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西医化”的历程

铿锵中医

中医“西医化”的历程

　“有些人也许会想,中医科学化是很难的,怕学不会。实际上并不是学不会。譬如在我们办的防疫训练班受训,只要两三星期,大体就可以了解一些防疫的常识了,虽然还不能很熟练。又如防止四六风的方法,有几小时就可学会。”(《中西医团结与中医的进修问题》,《新华医药》,1950年6月)

　　这段话是时任政务院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北京中医学会成立时的阐述——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医进一步占据了国家医疗体系的话语空间,中医“西医化”的历程也随之开始。事实上,对中医大规模的预防医学训练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中。而大部分的防疫手段,又被认为是可以通过培训速成的。于是,培训班开始成为促使中医向西医转变的一条“捷径”。

　　而这一切,都是从接触基本防疫知识开始的。中医们在当时“预防为主”的医疗国策压力下,确实是在“不断强迫自己适应西医的普遍化要求”(《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甚而要求自己相信,新与旧,中与西之间,自己已经确定了取舍的道路:

　　“我们中医只要经过短短七天的学习,做起防疫工作来,不论服务精神、注射技术,都够得上标准。这证明中医是有能力的。”(《为实现全国卫生会议议决三大原则告中医同业》,1950年9月17日)

　　问题是,对于这些“半路出家”的中医们来说,西医的基础理论毕竟需要临床诊断的案例和大量的实验作为基础,显然,这不是短期速成的培训所能解决的——也许在培训过程中,这些中医的确切实地掌握了一般性传染病的诊断程序,并形成了初步的符合西医规程的治疗习惯。但是,短期速成的弊端也同样浮现了出来——“那些中医功底尚浅的医生在接受西医训练后,不但很容易造成只懂得西医皮毛的后果,而且也极易降低原有的传统诊疗水平”(《再造“病人”》)。

　　有资料记载,“射阳县一个叫尹石卿的中医说:‘在中医进修班开学典礼上,县卫生院院长批评中医一无可取,号召大家学习西医。我儿子进修回来忘了本,完全放弃中医’。”

　　而这还只是最直接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其后中医传统诊疗技术人才的断层——比如湖北省汉川县,“1963年3月的调查证实,全县175名中医中,改行西医或中西药兼用者占63%,学徒出身的36名中医,有16人完全改行,17人半改行,仍从事中医的仅3人”(《汉川县卫生志》)。

　　于是,速成最终成为某种加速的过程,而它的重点站,似乎也很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