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中医

铿锵中医

毛泽东论中医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１９１３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延安时期，针对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毛泽东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讲中谈道：针对１５０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１００多万文盲，２０００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６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１００名至２００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７６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６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３００多人。１９５５年９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１９５８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７０人至８０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１９６０年冬或１９６１年春，我们就有大约２０００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１９６０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３７个，学员２３００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３６０００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１９２９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１９３６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１９５１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４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６８个县来讲，竟有９０％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１／１０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１９５８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３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１１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Ｖ”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中国的针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１８２２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７月２６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６２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