音乐吗? 从这一点出发,我提倡用吟诵的形式歌唱白话诗文,创作白话歌曲,占领流行歌曲市场!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没有关系,理解的人先做起来。 百年前,被“学堂乐歌”毁坏了的中国音乐,今天,我们要用新的“学堂乐歌”——吟诵,恢复起来。希望在孩子们身上。教育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最终决定大局的,一定是教育。 由此,我有这个广义的“吟诵”概念:汉族人唱歌的方式。也许也该起个新名,可是我才疏学浅,而且现在想强调吟诵的作用,所以暂时还是用“吟诵”这个名词。 现在吟诵界内部讨论的时候,对外宣传推广吟诵的时候,常有很多质疑和反驳,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吟诵”的概念不同造成的。比如:“吟诵最好用在读后放松一下的时候,读的时候还是朗读好。”这就是狭义吟诵中的最狭义的概念,即“吟唱”的意思。如果吟诵就是“读”,那又怎能在读的时候不吟诵呢?所以在讨论吟诵的时候,最好大家首先互相询问一下对方的“吟诵”,是狭义、宽义还是广义? 吟诵的外延: 最狭义:专指“吟”。 次狭义:吟咏和诵读。 狭义:中国传统读书法。 宽义:汉诗文本来的声音形式。 广义:汉族人原来的唱歌方式。 这五种“吟诵”,以后最好都各有名称,不相混淆。这个有待于吟诵专家们讨论达成共识。 我一直在宣讲推广的“吟诵”,是后三种:传统读书法、汉诗文原来的声音形式、汉族人原来的唱歌方式。这样三种,各因宣讲的对象、目的不同而异。这三种方式,都有相对一致的规矩,恰恰是今天不遵守的,而我最重视的就是这些规矩。 二、
声音的涵义
语音是有涵义的吗?对这一点,传统的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意见是否定的,当下的西方语言学的意见是动摇的,很多语音学家都在关注和研究本民族语言的语音和语义的关系。不过,他们的语言是断裂过的,他们必须追溯到古希腊语或者古希伯来语。汉语是没有断裂过的,虽然也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毕竟是传承为主的。所以汉语的语音的涵义,就比其他语言更加清晰、明确。 几千年来,我们的语言学家一直说着语音的涵义,从《释名》到《说文解字》,一直到刘师培、严学宭。我在《声音的意义》一文中多有列举。训诂学一直有声训的传统。可是音义研究的文献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人系统整理。百年以前,曾经有过一场论争,最终,是主张语音有涵义的传统派输了,高举着西方科学旗帜的新派赢了,从此,关于汉语语音涵义的研究和传授就逐渐销声匿迹下去了。谁都不敢讲,一讲就“不科学”、“迷信”。以致于到今天,语文课既不讲汉字为什么这么念,也不讲为什么这么写,一切都是没道理的,一切只能死记硬背,语言之中没文化,没道理,没感情。 当初输在哪里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语言的读音不同。比如我们叫“猫”,因为它“喵喵喵”,可是英语为什么是cat?难道英国的猫那样叫?比如我们说“飞”,英语说fly,读音很接近,可是俄语说letat,这如何解释?所以,语言之间的近似只是偶然的,或者是互相有过影响,而语音和语义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 百年以前,人类学还处在萌芽阶段,这个问题,在人类学发达的今天,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一件事物的性质是多面的,不同的民族会由于其生活环境和机制的原因而注意到事物的不同的侧面,所以取了不同的声音,如此而已。 在人类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背景下,我们现在可以因为中国文化的诸多“不科学”而感到骄傲!“不科学”不等于不正确,有可能只是跟“科学”是不同的范式而已。近三十年来,关于语音和语义没有关系的“任意性原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西方语言学家所抛弃,而我们的语言学界还抱着一百年前的“科学”不放。 人类文字的历史,可证明的不过6500年,加上不可证明的,顶多1万年,可是人类语言的历史,有20万年之久!人类大多数时间是处在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时代里,而语音是先于文字出现的!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语音是没有涵义的吗?那么它如何产生?如何传播?如何被接受?被应用? 只是现存的语言,断裂和变化太大, 不容易找到原初语音体系的系统了,所以索绪尔说语音没有涵义,实际上就是因为语音的涵义太难找了,所以“科学”研究先放弃它,或者假定它不存在,先研究别的。而汉语是个例外,它的传承性太好了,所以我们古代的语言学家一直在说着语音的涵义。 其实,证明或者考察汉语语音的涵义,并不是一件难事。比如“流”字为什么读líu呢?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小问题:“流”的声母为什么是l,韵母为什么是iu,声调为什么是阳平?要想知道“流”的声母为什么是l,只要把l声母的所有的字集中在一起来看,如果它们的涵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l声母的涵义,如果“流”的涵义中也包含这个意思,那么这就是“流”用l声母的原因。如果l声母的字没有涵义的共同点,就说明l是没有涵义的,这些字用l声母是没有道理的。考察韵母、声调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这里有个上古音构拟的问题。但是,汉语是传承为主、变化为辅的,以现在语言学界上古音研究的水平,这个问题是可以有个大致的结论的。 比如“流”字,不同的语言学家构拟的上古音不同,有yu、lu、liu等(此处为汉语拼音字母,不是国际音标,因国际音标很多人不会读,下同)。这个字的右边,是顺产的意思,字形为胎儿顺溜地产出,所以这个读音就是在模拟顺产的声音。于是,水顺溜为“流”,木顺溜为“梳”,走得顺溜为“疏”,草在肚子里走得顺溜为“蔬”,如此等等。汉字是声符为核心,配以形符偏旁的音形义一体化系统。 “流”为什么是“尤”韵?只要把尤韵字集中在一起看: 尤邮优忧流留榴骝刘由油游猷悠攸牛修羞秋周州洲舟酬仇柔俦畴筹稠邱抽湫遒收鸠不愁休囚求裘球浮谋牟眸矛侯猴喉讴沤鸥瓯楼娄陬偷头投钩沟幽彪疣绸浏瘤犹啾酋售蹂揉搜叟邹貅泅球逑俅蜉桴罘欧搂抠髅蝼兜句妯惆呕缪繇偻篓馗区 绝大多数字的涵义都有“舒缓”的性质,只有个别例外,如“鸥”是拟声字,来自海鸥的叫声。瓯江入海口当年有很多海鸥,所以得名“瓯江”,当地人自称“瓯”人。又如“猴”是后起字,后起字多有用纯粹的形声法造字的。排除这些字,剩下的字基本上都有“舒缓”的涵义。所以尤韵“ōu”的涵义就是“舒缓”。 开运动会的时候,我们给运动员喊口号,经常喊“加油”。喊法是把“加”字拖长,把“油”字顿住:“加——油!”但这不符合汉语的习惯。汉语在双音节词拖长呼喊的时候,应该是拖长后一个字:“老师——”、“快跑——”、“危险——”等等。但是“加油”不能拖长后一个字,“加油——”只能让运动员都趴下,因为“ōu——”是“舒缓”的意思。这是个石油时代的新词,是外来词,翻译的时候没有考虑汉语的习惯,所以大家只能这么对付着用了。 以上述方法,汉语语音的涵义是不难证明的,而且可以做到科学的论证,既有可证实性又有可证伪性,而且可以接近是完全归纳法去论证,因为字就那么多字。如此还不算科学,什么算科学?难道现在说语音是没有涵义的反而经过了更严格的论证吗?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出汉语的每一个声母、韵母、声调的大致的涵义。我们已经编了这张表,而且在编这样一本以声符为核心的汉字音形义通解的字典——《汉字通》。汉字声音理论是肯定能成立的,只是细节和完整的结构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绝大多数汉字的上古音,都是有道理的。汉语的语音是有系统、有规则的。我们现在的语文课,是既不讲汉字的音为什么这样发,也不讲汉字的形为什么这样写。汉语的一切都是没道理的,所以小学生和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只能死记硬背。这都是因为我们教的是汉语,用的是西方语言学理论。现在学校里推荐给学生用的字典,最主要的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这两本字典词典的字序,都是按照英语26字母顺序编排的。为什么汉语的字典要按照英语的顺序编?于是,汉语的一切都被拆掉了,汉字看不出规律,汉音也看不出规律,汉语的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就是胡来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也可以随意地破坏汉字汉音。我们古代的字典不是这样的,都是按照音、形、义其中的一种顺序来编的,所以汉语汉字的规律一目了然。 读音有涵义,读法才会有涵义。什么是读法?就是长短高低、轻重缓急。同一个字,可以读长,也可以读短,可以读高,也可以读低,读音是一样的,读法可以不同,而在句中的涵义就会有所不同。比如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 我想喝水 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以为是“我口渴了,所以想喝水”的意思,但其实是有无数种涵义。这句话可以重读其中的某个字,比如“我想喝水”,意思是“不是他想喝水,而是我口渴了”,涵义显然与“我口渴了,所以想喝水”是有差异的。这句话还可以是问句、叹句,可以加省略号、顿号、曲线号、破折号,还有很多什么标点符号也表达不出来的意思。表演系的学生经常练这个,用这一句话,可以表达撒娇、生气、走神、痛苦等等很多意思。这些涵义的区别,不取决于“读音”,因为读音永远是一样的,而是取决于“读法”。读法不同,涵义就有差异,有的时候差异小,但是还是有差异,有的时候差异可能很大。 那么,请问:“黄河入海流”是什么意思?现在情况就清楚了吧。我们以为“黄河入海流”就是黄河流到海里去了,那只是这句话的N种涵义中的第一种。而它恰恰不是这第一种涵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诗”。第一种涵义是口语的意思,不是“诗”应该有的意思。“诗”有“言外之意”。如果这首诗都是口语的意思,王之涣就没有必要作诗了,这首诗也不可能流传到现在,作为千古绝唱。 那么“黄河入海流”是什么意思呢?取决于它的读法。我们现在的古诗文教学,是只有读音没有读法的。所谓“朗诵”“朗读”,是没有读法的。现在课堂上大部分都是一字一拍地读,那是读字,不是读诗,就是没有读法的现象。“朗诵”对于五言诗,一律前二后三,七言诗一律前四后三,千篇一律,万句一律,其实就是从中间一刀切,也是没有读法的表现。还有的朗诵者,全凭自己的理解来读,想拖长哪个字就拖长哪个字,想抬高哪个字就抬高哪个字,这也是没有读法。而我们古诗文是一向有相对固定的读法的。何以见得? 我们的古书是一向没有标点符号的,最多有句读,就是划分句子的标记,但是没有表示口气的符号,想顿号、问号、叹号、省略号等等。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语文考试,必有一道题,叫做“请给下面的古文加上标点符号”。这种题的存在本身就很可笑,好像在对古人埋怨和指责:你们为什么有四大发明,却没有发明标点符号呢?害得我们看不懂,还得自己加上标点符号。——想一想,这合乎逻辑吗?为什么古书没有标点符号?唯一的答案就是:不需要!没有哪个读者提出来要求加上标点符号,所以也就没有哪个书商去做这件事。为什么不需要?因为大家从小学吟诵,吟诵就是一套读法,告诉你哪个字该读长,哪个字该读短,哪个字该读高,哪个字该读低,以致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其信息比现在的标点符号还要丰富。西方拼音文字的标点符号怎能标记出我们汉语的读法呢?高低怎么体现?轻重怎么体现?腔音怎么体现? 为什么我们祖先不把这些落在纸面上呢?因为其中有很多细节,变幻万端,固定下来反而不好了。日本、朝鲜他们的古书,古代的汉语课本,就是有读法符号的,日本的在字的右边,朝鲜的在左边,有时还有格子。那就是从中国学习去的。为什么印在书上?因为在日韩,中国老师太难得了,干脆记在书上带回去算了。而在中国,古书中一直没有读法符号,因为我们有的是老师,我们是代代口传的。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孔子认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是靠“文献”的。什么是“文献”?“文”,就是经典,“献”,郑玄注为“贤”,就是懂得这经典的人。中国文化是靠经典和经师一起传下来的。武侠小说中,武功的传承,既要有武功图谱,又要有武功秘诀,后者要师傅传授,缺一不可。梅超风就是因为只有图谱没有秘诀,而练成了一套“九阴白骨爪”,走火入魔了。金庸先生其乱言乎?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和涵义,隔了两层。文字怎么可能把涵义都表达出来呢?有多少口气、神情、背景、言外之意?所以文化的传承必须靠老师才能完整地进行。有文无献和有献无文都是不行的。说起来,前者更可怕。有献无文,那个“献”他还可以恢复“文”,创造“文”,孔子不就是这样吗?本来要断绝的礼乐文化,终于还是在他手中传承了下去,新的经典出现了。到秦焚书立挟书律,儒经都被收到阿房宫中,被项羽一把火烧掉了,可是到了汉朝又被纷纷献出,那不是“献”们背诵下来又录了出来吗?所以有献无文,文化传承还有希望。 有文无献,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1995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赵朴初、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九位委员的第0003号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最后这样结尾: 仅就师资而言,目前能担负起古典学科教学工作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多年逾花甲、甚至更老。现在采取行动,尚可集中一部分力量勉强对付,再过十年八年恐怕这样的古典专科学校,想办也办不起来了。 现在不是十年八年过去了,而是十八年过去了,九位老人早已不在,尚存人间的老先生不是年逾花甲而是年已耄耋,且如凤毛麟角,所以读经学校只能由“阿猫阿狗”来“小朋友跟我念”。那是王财贵教授的大智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有文无献,各凭己见,对经典的解释一旦有异,文化就会分流,西方世界不就是这样吗?而我们中华文化从未分流过,因为我们五千年一直有“献”。现在,真的不好说了。 所以,一定要重视中国文化的口传部分。口传不是低级落后,而恰恰是我们文化的特质、优势。只有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东西,才不是公式教条而圆润通达。这次吟诵暑期中级班,我们请了11位老先生出来教授,更希望由此涌现几位吟诵传人,愿意跟着老先生学,不仅学吟诵,而且学学问,学做人,形影不离一段时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传下几脉传统吟诵。 口传是我们古代文化的优势,所以不需要在书上印读法符号。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当然也不仅仅是以上的理论推导,也不仅仅是日韩的古书为证,更重要的,是基于我们近十年来所做的吟诵采录和文献研究。在所得到的近千位老先生的吟诵影音中,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民族国籍,绝大多数老先生的读法都是一致的。读音可能略有差异(都是方言文读),旋律可能有所不同(与地方音乐有关),但是读法是一样的,就是有的字都读长,有的字都读短,有的字都读高,有的字都读低,只是长短高低的量不同而已。他们没有串通过,所以这应该是一种极为悠久的传统。个别不符合这些规律的情况,经过进一步调查,一般都可以发现传承不足的原因,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的。 此外,民国时期有很多学者和教育家研究吟诵,留下了一大批论文专著,他们对于读法的结论也是基本一致的。再往回追溯古代文献,当眼光不同时,就可以发现大量的相关记载,尽管古代对于吟诵的专门研究很少。这些资料综合起来,我们才得出的这个结论: 汉诗文自古以来有相对固定的读法。 我们今天推广的吟诵符号,就是读法符号,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叶圣陶和夏丏尊在1935年的《文心》一书中使用的,那是一本专门讲语文教学法的书,现在已经由开明出版社再版。我们现在的语文课教法不是号称是叶圣陶确立的吗?可是叶老一直都在说语文课必须吟诵啊。我们只是针对现在的电脑键盘的情况做了一点改动。参与这些改动的研讨的有薛瑞萍、朱立侠和我。而《文心》一书中的符号,也不是叶先生他们发明的,而是参考了日本的汉文书上的读法符号。日本的符号来自朝鲜,朝鲜的符号来自中国。 这些读法,我总结为“九法”:入短韵长、虚字重长、平长仄短、平低仄高、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对称模进、文读语音、腔音唱法。这是些简单的说法,实际上每个方法都有一些限定和细节变化。而吟诵的方法也不只这九法所说,这九法也只是撮其要而已。 这些读法是什么时候、由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是“约定俗成”的吗?也不是“约定”的。这些读法其实是由于汉语的特点而自然如此的。 比如,入短韵长,入声字本来就是短的,这就是汉语的特点。韵字在唱的时候自然是长的,因为我们汉诗是押尾韵,那里正是旋律上的长主音所在,而只有长主音才表示结束。所以,唱出来的诗就都是韵字拖长的。 再比如平长仄短,因为诗是“长言之”,每个字都想拖长,可是入声字拖不长,它有塞音尾,堵住了,仄声是升降调,一拖长,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去,平拖又倒字,所以只有平声字能拖长了。但又不是所有的平声字都长,一三五的平声字就不长,因为汉语是双音节韵律,后重,就是后一个字读得重,这是汉语的特点,一三五字长就不是后重了,违背汉语的习惯,所以只有二四六字的平声字和韵字是长的。 再比如平低仄高,这是上古、中古音的普遍特点,口语如此。第二个字如果是平声,则读(大多数是有曲调的)起来是低的,如果第四个字还是平声,还低,这首歌太难听,所以第四个字必须高上去,用仄声,而第六个字再低下来,于是就构成了二四六字的平仄平的格律。同联相对和邻联相粘,都是为了旋律不要重复,为了好听而自然如此的。诗词格律,完全是出于吟诵得好听的需求而自然如此的。所以会吟诵自然就懂格律,无需死记硬背的。 这些读法,又不是铁律不可打破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有规矩,但可以破,但破规矩要有道理。吟诵的规则都是可以打破的,格律也是可以打破的,但破要有道理,否则就不能破。比如叶嘉莹先生吟诵“塞上风云接地阴”时,“地”字拖长,按照规则是没有的,但她说这个“地”字应该拖长,因为风云接地,大地很辽阔。“阴”字当然也拖长。 这些读法的形成,既是自然而然的,它们的使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古诗文大都是“先吟后录”的情况,构思是在心里或口里用声音来进行的,汉诗文是声音的作品。如何使用声音,是每个人的本能。所以当作者在吟诵着创作时,如果他感到这个字的声音和他要表达的情感不符,他就会换掉这个字,这也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如高兴的时候,一般都爱用开口音,忧郁的时候一般爱用闭口音,这都是本能的反应。有没有理性地刻意地用声音的情况呢?当然也有。 由此可知,这些声音的涵义就会留在诗文中,成为诗文涵义的一个部分。下面是《登鹳雀楼》的吟诵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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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 白 日 依 山 尽
黄 河 入 海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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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欲 穷 千 里 目
更 上 一 层 楼 “黄河入海流”的读法,是“黄河”读低,“河”拖长,这样让我们感觉到黄河在地面上,而且很大很长。“入”又高又短,表示黄河迅速到海里去了,去得太快了。单从字面上看,在这里用“入”字很奇怪,因为鹳雀楼在山西,那里看不到黄河入海口,而诗不是该写眼前之景吗?况且有很多字好像更贴切,比如“黄河向海流”、“黄河奔海流”等等,但是王之涣偏偏用了“入”字,因为,“入”是入声字,要的就是这个短音,表示快速。“流”字是韵字,读得很长,表示黄河一直在流,坚决不断地到大海里去了。所以,“黄河入海流”不是说黄河流到海里去的意思,那就成了一句废话。它是说黄河流到海里去去得太快了。这就是读法对涵义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用“我想喝水”说明了不同的读法的涵义有所不同了。 我们这样基于吟诵规则所得出的诗句的涵义,能肯定是作者的本义吗?不能肯定。为什么呢?因为声音的涵义还跟作者的语感、方言、乐感、个人经历、性格、环境等等很多因素有关系,还跟作者在这里是否有意或者无意或者根本没有关注到声音有关系。所以说,基于吟诵规则所做的声音涵义的分析(我引用台湾的说法叫“声情”分析),不是绝对肯定的。但是,也绝对不是不存在的。它有多少是作者的原意,还要结合其他方面进行考证。但完全抛开声音的涵义,只谈字义,则是肯定不行的。 三、
汉诗文的涵义 以上说了汉诗文涵义的两个层次:字义和音义。我们现在是只讲字义不讲音义了。实际上音义很重要。音义又分两个层次:读音之义和读法之义。读法之所以有涵义是因为读音有涵义。读音的产生虽然是基于模拟和表达涵义,但读音一旦固定,其涵义就在语言习惯中被经常被忽视,这时候,读法的涵义就显现出来了。读法不同,涵义就不同,其差异,有时很小,有时很大。 但仅有这两个层次,还不足以理解诗文的涵义。我经常举《登鹳雀楼》为例,因为很多人都是从小从这首诗开始学习唐诗的,并且也自以为完全理解这首诗。但是,声音的涵义揭示出了巨大的问题:“更上一层楼”押“尤”韵,拖长是舒缓的意思,就像“加油——”一样地没劲儿,怎能励志呢?祝人进步怎么能“祝你更上一层楼——”呢?让人觉得你一定是不怀好意啊。 于是,我们不得不关注这首诗中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汉诗文涵义的另一个层次:意象。意象就是有意的象。我们中国人是万物一体的世界观,什么东西都跟自己的生命有关,所以有很多这种有意的象,比如大量的动物、植物,都是意象。比如松树就是坚强的意思,骏马就是人才的意思,等等。这些意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意象就是文人的一种行话。是先秦到清末所有文人儒士之间通行的行话,他们互相都听得懂,尽管可能相距千年。这些行话也不是谁规定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先秦文人和清朝文人之间,有什么是他们共同拥有的生命经验呢?就是“读书”。“读”,吟诵也,“书”,经史子集也。古代文人都读过书,现在的我们没读过书。 因为古代文人读过共同的书,背过了共同的篇章和句子,所以他们提到这些篇章句子的时候,可以不用整段引用,而只说两三个字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当他们说到某个词是经典中用过的时候,他们全体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那篇经典或者名句,所以,那个词就拥有了某种特定的、非其本义的意思,这就成为了意象。 比如,松树为什么是坚强的意思?因为《论语》:“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所有的人都背过这句话,而且印象深刻,所以一提到松树,大家就会想起那句话,于是,松树就只能是坚强的意思了。其实,松树还有很多特征,比如皮糙肉厚,但是,不能用那个意思。“君似一棵松,皮糙且肉厚。”这就不是汉诗了,是现代派。 “更上一层楼”不可能是励志的意思,因为“登楼”就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来自三国王粲的《登楼赋》。这篇赋写得凄凄惨惨,可是很有名。于是,“登楼”就是忧愁的意思了。辛弃疾:“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杜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范仲淹:“月明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也有高高兴兴上楼的,王昌龄:“闺中少妇不识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一上楼就发愁。不是说生活中上楼就愁,而是在诗文中,提到“登楼”就是跟忧愁有关了。要励志,古代不能说“登楼”,更不能说“更上一层楼”,那就是更忧愁了。那说什么呢?说“登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励志的意思,因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还是来自经典。 “黄河入海流”在汉诗文的意象系统中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说“黄河”,这个意象不是“母亲河”的意思,“母亲河”是西方的说法,他们是大河文明,我们是田野文明,我们没有“母亲河”,我们的用水主要来自井水,所以我们的“母亲”是“井”,所以有“乡井”、“背井离乡”之说。“黄河”的意思是最大的河。“河”是什么意思呢?要注意“河”的后面还有一个修饰词“流”,所以这个意象是“流水”。“流水”的意思是生命流逝,因为《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什么愁呢?前面说了,“只是朱颜改”,是青春流逝之愁啊。“黄河入海流”:最大的生命都流逝了,而且去得那么快。“海”也是意象,古人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边缘是“四海”,所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海”是世界的尽头的意思,所以用“海”这个词,意味着“黄河”是一去不复返了,青春生命是不会回来了。 那么“白日依山尽”是什么意思呢?“白日”这个意象,来自《尚书》和《诗经》。《尚书》有《卿云歌》,是最古老的汉诗之一:“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说我们的民族之运像太阳和月亮那样灿烂。《诗经 小雅 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也是把太阳比作生命。所以它的反义词叫“末日”。“白日依山尽”就是“末日”了。“依”来自《诗经 小雅 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所以“依”是不舍的意思。这个“白日”愿不愿意落山呢?它不愿意。“山”读长音,因为日落是个过程,太阳是斜着划过好几个山头的。 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白日”落下去了,明天还会重新升起吗?说会的,那是自然科学。这里是唐诗,不会了。所以他用了“尽”这个字。这句诗并不是在“描绘一幅壮丽的日落景象”,那就是自然科学了,太阳明天还会照样升起,但是,“尽”这个字说明不会了,不然,他就会用“落”、“没”这样的字了。这个“尽”字关涉到儒家的人生观。 诗词文赋的作者主要是儒士,因为只有儒家才重视作诗这样的事。儒士的人生观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同。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是有始无终或者无始无终的,死后上天堂,或者轮回,但是,儒士认为人生只有一次,因为,孔子从来不说不能证实的事情,“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只认当下,只认今生。所以“人生苦短”是汉诗的第一大主题。所以,那个“白日”是不会回来了,它只能是“尽”。“白日依山尽”的意思是:巨大的生命尽管不愿意,终于还是消失了。 所以前两句的意思就是生命流逝。巨大的生命都流逝了,何况我王之涣呢?于是有第三句“欲穷千里目”,读法比较快,头尾都是入声字,这句很有力,表示不甘心的意思。“更上一层楼”,这句字面意思很奇怪,因为“欲穷千里目”应该“更上”至少十层楼,一层楼肯定是不管用的。为什么只上一层楼呢?因为鹳雀楼只有三层,作者已经在二层上了,所以只有一层楼可以上了。所以这首诗的题目叫《登鹳雀楼》,如果诗的内容和鹳雀楼无关,那为什么要注明是“鹳雀楼”呢?难道是“到此一游”的意思?古人作诗起题目,不是乱来的,题目和诗本身是一体的。所以,是只能上一层楼了,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读法是那样地悲伤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青春最终还是抓不住的。 这首诗的结构,是起承转合,典型的汉诗的结构。主题是人生苦短,典型的汉诗的主题。但开口音很多,意象开阔,是痛苦以豪放出之,典型的盛唐诗。 汉诗文的意象系统,对于理解汉诗文的涵义太重要了。杜甫被称“诗圣”,其理由有三,其中一条是“无一字无来处”,就是说他多用意象。我们现在多说“用典”。不是“用典”,“用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比“用典”更进一步,是语词层次上的事情,是存在一个意象系统。 我们今天要想理解汉诗文,要想掌握这个意象系统,唯有和古人一样“读书”,也就是吟诵经史子集。不读经,不和古人一样涉猎经史子集,而自以为理解了诗文涵义的,恐怕只能是盲人摸象了。 理解了诗文的涵义,才能了解到汉文化的精神。我们学习古诗文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传承汉文化。不理解涵义怎能传承汉文化?而文化精神,藏在这三层涵义的背后,不通透这三层涵义,恐怕很难说理解了这首诗的文化精神吧。 这就是汉诗文的涵义的四个层次: 字义:字面的意思。 音义:读音的意思、读法的意思。 意象:经典的意思。 文化:精神的内涵。 字义,就是今天大部分人在讲的。 读音之义,属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古称小学的主要部分。本是普及的常识和学术的尖端都有的,现在都变成学术尖端了,西学的分科制,把很多本属于民间和普及的知识,收上去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专利。我们要恢复这个普及的“小学”。 读法之义,就是吟诵的学问。现在看起来,很有必要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和传授,但是也是要有普及和尖端之分的。 意象之义,就是读书、读经的学问。 要之,要理解汉诗文的涵义,传承汉文化,就要恢复和发展小学、吟诵和读书(经史子集)。 这四个层次,也都有公共与私人之分。对于一个特定的人来说,某个字、某个音、某个意象,某个文化点,都可能有他或他那个团体的特殊涵义,而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公共涵义。个人的特殊涵义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孟子说“知人论世”。但是,“知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汉诗文的意象系统是民族共有的,而且是三千年共有的。这种作诗的方式后来在19世纪传到西方。西方诗一向是直抒胸臆的,他们的意象很少,结果看到汉诗大为惊讶,有人就学作起来。第一个有名的就是法国的波德莱尔。但是,波德莱尔碰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法语没有那么多意象可用。于是他发明了个新办法:干脆就用个人的特殊意象,也就是他自己认为这个“象”是什么“意”就是什么“意”,可是他又没给出一本他自己的意象辞典,所以读者只能费劲儿猜,于是就形成了现代派诗歌的一大特点:读不懂。后来还出了理论,叫“陌生化”,并进一步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成为一整套文学理论,主旨就是给读者留下创作和想象的空间。其实是西方意象系统不发达造成的一种无奈。 波德莱尔的后继者叫“法国三剑客”:魏尔伦、玛拉美、兰波,其中玛拉美收了个中国学生,叫李金发。李金发回国后,用学到的象征主义手法写诗,出诗集,叫《微雨》,结果没什么人看。他的后继者,叫戴望舒。戴望舒终于取得了成功,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诗人诞生了。第二代,就是北岛、舒婷、顾城他们,叫“朦胧诗”,第三代,是韩东、孟浪、海子他们。至于徐志摩、闻一多、冰心他们,根本不算入现代诗人,因为他们还在用古典的方法写诗。现代诗人的现代诗,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不懂。他们说是跟外国人学的。中国的东西,就是这么样转了一圈又回来,变得面目全非的。 四、
吟诵的教育价值 很多老师初次接触吟诵,第一个反应都是:它能帮助记忆吧?当然,唱的比念的记得牢。现在的记忆学很发达,证明吟诵有助于记忆是很简单的事情。很多老师在教学中引入吟诵,也是着眼于此。尤其是高中的老师,现在高中语文一下子要学那么多古诗文,学生很难背下来,但是一用吟诵,很多就迎刃而解了。老师们在这方面的反映很多。我自己也是一个受益者,自从学习了吟诵,我背过了很多以前没有背熟的篇章。 吟诵也有助于心理和智力治疗。对于自闭症、多动症、孤独症、脑瘫、智力低下和语言障碍等等,吟诵都是有作用的。西医的音乐治疗已经很成系统,理论和方法都比较成熟了。今年的国际音乐治疗大会在中国召开,与会者都在说自己的民族音乐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作用,只有中国医生说的是外国音乐的治疗作用。好像很少有人关注中国民族音乐的治疗作用。当然现在也没多少真正的中国音乐了。我想说的是,吟诵和一般的西方音乐治疗有所不同,西方音乐治疗还是以听为主的,是模仿和表达为主的,吟诵却是由内向外,是自己唱自己的歌,是与人交流的一种个性化方式。这使得吟诵一定有其他音乐治疗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台湾的辛意云教授曾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童年经历说明了吟诵、朗诵和唱歌的作用,详见吟诵学会的通讯。开展吟诵教学的老师们,也已提供了一些案例,只是目前还没有人去研究。 吟诵也可以对生理方面有养生和治疗的作用。文献中记载着吟诵治病的故事,我们在采录中也发现了有老先生用吟诵给人治病。佛教一直有六字真言和声音修炼的传统,道教和气功也都有类似的内容。现代医学和声学也在关注人声对脏器和身体其他方面的影响。日本的吟诵(“诗吟”)其主要群体是中老年人,就是因为日本人相信吟诵的健身养生作用。我一直希望有“吟诵养生法”总结出来,只是非我所长,只能祈望更多的人关注研究了。 吟诵不只是声音的事情,还是身体的活动,是一种自然的舞蹈。所以,吟诵对于预防颈椎、腰椎等疾病显然能起点作用。还有预防近视。现在小学生近视眼的比例常在三分之一以上。而古代文献中,对老花眼的记载很多,近视眼的记载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照明很差,而文人看书的时间又很长,照理应该有大批的近视眼啊,可是没有。这当然应该与很多因素有关,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书的习惯。古人看书的状态和今人不同。因为吟诵的缘故,古人看书是摇头晃脑的,也就是眼睛的焦距和角度需要经常调整。现在学生看书,光线和姿势都很好,可是很少活动,眼睛就僵直了,一旦眼睛和书近一些,就容易引发近视眼了。而古人看书距离不固定,摇着,不会总是停留在近距离上。现在流行的近视眼治疗仪,就是这个原理,让眼睛的水晶体保持弹性。所以,看书的时候适当地动起来,可能是刹住现在小学生大面积近视眼的一个有效方法。 以上说了吟诵有助于记忆、养生和治疗,这些作用已经很了不起了,然而,还不是吟诵对于教育的最大价值。吟诵的教育价值,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吟诵恢复了汉诗文本来的美丽的声音形式,使得学生们重新喜爱上了古诗文。 中国文化复兴,必从读古书开始。每个人都读读古书原文,而不是从课本上听说古代,这样传承文化才有了一个根基。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读古书,为什么呢?太隔阂,太陌生。去年有研究调查了北京市小学生最喜爱的课程,结果语文排最后,又调查语文的什么内容最令小学生讨厌,结果就是语法和古诗文。古诗文已经成为年轻人最讨厌的东西了,可是几千年来大家不是都很喜欢吗?怎么变成最讨厌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声音是其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试想,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流行歌曲,如果把那些歌曲的旋律都去掉,不能唱,只剩歌词,还一字一拍地念,再加上数学分析式的讲解,谁还会喜欢呢?道理就是如此地简单:入情入心的东西,变成了枯燥的文字数学。 事实也是如此地清楚:只要把吟诵的声音恢复,只要把吟诵带给孩子们,马上就能看到孩子们的态度的变化:他们爱读古诗文了。课本上的已经远远不够,他们会自己去找,让老师给找,而且追着老师学吟诵。去年有广州和成都的吟诵老师也做了小学生对古诗文态度的调查,结果在吟诵的班级,喜欢古诗文的学生比率达到了99%以上!吟诵的课堂,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一定是老师讲得多好,也不一定是学生的水平有多高,而是学生们的脸上的表情,那种满心喜悦、全神贯注的学习热情,那是现在任何学科的课堂上都很难见到的表情了。 兴趣不是学习的第一动力吗?有了兴趣,就有了希望。不然,再好的东西,他不爱学,也是白搭。学生有了兴趣,就有了对老师的追随和尊重,老师的教育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贯彻下去。 第二,吟诵是正确理解古诗文涵义的基础之一。吟诵是汉诗文的传统读法,而读法是对涵义有影响的。 吟诵不仅是读者的读法,也是作者的作法。“先吟后录”一直是汉诗文的主要创作方法——下笔前总是先在心里有声音的,而这声音也是基本遵守吟诵规则的,何况,大量的诗文是在吟诵的状态下创作完成之后才用笔记录下来的。中国的毛笔基本上是只用于抄录的,很难用于打草稿。 既然汉诗文的创作主要是口头创作,声音的意义就不可否认。创作时,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本能地,每个人都会选择合适的声音去表达,包括长短高低、轻重缓急、清浊开闭等等,这是从小就会的本领。如果声音不合适,即会改掉,所以“新诗改罢自长吟”,吟诵一直也是修改诗文的方法。 只知道读音,不知道读法,又怎么可能完全了解诗文的涵义呢? 方苞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桐城派主张“因声求义”,这也是汉诗文一直以来的传统,只是被桐城派总结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声”,正是“书”和“意”之间的桥梁。而“声”是有规矩的,前文已说明。 对于我所说的声音的意义,有些学者认为是“过度解释”。所谓“过度解释”,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在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意义阐释,结果反而偏离了作者的原意。这一点在前文我已说明,我们依照吟诵的规则所做出的声请的分析,并不一定都是作者的原意,对此学者和吟诵者都要心中有数,但是,要说完全没有作者的原意,那也是不可能的。这中间如何去把握?哪些声韵的涵义更可能是作者的原意,这就需要知人论世和更多的考证了。而且,是非自有公论,学术也要凭良心。把这些涵义拿出来大家凭心想一想,再凭理论一论,总会有个大致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声音的意义根本不予考虑,这就不对了。所以,我所做的任何声情分析,我都愿意和大家讨论,接受合理的批评,但是,对于完全无视声音意义的理论和做法,我是要坚决反对的。 况且,一旦声音的意义介入,汉诗文的很多性质,也就是大家对汉诗文的很多看法就会由此改变,吟诵的重要性更在于此。我更希望籍吟诵而复原汉诗文的本来面貌,不要再说它是文学,是艺术,是抒情的,是审美的,是反映现实的,是批判社会的,是思考人生的,等等。汉诗文,是儒士的必备功课,是儒士的生活方式之一,是近为修身远为济世的,是珍爱生命善待他人的。也更希望由此大家对儒家文化也有个新的也是复原的认识。 “过度解释”还有个意思,是说声音的意义未免穿凿附会。也就是说,我先知道这首诗文是什么意思,然后用各种牵强附会的方法,说明声音的意义也是这样的。这是个方法论问题。的确,我不可能完全避免我所知道的诗文涵义对声情分析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时也正是判断某个声情是否作者原意的重要依据,但是,我经常所举的例子,而且通常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些诗文的例子,声情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我们以往所认为的涵义相异,甚至相反。前举《登鹳雀楼》就是一例,我们从字义出发都以为是励志的,声情分析的结果却是人生苦短的主题。声情分析必须能够提供与字义分析不同的结果,才是有意义的存在。现在声情分析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关于诗歌的声音的涵义,我在《声音的意义》里已说过很多,在此不赘述了。关于文赋的声音的涵义,虽然也说过一些,主要说的是虚字的问题,但是看来还没说清楚,很多人对“平读”的弊端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在此多说几句,还是关于虚字。 所谓虚字的概念,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虚字,指名词之外,或者名词、动词、形容词之外的所有字。古人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所说的虚字,是狭义的,如马建忠先生说: 凡字无义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辞气之不足者曰虚字。刘彦和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虚字所助,盖不外此三端。(《马氏文通》序) 这样大概相当于今天所谓语气词、助词、连词、介词和部分代词、副词等。它们的统一特征是“无义理可解而惟用助辞气之不足”。 在《论语》之前,留下来的汉字散文作品大概只有五种:甲骨卜辞、西周铭文、《周易》、《尚书》、《春秋》。这五种作品,有一个统一的特点:虚字很少。在《诗经》中,这样的虚字就比较多,所以情感和口气的表达就比较丰富细腻。 后世的散文,则分两种。一种仍是如此,一种则虚字很丰富,一般可以达到总字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其多者,如韩愈的《马说》,全篇115字,虚字41个,超过了三分之一。刘大櫆说:“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 这一切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论语》。大量使用虚字是《论语》的首创。《论语》为什么要使用那么多虚字呢? 《论语》的得名,是因为孔门众弟子一起讨论老师说过的话。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肯定有篇章结构、语录筛选等,此外也当包括写法。试问一个人真能记住老师多年前说的话的每一个字,包括啊吗哼呢之类的语气词吗?或者有多少这种语气的声音是没有对应的字的?所以孔门弟子们讨论的内容,一定也包括怎样记下老师的话。此时,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大量使用虚字。没有这个决定,《论语》不可能统一地在各篇章都出现这么多的虚字,因为此前没有这样的写法。这个决定是曾子还是子贡还是谁做出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这样决定。 虚字的作用是什么呢?“助辞气之不足”。这就是说,《论语》的主编意欲读者体会到更多的“辞气”。他希望读者除了知道孔子说了什么话以外,还能知道孔子说话时的口气、神态甚至表情、动作,总之就是语气神情。为此他们打破常规,大量使用虚字甚至发明新的虚字用法。他们达到了目的,《论语》中的孔子和其他人,的确是经常语气神情活灵活现。当然,前提是,你要会正确地读这些虚字,也就是重读。加这些虚字就要强调这些虚字,这样才能达到目的,所以虚字要重读。古人常以虚字为古文之魂,而非实字。 虚字读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重读,重中之重则长读。实字的基本原则是平读,重要的则重读,重中之重则长读。当然,在文章中,一切还都要看情况而变化,以上只是基本原则。入声字一律短读。所以我总结古文的读法也就是吟诵规则是:字分实、虚、入,音分短、重、长。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孔子说话时的语气神情呢?我们先看后世的读书法。从哪里看?从八股文看。因为那是古代的高考指挥棒。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中随便选一句或几句为题目,做一篇短文。八股文有它的结构规范,我们且不管它。关键是它的做法如何呢?现在很少有人了解八股文了,因为它还没有被平反。我常举清朝一位状元韩菼的一篇八股文《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为例,其实别的八股文也一样的。像这样的一个题目要怎么做呢?现在我们都以为,必是要大写为什么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理论联系实际之类。实际上这篇文章的核心却是为什么孔子此时此刻对此人说出此话。八股文的格式,是两句破题、三句承题,然后就是起讲,然后是八个股(段落),然后总结。起讲一般都有个词叫“若曰”。谁“若曰”?就是说那句话的人,对于这个题目就是孔子。此下一直到结束,就都是模拟孔子说的话了。所以八股文的宗旨叫“代圣贤立言”。圣贤已经不在,你要代替他出来说话。你代替孔子说话,说出来的话却不像是孔子的样子,那怎么行?所以科举考试批卷的最后一关,叫做“磨勘”。“勘”就是考证,孔子说话不能说出春秋以后的事啊,“磨”就是琢磨,体会你的文章像不像孔子的口气。若文章写得很好,道理讲得也很好,就是不像孔子说话的样子,比如像孟子的样子,像子路的样子,那也不行,一律淘汰。口气猥琐、庸俗、草率、狂妄,这都不行。所以八股文不仅考背诵,考义理,还要考你心中的孔子的样子。 由此就可以知道古人是怎样读书的,那就是:读谁就要自己变成谁。读李白就要自己变成李白,读孟子就要自己变成孟子。怎样才能变成?体会口气。怎样才能体会?重视虚字。朱熹《读<论语><孟子>法》说: 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现在大家都把这段话当成多思考的意思,其实不然。若是数学分析一般的“思考”,如何能是“玩味”?又如何成“气质”?程朱都反复强调“玩味”,这个词在朱熹的《读书法》中也反复出现,这个词明显不是“深思”、“熟思”的意思。上面这段话说得很清楚,读书要入境,要化身为作者。这段话说得其实还不彻底,因为这是程朱一派,若是王安石、王守仁,还要说“圣人答处便作自己答”!王安石当初发明“制义”(即八股文),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亲自示范写作了很多篇,篇篇独出己意。若不能体会圣人口气,不能领悟圣人境界,如何能做到? 为什么读书一定要体会口气?如前所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使是圣人,他说的话就能充分传达出他的意吗?况且还要再经过文字的转写。而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道”,那是没有办法彻底说清的,它是随时随地随人随事而变化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传道,文字、语言固然重要,而其中深微精细之处,则只能靠心领神会。这种“体悟”,往往要靠神情语气的传达,或者神情语气,最可通达。禅宗不是起自“拈花一笑”的心传吗?“道”之高下,往往不在表面文字,而正在这精微处。 《论语》和此前文章的区别,就在于此。此前的文章,是记录用的,《论语》则是诵读(即吟诵)用的。此后的文章,也就分这两大类:记录用的如大事记,少用虚字,诵读用的如八大家散文,则多用虚字。这是《论语》主编者对汉诗文的一大贡献。 佛经汉译,惯例少用虚字。这说明译者对待佛经的态度,不是诵读,而是记录,记录佛祖之言,思考佛语之理。所以佛唱梵呗也与儒家吟诵不同。儒家吟诵要体会圣人口气,佛唱梵呗要感受佛理慈悲。梵呗不管用梵语还是汉语,都不太强调口气神情,而突出的是佛理大义。听梵呗或者唱梵呗,常心魂飘荡,觉精神与宇宙同光,但佛祖说每一句话的神情口气却并不鲜明。 孔子的音容笑貌却栩栩如生。如能正确吟诵,则口气神情,如在目前。现在我们读经,读得孔子就像机器人一样说话。儒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父,儒家是现实的人,活人,有喜怒哀乐,有音容笑貌。《论语》文章之妙,常令孔子亲切生动,令人感动不已。 而很多话的涵义,也就与这些口气神情有关,正如前面所说,读法不同,涵义就不同。这些虚字所传达出的信息,常常可以对字面的涵义有所补正纠偏。吟诵的规则就是要读者重视虚字。关于虚字在古文中的作用,忽视虚字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错误等事,古人及前辈学者已经说过太多了。如李学勤先生说:“前人考释金文,每每于虚词有所忽略,以致误解全篇的文意,这种偏向应该纠正。”(《研究金文的基本功》)金文尚如此,到大量使用虚字的《论语》及后世古文,不是更加如此吗? 就以《论语》出现的第一个虚字为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而”是第一个虚字。它的字本义,有说胡须的,有说鱼的,有说纺织的,不管是哪个意思,都是有方向的。今天我们一律平读,“学而时习之”和“学,时习”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某些涵义就被忽略掉。“而”字在这里出现,就是要读者重读,重视这里面的意思。“而”作为一个转折意义的虚字,有三层意思:学和习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先学后习;学了一定要习。“学”是入声字,把“学”顿挫一下,把“而”字重读长读,这个意思就出来了。孔子说这句话时,其神情是在突出两件事的顺序,先学后习,方为完成。 和虚字相配合,还有入声字的短读。“学”和“习”都是入声字,“悦”和“乐”都是入声字,“不”和“亦”都是入声字,难道入声字是随便来的吗?“不亦悦”连续三个入声字,这就是“快乐”——为什么我们不说“慢乐”呢? 后面的那个“乎”字也很重要。没有这个字,“学而时习之,不亦悦?”好像意思也表达清楚了,但是,有了这个“乎”字,它是个长读音,“乎——”,是一种放松的感觉。孔子不仅是在说快乐,说道理,他还在陶醉。不知孔子之乐,不能感同身受孔子之乐,最终也就是得了儒家的“理”,难以得到儒家的“道”。 再加上实字轻重音的配合,人物口气毕现,一篇古文读起来,抑扬顿挫,起伏跌宕,就像打一套拳一样,辗转腾挪,忽快忽慢,变化万端,最后一收,气定神闲。这才是中国文化中的古文。 要之,汉诗文的声音的意义不可忽视,它至少有助于理解。所以,理解得好自然吟诵得好,而吟诵得好也才能理解得好。不理解而吟诵,玄,不吟诵而理解,也玄。古人读书的时候,因声求义,因义发声,这是一直并存互生的两个方面。 以上说的是吟诵的教育价值之助益理解。下面说教学。 第三,吟诵是汉语文的基本教学法之一。 如果您教的是语文,汉语文,或者汉文学,或者汉语,或者中国文化,您不想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教的吗?我们现在教的是中国文化,用的是美国教学法。古代不是这样的。教中国文化,吟诵是最基本的教学法之一。 吟诵教学法是一套以声音为核心的偏重感性的教学法。老师先以声音教学生,其长短高低、轻重缓急,皆有涵义而不宣,只是这么一种声音,有旋律或者有节奏,直接传达给学生。学生可能理解可能不理解,但是其中的喜怒哀乐、细微曲折,是一定有所体会的。然后,可以加以讲解。这就是理性的教学了。讲完,学生回去自学复习,掌握后回来老师处“复讲”,就是再讲给老师听。此时也是首先以声音传达,老师听了他的声音,就知道他理解了多少,偏差在哪里。当然这里学生也可以辅以讲解。然后,老师再用声音去指点,哪里要大哪里要高,如此等等,当然还是辅以讲解。于是学生再去自习。如此循环。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有声音,还包括表情、动作、神态,甚至气味、天气、环境……,当然,声音、表情和动作是最主要的。 这样的教学偏重感性。我们现在的教学偏重理性,或者甚至完全就是理性。教语文跟教数学一样,都是分解、分析、做题。古代不是这样的,感性理性都有,而以感性为主。越小的孩子,感性的成分越多,所以讲解的越少。 这样的教学法,让学生在理解之前先喜欢。喜欢有时是不讲道理的,不用讲道理的。喜欢了,就是喜欢了。喜欢了,就有希望了。这样的教学法,还让学生浸润在其中,不是有距离的理解,而是全身心的投入。那些汉诗文不是用来理解的,是用来进入生命进入生活的,成为生命的养分,随时在那里发酵。所以我讲座时最喜欢用学生自发吟诵的视频,那才是吟诵发挥了作用的凭证。不管课堂上学了多少,怎样学的,吟诵进入了他的生活,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之一,这就行了。 这样的一套教学法,是不是对今天特别有价值呢?我们不一定是照搬古代的,但是这其中的借鉴价值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从汉语、汉诗文的特点出发的,是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的,是从儿童教育的特点出发的。而它的意义,还不仅在于能够把汉诗文和吟诵教下去。 第四,吟诵是中国文化人格培养的途径之一。 现在很多人不重视吟诵,也不重视像吟诵一样的其他文化形式,如音乐、绘画、舞蹈、雕塑、曲艺、茶道、花道、香道、汉服、汉礼等等,以为这些都是娱乐而已,只要掌握了义理,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样的想法是有原因但是不确切的。 就说吟诵。首先要明确一件事:吟诵是儒家的事,其他诸子百家是不主张吟诵的。 儒家经典关于吟诵的记载很多。上古及西周礼乐文化时代: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舜典》)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周礼·春官·大司乐》)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内侧》)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礼记·乐记》) 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只有孔子还在坚持着,我们在各种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看到孔子在吟诵: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以上《论语》)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以上《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馁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语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慑惧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 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以上《孔子家语》) 孔门弟子也的确在实践着吟诵,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 子贡对曰:“夫能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法不苟且也,是颜回之行也。”(《孔子家语》) (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以上《论语》) 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和民众的眼中,吟诵也的确是儒家人物的特征之一,说明儒家真的是以吟诵著称的,如《庄子》: 有间,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尤其是《庄子》中的这一段记载: 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 这一段的释文是:“呻,吟也,谓吟咏学问之声也”,说郑人缓,在裘氏之地吟诵了三年,就成为了一名儒士。此处以吟诵代指学习,可见当时的儒士在外人眼里是吟诵着学习的。 《礼记》中也这么说: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 以上都说明了,吟诵是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行为特征之一。 那么,在诸子百家其他家那里呢?他们也吟诵吗?不,他们不吟诵。只有儒家吟诵。其他各家是反对吟诵,或者至少于此漠然的。 当时最大的两家就是儒家和墨家。墨家对于孔子所提倡的礼乐文化是极力反对的: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 晏婴说孔子是“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吟诵是作为礼乐文化的一部分被一起否定的。墨子也直接说过类似的话: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在这里,“弦歌鼓舞”与不信神鬼、追远厚葬、富贵在天并列被否定。墨子还特别对读书吟诵表达过否定的意见: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薾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
(以上《墨子·公孟》) 墨子说,儒家礼乐繁琐,占用了太多的时间,大家都没空工作了。又说古代暴君,都是沉溺声乐而亡国的。这里面有墨子对孔子的误解,或者说也许是孔门后人有人过分强调了礼乐的形式而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所倡礼乐,是重外更重内的,有内在,外在是可以不重甚至没有的。《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一个比一个微小而廉价,再往下,就该没有什么可赠予的了,但是这不妨碍情义,因为“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经过孔子的整理,这才是礼乐思想的真谛。 好了,我们可以不参与儒墨之争,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墨家反对吟诵乃至礼乐? 因为墨家的思想,是尚俭尚质。《诗经》不就是三百首诗吗?平读就是了,平读不就明白了吗?明白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诵读一遍,再唱一遍,再弹琴唱一遍,再舞蹈起来跳一遍,——这也太麻烦了吧?得浪费多少时间啊? 儒家的思想,不是尚俭尚质,而是“文质彬彬”: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既重视“质”,又重视“文”,是一种整体观。孔子非常重视“文”,兹举数例: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文”是孔子的最高理想之一,是对人最高的评价之一。我们常把儒士称为“文人”,其意不是与“武将”相对,事实上历史上的名将基本上都是文人。“文人”的意思是“有文之人”。所以我们现在还说“文化”,不说“质化”,因为人是只能以文化之的,质是很难化人、悟人、育人的。 对于墨家之类的观点,儒家是这样回答的: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椁,犹犬羊之椁。”(以上《论语》)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这句话说得太精彩了!什么内容就有什么形式。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变了,内容也就变了。形式没了,内容也就虚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 所以儒家重视形式。礼,是一种形式,儒家的礼很丰富,《论语》特别列《乡党》一篇,专说礼仪。“席不正不坐”,就是这么讲究。儒家又重视服饰,什么人、什么场合、什么事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很讲究的: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服而朝。 儒家还重视吃饭: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这么多的“不食”,是不是太讲究?现在多有人从健康的角度说这段话,又或者从高雅风度的角度讲这段话,都对,但是都没有说彻底。这不仅仅是健康问题,也不仅仅是风度问题,而是心正不正的问题。有人说,那么奢侈,没有条件怎么办?前面说了,孔子更重视内在,没有条件就可以降低标准,但是有条件的时候你不做,那又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心不正的问题了。 所以说,形式就是内容。儒家最重视熏陶、涵养,
不是明白了道理,这个人就是好人了,他理性上明白了,感性上照旧可以不接受,所以一样做不到。必须理性感性都通了才行。形式本身就是内容的熏陶和教育。 儒和墨谁说的对?历史证明一切。墨家后来消失了。为什么?只管内容不管形式,还尽量不要形式,这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也不适应中国现实的需要,所以消失了。儒家文质并重,文质相通,这才是中国人的作风。 我们中国文化,不仅有儒家经典,有道学,更有饮食文化甲天下,有茶有酒有香有花,有建筑、瓷器、音乐、舞蹈、服饰、书画、戏曲、家具、印刷、雕刻等等等等,都非常精美,非常细腻,非常讲究,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发扬。若从墨家,一切高雅丰富皆无,只是吃饱了最重要,那就没有中国文明如此辉煌灿烂的发展了。 儒家文化也不是只有个道理,《大学》《中庸》讲的道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落实在生活中,也是无用。儒家是最讲经世致用的。儒士不是哲学家,不是跟人辩论为胜场的名家,也不是埋头故纸堆的训诂学家,儒士是实干家,是生活家。自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很多生活中的常识、技能,都变成了所谓学术,只有学者才能懂才能会。儒家文化也被当成了一种学术来研讨,一种思想来辩论。那不是活生生的儒家。儒家是在生活中的,自柴米油盐酱醋茶开始的点点滴滴,也帮助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变得更美好。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让儒家文化回到老百姓的生活中。生活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形式也就是内容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吟诵也是形式之一,明白了上面这点,也就明白了吟诵也是内容之一。吟诵里面有涵义、有气韵、有文化。平读是没有读法的读法,朗诵是西方的读法,这些形式都与内容不符。不符合内容的形式,对于内容的贯彻一定是有妨碍作用的,用西方的形式或者漠然的形式对待儒家经典,真的能够在孩子的心中扎下儒家思想之根吗?我表示严重怀疑。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道理的传承,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形式,这才是活生生的文化,入情入心。文化不仅仅是讲解、理解而传承的,更重要的,是体验、感受而传承的。吟诵的圆润流转、坦率真诚、高雅大方、丰富细腻,这就是儒家经典的道理的直接表现,这些对于儒家之道的传承是至关重要的。只尚质而不知文之重要性的墨家,才是反对吟诵的。 琴棋书画、诗词文赋、茶酒香花、山水田园,这些都和吟诵一样,是儒家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以上说明了吟诵的几个重要的价值:健身养生、博闻强记、激发兴趣、理解涵义、涵养气质、传承文化。吟诵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教学法。 五、
学吟诵与教吟诵 吟诵是古代最基本的教学法。现在教中国文化,教汉语文学,总之是中国的东西,总得了解一下古代是怎么教的吧?不能总是用美国教法还是苏联教法教吧?那么吟诵就很重要了,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教学法。 但是,吟诵断了。现在的老师们不会吟诵。要教吟诵,先要学吟诵。所以我们要从学吟诵说起。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样学吟诵呢?这也是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古人学习吟诵很简单,跟着老师学就行了。每个老师都会一整套吟诵调,包括各个文体的,每个文体至少有两个调子(阴阳调)。老师一般也不讲什么规则、理论,就是一首一首地教,学生慢慢就会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世界观: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规则,而只是有个大概,根据具体的情况不断地变化。所谓学会了,就是掌握了“道”,不仅仅是指明白了大致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掌握了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变化。所以,学生的吟诵调也一定和老师的有所不同。古代的学子,每个人一生都会跟几位不同的老师,一般是蒙学一位,学馆一位,进县学、府学,还有老师。不过,一般情况下,这些老师都是同一个地区的,其吟诵调大致接近,所以不至混乱。到了进国子监或者中进士、做官,那时拜的老师已经是义理或专业方面的老师了,于读书已经影响不大了。所以一个文人,最终也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吟诵调。 可是,这种学习方法现在已经很难做到了。这是个有文无献的时代。现在会吟诵的老先生很少了,最多也就是几千人,大部分还没找到。目前找到的只有七八百人,其中是正宗吟诵、会全套吟诵调的又很少,这样下来,也就剩百人左右了。这百位左右的老先生一般都年级比较大,大部分没有精力教了。再剩下的,也就是四五十位的样子。这些先生中,还有个别人社会事务繁多,非常忙,没有时间教吟诵,这样也就剩下三四十位左右的样子。这些先生都是国宝。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传人。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位这样的老先生是有称得上是传人的人的。 传人需要什么条件?其实和古代学生差不多。首先,需要你跟他是同一片方言区的,越近越好,最好是一个乡的。如果不是一个方言区,比如福建人要学四川吟诵,这事就很悬。然后,互相还要看对眼,就是互相欣赏,心意相通,这样先生才能倾囊相授,学生才能倾力以学。还需要学生形影不离地跟着先生一段时间。吟诵的学习,像其他中国文化的学习一样,不是上上课、记记笔记,或者读读书就能完成的。先生为什么这样吟诵?除了与吟诵的规则有关之外,还与作品的理解有关,这后面有先生全部的文化修养,还与先生的性格气质有关,这后面有先生全部的生命经验。所以,古人所谓拜师学习,无论是文人跟老师,还是学徒跟师傅,都是形影不离地跟着学,行动坐卧、待人接物都要学习,这些往往比学道理学技术还要重要。孔子也是更喜欢他的先进弟子,因为先进弟子是跟着他出游列国的,后进弟子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有时连见到孔子的面都不容易,难以得孔子之气,就很难说得其真传了。 满足所有这些条件,是何其难啊!但是若有这样的机会降临,那又是多么幸福啊!今年暑期的中级班,我们特别邀请了11位老先生来授课,就是为了寻找传人。因为中级班时间有限,每位老先生的授课时间都不长,也就是几个半天,不可能全部学会,但是,给了每位学员机会接触老先生。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决心,希望今后登门去找老先生学习,跟随他一段时间,把这位先生所有的吟诵及其背后的东西学到手。文化部搞文化遗产传人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不管文化部承认不承认,我们要自己先干起来。 不仅如此。我对吟诵传人有更多的期望。因为这些老先生大多数不能对自己的吟诵有一个系统的总结,所以传承只能以这样口传心授、日积月累的方式进行,这当然是最正宗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这样是不够的。我们太需要更多的人学会吟诵了,我们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学会普通话吟诵和自己母语的传统吟诵。传统吟诵的价值太重要了。我在《普通话吟诵之我见》里详细说过,在此不赘述了。现在,能传承的传统吟诵这么少,如果还是一脉单传,那恐怕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希望吟诵传人,还能总结出老先生吟诵的规律,以新的方式普及给更多的人。这样的普及传授,当然不如前者正宗,但是精神传下来就会生根发芽,还会再长出新苗的。没有足够数量的传承,那个正宗的也会消失的。何况我们真的很需要传统吟诵,就算不够正宗,也还有修正的希望,总强于不学。所以,我认定吟诵传人就还有额外一条:能够把这位老先生的吟诵普及给当地人。 若有这样的传人出现,我们大家一定一起帮助他,帮助他学习,帮助他研究,帮助他推广。传统吟诵一定要由人而不是录音来传下去。 其他的老师也不是就不学传统吟诵了。也要学,不是同一个方言区的也要学,这些都对自己的吟诵有用,我后面再说。这里先说说吟诵之外的事。 我在《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中,曾经说过吟诵老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他们就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的高雅、多才、无私和宽厚,都令我们望尘莫及。我们做吟诵的动力和做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这些老先生的影响,多么想成为这样的人,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后代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平常都见不到这样的人,身边都是些蝇营狗苟、平庸浅薄的人,甚至不相信、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所以,去亲自见见老先生,和他交流、生活一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对很多人来说,都会对他的人生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些不相信吟诵、不相信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我也希望他们能去见见这些老先生。 出于以上理由,我想在此公布一部分老先生的姓名,为他们招募传人。中华吟诵网上都有免费公开的吟诵学习资料和吟诵学习课程,其中也包括这些先生的吟诵,大家可以去看去感受,看看自己能不能做传统吟诵的传人。愿意做传人的老师,请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一定要拿出相当的时间去贴身学习。您可以直接去跟这些先生联系,或者我来帮着您联系,然后看看怎么样开始学习。 这些先生是: 叶嘉莹先生,北京话吟诵。 陈少松先生,吴语吟诵。 张本义先生,辽宁南部吟诵。 吕君忾先生,广州粤语吟诵。 施榆生先生,漳州闽南语吟诵。 陆襄先生,上海吴语吟诵。 陈以鸿先生,“唐调”吟诵。 萧善芗先生,“唐调”吟诵。 钱绍武先生,无锡吴语吟诵。 戴逸先生,常熟吴语吟诵。 华锋先生,辽宁北方话吟诵。 史鹏先生,长沙湘语吟诵。 周笃文先生,湘语吟诵。 刘衍文先生,浙江吴语吟诵。 陈侣白先生,福州闽语吟诵。 宗九奇先生,楚调赣语吟诵。 张卫东先生,北京话吟诵。 崔元章先生,河南话吟诵。 吕忠汉先生,西安话吟诵。 魏嘉瓒先生,江苏话吟诵。 钱璱之先生,常州话吟诵。 屠岸先生,常州话吟诵。 朱福烓先生,扬州话吟诵。 姜嘉鑣先生,温州瑞安话吟诵。 赵玉林先生,福州话吟诵。 刘梦芙先生,安徽岳西话吟诵。 吴广洋先生,浙江义乌话吟诵。 黄德源先生,温州话吟诵。 谢检秀先生,湘语汨罗话吟诵。 唐飞霄先生,湘语汨罗话吟诵。 陈力杰先生,闽南语厦门话吟诵。 许声建先生,闽南语潮州话吟诵。 张桂光先生,粤语吟诵。 杨子元先生,客家梅州话吟诵。 张洪盛先生,客家梅州话吟诵。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有传人,他们的吟诵能够传承和传播下去。 然而,能这样学习吟诵的一定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学习吟诵的。 那么绝大多数人应该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用录音录像资料学习怎样?现在有些老师,包括我自己,也曾经就是这样学习的。但是,影音资料不能告诉你吟诵的规律和方法,得自己摸索,这个很麻烦。 还有一点,现在所有的资料,并不能覆盖全国的所有地区,实际上是以县为单位的话,只能覆盖大约百分之一的地区。大多数情况下你找不到你的母语方言的吟诵,只能学邻近方言的。邻近方言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很多地方是弄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读、这么唱的。而且这邻近方言的吟诵,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完整的。 所以说,现在绝大多数人是已经没有办法从传统吟诵入手学习了,只能另辟蹊径。 这就是先学普通话吟诵,再参考传承传统吟诵。 所谓普通话吟诵,是基本上采用普通话的发音,并遵守吟诵规则的吟诵。在我之前,早有不少先生探索过普通话吟诵,但大规模这样来提来推广的,的确是我,所以普通话吟诵的很多问题,也是由于我学养不足之故。普通话吟诵是边研究边推广的,很多说法都改变过。关于普通话吟诵的基本想法,我写过《普通话吟诵之我见》,在此不赘述了。 普通话吟诵是正当的,因为吟诵一直都是普通话的。古代使用古代的普通话,即文读语音,或称雅言。同时,文读语音又是各地有所不同的,正如今天的地方普通话,所以我又是支持地方普通话吟诵的,支持每个人不同的普通话吟诵。 普通话吟诵的规则,就是传统吟诵的规则,一样的。只是,传统吟诵只是有个大概的规则,实际上各地、各人还是有各自的特点,所以,规则也有个取舍的问题。我的想法是:一方面尽量不伤害普通话,一方面尽量表达古代声韵的涵义,在这中间找个平衡。 普通话吟诵的学习,目前是先掌握吟诵规则,然后掌握方法,最后才是吟诵调的问题。吟诵规则、吟诵方法,都不涉及吟诵调,而只使用矿泉水调,即普通话平调。为什么这样呢?前几年我也是推广吟诵调的,但后来发现这障碍了老师们学会自由地吟诵,大家比较习惯套调了。自由地吟诵也要有调,又是各地各个不同的老师,怎么办?在实践中,发现矿泉水调是所有人都可以很快接受并且使用的,因为大家心中都有个普通话的语感,所以就从矿泉水调开始了。 只有矿泉水调,实际上几乎相当于没有调,才能让老师们把注意力从调上转移到诗文的内容上,从而首先学会自由吟诵的能力。 用矿泉水调吟诵,又分泛读和精读两种,也即接近古代所谓疾读与缓读。 泛读,就是拿到就读,见字就唱。拿到一篇诗文,用几秒钟判断其文体,即断定其吟诵规则,然后依字行腔就可以吟诵(吟咏)起来。这是第一次读的状态、泛读的状态、即兴读的状态。 泛读,也有标准有目标。泛读的目标就是:有印象。下一次再读,能知道曾经读过,这就是有印象。如果读过而没有印象,那就白读了。怎么才能做到有印象呢? 平读是最没有印象的,是最接近催眠的状态。吟诵,是有曲调的,至少也是有抑扬顿挫的。吟诵首先需要决定句和句之间的高低关系,不能永远用一个高度吟诵。传统吟诵一般都是有上中下三个调子的,即呈现大致为模进关系的三个旋律,有的吟诵甚至有四个以上的调子。吟诵者需要在这些调子中进行选择,哪句用哪个调,从而体现出句和句之间的关系,所以,吟诵者是没法不集中注意力的,有口无心是无法吟诵的。现在有的老师吟诵,虽然有上中下调,但其结构永远一样,比如永远是上调一句,下调一句,这也等于催眠曲,没有用的。吟诵是要根据句意随时调整上中下调的使用的,所以吟诵的同时就是在理解、在体会,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历代教育家在读书问题上,都首先强调认真的态度,因为不认真的话,读书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吟诵比起平读来,在“认真”二字上实在是超过太多,无怪乎古人要吟诵了。现在我们读书,因为难以集中精力,所以要读很多遍,遗忘率很高,可是古人往往过目就有印象,这个差距太大了。日积月累下来,不得了。 只有“读一遍有印象”,泛读才达到了效果。因为我们需要大量泛读,很多书、很多诗文可能真是一生之中只读一遍,所以要力求“有印象”。我们现在太不重视泛读。体制学校不重视,一节课就分析那么一两首诗,课外很少有古诗文的大量泛读。私塾也不重视,整天就是那么几本书读来读去。古代的教育是有精读有泛读的,我们的古书浩如烟海,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不是只知道几篇经就可以算是传承的。颜渊说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是要靠“博”的,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而没有泛读,是很难有足够的量的。泛读最好的方式,就是吟诵。 普通话矿泉水调的泛读,要做到以下几点:
1、句和句之间有上中下调之别,而且是根据句意随时调整。
2、句和句之间有轻重缓急之别,而且是根据句意随时调整。
3、一句之中,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是平调,但如果确定了某几个字很重要,就要在句内也使用上中下调之别。
第一次读有可能确定哪些字重要吗?完全可能。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一张报纸、一本书,第一次读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读出抑扬顿挫的。在语言学界有眼动研究,就是研究阅读的时候眼睛焦点的变化,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眼动研究证明,人阅读的时候从来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看下去的,而是来回跳跃着看的。这就是为了掌握句意,了解前后文关系。这是阅读的本能,所以第一次读是可以读出重点来的。眼动研究揭示了阅读中文作品和英文作品的眼动差异,横排和竖排的优劣,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差异,大字和小字的区别等等。了解眼动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设计阅读,提请大家关注一下。 使用矿泉水调泛读吟诵,是每个人都可以迅速掌握的。除去学习吟诵规则,矿泉水调本身就是平平地依字行腔,一般情况下有半小时足够学会了。因为这是说汉语的人的本能,只需要激发起来。我们小时候都会的,后来都是被家长和老师给骂回去了。 学会矿泉水调吟诵,就可以吟诵蒙学。蒙学基本上就是平调,因为小孩子还在学说话学读书,不能干扰他的语音。吟诵正是为了识字正音,怎能自己干扰自己呢?有调子(旋律)就会对字音的辨识造成一定的干扰,所以蒙学的吟诵一般是平调的。但这说的是句内。在句和句之间,是有上中下调的,用以表达句和句的关系。这些变化,加上节奏的变化、吟与诵的交叉进行,蒙学的吟诵完全可以做到丰富多彩。 另外,我也不主张蒙学吟诵读入声字。原因同上,为了不干扰正音。入声字又不难,等到小学之后再学习吧。所以我们编写的《声律启蒙》等蒙学吟诵教材,遇到格律位置的入声字而今读平声的,都改为它字,如“风高秋月白”,改为“风高秋月皓”。这样,小朋友们可以获得完整一致的格律高低音感。 泛读之后学精读,即通过反复吟咏,不断修改,最终获得一个最能表达此篇诗文涵义的吟诵调。 这个过程,我一般先从白话诗文吟诵教起。现在的白话诗文,因为是朗诵着创作出来的,所以一般很难吟诵,拗口。但是,还是要挑那些比较注意声韵和谐的,进行吟诵。其目的,一来是恢复唱歌的能力,让中国人重新学会唱歌,即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唱、即兴唱、自己听或者唱给特定的对象听。我们失去这个能力已经近百年了,这是民族的耻辱,必须恢复这个能力。让中国音乐回到正轨。关于此事,我另有他文,在此也不赘述了。二来是恢复中国人用声音创作的传统,希望下一代人能够创作出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作品,远超这一百年的成绩。 白话诗文吟诵,先从吟诵经典歌曲开始,把那些歌曲用吟诵的方式依字行腔重新唱,把所有倒字的地方改过来。然后,学习唱歌的方式,开始自由吟诵白话诗文。白话诗文的一个好处,是没有古诗文那么深奥,大家一看基本上都理解,又没有格律,只要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就可以了,所以很容易上手。这一关,主要是解决了创作旋律的问题。 然后引入古诗文吟诵。这里加入的有声韵涵义,也有吟诵规则,是比较复杂的。这是吟诵学习的主体。前面所获得的白话诗文吟诵能力,加上现在学习的古诗文知识,就可以吟诵古诗文了。 至此,都是矿泉水调吟诵。矿泉水调吟诵其实就可以吟诵出诗文涵义,可以吟诵得很好了。我所有的普通话吟诵调都是从矿泉水调化出来的。这时的矿泉水调,比泛读的矿泉水调,多了更多的句内上中下调的使用,也多了很多句与句之间的变化,但是说到底,还是矿泉水调,即它的变化还是以平调为基准的。 然后,引入其他吟诵调。那些吟诵调都是有“调”的,即不是平调的。实际上,对于吟诵来说,调子并不重要。只要把握了文意,什么调子都可以。古人只有一套调子也照旧可以吟诵所有的诗文。只要变化了调子就行,只要传达出涵义就行。如果理解接近,不同调子的吟诵,其感觉也是很接近的。 世界上所有的旋律都可以成为吟诵调的旋律。传统吟诵可以,民歌也可以,外国交响乐也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反正都得过两关。第一关,叫“依字行腔”,即不能套调,而是要按照字音把所有的倒字改过来。吟诵是不可以倒字的,这是读书,不是胡哼哼。字都倒了,意思都变了,还读什么书。第二关,叫“依义行调”,按照诗文的涵义修改调子的旋律。这时,就会发现,不适合这篇诗文的调子,要改的地方太多,而只能放弃了。所以不是所有的调子都适合一篇诗文的,这时就有选择了。 那古人只有一套调子,他是怎么办的呢?古人每种文体的调子都至少有两个,即阴阳调,多的更多。阴阳调其实也是一个调,只是旋律起伏和节奏快慢等不同而已。关于吟诵调的问题,我写过《基本调与吟诵调》一文,在此不赘述。 使用别人的旋律,无论是吟诵同一篇诗文,还是套在别的诗文上,都要依字行腔改一遍,依义行调改一遍。这一步就是训练改调的能力。于是世间旋律皆能为我所用。我们虽不如古人有一整套吟诵调传承,但我们也有优势,就是有很多旋律可供我们选择。 至此,普通话吟诵学成。然后学传统吟诵。 只要会用普通话依字行腔、依义行调见字就唱,就会用方言母语自由即兴歌唱。到此,地方民歌戏曲曲艺的恢复就有了基础。我是相信戏曲的时代会回来的,只是不是原来的戏曲,而是21世纪的戏曲,但是戏曲还是戏曲,民歌还是民歌,中国的音乐会回来的,只要我们教给孩子们吟诵。 要学会传统吟诵,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尽量学习传统吟诵调,尤其是方言母语的吟诵调。二是学习方言母语的文读语音。方言都是分文读、白读两个系统的,我们现在的所谓方言,都是白读,就是口语用的,文读是读书用的。我们现在已经把汉语方言的一半扔了,就是文读系统,几乎失传了。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发现,用方言不能完全把报纸读出来。很多字不知道该怎么读。古人是知道的,这就是文读系统。只有吟诵是用文读的,也只有吟诵才能传承文读。文读语音是方言学的研究范畴,其实成果很多,一般是足够我们学习的了。 吟诵的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吟诵字的依字行腔,吟诵句的依义行调,都是很重要的,是基础,但是好的吟诵不限于此。更重要的是篇章结构,是整篇的安排,古人称之为“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桐城派讲究“因声求气”。能把诗文的“气”吟诵出来,是最高级的吟诵。 “气”这个东西也不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与风格、音色、旋律等都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高低、快慢、轻重、长短的安排,尤其是句和句之间、段和段之间的关系。 学习别人的吟诵调,最主要是要学习人家的“气”。仔细体会别人是怎么吟诵的,为什么这里高、那里低,这里快、那里慢,和自己的吟诵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就会进步很快。不要把注意力放到吟诵调上,虽然吟诵调是最吸引人的,是最有光彩的部分,但是别人的调是很难学到家的。去掉调(旋律),剩下的就是诵读。更好的学习方法是把别人的吟诵变成诵读,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抓住“气”,仔细体会“气”,然后用矿泉水调,或者自己习惯的调子去吟诵,马上就可以吟诵出来了。 套调,在泛读时必须依字行腔、依义行调改一下,精读时则是依气而变,至此什么调已经无所谓了。世界上所有的旋律都可以拿来用,只要下不倒字,上有气韵,就完全可以。当然,这样一来,绝大多数旋律都是不可用的了。学会依气而吟,因声求气,这样才是会吟诵。 至此,吟诵学习完成。 下面说说吟诵的心法。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承是讲究心法的。孔子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忠恕”二字,老子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无为”二字,阳明先生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致良知”三字,一以贯之,这就是心法。老子说: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 学习总是越学越复杂,越深入知识越多,但是求道却是越求越简单,一直到自自然然。吟诵也是这样。吟诵的规则、声韵的意义、格律的知识、涵义的理解、知人论世、发声方法、人琴相和、气韵生动……越学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越多,但是,吟诵之道却是非常简单: 怎么说话就怎么吟诵。 其实吟诵的所谓规则、方法、技巧,都不是人为的规定,而是汉语言的特点、汉文化的特点、汉诗文的特点所决定的自然形成的习惯。为什么平低仄高?因为古代汉语口语就是平低仄高。为什么平仄相间?因为一高一低唱起来才好听……如此等等。所以吟诵本是汉诗文最自然的诵读状态。古人是通过长期的实践,最后觉得这样最舒服、最自然、最好听,所以才大家都这样的。 因此怎么说话就怎么吟诵,就是最好的吟诵。我们学了那么多的吟诵技巧,原来就是回到真实说话的状态。现在通行的平读,或者朗诵,或者美声式的唱法,或者流行歌曲的装嗲唱法,才是不真实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是因为不会怎么说话就怎么读书、怎么说话就怎么唱歌了,所以才学习这些知识的。吟诵让我们回到本真的状态。 有的人做不到怎么说话就怎么吟诵,后来才发现,是因为不会说话,也就是在人前说话的时候,紧张,或者恐惧,或者傲慢,和自己一个人独处时的说话状态不一样,所以吟诵又反过来去纠正说话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吟诵也是在修心了。 如果说话的状态不对,就是没有做到怎么想就怎么说,思无邪。老子也经常问我们“如婴儿乎”?做不到怎么想就怎么说,是因为做不到该怎么想就怎么想。到底该怎么想呢?良心知道。 说完了怎么学吟诵,再说说怎么教吟诵,就是怎么在中小学幼儿园私塾社会上的课程中教学生吟诵。 关于吟诵教学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发言,因为没有发言权。我没有教中小学幼儿园,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这些年来,很多老师顶着巨大的压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在没有成熟经验的情况下,探索前行,最终闯出了一条条成功之路。这些老师是最可敬佩的人!在此向老师们致敬! 我一直是吟诵教学的一名旁观者,一直在看在思索。今天,也只能说一说旁观的感受,可能还是外行话。 现在的吟诵教学,大概有四种风格:以讲为主的、以背为主的、以唱为主的、以听为主的。哪一种好?我也不知道,也许都好,各自适应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目标。这些教学的具体呈现状态,是很难评价的,这些都是老师们基于对学生和学校的了解,基于自己的条件而做出的选择,我仅去听几堂课是不能了解其背后的系统的,也不能全面了解其细节。了解了也未必就是我的感觉对。 所以我还是只能说说吟诵教学的虚的东西,大致是理念层面的东西。吟诵教学现在是个新事物了,不能着急,得慢慢来。老师们开始的时候就是把吟诵放给学生听,这就很好,这就已经是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现在也在抓紧制作各种古诗文的全套吟诵录音和文本,希望逐步满足老师们的需要。不过,这还只是开端。我心目中的吟诵教学,其最终的状态,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1、吟诵教学是一种以声音为主要手段、以诉诸感性为主要目标的教学方法。 除了声音,吟诵教学还一定要使用表情、动作,甚至服装、道具,这一切都是所传达的信息,所以这是一种全信息的教学,学生是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声音永远是最主要的。 声音的目标是传情达意,所以好听不好听不是最重要的。吟诵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好听不好听,只有感人不感人。只要感动自己,令自己满意,觉得准确地传达出了诗文的涵义,就是成功的吟诵。要感动别人,就是要和别人的理解互通,这里就有个传统文化修养问题,只有理解到位的吟诵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在这里,嗓音好坏、调子准否、旋律美不美,都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只要能感动别人,就是优秀的吟诵。 声音既有感性也有理性,但主要是感性。教学既需要理性理解,又需要感性感悟,现在的教学是几乎全部诉诸理性的,这是很成问题的。吟诵是感性为主的,很多时候、很多内容都是理性难以说清的,但是入情入心,在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感受,逐渐积累。感性力量之大,往往还超过理性。要把文化传承,把精神融入生命,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感性。吟诵教学是以学生的感性体悟为主要目标的,这里面包括涵义、情绪的把握,也包括风度气韵、为人处世、天地生命的体验。 2、吟诵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声音深入理解并切身感受诗文涵义,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滋润。朱熹读书法有“切己体察”,凡事不落在自己身上,是很难有扎实的效果的。吟诵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诗文的声音,让学生亲自发出和感受到这些声音,仿佛自己变成了作者,从而与古人心意相通,这样从诗文的内部体会诗文,体会作者,体会人间哀乐之情。这种学习方式,是中国古代的学习方法:先进去,再出来。和现在的学习方式:先怀疑,再证明,再理解,再接受,是相反的。我们古代是先化身作者,体会感悟,再跳出来分析评价。 既然是切身的感受,就是切每个不同的身的感受,所以吟诵一定是人人不同的。大致相同的涵义理解,也必须结合每个人的经验,表现为不同的吟诵状态,才是真正的理解。吟诵教学是培养每个学生的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吟诵本身这个形式的气韵风度也是学生获得的营养,这是中国精神的浸润。中国人感情的细腻、丰富、真诚、善良,常令吟诵者心向往之,中国人性格的外柔内刚、连绵不绝、正大光明、温润高雅,常令吟诵者赞叹不已,中国人世界观的万物一体、同生共荣、重义轻利、天下为公,常令吟诵者心驰神荡,愿亲为之。只有体会到了诗文背后的精神真谛,教育才最终达到了目的。 3、吟诵教学是教师点拨、学生自学的反复反馈过程。 吟诵教学的开端,通常都是教师领吟(也可以是录音,也可以是学生领吟)。然后是学生的模仿,此时学生应该能从老师的声音中感受到很多诗文的涵义,以及更深层的文化意义。然后是学生的研究琢磨、反复试吟的过程。然后是学生向老师的吟诵呈现。此时,是老师发挥作用的时刻,老师主要通过学生吟诵的声音,就可以知道学生对诗文掌握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于是主要用声音去点拨,该纠正的纠正,该鼓励的鼓励,该不管的不管。学生也主要通过声音,理解和感悟老师所传达的信息。然后又是学生的研究琢磨、反复试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理解和感性内化的过程。然后再去老师那里呈现……,如此反复。 在这个过程中,有讲解。理性的讲解是永远都需要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讲解。其中,字义通讲是必须的,只是要适应不同的年龄或不同的情况的学生的不同的理解力。字义不讲,莫名其妙,而且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不尊重,不让他了解为什么此时此刻要学这些,这个留在学生心底的贻害是很坏的。声韵的涵义是否要讲,怎么讲,我也不知道。不过,在吟诵教学中,讲解应该是第二位的,吟诵应该是第一位的。 吟诵教学是以教为导,以学为主的。引导学生用声音去接受、去体会、去表达诗文的涵义、自己的感情。因为直接诉诸感性,而每个人的感性是不一样的,不像理性那样说得清,所以每个人都只能自己去寻找要收获的信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学习就不是被动的,只能是自主学习。 4、吟诵教学是个别教学为主、共学研讨为辅的教学模式。 由上所述,吟诵教学必然是个别教学为主,这也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常态。其质量效率之高,常令人咋舌。只有个别教学,才能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吟诵,做出不同的反应。个别教学不仅仅是点拨不同、进度不同,还应该进一步深入到教材不同、目标不同。把每个学生的教学目标个别化,才能彻底实现个别教学。 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教学大概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概论课,二是讨论课。这两种课也是必须的。前者老师讲,后者老师主持。 吟诵的时候是否要一起?还是没有集体吟诵?我觉得在今天的教育现状下,没有集体吟诵是不可能的,而且集体吟诵也有它的好处。薛瑞萍老师说,如今的独生子女,都缺乏集体感,集体吟诵可以给他们安全感、集体感和自信心,使得他们有勇气去表达自我、与人交流、融入集体。我觉得有道理。只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化吟诵留下空间,不要要求完全整齐划一的吟诵,就可以了。集体吟诵和个人吟诵都可以存在。 不过,吟诵表演有时需要整齐划一的吟诵。那是表演。那是一个完整的集体,是由很多人组成的“一个人”。只要想通了这点,这里面不矛盾。不会因为有吟诵表演,就要在课堂吟诵时要求学生们也整齐划一,也不会因为课堂吟诵的个别化,而否定整齐划一的吟诵表演。 5、吟诵教学包括古诗文吟诵和白话诗文吟诵。 古诗文吟诵,是理所应当。白话诗文吟诵,也是理所应当,理由已如前述。白话诗文吟诵的目标,是学生恢复用声音创作的传统,重新创作白话诗文、流行歌曲、戏曲民歌,让中国人重新学会唱歌,重新变成能歌善舞、真诚坦率、高雅美丽的民族。 白话诗文吟诵的基础是古诗文吟诵。古诗文吟诵不好,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没有体悟好,白话诗文也不会吟诵好。 6、吟诵教学包括普通话吟诵和传统方言文读吟诵。 我们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学会这两种吟诵。我在《普通话吟诵之我见》里已经说明了这么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希望每个开展吟诵教学的老师,都能在当地寻找到吟诵老先生,让学生们接上地气,亲见传统,把当地传统方言文读吟诵作为吟诵教学的一个必要部分开展起来。 当然,普通话吟诵还是基础。另外,在传统吟诵的传承方面,要特别注意传统吟诵的正宗性,宁少勿滥。 7、吟诵教学最终要落实到创作上。 吟诵教学的最终体现,并不是吟诵古诗文,也不是吟诵现有的某些白话诗文,而是创作古诗文和白话诗文。落地生根,落实到学生的生命中,成为他未来生命的组成部分,这样才能完成吟诵的文化传承目标。 能吟诵什么就能创作什么。会吟诵五绝,应该就可以创作五绝。先从模写开始。先从对对子开始。对对子是很多孩子都喜欢的语言游戏。对到五个字就可以作诗了。不但创作,而且是用吟诵创作,用吟诵修改,用吟诵表达。 当然,创作不是仅会吟诵就能开展的,还需要很多的条件。人生阅历、思想境界都很重要,多读诗文也很重要,这样才能熟悉写法的传统,肚子里装满了创作的素材。有人问:怎么才能写好律诗?很简单,要泛读破万首,熟读精思数百首,自然可以开笔。当然,要作出好诗,那还需要磨练,还需要修养。 作诗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当然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者博取名声。这是儒家诗教的传统。作诗和其他所有行为一样,都是为了修身。所以诗有私密的性质。老师为了让学生写好诗,当然开始要布置题目,检查作业,表扬佳作,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后来要逐渐注重让学生养成作诗的习惯,作为个人修身养性、自我调节的手段。每天至少作几首诗,像发短信一样轻松,像记日记一样自然。老师不必首首必查,只需看看学生愿意给您看的那几首就足够了。让诗歌成为他生活的一种方式,才是教学最终的成功。 8、学会吟诵是吟诵教学的基础,但不是吟诵教学的终点。吟诵教学是用吟诵去教学。 学会吟诵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的经验,是初步学会,三天足够。进一步掌握,有一个月足够。但这是成人。对于孩子,而且还有那么多别的功课,学会吟诵的时间显然要放长,而且,吟诵是一整套不同文体的吟诵方法,有些文体的确要晚接触一些。所以,我建议一般学校的学生学习吟诵的时间为两年左右,具体长短再看情况。 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的学校,无论是小学一年级,还是高三,学生都不会吟诵。学吟诵都需要一段时间,并且吟诵教学开始都得从学吟诵开始。但是以后,随着吟诵的推广,可能情况会有所不同。如果从小学一年级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接触和学习吟诵的话,也许到小学三年级已经学会了,此后就完全是应用的过程,是老师和学生使用吟诵进行教学的过程。 所以说,要看到学吟诵的重要性,但也要看到,吟诵教学不能停留在学会吟诵上,而要以用吟诵来教学为主体过程。 9、吟诵教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种实践,其理念、模式、方法、细节,都不可违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是“成人”,把儿童教育成“人”,脱离动物性,焕发人性。上者为圣贤,下者为好人。建立万物一体、同生共荣的世界观,养成良好的生存、生活和生趣的能力,浸润中国文化精神,掌握中国文化知识。这一切,都是以心灵教育为核心的。吟诵教学不可以有任何违背此目标的地方,任何伤害心灵健康的地方。当然,伤害身体健康就更不允许了。 所以,怎么教比教什么还要重要。学生首先学习的,是老师的教学态度,这里面传达出来的信息,远比教学内容更快、更深、更强烈地进入学生的心灵。老师可以吟诵不好,吟诵不对,甚至不会吟诵,但是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热爱学生、热爱真善美的态度,和尊重学生、尊重传统、尊重良心的作风。如此,吟诵教学才可以称之为吟诵教育。 我看过很多老师的吟诵课,也被很多老师的聪明才智所震撼,被很多老师和学生的热情所感动,但是,我在课堂上最注意看的,其实是孩子们的脸。看他们的表情所表现出的态度如何。如果是快乐的、热情的、专注的、坦率的,我就觉得是好的,不管吟诵得好不好,因为吟诵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也见过吟诵着而不快乐或者漠然的学生,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在作孽。教育首先要保有学生的童心和真诚,如果吟诵教学起了相反的作用,那我们又在做什么呢?一定是有什么出了问题,如果不改,不如放弃吟诵。 所以吟诵的教学一定不能与教育本身的目标相违背,不能为了吟诵而吟诵,也不能违背中国文化精神。为此,而有下一点。 10、吟诵推广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地区自愿、学校自愿、老师自愿、学生自愿。即使有政府的介入和教育部门的支持,也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不要轻易施行全员推广。可以宣传吟诵,可以争辩吟诵,但是不要强制吟诵。一旦违背个人意愿,吟诵就与吟诵的目标相违背。这样的吟诵,不如不做。而我是相信吟诵的魅力的,因为它是真实的,不是因为别的,所以它无可抗拒,它总有一天会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也相信一旦知道吟诵、了解吟诵,就会有一批人先行动起来,其他的人会慢慢跟进,这样的一种态势,才是最扎实而又最轻松的。 六、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疑问 吟诵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部分,那么整个传统文化教育的格局境界,对于吟诵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吟诵教育做不好,传统文化教育会受影响。传统文化教育做不好,吟诵教育也同样做不好。 关于传统文化教育,我经验不多,只能说说简单的想法,定有不妥之处,愿与大家共讨论。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在最近几年关于教育的各种调查中,对教育不满意的人经常都在半数以上,甚至达到九成以上,而说满意的人寥寥无几。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教育是我们的未来,每个家庭的未来、每个人的未来。我们不能一面努力工作学习,一面想着一个迷茫的未来。甚至在对学生的调查中,也有至少半数的学生对于教育能带给自己美好的人生表示不再相信。不是说知识改变命运吗?又说教育改变命运,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话了。教育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最该关心的事情之一,因为它不仅是未来,而且是人的未来。经济问题、环保问题等等,都牵涉到未来,但教育是人的未来,未来毕竟是靠人来创造的。你给未来留下财富,留下洁净的天空和发达的知识,可是那未来的人不长进,不还是白搭吗?而就算没有财富、没有条件,只要有人,有优秀的人,就有希望。 大多数人都不满意的教育是不可能持久的。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做教育改革,三十年来,我们的教育的确改变了很多,变好的地方很多,但是,批评的声音也更大了。教育改革没有成功,这是连筹划教育政策的教育专家们也承认的事情。但是,怎么办呢?批评容易建议难。这年头,谁都可以骂两句教育,就像谁都可以骂两句中国足球一样,而且怎么骂怎么有。可是,提出一点可行的改革办法就难了。这些教育的问题,政府都知道,教育专家也知道,老百姓也知道,就连学生也知道,可是,大家还是在这么做,可见,不是没有心改革,而是不知道该怎么改革,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路。 我也不知道正确的路在哪里,但是我有个大概的方向。 我想未来的成功的中国教育,能够让大多数中国的家长、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满意的教育,一定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在中国办教育,毕竟是中国的教育,中国人的教育。中国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独特性,以及这些独特性的高妙之处,都决定了中国的教育不能忽略中国性。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教育模式。最大的一块当然是体制教育,这里面有公办的学校也有民办的学校,但是教育模式都是一样的,都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模式进行的,我们叫体制教育。这个体制教育,表面上说是学习西方的模式,实际上是从德国变英国变苏联变日本变美国的多种模式的混搭,所以是乱的,甚至可以说其实质是中国人自己在几十年前硬造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成分微乎其微。以体制教育为核心,向三个方向延展,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活跃于中国大地上。在它的前方,是各种专业培训、课外补习班等等,这些都是对体制教育仍不满足而生发出来的教育。他们比体制教育跑得还快还远。不过补充说一句,里面自觉自愿、乘兴而来、乐在其中的,好像没有。问他们,他们都说是被社会逼的。在体制教育的左边,有很多是更西式的教育,他们都是从西方直接引进的某种教育模式或者教育理念,比如蒙台梭利学校,可能比较有名,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还有很多,像华德福、皮亚杰、瑞吉欧,还有儿童阅读派,这是在体制学校推广儿童阅读教育的。在体制学校的右边,是正在兴起的国学私塾、书院、学堂等等,这些都是学习中国传统教育的。在吟诵学习班上,三类老师都有,因为大家都要学吟诵。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地学习,下课就辩论,因为他们的教育观经常是水火不容。 我感觉,这三种老师都是真心爱孩子、爱教育的。是的,来学吟诵的老师都是真心想办好教育才来的。可是,这样的三种教育恐怕都很难成为未来中国的成功的教育,因为他们都没有让大多数人满意。学西方的太忽略中国传统,而学中国传统的又太忽略现代世界。体制教育是中不中西不西。在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教育是中西结合的。这个中西结合才是未来之路。我们现在为什么结合不起来,你看做西式教育的和做中式教育的要吵架,而号称要结合两者的体制教育实际上哪边也没做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是太不了解真正的西方教育,也太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传统教育了。我写过《我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梳理了一下我们通过采录和文献研究得到的印象,总的来说,古代教育的很多方法都对今天的教育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而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澄清,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清楚,至少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然后有的人批判,有的人拥护,有的人漠然。在不同态度的背后,也许并不是世界观的差异,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认识的差异吧。 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从朱翔非老师的一个追问开始。 朱翔非老师追问的是所有在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人,问题是:大家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或者说,大家要把学生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这个典范是什么样的?当然,大家各有答案。但既然是追问,就要继续问下去。朱老师还要继续问:为什么这个教育的典范是清末的形象呢? 可能有人不服气:我们没有以清末为目标。但是看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传统文化教育:读经、弟子规、武术、琴棋书画、农耕……清末儒学教育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清末儒学教育没有做过的事情?教西方科学、学英语?清末也做了。……好像没有。 朱老师继续追问:我们哪一点比得上清末?读经,背过二十万字,这个标准,在清末,没有进考场的资格,更不用说做秀才了,举人进士更是天方夜谭。明清科举考八股文,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中随便抽一句做题目,就要作篇八股文的。所以应试儒生必须背过四书五经及其注释。四书五经(十三经)正文就六十四万字。其他勿论。清末儒生是有几百万字在肚里的。现在,能达到二十万字标准的都凤毛麟角,怎么比? 弟子规?比礼教?谁敢说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将比清末儒士更懂礼? 比义理?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让学生自学去参透义理,在没有国学大师,有文无献的时代里,教育出来的学生会更懂义理? 比天文历法知识?比中医?比武术?那是中国武术的最高峰,现在想找个正宗练武术的都难。比书法?我们的学生将比清末儒士写字更好?比古琴?比国画?比科学?拼得过李政道杨振宁?到底我们的学生什么会比清末儒生强?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明白,什么也比不上,而且差很远。 可是,国学就是在清末亡的。亡在那一代人手上。我们向他们学习,还差很远比不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朱老师的追问很有力,很让人警醒。我们现在的私塾,还有体制学校学传统文化的时候,从教室环境到衣着打扮,从教师神态到教材、教法、教学目标、对学生的要求,全都深深打着清末的烙印。 这当然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看的是鲁迅,是巴金,印象中的传统文人就是孔乙己的样子,后来改革开放了,又看胡适,看梁启超,看周作人,看王国维,看梁漱溟,印象中的传统文化就是“民国范儿”。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就自然把当年被批判的东西翻过来当正品,以为这就是传统文化。“五四”误人之深,一至于斯! 清末当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朱翔非老师在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做过一个讲座,题目是《通往国学的三重门》,是说要认识真正的国学,需要穿过三重门的。一重门是“文革”,它打掉了我们的勇气,一重门是“五四”,它误导了我们的理性,一重门是清朝,它化解了我们的道统。中国传统文化之毁坏,实自清朝始。 朱老师是钱穆先生再传弟子,这个观点原是钱穆先生力主的。有人说这是同盟会“驱除鞑虏”意识的余绪,不足为论。可是钱先生直至1980年代还在坚持此论,难道此时还有什么政治需求? 为什么说清朝化解了我们的道统?别的且不说,单说《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为编《四库全书》多次下旨,开始说搜集民间书籍,后来说所有献书中有犯禁的书的一律无罪,且有表彰,再后说如藏匿则必治罪,恩威并施,至此,民间只得全面献书,感觉书中有犯忌的地方的,为免遭害,一般干脆把书烧掉。中国各地经营数百年上千年的私人藏书楼从此一蹶不振,除了最普通的书尚在民间流通之外,各种善本孤本之幸存者,齐汇朝廷。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焚书就此上演。 《四库全书》共存书3475部,79070卷,但另有《四库全书存目》一书,记载着书名和简介,共6766部,93556卷,比存书还多。这些书,多是被朝廷销毁的。另外,还有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的书,有多少?不知道。还有在民间因怕事就直接销毁了的,有多少?不知道。有多位学者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从各地搜书记录的蛛丝马迹来看,《四库全书》销毁的书应在其存书的十倍左右!中国图书文献的一次大灾难! 然而灾难之深还不仅在此。关键是,留下来的书多被篡改。改到什么程度?连杜甫的某些诗都被禁毁,连宋词都被删改。比如我们熟悉的岳飞的《满江红》“壮士饥餐胡虏肉”,被改成“壮士饥餐飞食肉”,莫名其妙。所有有关满清的、后金的、女真的、胡虏的,皆被美化,所有汉人抗击侵略的,皆被丑化或者干脆消失(比如袁可立被消失,袁崇焕被窜改),还有所有儒士、壮士、志士,维护道统、反抗皇权军阀、与恶势力做殊死搏斗的,都尽量被淡化,或者消失,所有奴性的人物、故事,都被尽量放大,或者干脆把壮士志士改写成奴才。 任松如先生说: 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四库全书答问》) 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哀焚书》) 鲁迅先生说得更清楚:
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没有了原始的文字记录,我们的历史成为了“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都不得的时代”的交替史,我们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黑暗、最战乱、最专制、最落后、最贫穷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成为了最愚昧、最低俗、最自私、最保守、最肮脏、最一盘散沙的民族。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象。我们还把这个印象告诉外国人,和我们的后人。 前面说过,文化传承要靠“文”与“献”,这就是“文”在清朝的命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焚书”。“献”呢?他们的命运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坑儒”!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是此前三千年历史文字狱的总和的两倍还多!而文字狱一直是清朝各位皇帝们的嗜好。文化毕竟是靠人传承的,毁掉一个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杀掉传承这个文化的人。清朝杀掉了儒士中的精英,把那些最杰出、最智慧、最有道统传承、最有骨气抗争的人,几乎都杀掉了。剩下的,已不足论。 然后拉拢庸者弱者糊涂者,树奴才典范,诡称此为士范师范人范世范,诡称这就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 “五四”骂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传统文化,反的“封建”就是这样的“封建”。所以鲁迅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骂得很对的。 而满清为维护统治,提心吊胆阴险毒辣两百六十年,最终还是落得全族覆没的下场。现在,会说满语的满族已不足百人,而且都是老人。语言不在,焉论其他?满族已名存实亡! 今天,在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人中,有很多满族人。我自己也有四分之一的满族血统,我的身份证上的民族成分是满族。我的很多朋友是满族人。我对满族还是感情很深的,但我不谈复兴满族文化,因为现在有更迫切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民族文化层面上的事情,而是人性和兽性之争层面上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全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但凡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是中国人。满族人首先也是中国人。满清统治者违背道统,一味逞凶,又做贼心虚,以错掩错,他们不是中国人,是胡虏!违背道统的事,已经给汉族和满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决不可再做了。 所以做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绕过清朝,去寻找真正的道统。以前有个词,叫“封建卫道士”,是绝对的贬义词,因为那指的是清朝的所谓“道统”。今天我要把“封建”二字去掉(因为中国没有封建社会啊),鼓足勇气去做一名“卫道士”,一名儒士,去求那真正的“道”。 教育的内容,应该是文化。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就不会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现在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很多争论,其根源都在于对传统文化本身的理解有异。尤其是那些对传统文化教育心存疑虑的,一定是对传统文化本身心存疑虑。所以我要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还是要从传统文化是怎样的说起。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只能在史实的澄清中实现。 七、
中国正史观 中国的道统,始自黄帝。现在的中国历史书,多从盘古开天地说起。盘古和华夏没关系,他是瑶族的神,到三国时始被汉人记录,所以瑶族人多姓盘。现在的中国历史书,又或从元谋人讲起,元谋人和我们是否一个种还不知道呢。女娲、夸父,这是华夏的神,但难稽考。仰韶、半坡,这是中国文明,但与华夏的关系难定。华夏一支,最早出现的一个名字叫“有巢氏”,是他教人民巢居,然后是燧人氏,他教人民熟食,然后是伏羲氏,他教人民计算和记事,然后是神农氏,他教人民农耕。神农氏之后就是黄帝轩辕氏。 有人说,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意思就是不是史实。这样说的人,一定要追本溯源,想想自己的这个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课本或者近百年的历史学家那里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读钱穆,学历史:历史不是黑斯垂》。近百年的历史学家,除了钱穆先生等少数外,都是黑斯垂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且,近百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黑斯垂学派,叫疑古学派,就是对整个中国历史表示怀疑,对上古史直接否定。凡说上古史就是神话的,请看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并请关注出土文物与古代文明研究的前沿成果。中国的上古史基本上是信史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古希腊不同,对待历史记录的态度不同。他们的历史是神话,不代表我们的也都是神话啊。 《史记》开篇即是“五帝本纪”,第一位是黄帝,此前不录。为什么呢?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由此可知,以黄帝为华夏文明之开端,是百家的共同主张,也是两千年的文化传统。此中必有道理。看“黄帝本纪”: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一生,始终爱民为民,鞠躬尽瘁,这就是原因。我们中国人不怎么崇拜英雄,而是敬重圣贤。其他很多民族都喜欢英雄,所谓英雄,必有武力,强大而英明,在这背后,还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中国人敬重圣贤,圣贤不以武力压众,而是躬身为民,以德服人。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氏,虽对华夏有重大贡献,但未能做到这点(“神农氏弗能征”),所以不能算作华夏文化精神的开端。是黄帝树立起了华夏文化精神的最核心理念,那就是: 以人为本。 在上古汉语中,“人”、“民”相通,都是“人”的意思。“以人为本”,就是不以“神”为本,不以“利”(动物性)为本,不在“人”的上面再加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人”而存在,哪怕是“客观规律”,哪怕是“法律”,哪怕是“真理”,哪怕是“天命”,都不可以超越“人”而高高在上,更勿论皇权、金钱、武力和欲望了。只有“人”,只有现世现实的“人”是最重要的。 而一旦尊重了“人”,一切就会和谐、和平。《千字文》有这样几句描述周朝初期的文明: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伏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西周文武周公之治,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博爱,靠尽心为民。像这样的一个好时代,不仅是华夏民族和平幸福,连周围的蛮夷也受到恩惠,连动物也受到恩惠而能够自由地歌唱和吃草,连植物也得到恩惠可以自由地成长,甚至连无机物都得到恩惠,万事万物都和谐相处,赖及万方。 把这样的描述,和西方经典对盛世的描述比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差异。西方经典更多突出的是武力、富裕和秩序。哪怕跟《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元朝的描述对比一下也可以明白这个差异。 可能有人会说,这都是后世儒家的牵强附会,复古主义的梦话。前面说了,说这样话的人请去看《走出疑古时代》。但退一步说,假设这些真的是后世儒家的附会编织,那也是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美好的历史观。现在某些中国历史类的书,包括一些学术专著,包括《百家讲坛》的某些节目,是有野史一定不用正史,有功利的历史一定不用仁义的历史的。把中国历史说成是一套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把他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某种功名富贵的欲望,或者某种为了生存的无奈。只要在高尚的背后挖出了卑微自私,就大讲特讲,心中暗暗得意。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比如我见到有讲夏朝的建立时,弃《尚书》《孟子》《史记》的记载不用,而独用《竹书纪年》说“启杀伯益”的。且不论《竹书纪年》早已不传,今天的版本只是辑佚,无一句明确可靠,也不论《竹书纪年》孤证不立,就算真的是启杀伯益而建立的夏朝,那么夏朝卑鄙开国,也应该是一个被唾骂的朝代,然而题目却堂而皇之地叫“上古文明”,好像我们的文明就是这么弱肉强食,这么卑鄙无耻,这到底在向孩子们传达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如果夏朝真是这样,应该说:那不是中国文明,而是中国野蛮!但是现在某些学者是津津乐道于把中国文明歪曲成中国野蛮的,更可怕的是然后说这就是中国的文明。 是黄帝确立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所以他是华夏的始祖。有了华夏的精神,始有华夏人,不是有华夏的血缘就有华夏人的。这种精神在中国代代相传,期间当然也有曲折,也有变化。到了春秋时期,这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一时弱肉强食之事皆是,追名逐利之论大起,眼看中国文化精神就要沦陷,此时而有孔子出现。 孔子一生做了很多事,大家都知道。到了晚年,他更奋余勇而作《春秋》。《春秋》这部书,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表面看是一部史书,实际上不那么简单。当时各国都有史官,记录下来的史书都叫《史记》。鲁国也有史官,代代作鲁国的《史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位民间人士,孔子为什么要代政府重修历史呢?孔子更派弟子子夏远赴周都抄回周王朝的《史记》,所以《春秋》里不仅记了鲁国的事,也记载了整个“天下”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到底对以前的史书有什么不满意呢? 《春秋》后世主要传了三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主要是史实,《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从子夏那里传下来的,都是传的“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更主要是着眼于史实之上的“大义”。孔子在《春秋》中,把各路诸侯都评论了一遍,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该痛骂的痛骂,表扬的少痛骂的多啊。这样一来,孔子就在中国树立起了一个“道统”,并把它的地位放在“政统”之上。这一点太重要了。 “道统”是什么?就是自黄帝以来推崇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宗的传承。在孔子之前,“道统”跟“政统”是合一的。自黄帝开始,天下最高精神典范,就是天子。这个传统到夏启之后,开始模糊。夏商周三朝,有的天子好有的天子孬,好天子如周文王周武王,自不必说;坏天子如桀纣,那怎么办呢?理论上还是天下精神典范。要批评天子,是没有依据的。所以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拦马而谏,说臣不可伐君,武王也很无奈,因为他的行为在当时的确是不太占理的。伯夷叔齐自然是君子,这个天下皆知,所以他们不是从利害的角度来劝说武王的,而是从“大道”的角度来死谏的,武王伐纣,以臣伐君,凭什么道理这么做呢?这是回避不开的一个难题。 到了春秋时代,物欲横流,所谓春秋无义战,都打着道义的名号,捞自己的利益好处,哪里有天下精神道德典范的天子、国君?在这种情况下,若还不说清楚这个问题,天下的道义都将被虚伪的名号淹没了。孔子奋起“道义”大旗,以“大道”的标准,评判各国国君、大夫、人物,从此中国就明确有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更在“政统”之上。从此中国的儒士就在皇帝、权贵、富豪、军阀,在所有世俗势力的面前,挺直了腰杆,昂起了头颅,他们不再以世俗势力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精神典范,有高高在上的“道统”,有他们自己的“王”,那就是“素王”孔子。 我们都看到了臣民向皇帝磕头,山呼万岁,以为中国就是皇帝专制,臣民都是奴才,错了,那是表面现象。您没有看到那些强项令,那些死谏的大臣,那些骂皇帝的文人,那些宁死不屈的志士。要是没有那些人,中国的历史会成什么样?那些人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那些人?他们凭什么坚信自己是对的?因为“道统”!因为孔子已经在春秋时期就赋予了全体儒士这个权杖,他们是求道传道行道的人,他们按照“大道”的标准经营天下,监督和控制“政统”,他们要为天下人负责,所以张载说“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儒士的使命。 古人曾说,天不生孔子,如万古长夜。这话现在可以理解了。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道统”的中国,是黑暗的中国。孔子的出现,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中国,照亮历史,照亮未来。从此中国才是文明的中国、美丽的中国、人性的中国,才是我们可爱的祖国。 黄帝所创始、孔子所确立的“道统”,也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理念,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我想还是这四个字:以人为本,或者叫人本,或者叫民本,上古“人”“民”是相通的。 以人为本,就意味着不是以“人”以外的任何东西为本。一个一个地说。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不以动物性为本,儒家特别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到底区别在哪里呢?西方人说思维、概念、对象性、使用工具等等,儒家不说这些,儒家谈为谁工作为谁付出为谁活着。比如“孝”是儒家教育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所有动物都做不到的。动物只有养育后代的本能,没有反哺父母的行为。动物的舐犊情深,比之人类并不逊色。我们看探索频道那些动物节目就常能看到,动物的爱子护子的行为,有时真是催人泪下。但是,从没有反哺父母的。幼仔长大,就自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甚至跟父母竞争。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人和动物不同。人必须时刻牢记自己是人,不是动物。 世界上的民间故事都是相通的,民族学把这些故事分为很多类。其中有一个故事也是很多民族都有的。说的是以前,有个民族的习惯,是年老的人就要被杀掉或者遗弃。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愿意遗弃自己的父母,就偷偷把父母藏了起来。后来民族遇到了困难,国王下令谁要是能解决这个困难,就给他什么奖赏。年轻人回去询问父母,父母告诉了他应该怎么办,于是他解决了困难。国王要奖赏他,他不要,说那都是我父母的功劳,就给国王讲了自己的故事。国王终于明白了,老人是有用的,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于是下令,从此不再遗弃老人。这个故事很多民族都有,说明我们人类经历过那么一个转折,就是从遗弃没有用的人,到不能抛弃任何一个人。而这,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的。就是在那一天,我们可以称为“人类”了。 为什么我们称为“人类”?你看所有的动物物种都不称“类”。有“鱼类”“鸟类”,那是总称,可没有“黄花鱼类”“雷鸟类”这样的称呼。可是人作为一个物种(不是纲目属),却称为“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唯一以“类”的形式生活的动物。这话是马克思说的。请看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类”从来不是以个体的力量在对付大自然,总是以“类”的力量在生活。一个动物,它为其他动物劳动付出的情况有哪些?一般就是三种:生育后代、为种群做点贡献(比如牛群遇到狮子会围成圈把小牛围在中间),还有就是共生现象。人呢?斯蒂格里茨在他的《经济学》中举了福特汽车的例子。他说生产一辆福特汽车,需要16个国家的企业参与,比如日本提供轮胎,英国负责广告,等等。好了,我们再想想,日本生产轮胎,又有多少国家的工人参与?这些人要吃饭吧,要穿衣吧,这些东西的生产又有多少人参与?这些人会生产,是谁教的呢?又是谁教会他们读书写字学习?是谁提供的知识,是谁提供的环境?如此追溯下去,一辆福特汽车里到底包含了多少个国家的多少人的劳动?可能全人类都牵扯进去了,甚至连祖先都牵扯进去了。这就是人类的劳动情况,它是一张巨大的细密的网,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最终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自己买来的东西上凝结着多少人的心血。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这张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一张经济的网,它更是一张文明和文化的网。所以我们叫做“人类”。所以每一个人都同等重要,不管他社会价值如何,有没有劳动能力,甚至是一个植物人,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个人。因为只要抛弃任何一个人,这个网就被撕开一个口子,我们就要讨论谁该被抛弃的问题,谁的价值大谁的价值小的问题,价值大的人有一天也会价值小,那就不再是人间,而是人间地狱了。 这样就引出了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同生共荣。什么是“同生共荣”?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体,一起生活,同甘共苦。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我没有吃的,也不会去抢你的。与之相反的观念叫优胜劣汰、弱肉强食。 最近央视正在直播《东非动物大迁徙》,我不知道编导当初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观众又都是怀着什么心理在看这个节目。我看过一次,恰好在播角马过河。场面非常壮观,河里角马和鳄鱼正在殊死搏斗。就听前方记者在现场解说道:“角马为什么要过河?据说是为了种群的优胜劣汰。”这么说是可以的。但后面又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也都会面临过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好,怎样渡过我们人生中的河!”这就太令我震惊了。我们人类怎能与角马相比?这个记者到底想表达什么?难道我们过不去人生中的河就该被社会抛弃吗?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优胜劣汰?我们人类,当一个个体过不去河的时候,自有别人来帮他,全社会都要来帮他,这才叫人类社会!你看角马过河,谁帮过谁?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那位记者如此说话,反映出了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种流行观念,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美其名曰“竞争”。你看西方经济学的书,翻看第一页,就讲“资源短缺”和“资源配置”,然后就讲竞争和如何应对竞争。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已经成为教育的口号之一。这些思想,在我们古代,在孔子看来,都叫“蛮夷”。 孔子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就是华夏人和蛮夷人的区别。什么是华夏人?就是相信“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人们。凡相信这个中国文化精神的人,就是华夏人,不管他是什么血统,什么肤色,什么语言,什么习俗,无所谓,因为这里说的理念超越民族!什么是蛮夷?就是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人,哪怕他是正宗华夏人后裔!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啊,蛮夷是还没有完全进化到“人”的所谓人种动物。正因为我们中国有这样一种理念、精神,所以越来越多的各种民族都聚集过来,他们都愿意做中国人,中国人就越来越多。尽管有的是一时强大的民族,甚至打败中国人的民族,也还是觉得这种“人”的理念好过自己的弱肉强食理念,最终还是做了中国人。中国古代文明之伟大,在于它真的是“文明”。中国古代文明之屹立于世界之上,就像灯塔一样照亮东方。 这种和谐共存的观念,必然要越出人类的范畴,而远达万物。所以“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在这种观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环境问题的,也不会有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刚听的广播,说奶粉又出事了,然后有专家出来说:食品安全问题,靠企业家的良心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完善的法律!我想说,靠法律是不行的,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家的良心。他没有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意识,早晚要出事的。有法律就钻法律的空子,永远没完。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的这个情况。这就需要传统文化的熏染,所以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有耻且格。这种观念叫“万物一体”。 因为中国人的“万物一体”观,所以中国人尤其是儒士,他会觉得什么都是跟他的生命相关的。所以古代文人有见花落泪、对月伤心之说。不是说文人酸,瞎浪漫,那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看到一片叶子飘落,就像看到自己的生命的凋零。所以汉诗以景言情,“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种见物心动的感觉,现在很难有了。现在看到落叶,就想到谁来扫地。你就算掌握了诗词格律,也永远作不出符合古代“诗”的精神的诗来。现在大批都是这种符合格律的伪诗。“万物一体”的世界观,是中国文化精神最基本的观念之一。 天赋人权、平等民主的口号,在西方是18世纪才明确提出来的,在中国,是早在黄帝时期就提出来了,到孔子就确立了。只是我们的思想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认为平等就是一样,我们不这么认为。孔子所说的平等,是差异式平等,意思就是说:适当的差异即平等。男人做男人,女人做女人,这就是平等。君做君臣做臣,这就是平等。若男人女人做一样的,那反而是不平等,是歧视了。西安交通大学前不久建了一批女厕所,是站式的,说是为了男女平等,这就是个极端的例子。现在我们学校的教育,没有性别教育,男女都一样的课程,这是平等吗?还是歧视?君和臣一样,这是平等吗?父和子一样,这是平等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该怎样就怎样,这就是平等。因为,贯穿其中的,不是权力,不是利益,而是大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要是不以礼对臣,臣也可以不以忠事君。所以孟子说武王伐纣:“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道统高高在上,从此解开了伯夷叔齐的难题。《三字经》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才是平等,差异式平等。近些年西方学者也慢慢懂得了这个道理,如萨义德就在提倡这样的观点。如此您可以想一想,民主选举,一人一票,真的平等吗?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儒家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认为人天生就是人,人天生就有良心。当然,脱离了人类社会培养出来的“狼孩”是不行的,这里说的是一般的情况,只要是在人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就是有良心的,他实际上是知道善恶的,只是有时被蒙蔽,有时自我欺骗。教育就是一个“成人”的事业,把一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的过程。所以开发一个人的良心是最根本的事情,即阳明先生所谓“致良知”。 以人为本,就是不以物为本,不以利益为本。所以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孔孟于此言论多矣!《孟子》开篇最为精彩,“王!何必曰利?”“必、曰”两个入声字,“利”去声字,好有力量,一口顶回去。这些都不说了。中国古代重农轻商,一度受到批判,现在想想,是不是有道理?现在企业家遍地,大家都仰视,到处传授成功经验,年轻人争相膜拜学习。那请问屈原算成功吗?岳飞算成功吗?杜甫算成功吗?难道我们大家学秦桧? 全社会公开谈利,研究怎样赚钱,更要命的是以此为标榜,以此为光荣,以此为理想,官员以GDP为升迁的第一指标,企业家是最荣耀的英雄,教育产业化,上课成了为了赚钱,艺术学校招生排长龙,为了一夜成名,如此下去,中国要亡了。日本人没有亡了中国,我们自己亡了。没有了中国精神的中国,没有了道统的中国,不能再叫中国了,只能叫蛮夷。 以人为本,就是不以“神”为本。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从来不说不能证明的事情。中国人不信神,信祖先。在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是以神为本的,就是在人的上面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神”。神又分两种,一种是喜怒无常的神,一种是稳定的神。信喜怒无常的神,说明这个民族充满恐惧,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原始巫术往往就是这样。那些人们靠巫师给自己安全感。这当然也是人类进步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但毕竟是低级文明,人们对神充满了敬畏感。信稳定的神,基本上就是宗教了,人们对神除了敬畏感,更多了一种亲切感,一种倾慕感。 西方文明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宗教文明。神既然是稳定的,世界就是稳定的,所以西方人相信世界有统一的规律。可是我问一句:世界真的有统一的规律吗?科学就是研究世界统一的规律,世界有统一的规律是科学研究的假设前提。即使发现了违背规律的事情,科学家们所做的也是继续细化、复杂化规律,以使它能把各种情况都装进去。所以科学就越来越细碎了,不断地分科、分化、分类、分析、分分分。所以霍金获得了罗马教皇的嘉奖,因为他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宇宙大爆炸学说,说整个宇宙都来自一次爆炸,那么爆炸之前呢?没有之前。时间是从爆炸那一刻开始的。这就像《圣经》说,世界开始于“上帝说要有光”,在上帝说这句话之前呢?没有“之前”。牛顿、爱因斯坦,这些最大的科学家,晚年都研究神学。因为他们想弄清世界的终极规律。科学没有离开基督教的世界观框架。 中国人认为,没有神,只有“道”。“道”不是一个统一的规律,而是不断变化的一个系统,所以讲“道”的那本书叫《易》。你看《论语》中,很多人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对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他为什么不能针对“孝”下一个定义呢?不能下。下定义也是针对你的。别人问还是不一样。孔子就是知道针对不同的人要怎么说不同的“孝”的人,所以他才是真正知道什么是“孝”的人。如果他对谁都说的一样,那他就是科学家、哲学家,不是得“道”的“圣人”了。 以人为本,意味着不能有任何“神”超越在人之上。人的需求是第一位的。没有了高高在上的神,中国历史上避免了多少蒙昧、野蛮、盲目和邪恶?看看西方历史吧。为什么反倒说中国蒙昧,而需要那相信神的人们来给我们启蒙呢? 中国民间也有所谓的“神”,还不少,但是仔细想想,没有哪个神是神圣的。中国人对待所有的神的态度,就是利用。有用了就用,没用了就扔,所以鲁迅曾说中国人是不断地造神,又不断地忘神。这种实用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精神,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讲实用的民族。不管什么,都是实用第一。道路没有直角的,红灯没有不能过的。传统文化没用了,立刻就扔,不管他几千年什么从来怎样。有用了,马上就捡回来。这些被称为“民族劣根性”的表现,其背后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人不信神,只信人。人是第一位的,在人之上,没有更神圣的东西。 “民族劣根性”不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真正体现,它只是以人为本理念的错误表现。因为以人为本,是以人类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是以义为本,不是以利为本。孔子所提出的“道统”,正是与“民族劣根性”做坚决斗争的崇高理念。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也要看到“民族劣根性”毕竟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后面有中国人的世界观。要改造它,要从以人为本理念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进行,不要彻底打倒以人为本理念,那样恐怕更是倒退吧。 一百年来,我们引进西方文化,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尚理念,结果,换来的是社会道德的大滑坡。因为西方这些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公平、法制、个性等理念的背后,是西方人的以神为本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观,是中国人很难接受的。所以西方的东西一来中国就变了味儿。 中国人不崇拜神,只崇拜人。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是圣贤、君子。其次,是人,就是不是畜生的人。既然中国人都是以这样的理想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所以中国人就崇拜祖先。祖先就是圣贤、君子和人的组合。祖先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祖先的文化,就是人的文化。崇拜祖先,其实还是推重以人为本的精神。 西方的历史,都被描述成一个个的事件,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总结历史规律。因为他们相信世界有统一的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规律。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正史,都被描述成一个个的人,历史学的任务,是评价一个个的人,并使之精神永传子孙。所以西方历史是编年体,兼分析;中国历史是纪传体,兼传道。 西方历史记载的人,一定是对所谓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人,中国历史记载的人,一定是在做人方面有重大表现的人,大都是君子,也有奸臣,但有没有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有影响,倒不在考虑之列。所以有些宰相无传,而很多隐士有很长的传。这就是中国正史,不是西方的黑斯垂。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不以力为本,不管是暴力还是权力,都不能凌驾于人之上。儒士反抗暴力的事情,在历史上太多了。儒士不会赞美一个以力服人的人。这个不多说了。权力也永远不能高于道义。儒士面对权力,一定是以道义为标准去衡量的,该拥护的拥护,该反对的反对。 既然权力不是第一位的,法律也就不是第一位的。中国所谓“法”和西方的法律,其作用和表现有所不同。《礼记》中孔子说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时代不讲礼义,小康时代讲礼义,刑仁讲让,也不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时代。《论语》: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以法律为至上,是法家的思想。如果说大同时代是黄金时代,小康时代就是白银时代,法律时代就是青铜时代,那么有法律都不遵守、不能约束的时代,就是黑铁时代、野蛮时代了。像古希腊神话所说的一样,看来中国也有四种时代啊。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法家看来,儒士和侠士一样都是违法乱纪分子。《史记》中有专门的侠客列传,就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抗暴力、权力和法律。与此相应,孔子主张复仇,《礼记》: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这里有儒家的伦理亲疏观,但是,无疑亲情被摆在了第一位。结合《春秋公羊传》伍子胥替父报仇一段下的议论可以更完整地理解孔子的复仇思想: 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这段话应该是出自孔子之意,或者说,是孔子传给子夏,代代传下来的。我们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口传心授(即前文所说“文”与“献”的关系)还是重视得不够,经常以为文字是决定性的,而对口传的真实性抱有巨大的怀疑。我采录吟诵的感觉,包括对汉字汉音汉歌的学习之后的感觉,都是:口传的文化是传承为主,变化为辅的。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公羊传的解释出自孔子之意。 孔子在此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复仇问题。复仇的前提是“父不受诛”,即父亲是无罪的。如果父亲罪有应得,复仇就是无理的,无意义的,成了仇杀循环,冤冤相报何时了。复仇只针对凶手一人,不可波及旁人,包括凶手的亲人后代。这些观点和父仇不共戴天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把“道义”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而不是法律,也不是父子血缘关系。所以,又有“大义灭亲”之说,见于《春秋左氏传》,卫国石碏因子石厚从逆弑君而杀之: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这里的“君子”不是孔子,应是左氏,但其意也应是来自孔子之学。 所以说,“复仇”这个观念的重点,并不在于突破法律,而在于“道义”至上。 与此相应,《孝经》说父子、君臣关系: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孝敬父母、忠心君主,并不是做听话奴才,而是要以“道义”为至高原则,逢不义则力争、死谏,对那样不义的命令,是绝不能服从的。对于倒行逆施的当政者,甚至要讨贼伐残,对于恶贯满盈的亲人,甚至要大义灭亲。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孔子之意的一些曲折隐微之处。大义灭亲,是父杀子,不是子杀父。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未说相反情况。《礼记》: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不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在这里,并不主张逆父、弑君。这是因为,以人为本,不以动物为本,是从以人类为本开始的,从人际关系开始,从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就是血缘关系开始的,所以儒家以“孝”为根本。但如果人类利益和亲情发生冲突怎么办?儒家主张不宣扬断绝亲情。若是公开宣扬大义为至高无上,把亲情放在第二位,则大义就没有了根,以人为本就不知道是落在哪里了。但亲情也的确不是最高道义,这一点也不能忘记。《论语》: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既为“隐”,就是在父子亲情之上有一个“道义”在。但为什么还要“隐”呢?就是因为法律不是第一位的,“道义”是第一位的。“道义”要落在亲情上,所以“隐”才是合乎“道义”的。“隐”的背后是“谏”,是“争”。 孔子的这段话一直为一些现代学者所诟病,因为现在我们是引进西方社会机制,以法治国了。孔子显然不太把法律放在眼里。复仇问题也是这样。那么我们想一想,历史上有没有叶公之说占了上风,到处都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时代呢?有的,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包括此前的某些运动,都伴随着这样的思潮和做法。那时候有个词叫“划清界限”。凡有人被定性,他的亲人、朋友、老师、学生,就会被要求与他“划清界限”。要么贴张大字报批判他,要么自己也被定性。中国的亲情关系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无数的生命悲剧,不说了。在这就说说两首诗吧。 “朦胧诗”派起于“文革”后期。其代表诗人:北岛、舒婷。北岛有诗《雨夜》,前面是写定情的,“你说,不/口气如此坚决/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在两人定情以后,按照惯例是发誓,北岛是如何发誓的呢?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舒婷有诗《?。!》,写的也是定情:“那么,这是真的/你再不会变卦/即使我柔软的双手已经破裂/腮上消褪了青春的红霞……”,而最后的发誓也是这样: 现在,让他们
向我射击吧
我将从容的走过开阔地
走向你,走向你
风扬起纷飞的长发
我是你骤雨中的百合花 在“文革”中的人,是这样为爱情发誓的?不是“爱你到永远”、“海枯石烂不变心”、“永远让你幸福快乐”之类的,而是:就算你成了“反革命”,我也愿意跟着你!就算我因此要去坐牢去死,我也永远不背叛你! 想一想,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们,你敢发这样的誓吗? 想一想,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人间地狱。道义是第一位的,但是道义是落在人情上的。不可以以道义去普遍地破坏人情,那一定就不是道义了。所以《孝经》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连西方的法律对亲人作证也很宽容,何况以人伦为本的中国呢? 所以,违背人伦的事不可提倡。那么,当亲情真的与大义发生严重的冲突的时候呢?是父子相隐,还是大义灭亲?这个,良心知道。良心是什么?就是对“道义”的感知。真到那时候,心知道怎样做是对的。只要行大道,怎么做都是对的,不行大道,怎么做都是错的。 孔子主张复仇,在法律不完善的时代里,等于是给了普通人一柄权杖,可以替天行道。在今天法律日趋完善的时代,复仇本身也许不应提倡,但是,孔子传给我们的主要是这样一种精神,以人为本,要永远记住,在法律之上,还有一个“道统”在。不然,法律本身都失去了依据。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以活人为本,以现世现实的生活为本,以后代为重。所有虚无缥缈不能证明的东西,都“敬而远之”,就是不反对,但绝不置于活人现世之上。人类历史上神鬼之说造成的灾难也太多了。中国人的传统是比较现实的,这种灾难在中国就要少一些。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以每个人为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承认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个别教学的教育模式。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不以教材为本,不以知识为本,不以能力为本,而是以人为本,以培养人为最终目标,所以中国古代教育是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是以人生态度为第一要务的。 孔子毕其一生,用尽精力,就是明确树立起了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华夏文化精神,并明确标榜中国人应该以此为正统,这就是“道统”。《春秋》开篇: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一统”,就是强调“道统”的意思。《春秋》以周文王为“统”,因为周文王或者说西周文明是“以人为本”的“道统”的标志。孔子描述历史,是在这样一种“道统”的观照下进行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国正史观”。 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的学术观,它更是中国人创造历史的基本标准和动力。由于有“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历史便呈现出了与其他民族史有所不同的特色。 现在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其实真正与“炎黄”有血缘关系的并不多。黄帝部落当初也就是数万人的规模,现在我们却有13亿人,即使在古代也一般保持着几千万到两亿左右的人口——难道是中国人特别能生?当然不是的。是民族大融合。 我们现在的主体叫做“汉族”,古称“汉人”,这个说法出自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在汉朝的版图之内,有多少人是“华夏人”呢?也就是周武王分封诸侯时的周人的后裔呢?不足十分之一。 东海有东夷,后来并入了齐国。商人也是东夷的西迁,后来成了郑国人和宋国人。 东北有东胡,是个大族,后来大部分西迁了。留下来的,叫做鲜卑,其南部的乌桓,三国时被曹操收编了。鲜卑主体数百万人,后来是在北朝南下汉化的。留在东北的余部号为契丹。契丹的北边是女真,契丹和女真在元朝都视同汉人,没什么大区别了。女真最后的一批人,就是满族,现在也已经实质汉化。再东的高句丽人、渤海人,至唐朝也已大部融入华夏,只余朝鲜半岛。 正北部,是匈奴,又分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自愿并入了汉朝。北匈奴被汉朝打败,一部分进入了汉朝,一部分西迁,成了匈牙利人。匈奴的北边是丁零,匈奴走后,丁零南下,是为突厥,又分东西突厥,后来被唐朝打败,一部分进入了唐朝,一部分西迁,一部分为回纥,后改称回鹘,西迁而为今天的维吾尔人。回鹘走后,大漠空虚,留下的各族混而成为蒙兀,即蒙古族,后在清朝成为蒙古八旗,也彻底成为了中国人。 西部有西戎,后来大都并入了秦国。西北有西域各族,稍南为吐蕃,从汉到唐,断续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到明清终于明确成为中国人。 西南有巴人、蜀人、黔人、滇人,在秦汉即已内附。南部有百粤、百濮众部族,自秦至唐,已完全汉化。东南部有瓯人数百万,即现在的温州一带的人,在汉朝全部内附。 中部,有最大的南蛮众部族。楚国国君血统也不是华夏,西周初年诸侯朝觐的时候,楚国国君不得与宴享,只能在厨下与诸人一起。所以后来楚国自称“我非华夏”。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后来居上,不仅地域几半中国,文化也艳冠天下,中原诸国都已经接受楚国是华夏,而共同目秦国是蛮夷之国。虽然秦国王室血统是华夏,但是他们崇尚暴力,弱肉强食,所以是虎狼之国,已非华夏。楚国亡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这是楚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屈原投江中。楚国虽然战败亡国,但是屈原坚信楚国才是天堂,秦国只是野蛮。屈原的想法代表了全体楚国人的想法,所以大家才敬佩他、纪念他。这不仅仅是所谓的爱国精神,而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和坚守。后来的刘邦、项羽,都是楚国人,他们的国号都是楚,汉朝本来应该叫楚朝的。楚国连同其国内的绝大多数南蛮至此也融入了华夏。 吴人也不是华夏人,只有吴太祖是。吴太祖逃位到吴地后,以华夏文化教化当地居民,被奉为首领。越人断发纹身,更不是华夏人。吴越到战国时期,就已经融入华夏了。 在华夏的本土腹地,也不是只有华夏人。从黄帝时期到春秋时期,中国的版图都是渔网状的,中间有很多其他民族聚居、杂居和散居。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最常见的是羌人,如白马羌、楼烦羌等,到战国时期才融入华夏。 所以说,汉族的人口,九成以上不是华夏后裔。汉族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群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的人。中国人更是如此。历史上,中国人有不同的称呼,而从不以血缘、肤色、语言、地理、习俗为依据,从来都是以信仰为依据。最早信仰“以人为本”的道统的人们,称为“夏”,即“大”、“雅”之意,“华”即“花”,是形容我们的文化之美仑美奂。至周朝,称为“周人”。至秦朝,称为“秦人”(见朝鲜《三国史记》所记载中国人飘洋过海去朝鲜被称为“秦人”)。至汉朝,称为“汉人”。至唐朝,称为“唐人”。今天,称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虽然有很多民族,但是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在世界上是独特的,这是最首要的。 这些融入华夏的民族和人群,绝大多数都是自愿的而非强迫。很难想象靠强迫可以让那么多人融进来,持续不断地融进来,持续三千年而没有分裂和叛离。史实如此,无可辩驳。中国人是一直往里聚集的,而几乎没有向外分裂过。这不是说国土的得与失,说的是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人群是否又重新变成了蛮夷。这种情况作为个别现象肯定是有的,作为大规模的集体分裂却没有过。即使漂流海外,中国人也是聚居在一起,教化当地蛮夷。他们永远是中国人。在历史上,中国人真正分裂出去的只有一次,就是1920年代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的独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军事原因,但是民族自信的首次丧失,华夏精神的光芒黯然,恐怕是根本原因吧。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一群人不愿意做中国人。 不,其实还有第二次,就是现在。有那么多人要出国,要拿绿卡。他们见面的时候,谈论的是如何融入当地人,并且以变成了当地人为荣。我想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伟大文化。 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人要做中国人?他们中有的甚至放弃了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因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人性的精神,是让人做人,不是做动物。那些融进来的人们,他们有的比中国人富裕,有的比中国人强悍,有的甚至打败了中国人,成了中国人的主人,可还是自愿放弃了他们的文化,愿意做中国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现在流行隐瞒年龄。尤其是女性,说不要问她年龄,问了不礼貌。要真问她,她也必躲躲闪闪、假作羞涩。不仅女人,男人也一样。见面都要夸人年轻,不可往大了说。明明这人看着四十多岁,非得说“你不到三十吧?”这才显得尊重,对方也必心花怒放。好奇怪的风俗!好荒唐的文化!我们忘了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尊老爱幼的,老人才是得到全社会最多尊重的人群。我们中国人一向自称“老子”,骂人才是“孙子”!尊称人一定是“大哥”、“大姐”,不会是“小老弟”。为什么? 因为见人往年轻了说,这是西方的传统,怕老,因为在西方弱肉强食的文化精神中,年老意味着被抛弃。在中国,恰恰相反,越老越有资格,越老越有福。所以以前的人不害怕被问年龄,愿意说自己老,连名号都是这样,愿意自称老翁、老夫。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还是外国?每当有人对我说“你好年轻啊”的时候,我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好像我老了就完蛋了。现在这都快成全民族的焦虑了,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宁愿被人说老,那样我才感到温暖。 有人羡慕在外国老人不愿意被让座,因为他不想输给年轻人。有人看见日本孩子在冰天雪地里锻炼,说中国的父母太溺爱。有人说中国人不孝,父母年老退休了,还让他们帮带孩子。有人说中国人不讲法治,就讲人情,靠熟人办事。有人说中国人亲戚朋友一大堆真烦。——我真想对那人说:你太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这才是中国人之间的人的感情,是中国人的幸福。有人说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随地吐痰,还有加塞插队,是,这当然是毛病,一定要改,可是您明白吗,在这些毛病的背后,是中国人的安全感。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人群!因为我们有七大姑八大姨,有两肋插刀的朋友,有同生共荣的同胞!中国人生活在宗族中,是大家族制,而大家族是要保护每位成员的安全和利益的。在批判大家族的时候是不是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我最近重新看了巴金的《家》,以往说是对封建大家族的批判,我看不是那么简单吧。中国的大家族制,曾经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西方人讲究契约,讲究法律,讲究豪猪取暖式的距离,讲究AA制的公平,其实在这背后是独立的个体,或者说是孤独,是缺乏安全感的灵魂。 就是这样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性、尊重每个人的中国文化精神,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高雅而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但是,中国文化精神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中华大地上光辉灿烂的。有道显的时候,有道隐的时候。当大道既隐,外夷入侵,或乱臣贼子祸国殃民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国人忍辱负重,是如何团结起来一步一步走出绝境的。在那样的时代,总有那样一些中国的脊梁,作为民族的中流砥柱,舍生取义,力挽狂澜。那些人就是儒士。朱老师曾经想写一部儒士殉道史,但后来没写下去,他说,因为太惨烈了,他下不了笔。儒士就是这样带领着中国人,走过风风雨雨,期间与各种恶势力、俗实力、愚昧和野蛮做着不懈的斗争。有时他们暂时控制了大局,有时他们被压抑、被屠杀,但这条线从未断绝,也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线,中国文明才能傲然立于世界。“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浮浮沉沉,才是中国正史。 这样的中国正史,在钱穆先生那里表述得最清楚。我觉得《国史大纲》应该是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现在学生们看到的中国历史,充斥着腐朽、落后、愚昧、阴谋、自私和肮脏,所以五千年来第一次,孩子们不愿意做中国人。迈不过历史这道坎儿,中国是不可能复兴的。 台湾民谣名家叶佳修先生有一首歌,我一直记得: 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 提醒你
提醒我 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见过 再苦的逆境我们同熬过 就是民族的气节
就是泱泱的气节 从来没变过 手牵手什么也别说
哪怕沉默都是歌 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
中国 以前四海之内的人都想做中国人,是因为中国是黄金天堂吗?不是,在这块土地上,也有贫穷,也有战乱,也有瘟疫,也有灾荒,但是,在这块土地上人可以活得更像人,所以大家愿意过来生活,一起为这样的理想辛勤劳作。这样的理想和精神,就是“泱泱的气节”,才是中国人最宝贵的财富。 下面来说说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方面。 先说人口。中国自汉朝以后,在正常情况下,都保持着五千万到两亿之间的人口。这个数量大致一直是古代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样子。但是中国的国土现在仅为世界陆地面积的十五分之一,在古代则常更低。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中国拥有古代世界最肥沃的一块平原。我常鼓励学生看看世界地形图,就可以发现那一小块低洼的绿色——从京津到江浙,是多么的珍贵!因为那是古代文明世界中温带地区最大最平最肥沃的一片平原。这是“我们的田野”,是中国文明的土壤,可惜现在有很多已经变成了水泥,剩下的浸泡在农药和化肥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康复。中国也有大片的山区、高原和沙漠。我们既要看到这片平原是古代中国优越的天然条件,也要意识到中国的富饶不仅仅靠一小片平原,更重要的是靠中国文化精神所孕育出的中华文明。 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三十多岁。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可怕。其实这样的统计数字很大程度是基于墓葬,而古代新生儿的成活率很低。大致说来,古代人类新生儿能够长到十五岁成人的常不足一半(想想古代没有避孕措施,也很少流产,而每对夫妇平均将生育十胎左右,但人口数字并没有很大的波动)。但长到成人,如果没有战争、瘟疫和灾荒,活到老年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古代人的出生就是一场赌博,难产的情况也很难处理,所以现在我们还把生日叫做母难日。新生儿缺乏母乳、感染疾病和发生意外的情况也很多。现代西方医学主要是解决了出生、幼儿疾病和传染病等几个问题,所以人类的人均寿命就翻倍了。当然其他问题的解决也更加延长了人均寿命。有人统计过历代中国成人的人均寿命,大致在六十五岁到七十岁之间波动。汉朝更高达八十岁。这些数据也许越早期的越不完整,但是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基本靠谱的,中国古人成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在近七十岁。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三岁。所以说,现代西方医学在生育和治疗疾病方面的确功勋卓著,但在养生和长寿方面还没有很好的功效。 古代中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在世界上属于比较长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因瘟疫而人口锐减的情况,在欧洲则多次发生过。古代的中医比古代的西医更有效一些,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养活了这么多人。 养活这么多人,一靠医学,二靠粮食,三靠和平。再说粮食。 中国人在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我们是农业文明,很早就是田野耕作的民族。中国的粮食产量,一般都在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样子,有时甚至更多。中国古代的粮食亩产量一直在缓慢增长,耕地也一直在曲折增长,人口也一直在曲折增长,几相抵消,中国古代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在1000斤到1800斤之间波动,而温饱水平是700斤。只有在战乱年代,中国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才降到温饱水平。现在我们的水平是800斤,据说还每年浪费1/10以上。现在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靠进口粮食养活自己的时代。 1930年代,国际联盟曾经派农业科学家考察团来到中国,他们最后提交的考察报告题目是《中国土地利用七千年》,他们的结论是:当代世界农业必须按照中国传统农业的模式进行,才能健康发展。可惜因战争的原因,这份报告被搁置了。今天的西方农业科技的确发达,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理念、方法以及对中国土地的适应性,是否仍具有重大的价值?今天我们不知听了谁的理论,走上了高生产高消费的道路,盲目搞城市化,封死和毒死我们的田野,剜肉补疮,慢性自杀。盲目地跟西方的风,难道至死不悟?有人说,中国需要新的启蒙运动,我说真是需要,但这次不是西方文化的启蒙,是每个中国人该认真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真相了。 古代中国的生活水平如何?看看各国的饮食就知道。韩国的名菜,是大酱汤、泡菜。日本的名菜,是生鱼片、寿司。法国的黑面包、德国的土豆、意大利的比萨、印度的手抓饭……今天在大饭店端出来当然都是金碧辉煌,但您想一想,在这些食品的背后,反映了他们古人的饮食水平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的饮食冠绝天下,这点不用讨论。为什么冠绝天下倒是值得一说。有人说是中国人太好吃了,也可能吧,但是好吃要有好吃的资本。看看中国南方的普通百姓的食品:江苏的水煎包、福建的肉燕儿、广东的早茶、云南的过桥米线、贵州的肠旺粉、四川的火锅,质量怎样?讲究程度怎样?贵族的饮食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南方食品的精细程度比北方高?因为古代南方生活水平高一些,华夏后裔和贵族后裔也多一些。儒家讲究饮食,《论语》说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们都记得《红楼梦》里王熙凤那道茄子的做法,实际上比那复杂精细的饮食还有的是。总之,中国发达的饮食文化基于高超的农业水平。 中国不仅饮食发达。古代中国的服装也冠绝天下,因为中国很早就有丝绸,又最早大面积推广棉花种植。古代日本贵族听说要跟中国开仗,第一反应就是:夏天难过了!因为没有中国丝绸了!还有瓷器。想象没有瓷器的古代欧洲……中国人穿布鞋的时候,欧洲人穿木鞋。中国的茶叶、木器、竹器、铁器,也冠绝天下。中国的建筑,冬暖夏凉,没有钉子。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描述,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中国遍地是黄金!意思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太高了!我在欧洲看到皇宫里表达最美妙和最高雅的生活的绘画和雕塑,除了天神,就是中国人的形象。那就是古代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尽管有些顶戴花翎,但那是神仙的意思,可不是腐朽的象征。 鲁迅说,吹牛老祖宗有钱没用,现在毕竟是穷光蛋。不,有用的,老祖宗之所以有钱,是因为有精神,那精神才是传家之宝。找回那精神,就能找回那财富。 再说说古代中国的政治。现在一说到中国古代的政治,往往就是这么几句话:封建专制!皇帝集权!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全是西方概念。果真如此吗?所以要读原典,不能人云亦云。 家天下这事,是自夏启始。不是禹传启,而是启传给他的儿子。此后夏主不再有有德之称。商汤称有德,但此后诸王也不再有有德之称(商人当然不是这样说,这里说的是后世儒家)。周文、武王称有德,此后诸王也不再称。家天下这事,儒家是有看法的,所以一直盛称尧舜禹。但历史大势如此,而且是先于儒家而存在,已很难扭转。中国的政治,自夏启始,称为天子集权,是可以的,但只能到汉武帝而止。汉武帝是一个转折点。现在讲历史,讲文化史,讲专门史,都爱用朝代分期,这恐怕有偏差。看汉武帝之前的秦汉情况,和战国没有什么区别嘛。汉武帝是一个分界线,原因在于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事情也不是偶然的,是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必然选择了儒家,这是早晚的事情。 汉武帝本人强大,所以他不怕尊儒家,但儒家一旦上台,情形就不同了。此后中国历史,儒家主政的时间是最长的。期间,外夷政权和乱世,儒家的力量一般就要弱一些,但是也不是很弱,有时还很强。稳定的朝代而儒家又不主政的,只有元、清两朝。 什么叫主政?就是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现在的课本上都说,是皇帝掌权,大臣们都是奴才。那是清朝。清朝以前,历朝宰相或内阁,都对圣旨有驳回权,或不执行权。圣旨一般也是宰相集团草拟的,由皇帝走个形式盖章,再回到宰相集团这里。在各种小说、影视剧、课本里,好像圣旨都是皇帝下的啊,而且他想下什么圣旨就下什么圣旨。实际上呢?皇帝连自己的行动都不自由,不用说娶妻生子了,就连吃饭穿衣都做不得主。皇帝的一生,往往就是跟宰相集团角力斗心的一生。几乎任何圣旨如果不能得到宰相集团的同意,都是不可能拟得出来、发得出去、执行得了的。当然,任何圣旨,如果没有皇帝的同意,也是发不出来的。所以明朝万历那几个皇帝都几十年不上朝,为什么?跟大臣们斗气。但圣旨照旧发。古代的王朝这么看是两权分立。实际上两权不均衡,一般情况下,重心都在宰相集团这边。皇帝要和后妃外戚宦官团结起来,跟宰相集团斗。斗争往往很惨烈。 儒家讲忠君,但这个忠君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政统要符合道统。所以真正的儒士在皇帝面前是昂首挺胸的。儒家也很重视对皇帝的教育,因为皇帝教育好了,就省了很多麻烦。做帝师是很多儒士的梦想。而宋朝那几位帝师,经常要求皇帝要站着听,他们要坐着讲。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而是因为他们的道统高于皇帝的政统。儒家也支持嫡长子继承制。按说儒家既崇德,就该支持以德传位。嫡长子也可能是傻瓜啊。可儒家一直支持嫡长子继承制。为什么呢?原因很直接:嫡长子最稳定。嫡长子是不变的(除非死了),其他的(德也好,才也好,母贵也好)永远是可变的。儒家其实是需要皇家的稳定。皇家稳定了,儒家才好执政。执政是儒家的事,其实不是皇家的事。皇家就是个坐天下的。 那为什么儒家支持家天下呢?为什么不直接反对帝制呢?因为在那个时代,人民需要一个政权的象征,那时候的人性还比较弱小,失去了这个象征,反而会被物性埋没,造成人心大乱,社会大乱。但是,儒家并不是真的支持家天下,孟子不是说的很清楚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要求君王要为天子父母,父母,是最操心儿女,默默付出而无怨无悔的。这个比喻道出了儒家的真心。儒家也把官员比喻为父母,是一方百姓的父母。所以儒家总把尧舜禹文武王拿出来作为皇帝的典范,就是规范皇帝,要求他全身心为天下服务。如果他做不到,儒士就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从死谏、兵谏到恶谥。如果还不行,就诛一夫民贼了。你说,这是封建皇帝专制吗?为什么世界上包括汉文化圈很多国家到今天也没有废除君主,而中国从戊戌变法尊崇皇帝,到推翻五千年帝制,只用了十五年时间?因为中国的儒士们,他们心中本来就不是把皇帝摆在第一位的,而是把道统摆在第一位的。不然如何解释大家这么快就坦然接受?这一点是不是跟同样号称汉文化的日本不同?日本文化强调无限忠诚天皇,中国儒士只无限忠诚于道统。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现在都说是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但请君仔细看一看呀,哪里有西方民主的影子?我是一点也没看出来啊,全是孔孟之道啊。举最著名的两段,一段原君,一段原臣,为什么叫“原”?就是原本如此,复其孔孟当初提倡之本来面目: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 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 ,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日: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这两段与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孝经》谏诤之说、孟子所谓君轻之论与独夫之说,不是一脉贯通的吗?我没有看到超越孔孟的地方,也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影子。 西方所谓民主,其前提是世界有统一的规律,人都是一样的。儒家认为世界不统一,人都不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儒家的主张里,和实际情况中,基本上是贤人代表制,而不是普选制,当然更不是集权制。中国的政权,一般掌握在宰相集团手中。宰相集团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它的产生,唐以前是靠举荐制,就是直接由大家族推荐的。唐以后,有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举荐制(但不是全部),这是中国打破贵族门第(以人为本,就不是以贵族为本)的努力的巨大成果,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向下层老百姓的普及程度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家族的代表也是层层推举的,最低到乡里,推举的标准至少标榜是品德。科举制考知识和智力,但有面试仍重品德。实际上大多数科举上来的官吏,仍然出身大族。大族不是压迫居民的,那样的大族长不了,大族的族训都是忠厚传家。大族是一方人民的依托。另外,官吏最低到镇长,下面就是居民自治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层层选拔(推荐或者考试)贤人,最后到宰相集团的。西方民主政治要面临真理经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尴尬,中国的贤人政治要警惕奸雄称霸的危险。都是有利有弊,看适应什么了。现在中国没有了皇帝,只有执政集团,相当于原来的宰相集团及其下层。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的政府说,不走西方的普选道路,这也符合目前的国情,也是中国的传统。只是现在最初一级的人民代表,很多是老百姓不了解的,古代可不是这样的。这不能算是彻底的贤人政治。贤人政治是层层推举,每一层的推举都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考虑德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从认识传统文化的真相入手。 中国通史之类的书经常说,朱元璋废除了千年宰相制,实行了前所未有的皇帝集权制。事实是,宰相的名称一直在变,皇帝总是用新的身边的办公机构去化解宰相权力,于是形成新的宰相。但新的宰相机构一旦形成,很快就又成为儒家道场,于是新一轮名不副实又开始了。明朝的宰相是大学士,而且明朝是宰相权力最大的朝代之一。真正废除宰相的,不是明太祖朱元璋,而是清太宗皇太极。 皇太极仿照明朝设立了内阁,但明朝内阁是执政的,他的内阁是秘书处。内阁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清兵入关后,内阁也像明朝内阁那样投票表决事务,但一来内阁多满人,二来事务首先在皇帝那里筛选了一次,无关痛痒的才被送到内阁来,换句话说,内阁更像是拍照用的。初入关时,汉族内阁成员冯铨、洪承畴曾上折痛陈其弊,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又一次在尝试组建宰相集团,可惜这次满人完全不理那一套,内阁到清亡也还是一个秘书处。雍正皇帝后来设立了军机处,权力比内阁还大,但军机处也没有圣旨的驳回权、留中权。满族大臣见了皇帝都自称奴才。汉人大臣才自称臣。这在满人看来,是连奴才都不配做的意思。中国的政治,到了清朝,才走上了皇帝集权的道路。 我们在史书中看到,明朝的皇帝昏庸腐败,清朝的皇帝个个英明睿智。在这些记载的背后,是中国史书传统的堕落。众所周知,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官往往是世家,而史官如何记载历史,是皇帝也不能左右的。儒家起源与史官关系密切,史书的理念也始终是儒家思想。历史上有修史不够认真的(所以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但没有故意歪曲历史的。清朝是个例外。如前所述,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致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时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举个例说,袁崇焕守宁远,对明史意义重大,但袁崇焕的传记有多处关键点笼罩疑团,而说起来应该比他更重要的另一个人物袁可立却在史书中踪迹皆无,要不是后来发现了董其昌的一篇文章,袁可立就在历史上消失了,而那段历史到现在也拼凑不完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满清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这还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说说军事吧。现在经常听人说,中国人好傻啊(也有说爱好和平的),自己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做爆竹,西方人拿了去就做火枪火炮,一下子打败了中国人。事实是,中国人首先用火枪火炮。宋朝就有了“火枪”这个词,莫高窟上有画为证。岳飞们用的梨花枪就是枪头绑着火筒。又有“突火筒”,竹制的,装散弹。元末朱元璋们大战的时候,火铳已经是主要武器之一,而且是铜制的。明朝军队按人数十分之一装备火铳,跟今天的手枪类似。永乐年间更建立了专门的火枪火炮部队——神机营。明朝自制火炮,也仿制西方火炮,比原制更厉害,装弹更快。朝鲜壬辰战争,中国军队协助朝鲜军队抗日,上阵就是用火枪火炮,日军一败涂地。戚继光发明了立跪卧三排轮流射击的火枪战法,比西方还早。袁崇焕守宁远也是用大炮。郑成功军中有万斤大炮,射程两公里。当时中国火器,至少不比西方落后。航海造船也至少不比西方落后。 那时候欧洲出现了近代科学。徐光启听说了,就向利玛窦学习,很快掌握,就共同翻译《几何学》。但这还不够,他意识到了事情的重大,就收拾行囊准备去考察。徐光启什么人?当时中国最大的学问家之一,又是朝廷宰相,又是儒学大师,以其才其德其威望,如果当真成行,我相信中国后面的历史都会改变。可惜他年老生病,终于未能成行。此后就是李自成造反和清兵入关了。清朝一入主中原,立刻闭关锁国,几乎所有的科技都停滞或者倒退,粮食产量最好的时候还赶不上明末,以至于两百年后,西人端着火枪火炮来打时,清兵还是当初攻打宁远的样子:挥着马刀成排地倒在火炮下。 中国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鲁迅说的都是“吃人”?如果我们认清了清朝,可能一切就明白了。清朝把一个正大光明、活泼开放的文化,变成了一个卑微琐碎、封闭保守的文化。“五四”反传统,也自有道理。 还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全是战乱与灾荒。统计世界战争,三分之一在中国,差不多有5000场。平均起来一年两场啊。要知道,中国历史是世界上记载最详细的历史。欧洲古代史在中国历史面前只能叫资料匮乏。所以中国的战争基本上都被记录下来了,欧洲的就大部分消失了。还有一件事。中国地方很大。蒙古的一场战争对江南影响有多大?但如果这是意大利或者西欧就不同了。地方太小了。中国古代的战争至少并不比别处多多少,而这些战争大多数还是蛮夷入侵。至于灾荒,实际上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的灾荒更多。而中国古代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为灾荒所做的准备是足够应付的。无论是粮食还是钱财,还是容纳流民的土地,还是赈灾的政策,都是比较完备的。只是有时执行不力,有时奸人当道。中国古代应对灾荒的成功案例远多于失败的案例。如果真的战乱灾荒不断,哪里还有什么文明的积累?哪里还有文化的传承?哪里还有那么多人愿意住在这里?对于大多数中国的乡村来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和平而宁静的。这才是真相。 当然,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看到了那么多的惨绝人寰,更不用说更多的扼腕叹息了。但是要想一想,为什么大家还是愿意做中国人?为什么这里还是聚集着这么多人?为什么这里富庶繁荣?为什么这里的文明一直延续?是什么力量在与野蛮、自私、弱肉强食做抗争?那个力量才叫文化。要是中国没有这个文化,那会是什么样? 中国的历史,像其他各地各民族的历史一样,都是文化和野蛮的斗争史。中国的野蛮,不仅来自蛮夷,来自华夏民族自身的蒙昧,有时也来自文化自身。文化的不彻底性也会造成野蛮。很多的恶都打着善的名义。像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彻底的儒家文化,那就有野蛮的成分。 今天我们做传统文化教育,要传承的,是彻底的、真正的、优秀的文化精神,而不是古代的全部。 文化的传承,就靠教育,中国的教育也是天下第一。 八、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未来
未来的中国教育,只有把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才能让绝大多数家长满意,才能培养出世界性的人才,才能承担起开创中国未来的责任。 目前教育中的传统文化内容,不仅太少,而且零散,而且多有偏误。我们需要的是系统的、真实的、有效的传统文化教育。这需要弄清几个大问题: 第一,传统文化的内容是哪些?广义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只要是好的,不是野蛮的(比如裹小脚),就是文化,所以民俗、戏曲、工艺、饮食都是文化。只要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传统文化,所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教都是传统文化。狭义的传统文化仅指儒家文化,以其思想为核心,以其形式为外围,所以儒家经典、程朱陆王之作是基础,但最重要的不是文字而是其思想,史子集为其次,这里有政治经济,兼及一些道释思想,集则以诗词文赋为主,兼及一些杂学,然后是基本生活技能,包括修身礼仪、饮食起居,最后是琴棋书画、茶酒香花、医卜术数、农工商艺、天文地理、武术军事等,总之是雅文化,而且是儒家文化。传统文化教育应以狭义的传统文化内容为主。 第二,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此事不明,传统文化教育就会流于记忆知识,大打折扣。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前文已述。传统文化教育应当始终记得这点,如此才有自信,始终在西方文化面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教育过程中始终贯彻这点,教育才有方向,不致走偏。儒家文化的目标是修身立德,凡事以此为皈依,才能不囿于技艺。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是把这样一种文化精神传承下去,所以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成人”教育,即把一个人教育成“人”的过程。所以形成良好的人生态度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技能,其次才是知识。 第三,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怎样的?现在我们的教育方法都号称来自西方,西方的教育方法来教中国文化本来就不对路,何况我们学的西方还是皮毛,大都来路不正。未来的传统文化教育一定是以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为主的,兼及借鉴西方。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教育方法,在这方面,教育学界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在的中国古代教育学研究基本上是以文献研究为主,而对于口传心授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教育来说,这样的研究很难深入其内部。我只是比学者们多接触了一些活人,就是私塾出身的那些老先生,就觉得眼界开了很多,下面我会细说,但仍很肤浅,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来做古代教育的研究,但希望是全身心投入实践的研究,不是站在外面做“科学”式的研究。 第四,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从哪里来?这是如何实施中的关键问题。现在教育市场上最缺的就是国学师资。需求量大于十万人,供给量几乎为零。现在我们主要都是靠培训现有的师资来对付的,无论是体制学校,还是私塾,都是靠做教师培训,长则一年,已经很了不起了,短则数天。像我们吟诵一般也就是几天,很多老师都是希望两天学会,因为他们只有周末有空,他们也不可能每周都请我飞去一次。中级班四十天,五年只开过三个,三个班一共培训了不到三百人。陈少松先生当年提出吟诵培训计划,最低的也是要学一年。传统文化都是易学难精,做传统文化教师不能靠速成啊。现成的老师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因为他们还有工作。所以我想,培训现有的老师,是很必要而且长期必要的,但是,一定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专门培养传统文化教育专业的师范学生。此事我多次向学校和教育部进言,我的导师赵敏俐教授已经申请了传统文化教育二级学科,但是仍然不能招本科生。我想我们不仅是需要本科生,这个本科的学习最好不止四年,而且还需要从中学就开始偏向传统文化学习的学生进入这个专业学习。这样的学习当然包括学习文化、教育学等等,但更重要的是修身养性,和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国古代的老师都是越老越好,因为教育首先是身传,需要人生经验。师范生需要比一般学生更多的人生经验。 现在民间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传统文化师资的匮乏是国学界十几年前就意识到的了,现在已经有多所公私立大学开设了传统文化师资专业,但是到现在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没有文凭是个大问题,没有生源也是个大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缺乏师资。缺乏培养传统文化师资的师资。最后一代私塾出来的老先生年事已高,已经很难从事教学工作了。下一代们都是分科教育出来的,再无通才,而且传统文化在西学教育中实际上就基本不存在。现在上传统文化课的老师普遍水平不高。水平不高是一来学问不扎实,二来更重要的,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哪。学历、职称都不能说明什么,把传统文化当科学进行研究,写论文,编教材,学科成就无可否认,就是人与研究对象是分裂的。人非其人,那些传授的知识、文化、科学理论,也就不可能是那韵味。传其学而无灵魂,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师资。现在也不是没有好的传统文化老师,只是太少,而且各专一门,不能贯通。也许理想的方案是把这些高水平的老师们凑在一起,共同授课,一起重新培养出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学生来,但是困难就是很难凑到一起。因为人太少,不是随手就能拉来的,这些老师全国加起来也不知道才能组成几个教师团队,而谁有这个号召力和财力能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呢?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啊,也许只有政府出面,办一所真正的传统文化教育学院,才有这个可能。我相信政府一定会做这件事的,就是不知道是一年后还是十年后,这需要我们一起大声疾呼! 以前我们还有过一个“我们的田野”计划,是有感于现在农村教育之差,留守儿童问题之大而设计的。现在农村教育也是奔着高考去的,实际上这是空中楼阁,耽误了很多人。年轻人上了十多年学最后却离开家乡去城市打工,这是个巨大的误区。职业教育虽好,但解决不了人心问题,最后会造成这个社会底层的大批不满民众。同时广大农村也会逐渐沉沦。我们把《我们的田野》和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作为主题歌,希望听到这两首的年轻人能心有所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 我们的计划是吸收农村少年来学习传统文化,经过六到八年的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传统文化教师,然后回到他的家乡做老师。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经书,我们希望他们学习的是如何传道,所以他们的毕业报告是一本乡土文化教材。他们要了解当地文化,以后对当地学生进行当地文化传统的教育,包括语言、风俗、农业、经济、技艺、精神等各方面的教学,所以他们也要介入当地的文化生活和经济生产,造就一批了解当地风情文化的学生,他们明白人生的意义,仍然在当地工作生活,扭转当地盲目西化的风气。所以他们也要学习西方科学,但是带着中国眼光。他们在当地的学校,应该是一个道场,是当地人心灵安放的地方,是当地人终生进行学习,进行交流,进行精神畅游的地方。这个道场的落脚点应该是一所学校。儒士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苦海无涯学作舟。现在很多希望小学只剩空壳,我们希望能利用起来。这个庞大的计划当初是和曾维范先生一起策划的,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但大业未启,斯人已去!如今只能搁置了。但是我想这也许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以上就是传统文化教育需要首先解决的四大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学术问题,第四个问题有待未来,当然我们现在也能做就做。下面主要是第三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问题,这个是当下就可以做,而学术上模糊不清的问题。 我先说说我所了解的古代教育的情况。从技术层面说起。 古代没有“同桌的你”,因为没有同桌。在正常情况下,学生都是一人一张桌子,桌子和桌子之间是有距离的。现在我们不但有“同桌的你”,还有“同排的你”,大教室的桌子都是一排一排连在一起的。这些桌椅的摆放是随意的吗?不是,这里也同样反映着教育观。 当把学生们连在一起时,意味着老师认为,学生都是一样的。当学生一人一桌时,意味着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西方教育认为学生的共性是主要的,并且教育的主要对象也是学生的共性。在这些教育观念的后面,是基督教的世界观。 我们现在的教育是西方式教育,是1912年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正式引进的。蔡部长一上任就有两大举措,一是废止读经,实际上就是废除了中国几千年的私塾教育,政府不再承认私塾学历了。其结果,是两代中国儿童大批失学,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西学的老师,那局面就跟今天缺乏国学的老师一样,就是方向相反。农村的学校大批倒闭,城镇的学校也很脆弱。而在古代,很多朝廷是规定每个中国人的孩子必须入学的,而且还有大体上的三年义务教育,所以在古代稳定的朝代,中国的文盲率很低。而这项教育改革的成果,是传统文化的断裂,和三十年后文盲率的高飙。蔡部长为什么这么性急呢?今天我们做传统文化教育,也当吸收蔡部长的教训。 他的另外一大举措,就是兴办西学。西学是洋务派就搞的了,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系统,不纯粹。蔡部长要全面引进西方教育。西方的教育,一向是有两条线的。每位西方学生,一方面在school从teacher那里学习知识和技能,一方面在church从priest那里学习理想和信仰。蔡部长也知道西方式的宗教很难在中国扎根,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叫做“以美育代宗教”,用美育来给中国人进行理想和信仰的教育。现在正好是蔡部长的教育改革一百周年,回头看看,美育在哪里?就算是台湾,美育在哪里?代替了宗教了吗?教给了我们理想和信仰了吗?这条路彻底失败。所以中国的当代教育就始终是个瘸腿,只有school和univesity。我们古代的教育可不是这样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理想信仰和知识技能一起教的。我们现在学校里强调的是知识和技能,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是老师,我们不传道,只授业解惑,是teacher。学生也不是学生,只是student,他们不修身养性,也不济世安民,只是为了找份好工作而来学习的。这一切都怨不得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因为这就是中国当代教育给大家安排的角色。 说到西方教育而忽略了宗教一面,是很难把握到西方教育的脉搏的。现在我们就是以为学习西方学校教育的方法就行的,其实那些方法里也深深渗透着宗教。你不信那教,是很难真正学会和实践那个方法的。有人说,西方人现在也大都不信教了,——这个是表象,他可能不信那神的系统,但基督教的世界观早已深入他的血脉。 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其中有一点就是:世界有统一的规律。因为上帝是稳定的。基督教是一神论,是宗教,《圣经》明确强调一神这个信仰,反对偶像崇拜。巫术的神灵是多变的,一神是稳定的。世界是上帝造的,所以世界有统一的规律。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研究世界的统一规律的工作。当初近代科学诞生,教会曾质疑:上帝定下的规矩,应该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去研究发现,是否会触怒上帝?而近代科学也的确是从宗教研究中诞生的。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晚年都在干什么?研究神学?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上帝定下这样的规则。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霍金得到了罗马教皇的嘉奖,因为他的“宇宙大爆炸”学说,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宇宙起源于大爆炸。那么上帝说要有光之前呢?没有之前。世界是有起点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也是这么说的。科学的思路就是基督教的思路。 而我们的祖先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我们的最高概念叫“道”,“道”就是世界元首在行走。它是变的。记载“道”的运行的那本书叫《易》,就是“变”的意思。“道”只是个大概齐,而且在不断变化。得道,就是掌握了它的变化,这可不是背个公式的事情。所以中国文化多口传心授,得人去教,要学很多年,因为要与自己的生命相融合。 西方人既然认为世界是有统一规律的,那么教育也就有统一的规律。皮亚杰、蒙台梭利、史丹纳,都把儿童教育细分化,排列得清清楚楚。教师是统一的教师,所以有统一的师范教育。学生是统一的学生,所以一起入学,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毕业。把统一的规律教给统一的学生,所以用统一的课本,上大课,有统一的考试和统一的标准答案。成批地生产学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 中国古人既然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只有个大概齐的“道”,而“道”就存在于不同的表现中,那么,教育就没有统一的程式。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每个学生的入学时间都不一样,上课时间不一样,学生是个别上课个别下课的,放学时间不一样,毕业时间也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教材,每个学生的学习内容不一样。老师授课实行个别教学,每个学生有不同的教学目标,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学内容。不以成绩论优劣,因为大家的成绩无法横向比较。没有被放弃的学生。 现在我们喊教育公平,就是每个孩子都有学上,都有一样的老师教,教育就公平了吗?老师们都知道,每个老师都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按什么程度教的问题。因为有统一的教学和统一的考试,所以每个班都有好学生、中等学生和差学生。该按那种学生的程度来教呢?现在小学一般是按照中等学生的程度来教,这就意味着天才被埋没、差生被抛弃。我看到有的地方又专门成立了天才学生的专门班,但仍然是统一上课,于是又一轮天才被埋没、差生被抛弃。中学一般按照好学生的程度教,因为要高考。这就意味着中等学生也被抛弃。这是教育的公平吗?我们古代教育没有这个困扰,因为是一对一教学的、纵向编班的、随时入学的。所以说,在教育的背后也有民族的世界观。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混乱的,教育也就是混乱的。 古代科举考试只靠创作,而学校里考查学生的一般方式是复讲,就是学生给老师讲一遍。这比什么做题都更全面、更实用。复讲的巨大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关于古代教育的各个方面,从学校教育到家教,从诗教乐教到礼教,我写过《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在此不赘述了。但那篇文章未举文献为证,在这里,我想通过一篇文献,来实际具体解释一些古代教育的做法。这篇文献就是王守仁阳明先生的《社学教条》。 这是古代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献。王学可视为古代儒学的最后成果。明朝后期朝野多是王门弟子,王学大盛。清兵入关以后,王学一下子衰落下去了,个中原因不问可知。直至今天,虽有少数学者号称王门后学,但在社会上王学何在?最讲究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王学,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上是太令人遗憾的事情了。在儒学中,王学可能是最与现代世界相通的。 正德十三年(1518),阳明先生在平定了赣南暴乱之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督令江西各地按照朝廷法令兴办社学(蒙学义学),他亲自招募了一批社学的教师。在培训完毕之后,他唯恐自己一离开,教学就变味儿,所以特写下《社学教条》,嘱咐大家日后遵守。这篇文章共分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教条”,即教育规定,是他的教育理念: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件事: 第一,教育的第一目标是人生态度,不是知识和技能。所谓“人伦”、“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渐于礼义”、“入于中和”、“求其为善”、“蒙以养正”等等,都是人生态度问题。 蒙学是普及教育,不是儒士专业教育。就算是儒士专业教育,培养态度也是第一位的。因为能力、技术、知识都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优秀,但态度可以。有良好的人生态度,而没有出众的技能和知识,完全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没有良好的人生态度,即使有出众的技能和知识,也照旧将是一个烦恼的人生。我们的教育什么时候能把态度放在第一位了,也就没有应试的焦虑了。 阳明先生尤其反对记诵词章之习。记诵词章,虽然是学习的基础,但是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因为它只是一个途径,一个手段,不是目标。目标还是人心的改造。若人心已成,又何必背诵词章?如果定要背诵多大量才能修心,那就没有六祖慧能了。若说修身养性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背诵量,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因人而异,而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忘了背诵的目标仍是修心。如果背诵的过程妨碍了修心,那还不如不背。 今天的传统文化教育,仍在起步阶段,很多老师和家长都很重视背诵量。在此我要提醒一件事:请考虑古代儒士的数量比例。如前所述,古代也是规定每个儿童都要入学的,当然实际上很难做到,但是,读过蒙学的儿童还是很多的。那时的蒙馆,有些甚至只在冬三月开,为的就是农村没事干,儿童的入学率高。也有很多社学、义学,是免费的。即使收费的蒙馆,一般也很便宜。蒙馆先生收十几个学生,得来的学费一般不足以养家糊口,所以多见蒙馆先生又去下地干活的。很多农民都接受过蒙学教育,所以老北京天桥的相声段子有“歪说”系列,包括三字经、百家姓,甚至有歪说四书——这得贩夫走卒听得懂啊。我想说的是,上蒙馆的儿童,数量很大,所以只有少数最后升进了学馆,这才叫“上学”,于是才开始读经。蒙馆一般只读蒙学。蒙馆先生一般会在学生中挑选几个真正有“慧根”的,去跟他家长说,推荐他“入学”。其他的儿童呢?蒙学毕业后,该干嘛干嘛,所以种地的种地、经商的经商、做手艺的做手艺,他们要再跟随一位行业的“师傅”。上学的孩子,就是定下了未来的人生目标——成为一名儒士。在古代,儒士的人数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般应该是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儒士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吗?这里还是有个天赋、性格和家庭背景等条件的。而一般情况下,只有决定做儒士的孩子,才读经背经,探讨义理,修身养性,济世安民。所以这里有个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问题。儒士也是一个专业。 现在有的儿童从幼年就开始系统地背经,作为他的父母,是已经决定了这孩子将来一定要做儒士了吗?他适合吗?显然,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都是不适合做儒士的。 但有的家长可能认为,即使我的孩子不适合做儒士,先按照儒士的专业训练来一下,也必定有益无害。这个就是个教育学的问题了。比如您的孩子不适合踢足球,他身体协调性不好,您让他跟专业足球学校的孩子们一起训练,也许他的协调性真的会有所提高,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承担了承受不起的负荷,他的身体变得更糟,并从此厌恶足球。 前不久我参加一个音乐学的研讨会,才知道我们中国现在有3700万琴童,而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钢琴水平一直在下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3700万儿童学钢琴,都是奔着朗朗去的,都是按照钢琴表演艺术家的培养路子来的,这里只成功了朗朗几个人,而毁掉了绝大多数孩子,也包括药家鑫那样的。 古代不是这样的,古人是讲究实践的,阳明先生是说知行合一的,没有行哪有知?所以蒙学原则上是不读经的,只是识字正音,教导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而更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习惯。在这个学习期间,发现有适合做儒士的孩子,才送去上学读经,治国平天下。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接受其精神传承,形成自己的人生态度。有了这个态度,以后做什么都好。家长们请熟思。 从上文可以看出,阳明先生是处处、时时牢盯着学生的人生态度的。这就不仅仅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教育过程时时体现出这个目标来。这就有了第二点。 第二,教学态度重于教学内容。这篇文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儿童心理的重视,对教师态度的要求。阳明先生要求教师一定要诱导、引导学生,不可压抑、摧残学生。文中对强迫、压制学生的做法进行了痛斥。这种主张现在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实际上学校里还是充斥着阳明先生所说的恶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师和家长实际上认为,强迫和压制是有理的,因为学生由此才能学到东西,如果放任自流,学生只会去吃和玩。阳明先生也说儿童的天性是乐嬉游而惮拘俭,但他还是坚持一定不可强迫学生,为什么?因为这是“驱之于恶”!尽管学到了所谓的有用的东西,但仍是“恶”,因为这种学习本身就是“恶”,因为态度是第一位的,你给他的人生态度就是一个“恶”的态度,这远比所学的知识和技能重要得多。这个“恶”的态度从哪里来的?跟老师学的。所以教学态度远重于教学内容。 你教的东西也许他三十岁才能理解,也许他一辈子也不能理解,但是你对他的态度,对无能的事情如何处理的态度,他马上就学会了。这种态度是读多少遍《论语》也难以改变的。因为态度是感性的,义理是理性的。 也由此,我主张教师重于教材。教师是第一位的。西方教育把什么都统一化,用统一的教材,用统一的教法,教师的地位就低很多。中国从来不是这样的。在中国,老师的地位很高,我们的文化更多是靠人来传的。尊师重道,师是传道的。现在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有人主张经典第一位,只要读了经典就好,谁教都可以。这个心是好的,在国学复兴之初,面对一片荒漠,也是一种大智慧,但是毕竟有失偏颇。时至今日,该向前走了。传统文化教育必须有合格的教师,他甚至可以背不了多少经,解不了多少学问,但是,他必须是个好人,一个精神健康、生活自如、道德高尚、爱孩子的人。这样的人就有希望。没有经典他会找来经典,没有知识他会自己去学。但没有这样的人,传统文化教育几乎不可能进行。只靠着摆在那里的经典,让学生自己去悟,这事五百年也许能出一次。再配上个心理有问题的老师,耽误的是绝大多数的孩子。 现在我们缺乏传统文化教师,但是我相信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我们这些人还不是半路出家?一定有办法的,一定会出现大批合格的传统文化教师的。现在我们就要为此努力。 第三点,要重视儿童的特点,利用儿童的特点。今天说就是重视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童生理学。不可以把儿童当成人一样对待。现在《弟子规》教育在很多地方盛行,其重德重礼,修身修心,的确对今天的社会人心是一方良剂,也挽救了很多徘徊在善恶边缘的人。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做的是成人教育还是儿童教育。有人正好做反了。 有的地方是把儿童当成人,要求完全做到《弟子规》的说法,每时每刻,每件事都要做到。首先,这不符合礼教的精神。礼教的精神之一就是: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在什么场合都做这件事情,这个恐怕就有问题了。一个人要是二十四小时都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这个人恐怕是不正常了。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他都不会放松了,他还正常吗?连军队里都不会这样。其次,儿童不是成人,儿童需要嬉戏,需要探险,需要娱乐,需要休息。有时一个孩子犯了“错”,也许只是为了试一下这样行不行,也许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也许是孤独了,但老师可能像对待成人一样,直接批评,尽管是温言批评,可也是批评,而且不许再犯,关键是,您完全没有明白这个孩子的心。若您失去了他的心,从此还有教育的可能吗?这个态度本身就是违背《弟子规》精神的。态度第一位,还记得吗? 有的地方是把成人当儿童。《弟子规》属于蒙学,是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礼教教材。比如“父母命,行勿懒”。这是因为,对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父母之命一般是不会有大错的。但对于成人就不同了。《孝经》第十五“谏诤章”: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你看孔子听到“父母命行勿懒”那样的观点,他生气了!说“这是什么鬼话!这是什么鬼话!”当父命不义,要“争之”,不然你和父亲一起不义,那才是大不孝!这才是正确的“孝”的观念。现在有一些企业在员工中大力推行《弟子规》,这个总体来说是好事,但是,如果不注意儿童和成人的区别,一本蒙学教材就有可能成为培养新型奴才的课本。我很怀疑,这样真的有利于企业发展吗? 我们要充分注意到《弟子规》是清朝产物。如果是在明朝,《弟子规》当然也是必须的,但是还应该有《弟子志》、《弟子情》、《弟子乐》啊,这样才是完整的教育啊。所以就礼教方面来说,我觉得应该增广《弟子规》,一方面要增加现代的内容,比如既有“宽转弯勿触棱”,就该有“红灯停绿灯行”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增加情与志的内容。 第四点,要吟诵啊。您看阳明先生一共只给社学(蒙学)开出了三门课:歌诗、习礼、读书,其中歌诗和读书,都是吟诵啊。今之所谓吟诵,就是古之所谓读书和唱歌。习礼这件事也和吟诵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您看,在阳明先生那里,蒙馆学生是大半时间都在吟诵的。此事前文已经说了很多,不赘述了。 当然这篇文章可以令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以上只是说了最令我震动的四点。 原文的后半部分是《教约》,就是课程表,也很有意思,我们看看: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偏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凡习礼需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矢之拘局。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紬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 在这里,也有几点提请注意。 第一点,私处密谈。在教约中,每天的教学是从一一问候学生开始的。这种场景,我只在华德福学校见到过。华德福学校早晨上课前,是老师站在门口一一迎候学生的,每位学生都问候一番,鼓励一番。但是学生多,时间少,也会流于形式。古代私塾是学生比较少的,所以有充足的时间。但学生多也不是不能做到,只要不在同一时间就行。阳明先生说是“随时就事”的。关键要看到在这种形式的背后所贯彻的一种教育理念。如果再联系教学状态,即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形态,就更清楚了。老师授课时,一般都是只教一个学生,有时要到另外一间屋子,有时即使在同一间教室里,由于是叫到老师的教案前的,为了不影响别的学生,两人的音量都不会太高,所以别的学生也很难听到具体的授课内容。 这是私处密谈的状态。在阳明先生那里,老师每天都要保证与每位学生至少一次的私处密谈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私处密谈?为了交心。我们想想,基督教也是有私处密谈的,佛教也是有私处密谈的,传教传道都要如此。因为这是心灵的沟通。我们现在的学生,很多大学毕业了,也没有跟任何一位老师私处密谈过一次。没有私处密谈,老师和学生之间就没有心灵的通道,老师实际上不了解任何一位学生的心灵深处,不了解他现在的精神困境,建立不起相互的信任感,那还有什么精神营养能传达过去呢?也许传授统一的知识可以,但做到理解就很难,做到与生命融合,那只能靠学生的天才了。 私处密谈是一对一个别教学的秘诀所在。个别教学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学,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教育,但这样的教育首先需要的是师生之间的信任感。没有对心灵的观照,就谈不上深入的教学。私处密谈是对学生的心灵的关注,只有这样,个别教学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也才符合个别教学的目的。还是那句话:态度第一。私处密谈才能做到引导学生的态度,因为很多问题是不能当众启齿的。私处密谈的态度本身也是对学生的一种教育。 私处密谈的内容是什么?在古代教育中可以看到,有时是授课,有时是问候,有时是交流。现在当然还可以是游戏,是共同做一件事,甚至就是陪着他。这些都有价值。不是讲课才有价值。 当然集体学习也很重要。薛瑞萍老师曾给我讲解集体学习对于今天独生子女建立自信和形成适应社会能力的重要性。我很赞同。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发展学生讨论式的教学模式,这是西方教育方法的一种发展,当然很好。所以教学应该有个别授课,也有集体学习。但现在普遍的问题是,集体学习太多,甚至根本没有个别授课。而我希望的私处密谈,更是梦想。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偏? 老师们请尝试一下个别授课和私处密谈吧,没有什么难的,都做了两三千年了,什么人都做过了,有什么难的呢?有的老师可能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学生太多。其实古代的师生比例比现在高,一位老师什么课都上。但是私塾先生很轻松。回忆一下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位老先生很忙很累吗?鲁迅是不是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看书?为什么老师这么轻松?因为学生是自学的。古代所谓上学,就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时间在自学。老师上课先布置作业,然后整个学习过程几乎就是做作业的过程。做完个别授课,实行问学制,学生有问题要问,老师回答。以学生复讲为考查方式。这样的教学很轻松。现在一个班一般有四十到六十名学生,有两三位老师搭班,就可以实现个别教学。现在老师从头讲到尾的方式,大部分时间都是拿学生当白痴。你当他是白痴,他也就真是白痴了。一定要倒过来,以自学为主。解放老师,解放学生。 第二点,吟诵是有讲究的。“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紬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吟诵需要讲究用气、发声、吐字和唱腔。这是现在很多吟诵教学比较忽视的问题。不过也是我的问题,我讲这方面也太少了。现在主要都在讲吟诵的必要性,吟诵的基本规则,很少涉及吟诵的技巧与状态。希望以后我们都拿出时间来,在这些方面下下功夫。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讲究?因为,一方面,吟诵本身也是健身养生,一方面,吟诵本身也是习礼养气,一方面,吟诵本身也需要字正腔圆,方能传情达意。对于节奏、音阶、乐感、发音的训练,是吟诵必不可少的。这些也都是现在语文课所欠缺的。在这方面,朗诵界和声乐界积累了不少经验,要向他们学习,只是要注意去表演化。我们的中级班,一直都请贵州师大音乐学院的孙鹏祥教授传授自然发声法的,也曾请朗诵家来授课,以后在这方面还要继续探讨,并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的情况,应该有不同的声音训练的方法。 阳明先生是非常重视吟诵的,正如孔子、朱熹、曾国藩、南怀瑾这些儒家圣贤一样。当初龙场驿悟道,阳明洞讲学,“先生日夕吟讽其中”,一群人在荒山杂草中谈道解经,条件那么艰苦,可是先生和学生都是自得其乐。“门生颇群集,樽单亦时展。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靦。林行或沿涧,洞游还涉巘。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诸生来》)“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顾谓二三子,取瑟为我谐。我弹尔为歌,尔舞我与谐。吾道有至乐,富贵真浮埃!”(《赴谪诗》)每天讲习之后,他们都相携下山,步月涉溪,唱歌吟诵。我今年去拜访阳明洞,见山下稻田依然,水塘尚在,不觉眼润。听说那里很快就要建一大片公园了,不知那片稻田和水塘尚能存否? 现在各大书院都成了旅游胜地,供众人娱乐,而不传其道,真是痛心。 第三点,是习礼。礼教是蒙学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教童子进退洒扫之道,进而形成尊重他人之心。礼教的内容很多,而阳明先生独称习礼。习礼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习礼就是指学习礼。今日的《弟子规》即是。狭义的习礼有点像一套广播体操。阳明先生所说习礼,突出指后者。这与朱熹所说不同。我们现在的习礼,却恰好缺少这一块。我很希望能把这一套习礼做出来。 我们现在不训练学生的仪表体态,这恐怕也是个问题。不仅是身体健康问题,也是心灵健康问题。体育课来自西方,其理念强调竞争,强调运动,强调发展,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舞蹈课倒是讲究形体,可惜是表演化给人看的,这个也不行。以做人为目的的、实用性的习礼动作套路,有待开发。我们要培养优雅和有礼的学生。 另外,习礼是礼教的基础。礼教,是以礼教人,以礼修身。礼的目的是尊重他人,维护集体。礼是分场合的,该怎样就怎样,不能混淆。所以有正襟危坐,也有夭夭如也。现在有的学校太放松,有的学校太严整。最好是该怎样就怎样。 第四点,是不拘一格、灵活实用的教学。“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具体的教学措施,还是得老师自己来定。这一句结束语很了不起。以阳明先生而定蒙学教条,那还不是要句句落实?他也的确是这样要求的,但是,毕竟有这最后一句。这才是心学。终究落实到老师的身上,那是不能替代的。还是那句话:教师第一位。 吟诵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强调很多规则,那是对于初入门者,真正的吟诵,是不拘一格的,有道理就可以破规则,发乎其心就好。 教约也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如只有歌诗、习礼、读书三门课,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轮流学习不同的内容,而又要会演呢?这里也仍然能够看见对儿童身心特点的重视,对教学态度的重视,等等,这些都在此不论了。 与《社学教条》一起下发的,还有《颁行社学教条》一份文件,也是阳明先生手拟: 先该本院据岭北道选送教读刘伯颂等,颇已得人,但所系客寓,日给为难,今欲望以开导训诲,亦须量资勤苦,已经案仰该道通加礼貌优待,给薪米纸笔之资。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而凡教授于兹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该县备写案验事理,揭置各学,永远遵照去后。今照前项教条,因本院出巡忙迫,失于颁给,合就查发,为此牌仰本道府即将发去教条,每学教读给与二张,揭置座右。每日务要遵照训诲诸生。该道该府官员亦要不时亲临激励稽考,毋得苟应文具,遂令日就废弛。 前者是对教师们的叮嘱,这篇是对官员们的叮嘱。从中可以看到,阳明先生首先关心教师们的待遇。这在今天也仍然是个大问题。既然教师第一位,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教育,那么教师们的身心健康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普遍的情况是,不仅工资待遇低,而且心灵受压抑。这是不行的。 上文再次提出了教学态度第一位:“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教育的目标是做人,社会整体教育的目标是移风易俗:“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而且教育的对象应该延伸到家长:“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 阳明先生要求官员们监督每位老师都要把《社学教条》张贴在教案后,必须遵照执行。在这些要求的背后,是可见传统恶俗教育势力之顽固。古代教育也不是都是好的,尤其是蒙学,历来多受诟病。我们今天学习古代教育,的确有一个取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过程。 下面可以说说我对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点想法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目标、建构和筹备,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只想说说教育方法问题。 首先是教育方法的理念,我想明确提出来:态度第一、能力第二、知识第三。 态度第一,就是教育的第一目标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态度。一切以此为皈依。 现在学校都强调能力,觉得比以前强调知识进步多了。这就是school,到这里就到顶了。但是,我们不能只做school,因为我们没有教堂,我们还要传道,还要进行理想与信仰的教育。 能力也好,知识也好,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优秀的吗?事实上,大部分孩子都只能是平庸。如果家长就是指望孩子在这方面比别人强,那如果不强怎么办?实际上不强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们的家长大都有焦虑症,弄得孩子也经常神经兮兮的。紧紧张张地度过二十年学习生涯,然后以终于平庸的能力战战兢兢地进入社会。为什么要这样呢? 态度第一就是:我可以能力一般,知识一般,但我知道我这样平庸的人应该怎样度过我的一生,平安、充实、快乐、无悔地度过一生,从而让我的人生变得不平庸!我知道怎样应对人生中的种种跌宕起伏,与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合作,而不失生趣,不失自尊,安然坦然而自得其乐。如果孩子有这样的人生态度,您是不是可以放心让他踏入社会了?教育首先是放心的教育。当然,天才和愚人也一样,了解自己,把握人生。当然,我还相信,凭着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一般不会成愚人的。 良好的人生态度,怎么培养?当然有很多的窍门。阳明先生独谓“致良知”。我的理解,就是真诚的心是基础,即古人常说的“童心”。一个学生,可以没有优秀的技能和广博的知识,甚至没有良好的人生态度,比如他没有养成整洁卫生的生活习惯,遇到困难挫折常常灰心丧气,甚至对人没有礼貌,常常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是,如果他还保有“童心”——就是他的良心还在,真诚还在,他还会说真话,不是张嘴只能虚伪,或者已经认定活着就是作秀和耍赖,他还保有真实的自我,他不顾别人的感受只是在表达真实的自我——那么他就还有希望。善良和仁义是从激发这个真诚的心开始的。最怕的是,这个学生乖巧、热情、大方、有礼,但是良心坏了,就是他已经不会说真话,面对真实的自我。 也许我的感受比诸位更深吧,因为我面对的是大学生。在很多学生的脸上,看不到他的心。到了研究生,死气沉沉行尸走肉般的脸就占了大多数。到了博士,惨不忍睹。这种感觉很真实,也很难表述清楚。我授课的时候,如果感受不到学生的心,我就不想讲了。有时痛骂他们,想惊醒一些灵魂,但是一般收效甚微。他们也会笑,会滔滔不断地说话,会头头是道地论证,会玲珑圆满地待人接物,他们也会平凡甚至辉煌地度过他们的人生,但是,他们的心永远不知道在哪里,他们已经认定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儿,那种脸上表露出来的漠然、任命、同流合污的态度,令人心寒。这样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才,也不可能有幸福的人生。我有时过于厌恶,拒绝教这样的学生。有时又想,自己真的很无能,没有办法惊醒这些学生。 这些学生从哪里来的?从中小学。我想一定是什么时候起,他建立了这样的态度。失去了真心的人很难挽救,所以当我看到学习不好、调皮捣蛋、没有规矩的中小学生时,我会跟他们说:我更喜欢你们!我跟职业学校的学生们说过,跟三本的大学生们说过,跟不是名校的小学生们说过:你们更棒!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常常是以真诚换技能,培养的好学生,很多都是失去了良知的。所以差生有时更有希望,因为他们还有良知,只要激发起来。 幸福的人生什么样?不是汽车洋房,也不是一定平安淡泊。幸福的人生是心的幸福的一生,是无悔的一生。无悔是什么?就是做了该做的事,没有做不该做的事,到死时回想起来,至少大事上没有后悔。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该爱的时候爱,该恨的时候恨,该用的时候用,该藏的时候藏,该活的时候活,该死的时候死。活得像个人样儿。什么叫该?良心知道。 有了这个良知,才谈得上良好的人生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知道怎样有这样的人生,知道怎样处理人生中遇到的种种人和事,这些处理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符合良知的。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能够提供所需要的智慧。 良好的人生态度,需要对这个世界有信心,有爱心,有慈悲心。这就有积极的人生态度。知道如何对待顺境,更知道如何对待逆境。人生是不可能没有逆境的。所有的痛苦经历最终都是人生的财富,只要他知道如何用。所以经历磨难、经历挫折也都是必要的,只要对世界有信心,就可以走出来,而成为良好人生态度的一个生成过程。 形成良好的人生态度最重要,古人就叫修身立德。古人学习的目的就是修身立德。这个听起来好像虚无缥缈,不好落实,实际是渗透在教学的各个方面的。 学生的人生态度其实是有一门课的,不是德育课,也不是国学课,那些都是说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作用未必很大。那门课叫:班风。因为学生的人生态度就是在班级里形成和初步实施的。在这里他初步学会了怎样与人交往,怎样对付工作,怎样面对创伤,怎样处理荣誉……,老师也在教这些,但是真正教会他的,是班风。这是一门大课,可以要命的课。很多学生就是在这里倒下去了,一辈子也没爬得起来。很多孩子在学校里学会了欺负人或者被人欺负,撒谎和作秀,学会了自私、冷酷和害人,学会了逃避、附庸和恶俗。这些与考试成绩无关,但是比考试成绩重要得多。一个不会处理人生的孩子,要么外强中干要么外干中也干的孩子,他的未来会美好吗? 说起来其实很多教育工作者也明白这点的,但是很少有实用的方法。现在经常是说教。这个也管用的,但可能作用不大。真正管用的还是态度本身:同学的态度、老师的态度、家长的态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同学的态度,就是班风。因为那才是他的世界。 现在班风方面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呢?其实每个班都抓班风建设的。但是多是表面文章。一旦进入了表面文章,班风建设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恶了。班上会形成很多不成文的习惯和习俗,出现一些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耍赖撒泼、蛮横无理的流氓学生。很多老师实际上无暇顾及学生们的世界。他们的工作不包括传道嘛。 实际上老师去直接管理班级,班风也很难治好,因为那是儿童们的世界,还是得儿童们自己去治理,老师最好是像天神一样在上面带动指导一下。这如何实现呢?古人有办法的,就是:纵向编班。 现在我们都是横向编班。这是西方教育的模式。以前两千多年我们都是纵向编班。西方人认为,同年龄的孩子是共性很大的,所以横向编班。中国人认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纵向编班。横向编班有横向编班的好处,好教好管理,但难有好的班风。试想,一群从来互相不认识的孩子,突然有一天聚到了一起,而且还要每天在一起,他们还被要求迅速适应,因为从第一天起,学校生活就是非常有规律的了。他们都一般大小。你说会发生什么?反正不可能是有德者的秩序,因为有德者不会马上表现出来,所以就是有能力的、有知识的,甚至是有容貌的、有关系的,先表现出来,以他们为核心,迅速形成一个班级的处理事情的程序和习惯。随后,班风就形成了,而且很难改。这个班风是崇尚能力的,所以很容易是一种弱肉强食型的班风,对于儿童的教育是负面的。 纵向编班,学生是一个一个单独入学的,在他入学的时候,班风已经形成了,他只能适应这个班风。这个班风,可以追溯到这个私塾设立之初,它是由少量学生,慢慢形成的,所以老师有很大的创造空间,也有很大的调整机会。另外,由大孩子带小孩子,对双方都有好处。小孩子有一个哥哥,多了心灵的依靠,大孩子有个弟弟,锻炼他爱护他人的心和能力,还有自信心。而为了不辜负哥哥或者弟弟,学生们往往会努力学习。责任感和归属感,都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横向编班在这方面就比较困难一些。 但是,现在中国的教育状况,要想由横向编班全部改成纵向编班,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有条件的可以试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试试横向和纵向的结合。就是从高年级选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天都有一部分时间在低年级的班上。这样,低年级的班风就会跟着这几个学生走,因为儿童差几岁,知识和能力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由于实行个别教学,自学为主,这几节课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得到老师的个别辅导,而与低年级共同上的课,是高低年级都可以一起上的课,如习礼、体育、音乐、手工、游戏等等。这样保证高年级孩子可以一开始就融入低年级班级,带动班风,也锻炼自己。由于有了这些高年级孩子,教学也会变出很多新意。 老师的态度,首先是保证私处密谈。现在的情况,也许不能保证每天老师都跟每一位学生私处一次,但是,以周为单位,还是做得到的。私处的时候,不一定是谈心,可以授课,可以游戏,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建立起心灵的通道。私处的时间也不能太短,每节课最多两个学生,每天两节课的话,一周就是二十名学生。这个比例应该可以了。现在的一个班,应该有两到三名老师结组负责教学。打通课程,进行任务分工合作。 有了心灵的通道,才有真诚的交流。没有了真诚,还能有什么呢?当孩子调皮、反抗、乱讲的时候,也许他还保有真诚。当他听话、规矩、讲话漂漂亮亮的时候,也许他已经虚伪了。丧失了真心,就什么都谈不上了。现在很多教育就是教虚伪。当然人要会给自己做壳,保护自己,这也是一种能力,但是,总要保有真心。不能做完壳自己也不知道真心在哪了。评价态度的第一要素,应该就是真诚。有真诚就有希望。要让孩子对老师说真话,只能建立心灵通道。 还有老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态度总是比教学内容更早到达学生那里,进入他的心灵。不管教的是什么,都要注意有个正确的态度。身教重于言传。学生首先学的是老师的态度。对于礼仪、品德、班风等等进行教育时,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简单批评,就会造成心灵的隔膜,结果就会刚好相反。教授知识时如果一味灌输,也是同样教给学生自私的态度。所以宁可少教点,也要保持良好的态度。 教西方科学要传授科学的态度。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了,也还没有科学的态度,甚至还不明白什么是科学的态度。科学是有可证实性、可证伪性、可重复性的一套系统,从理念到工具到方法都是有规定的。现在的理科教学,很多就是做题,可是不教方法,也不教理念,那培养出来有什么用呢?钱学森先生那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因为学校既不教科学的态度,也不教做人的态度,那是只能培养三四流的人才了。 科学研究有四种人。第一种是指路的,当大家都在一条路上走时,他突然在远处插一杆旗,说:往这里走才是对的!这种科学家是猜想的天才,是科学进步的发动机。第二种是铺路的,总有人相信了插旗人的说法,于是往那个方向铺路,就是实验和论证。这个工作很复杂,也需要很多机智,他们是实验的天才。第三种是补路的,当大路已经铺成,有人就会发现路上有很多坑坑洼洼、不连贯不周全的地方,于是出来补路。这个工作更复杂,是把理论放在所有实践中检验的工作,很多意外的情况都在这里出现,很可能下一面旗子就从这里诞生了。他们是论证的天才。第四种是走路的,就是把这理论应用到实践中的,他们是实践的天才。除了这四种人,当然还有很多在路上没事溜达的,甚至随地吐痰的,那就是庸才了。现在我们中国是世界论文大国,论文产量世界第一,其中九成以上都是没事溜达随地吐痰的。想想题海战术培养的到底是哪一类人吧。 现在数学课也说要态度第一,这是好事。但是我没有听到怎样建立这种态度的办法,听来听去还是能力问题,好像有了能力就有了态度。恐怕不是这样的。能力可以不高,态度一定要好。要理解数学的精神。 学英语要有英语的态度。不了解和理解西方文化,学英语也同样没多大意义。学武术要学武术的态度。学中医要学中医的态度。这些都是学科的态度,比学科的技能和知识重要。在学科态度的背后,是整个的人生态度。 人生态度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怎样处理人生中碰到的人和事。这里面有个心理健康问题,又不仅仅是心理健康问题。这里有待人接物的学问,有参悟人生的修炼。这些靠说理是不够的,得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体现和磨练。所以对老师的要求好像是很高。师者所以传道,传道先要有道,现在老师还没得道怎么办?我想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艰难,只要这个老师有教育情怀就行,他是个好人,又爱孩子就行,剩下的不足,他会去弥补的。相信老师们的学习能力。我也是一名老师,也是在不断地慢慢的学习着,我感觉到我在进步,下一次会比上一次教得好。 家长的态度也很重要。现在的家长,是当初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第一批吃饱了的儿童,第一批改革开放的学生。普遍的感觉是,对孩子有点束手无策。有把孩子委托给学校的,觉得只要进了好学校就不用管了,有得了焦虑症的,天天盯着孩子学习的。这都不是家长应该做的。家长就应该做家长的事,就是家教。 以前中国人都有家教的。孩子出门前,家长都嘱咐:出去要怎样怎样啊,我们家可都是什么样的人,不能丢了咱家的脸。大年三十,全家祭祖,爷爷会出来重申家规,赞扬列祖列宗,鼓励子孙好好做人。家教门风,是中国教育的底层支柱。现在很少有了。不是家族散了的问题,是很多家长没脸提家教门风了,因为自己做的不好。在经济至上的社会风气中,大家都追逐利益,以财富为荣,免不得做几件丑陋肮脏,或者庸俗恶心,或者混吃等死的事情,又免不得会被孩子看见,有几个人敢对孩子说:要诚实啊!要无私啊!要舍生取义啊! 所以家教首先要家长修身学习。阳明先生说了,老师也要教育家长。老师要负起这个责任,才能给学生们创造一个圆满的教育环境。不愿意修身学习的家长,是不应该让他的孩子进入这个班的。 现在很多家长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农村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城市也好不了多少。我也没多少时间陪孩子。家长是不是一定要每天陪伴孩子?或者相反,像很多私塾所做的,孩子一定要寄宿,要隔离家长?体制学校往往跟西方教育学的,布置一些亲子共读共学的作业。是不是一定要亲子共读? 我觉得,能陪孩子当然好,能共读也好,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有个好老师。孔子、孟子都是单亲家庭,妈妈带大,没看出他们有什么性格缺陷,反而都是人难企及的圣人。阳明先生也是。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也都是失父。自古至今,孤儿成长为健全的人甚至圣贤的例子也多得是。他们都碰到了好老师。现在有人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恐怕是一种没有好老师的无奈吧。孟母三迁和断机杼的故事还说明,孟母没有亲子共读。父母和老师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孔孟都是易子而教。《论语》第十六篇: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孔子不知道他的儿子在学什么,而且好像一生也就对儿子的学习问题说过这么两句话,所以孔鲤说“未也”。君子为什么要远其子?《孟子》离娄上: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就是说,教育就会批评,父子关心则更易怒,犯了态度第一之忌,结果会伤害父子感情。父子相见,就亲他爱他好了,至于教育的事,让老师做去。可见,父母对孩子的抚育照顾和关爱才是本分。 但是不是父母就没有教育子女的责任了呢?有的,就是家教。家教包括各种在家庭、家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技能的培养,不过这也不是最根本的。家教的核心在于家族传承的做人的精神。《三字经》:“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唯一经。”父母的最大财富,是做人的精神。就算父母不能陪伴,甚至幼年失怙,只要父母的精神在,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激励。相反,就算天天陪伴,事无巨细,父母缺乏做人的气节,最终也还是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子女。所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首先就是身教,以身作则,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形象。其次是养育照顾和关爱,尽量多做。然后才是生活技能的传授和培养。至于学习成绩,我看还是不要太在意吧。有以上几条,还要为孩子的未来焦虑吗? 同学的态度、老师的态度、家长的态度,这形成了学生主要的态度环境,最终会在极大地影响和造就学生的人生态度。作为老师和家长,希望我们都时刻提醒自己:态度第一。 然后说能力。古代儒士的能力,令人咋舌。先说生活能力。《论语》中记录曾有人说孔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是不认识孔子的人。孔子怎么可能四体不勤?孔子重礼,又传六艺,多是身体活动。他身高一米九多,文武双全。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什么都会。又说《诗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怎么可能五谷不分?看孔门弟子,也是多艺多能。看后世儒士,哪个不会生活自理?不会的都是范进,不是真儒士。阳明先生在龙场驿,还不是自己搭棚除草煮饭洗衣?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了还不会做饭。 至于工作能力,儒士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政治经济、农业百工、医卜术数、武术军事都要通的。说儒士都是死背四书五经的,看看古人的奏折公文,是那样的吗?阳明先生有《知行录》,可以一看。前文所引《社学教条》即出于此。其中有很多公文,涉及百科,并洞明国情民俗。阳明先生还是明朝最优秀的大将之一,用兵出神入化,可称百战百胜。历代最优秀的将军,基本上都是文人儒士。这个可参看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名将》。 现在我们的教育也号称注重能力,但仅指考试能力,而且还做得很不足。这样是不行的。能力第二,首先指生活能力,其次是工作能力。 生活能力,首先是自理能力。从买菜做饭,到穿衣打扮,到装修布置房屋,到出门旅行,到避险自救,到养生治病,不一而足,都要学会。其次还要有帮助别人的能力,会与人交往,会与人合作,会服务他人,会照顾他人。 这里面,很多都应该设为课程,但是现在很少有学校教这些。 比如性别教育。男生应该有男生课程,女生应该有女生课程。内容大家都能想得出来,也教得了,就是没有这课。男女到大学都是一起上课的,这个叫教育的公平?男生和女生,未来承担的家庭和社会工作都是有差异的,为什么对此不做准备呢? 比如养生保健治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一点差异,就是西方古代始终有贵族平民之分,到今日还有影响。西学进来以后,很多原来是老百姓人人都会的能力,人人都懂的常识,忽然被收走,只有大学本科或者专业人士才学了,比如音韵文字训诂,比如农业园林,比如音乐,比如医学。以前哪个中国人不会随手拔点药草治病啊?谁不会个简单的推拿按摩啊?现在呢,完全不懂,所以大医院人满为患,医学院毕业生多得都找不到工作了,老百姓还说看病难。看病难这个问题,靠增加医院、医生,提高医疗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恐怕是永远解决不了的,还可能越解决越乱。因为大病小病都往医院跑,得病的人和得病的机会越来越多,国民整体健康水平反而在下降。解决看病难的根本办法,是把本来属于老百姓的医学常识还给老百姓。我碰到过一个中医研究生,说她的理想是“终结医院”,让医院消失!那一刻我肃然起敬。我们就必须得有这样的人,才能文化复兴。 我们现在在做的实验班,是计划从小学到高中,都系统地学习保健养生医疗知识的。课本已经在编,应该不难。中西医结合。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关键是认清各自的世界观,找到各自的位置。小学从保健开始,从怎样洗手,怎样保护眼睛,怎样辨认食品成分,怎样对待烦恼和恐惧等等开始,从生理到心理,都教授保健和治疗知识。最后要能了解西医和中医的系统,学会养生,学会急救,学会治疗小病,做到少生病,小病自己治,大病知道找谁治。孩子有了这个能力,我们才能放心。 还有武术。不是西方体育。学武术一来学习做人,二来学习养生,三来一定也要学习实战技击。一个人怎么能没有防身之术呢?而且这会给很多孩子以其他学习难以给予的自信心。 不仅是武术,国防技能也应是公民必备的能力之一。与此相关,纪律性、抗压能力、忍耐能力、持之以恒的能力,对付烦恼和痛苦的能力,都是特别需要锻炼的。 至于书法,那是基本技能,文人哪能不会写字呢?现在大多数人不会写字了,因为书法变成了一门艺术,成了专门写给别人看的东西。要恢复学生的写字能力,得把书法从艺术的宝座上拉下来,就是写字。中国自古无艺术。写字就是写字,像其他东西一样,都是为了实用,也为了修身,但决不是为了给人看。 现在什么都成了艺术。艺术是西方的东西,它的前提是主客体分离,于是有自由,于是有超越真善追求自由的审美。我们中国是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哪有什么艺术?现在的艺术家,更是中不中西不西,还都有艺术范儿,不是长胡子就是长头发,反正不是正常人。西方的艺术家的确不是正常人,但中国历来不是这样。现在大批的孩子学艺术,学艺术的孩子我一般一两句话就可以判断,因为他的态度,太虚假了。学艺术的一见便知,因为整个人的态度那叫一个秀啊。脸上全是兴奋和急躁。整个艺术界弥漫着虚假、做作、表演的气氛,内里都是追名逐利,毁了多少孩子。我前几天见张卫东先生,他说他在几个音乐学院开课,累死了,没看到哪个学生有希望。我说就是这样,学艺术的基本没有希望,除非个别童心、真心、良心未被老师和艺术泯灭的。我说我们还是把希望放在学国学的孩子身上吧,他们当中才会真正出传承我们曲艺、文化的人才。中国文化的东西,以后不该叫艺术,应该叫“艺道”,我们是求道、传道的。我以后有可能,就要把吟诵艺术团命名为“吟诵艺道团”,从此与艺术分道扬镳。 唱歌也是基本技能。一个人哪能不会唱歌呢?现在中国人就是。全体失声,不会唱歌。唱歌得有人作词,有人作曲,有人唱过,有人伴奏,有人定调,还得有人出字幕,这才能唱一首歌。这叫什么唱歌!唱歌就是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弹琴,自己唱,马上唱,即兴的,唱给自己听,或者某个特定的人听,决不是唱给不知道什么人的一群人听。所以要吟诵啊。 弹琴也是一种基本技能。《礼记》说:“先生书策琴瑟在前。”以前中国的老师上课,是面前摆着一张琴的。西方老师上课,不都有管风琴吗?中国也有。现在古琴也成了艺术了,有考试,要分级,得学十年八年,最后就为了上台去给人伴奏。古代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根据古人的弹琴方法,正在尝试新的(也是老的)教法。不学一支支的琴曲,而是自弹自唱,即兴唱即兴弹。当不必做一名艺术家以后,学起来反而快得多了。这次中级班我们在北京和广州都是教十二个半天,然后回去自己练,已经有一部分老师学会了。以后再加改造,一定能形成古琴的实用教法,让大部分的老师都能携琴上课,自弹自唱。 然后是各种工作能力,和娱乐休闲的能力,所以也包括棋、画、茶、玉、服饰等等很多。 计算的能力也是一种基本能力。在这方面,传统的珠算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儿童来说,实物的算珠比抽象的数字更容易入心。围棋在古代也是六岁之前开始学习的,那是一种运筹能力和整体观的培养。现在的数学教学方法很多,但和古代数学学习有一点很大的差异,就是不重实践。古代的数学都是实用的,学生是更多在实践中学会运用数学的。 还有演讲、写作,以及其他那些现在学校里都注重的能力,当然也是必要的,在此就不多说了。 在这些能力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学习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决定着这些能力的情况。所以教育之初就要特别重视学习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又取决于学习的态度,所以还是态度第一。 古代的学生一上学就明白了什么是上学,就像今天的学生一样,但是,他们对于上学的印象却截然不同。今天所谓上学就是四个字:听老师话。上学就是听老师的,老师说:上课!于是上课。老师说:下课!于是下课。老师说:打开书!于是都打开书。老师说:第五页!于是都第五页。老师掌握着学习的主动权。 古代不是这样的。上学是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决定的,而最终是由学生决定的。学生决定学习进度。他是自学的,什么时候要上课了,他举手:老师,我要上书!于是老师叫他近前来,复讲、授课。老师当然有监督权、指导权,但归根到底在于学生。学习的时间是绝大部分都是自学的。自己读书,自己思考,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学长,再不行问老师。《论语》里不就是这样吗?孔子还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就是古代的问学制。这就是在从小训练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比起现在我们推广的各种自学研讨模式,显得更彻底些。 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找书、读书的能力,精读和泛读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寻找材料的能力,请教他人和辩论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需要从小训练,从简单训练。只要老师关注这一点,有十几年的训练,是完全可以造就的。现在很多学校根本没有这项训练,所谓自习,往往流于表面。就是老师给学生留下的空间太小,这样自习就成了给老师学习,自学就变成了走形式。以至于到了大学,研究生,基本上要靠自学了,很多学生根本不学,不是不想学,而是不会学。看一本书看一个月,完了问他书里写了什么,瞠目结舌。这就基本等于废了。 所以在能力这个层面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生活的能力和学习的能力。有了这两个能力,其他的他会慢慢自己发展起来的。 知识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需要给学生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个知识主要来自经史子集。 关于十三经,我的想法是大部分浏览,就是泛读,小部分精读背诵。为什么不是大部分背诵?因为这是普及教育,不是儒士的专业教育。若其中有特别适合做儒士的学生,则可以加力培养。在个别教学的情况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普遍来说,十三经无需全背,甚至无需全读,大部分泛读,少部分精读即可。如《论语》除第十章外,最好全背。《大学》《中庸》不长,全背亦可,不全背亦可,《孟子》全读选背。《诗经》《尚书》《周易》等等都是选读选背即可。加起来共读四五十万字,背过五到十万字即可。 诸子百家也要选读,选背则更少些。 下面说说史和集的读法。 史,包括正史和部分野史,都可以泛读。泛读最好其中有整本读。还有件事很重要,就是要有一门历史课,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经与史,是不可分的。经是道理,史是道理的体现。没有史,道理都是空的。我们现在开始读经谈理了,但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中国历史,还是西方黑斯垂体系的,开口就是封建专制之类。迈不过这道坎儿,是不可能相信那义理的。中国文化的传承,不仅仅在经典中,更在中国历史中。树立中国正史观,了解真正的中国历史,对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是必需的。这门课,目前也没有。社会上流行着不少讲中国历史故事的书,《百家讲坛》也在各种评说,但是,高者是黑斯垂学,低者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中野史小说杂陈,阴谋诡计泛滥,不一而足。台湾有套《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也是这个问题,令人非常遗憾。也许我孤陋寡闻,我是没有看到市面上有给普通百姓和儿童读的中国正史观下的中国历史书。这也是一个亟待进行的工作。 说到诗词文赋、戏曲小说,那也是必须读的。现在我们的语文课中的古诗文部分似乎以此为主。但是量太少,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诗词文赋,古人是要通读的,如全套楚辞、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八大家文集,都是要通读的。背诵量最少也在十万字以上。 这还不算,诗词文赋、戏曲小说,更重要的是自己创作。不落实到创作上,又成了空中楼阁。作诗很难吗?不难。读得够多,自然会做。不过注意,这个“读”是吟诵的意思。吟诵是由阅读转入创作的桥梁。 此外,一些杂家文集也要读的,如《水经注》《茶经》《梦溪笔谈》之类,有兴趣的就可以读。 这里面有很多应该系统学习的知识,不是说要学到现在大学专业那个程度,而是普及性的常识要学。比如前面说的中医药知识、食品安全和营养知识。又比如音韵文字训诂,本来属于“小学”,就是小时候学的。现在都成了教授的学问了。音韵文字训诂,当然要有教授学问的部分,但是也应该有普及的部分。现在常有人说,音韵文字训诂,太高深了,不是小学老师能掌握的,所以不应该在小学教。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小学也不该设数学课。你没有华罗庚的水平,教什么数字呢?要说小学教的数学简单啊,其实也不简单,那里面有数论问题,要真的探讨起来,还有很多现在还没解决的问题呢。如果数学有高等数学,又有小学数学,那么音韵文字训诂,也该有大学的,有小学的。现在的问题是,凭一个伪命题——音韵文字训诂太难——就在小学拒绝了音韵文字训诂,以至于小学语文都不讲一个汉字为什么这么读,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是这个意思,这些汉语文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讲清楚,甚至老师的脑子里也不清楚,那叫什么汉语文课呢?教出来的学生,怎么会尊重汉语文呢?民族的自信心,从最基本的语言文字上,就丧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探索出一套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文字音韵训诂的教法。 再比如说历法。中国的历法既是天文,又是农业。三十年前,社会上流行把产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流行说第三产业才是发达国家该做的,因为利润高嘛,所以都瞧不起农业。直到现在,城市化的浪潮还没有过去,都是那一代年轻人现在掌了权,是错误的教育的结果。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我们应该因此而骄傲。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永远也不能放弃农业。一旦像现在这样粮食靠进口,说融入国际,成为国际经济链条上的一环,我们就把命运交给了别人。我们必须首先自给自足,这不是小农经济,这才是经济强国。在下一代的教育中,需要重新树立农业至上的观念,环境至上的观念。我们的历法,是人与自然的充分融合,是充分体现着万物一体、同生共荣的精神的,而且对现实生活还有作用。历法又包括很多方面,从天文星宿,一直到各时辰的特点,都应该系统学习。这个学习从小学到中学不间断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西学的知识也同样重要。中学应该有一门系统地介绍世界历史和西方文化的课程。我们的课程中有那么多的西学内容,一直延伸到大学,可是却没有系统介绍西方历史文化的课程,这很奇怪。以至于很多学生学习西学,还以中国人的习惯去思考和理解,当然就理解歪了。还有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也是因为没有讲清楚西方历史文化的原因。 还要有一门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课程。这门课是告诉学生什么是科学的,并且对科学的相对性有一个认识。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充满了传奇,也充分展示了科学的真谛。了解自然科学史,对于认识科学的性质至关重要,也是捷径,而对科学精神理解不深刻,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人才的。有了这两门课程做底,其他的西学学科学起来就会容易得多。其他的知识现在学校都在学,姑且不论了。 除了以上文化和学科的知识,我还想说一个必需学习的知识,就是本土文化风情的知识。现在学校的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这个分级很好,给了各地学校很大的空间。现在很多地方和学校有本土文化课程,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有这个课程的地方,也有很多流于形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课程。这是学生精神上的家园,他的扎根所在。每个学生都应该热爱本土。每个学生都应该了解本土。等到这些学生长大,本土文化就不会那么轻易断绝,本土生态就不那么容易破坏了。而且留住本土人才,中国的发展才不会那么不平衡而充满矛盾了。 本土文化课程的内容,包括本地方言的传承、本地历史、本地人物、本地地理、本地经济、本地风俗、本地技艺。这也是个庞大的系统,可以学很多年。它与中国文化的课程相呼应,互相支持,互相印证,是非常好的事情。现在的很多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都没有下功夫。本土文化课程是需要下功夫才能编好教好的,而且这门课程需要比较多的田野实践。 所有课程的设置,以及谈不上课程的种种教育过程,都要特别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老师都应该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和身体状况,了解儿童教育学。不重视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不是以人为本的态度。 儿童因年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身心特点,所以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法。比如6到8岁之前,难以接受不均匀节律,所以一般不要学古文。眼手协调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所以最好不写字。比如青春期的少年,有逆反心理,实际是其生命力的张扬,这时候要立志,没有远大的理想是难以支撑艰苦的学习的。还要发展质疑、辨析和运筹的能力,让他的活力用对地方。希望老师都能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尤其向西方教育的现代成果学习。现在市面上这方面的书其实还算比较多。我们以后应该讨论出个基本的阅读书目。 但年龄不是学生的唯一特征。此外还有性格、性别、体质、心理、家庭背景等多种因素,这些都是每个学生都不一样的。有的学生也许6岁已经可以学习古文,有的学生可能8岁还不适于学习古文。要针对每个学生制订不同的教学方案,不管是共学还是个别教学,每个学生的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都是不同的,这样才能做到每个学生的最佳发展,这个教育才是成功的。 以上说的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想法。现在广州番禺的明德广地实验学校由谢敏老师带一个一年级的班,开始尝试这些想法。具体的都是谢老师来设计实施。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尝试一下,不一定是全面的,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全面的东西,就是一个方面也好,我也想知道究竟是否实用。毕竟我没做过儿童教育,一直是教大学。这些空谈的东西,一定有很多不切实际。 谢敏老师这个班(姑且叫“明德班”),是在开学两个星期以后才制订课表的。前两个星期,主要用于了解学生,和让学生了解学校。然后再制订的课程,才是比较靠谱的。学生的差异很大,有的不识字,有的已经可以自由阅读,背了很多经典。差异这样大的一个班,如果实施统一教学,就会耽误很多学生,使他们产生厌学情绪。所以一定程度上的个别教学是一定要坚持的。私处密谈也是必需的。横向和纵向编班的结合也是必需的。 这个班实行包班制,由两名老师协作包班,承担大部分的课程,再配以志愿者助手,和生活老师(他们有寄宿学生)。课程有一部分是打通的,即说不清是语文还是数学还是音乐还是舞蹈,是一个整体的教学。课程的时间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有的课长点有的课短点。学生也可以个别下课,个别休息。他们在教室特别设计了一个休闲角。 不管什么样的教学理论,教学模式和教学经验,总之应用于这个班时,都要是每个学生不一样的。这跟吟诵教学是一脉相通的。吟诵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必须有个别指导。只要老师关注每个学生,单独为每个学生制订教学方案,有单独授课,有单独的交流谈话共处的时间,我想什么教学模式都可以走出一片新天地。教育的未来就是要恢复“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 一年级的主要任务,在态度上是形成良好班风,在能力上是习礼,懂得尊敬他人,维护集体利益,遵守必要的纪律,形成良好的生活态度,以及初步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在知识上是识字过三千。识字主要靠重复,怎么重复都可以达到目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重复而不令学生厌倦。古人用吟诵,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除此之外,现在还可以用绘本等等。不过绘本限制想象力,有汉字有阻断作用,最好只用于最初的识字教学。 识字还有一个法宝,就是恢复汉字的固有系统,以声符为核心的音形义统一系统。只要恢复了这个系统,识字就变得很有趣、很简单、很有文化内涵,而且记得牢、写得对、读得准。而且不再以笔画多为难字。一年识字两三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古代学馆没有识字课,识字过两千是上学的必要条件。古代都是在蒙学阶段完成识字的。现在有西方理论反对儿童早识字,因为识字要使用理性,而儿童的理性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早识字是摧残儿童。我想说,理论很好,但忘了一件事,西方是拼音文字,所以识字多用理性,我们是象形文字,所以识字多用感性。如果西方的儿童必须六岁以后识字,我们的儿童就必须六岁之前识字。感谢我们的祖先,在全世界的民族都放弃了象形改用简单的拼音文字时,他们不但坚持了象形,还发展了象形文字,还发明了一套简单识字的方法。中国文化的发达,也源于每个中国人的早慧。 还有推后学英语。国家本来也没规定一年级学英语。现在是幼儿园不学都觉得输在起跑线上了。我一直对幼儿双语心存怀疑。虽然有很多人说幼儿双语效果很好,但我很担心。我担心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现在外语系毕业的那些学生,包括很多所谓的翻译人才、翻译家,英译汉翻译过来的都是英语式汉语。他们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不知道中国人是不会那样说话的。他们普遍对中国文化不了解,也很少有兴趣了解。这就是我们要造就的英语人才吗?难道这与学外语过分了没有关系吗?更何况绝大多数从小学英语的孩子最终只会做题。 幼儿正在形成语感,我还是希望中国的孩子先学好中国话。英语推后到三四年级以后,不要紧的,没什么赶不上的。我们的焦虑症常是大家互相施加压力,其实本来没什么事儿。我们的计划是,一旦开始学英语,就大量使用志愿者(大学外语专业学生和外国人),保证课堂的师生比例不低于1:2,就是造成局部的英语环境。我觉得现在的英语做成了阅读理解式英语和哑巴英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课堂的英语环境,而实际上大量英语人才却闲置。我们希望利用这些志愿者,给他们提供实习的机会,来造成一名老师主讲,很多志愿者配合的教学局面。以句型和话题为教学线索开展教学,听说读写同时上(与母语国的教法不同),感性和理性互相拉动,这样来形成英语的语感。这样的英语才是实用的英语。 以上拉拉杂杂说了很多,都是近期以来的一些感想。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话,更像是梦想。既然是梦话,就一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不切实际的地方。希望与朋友们共同探讨,也希望与朋友们共同实践。 二零一三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