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底气”漫谈(五)之『玄医学』

兮招天

　　科学主义在中国近代之所以如此流行，林毓生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所产生的普遍的、极其严重的文化焦虑，迫切需要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安慰。而科学主义极其自信、乐观和武断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和继承了传统文化有机一元论的宏大叙事，很能满足近代中国人的心理需要。

　　因此，虽然在学理上难以成立，虽然同一时期国内学者有更深刻的认识，却依然以其简单而强有力的心理作用而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广泛认同。从这种角度看，中国近代以来流行的科学主义，和西方的科学主义是不尽相同的，具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长期以来政治权力-文化秩序结合的大一统结构的现代变形。唯一的变化不过是“独尊儒术”换成了“科学霸权”而已。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科学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面临这一形势，仅仅在学理上批评科学主义在逻辑上、学理上的不足，虽仍然具有其不容否认的必要性，却远不具充分性。我个人觉得，林毓生先生所提倡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应该是很有启发性的思路。

　　一方面，只有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经重新阐释和解读，挖掘出既适应现代生活，又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具有深厚根源的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传统的佑护和滋养之下创造新文明。

　　另一方面，在多元化成为当今时代主旋律的今天，我们要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多元化的资源，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中多元传统之间保持一定张力的合理结构，避免中国文化传统中由于普遍王权长期统治所带来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垄断精神世界的现象的再次重现。

　　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哈耶克、波兰尼、还是波普尔等都对科学方法有很精深的研究，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文化多元化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又都无一例外地一再强调自由主义文化的建设需要传统的支援。在经历了20世纪一波又一波的激进运动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们还会将那种彻底否定传统的科学主义当作救世法宝吗？

　　回顾上个世纪初期的“科玄论战”，我们应该超越科学主义的极端偏狭的眼界，以一种温情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然而，这决不是玄学派简单的“反攻倒算”，不是要再打一场结局相反的新“科玄论战”，而是超越科学主义与玄学派双方共同的错误假定。

　　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是被当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顶礼膜拜，而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切近的地方性文化资源，通过其与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的互动与张力，来确保我们不至于堕入一元化封闭的文化困境中去。

　　只有这样，才是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真正挖掘和充分利用了“科玄论战”的思想资源，才真正实现了科学派想要超越传统窠臼的理想，才真正实现了玄学派在学理上捍卫人类价值和道德尊严的理想。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