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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裕民:医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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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9 05:17: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该文章摘自《北京晨报》,文章原标题:何裕民:医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

  西医也开始讲“和合”
  北京晨报:西医似乎不太强调这个?
  何裕民:大家印象中,西医就是对抗,就是消炎,就是化疗,也因此,很多人对西医的治疗抵触。的确,西医曾经有那样的阶段,但是,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我2008年出版《癌症只是慢性病》时写过:我发现,很多情况下癌细胞是走走停停的,甚至会回归到正常,这也是我在治疗时强调“和合”的原因,我的这个感觉,在最近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得到印证。
  德国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公报中称:部分癌细胞会“自我限制”,就是我说的“走走停停”,并不像以前认识的那样,会无休止一个劲儿地增长,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机理,是它会产生一对能起到相互抑制作用的蛋白。
  这一新的发现,既为癌症治疗带来了新方向,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很多情况下,不采取手术、化疗、放疗这种杀戮性的措施,癌肿也会自行缩小乃至消失,我想这会使今后的西医治疗,改变过去仅仅依赖杀戮性措施的老路子,也开始讲“和合”了。
  我们现在看病,有很多“规范”或“指南”,看似规范,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1000个肺癌患者中,至少几百种亚类型,用一条线去规范它,就像规定中国人只能穿38码的鞋。
  医疗只是手段
  北京晨报:之所以强调“和合”,是因为之前不“和合”的例子太多吧?
  何裕民:我有个胰腺癌的老病人,多次跟我说,他和北京的一些大医院的医生都很熟,他到外科去,外科医生告诉他:你千万别化疗,没用的!到化疗科,那里的医师说:他们(指外科及放疗)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你必须且只能化疗。而放疗科则说:他们都是胡说,不会有结果的,还是放疗最可靠……这些医生时不时地又都排斥中医药——这就是不“和合”!这就涉及到医疗的确切性质了。
  医疗只是一门实用技术,是种手段。技术的评价标准和科学不一样,科学求真,技术讲有用、有效解决问题,在有效基础上,强调简、便、廉,因此,在诊疗技术领域相互排斥,是非常不应该的。
  “和合”的前提是包容
  北京晨报:中西医在“和合”上是否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呢?
  何裕民:1978年,我第一届研究生考取的就是西医,但是被调剂回中医学院,我当时很不情愿,觉得西医有优势,能很快解决问题。后来,随着资历增加,我认识到,如果能把西医和中医两者整合起来,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从来不排斥西医的疗法,也不排斥他人的思路,但我有个前提:这个方法应该对病人有利,有一定的循征学依据,至少,机理上说得通,而不是瞎掰、胡诌。
  比如,胰腺癌的治疗,如果是单纯的,肝内没有转移,我就很不主张化疗,因为循征医学表明:化疗对胰腺癌患者本身没有多少益处。但如果是淋巴瘤患者,我肯定支持他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已经证明是有价值的。
  临床上,“和合”讲究的是种知己知彼前提下的“包容”,是相互的正性促进,有的中医会说:“你化疗过了,破气了,我就不给你治疗了!”这不对,化疗就是种方法,像淋巴瘤、小细胞肺癌等,化疗效果是相当不错的,无非是强调该用时应该用,不该用时,别乱用!
  “心身共轭”很重要
  北京晨报:中医学派都有“温补”,“滋阴”之类很具体的医学概念,针对身体的更多,您的这个“和合”,好像更多的是心理。
  何裕民:这里又牵涉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心身的“和合”问题。
  就今天看,所谓“和合”,核心是“心身”要“和合”。我是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的,所以特别注重这一点,而且国内外的研究都已经揭示:心身之间存在着错综的“心身共轭”关系,现在很多病,本质上都是“心身失轭”,心身之间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
  你明明只是一辆能跑70迈的车,一定要一脚油门踩到底,跑出超过100迈,早晚会出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不能加快,偶尔是可以的,但长久就不行了。所以,要根据你的心身特征来设定目标,让心身保持和谐。
  心身和谐比健身更重要
  北京晨报:现代人很难保持心身和谐,这会对健康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何裕民:现在许多人活得不痛快,特别是有了一点钱的,仍碌碌终生,踮起脚尖地在追赶。明明有辆车就够了,一定要换辆宝马,而且非要7系的;看到别人换了套新房,自己本身有两室一厅,住得蛮好了,非要攀比,换套更大的……目标设置太多,是“心身失轭”的原因之一。
  有资料称,乔布斯临死前说了一段话:“我愿意用我全部的技术换取与苏格拉底喝茶的机会”。这句话太耐人寻味了,临死前,梦想着寻求一段心身安宁的时光,多么令人心碎!从哲学层面,“和合”强调自我心身之间的“和合”,自我与环境的“和合”,这不仅仅是原则,而且也是最高的生存哲学与技巧。
  包括我们现在推崇的养生,一定是灵肉合一的,才能有养生的效果。很多人为了健身,在跑步机上熬着时间跑步,拿着计步器算着什么时候走够规定的步数呀?这种锻炼是受罪,至少不是灵肉合一的,可能是减肥了,但人是心身合一的动物,这种只针对肉体的锻炼只是“健身”,不关心灵的事,更不是养生。
  有道德的人可以长寿
  北京晨报:说到这儿,又不仅是心理方面了,还涉及道德、价值观层面。
  何裕民:2013年7月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发表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结果:由“崇高目标”带来的幸福感,可能会在分子水平上增进人体健康,而“单纯的自我满足”则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感受到某种快乐感。
  意思是,做有意义的事情产生的快乐,会大幅减少与压力相关的CTRA基因的表达,而“享乐主义”的快乐,则会大大增加CTRA基因的表达。这种CTRA基因高表达,会促进炎症的形成,引起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癌症的发生。这个研究证明:纯粹的“享乐主义”的快乐,不仅要受到道德审判,而且要付出身体代价。
  巴西医学家对长寿老人经过长期追踪观察,发现约90%的百岁长寿者,都是德高望重的。他的解释是:道德良好者,每每与人为善,遇事常为他人着想,很少为名利与别人相争,自然会受到周围人的尊敬,所以,总是处在心境宁静状态,这种心态让大脑可以平静有序地支配着人体内在各种生理功能,使其处于良性的运转中,身体自然健康平和……其实,这些早就被中国古人用一句话概括了:“仁者寿”。“仁”就是讲究仁爱,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才可以长寿。
  朱丹溪理论有哲学韵味
  北京晨报:中医的很多学派都有历史传承的,您的这个学派有古代渊源吗?
  何裕民:我是浙江义乌人,金元四大家的最后一位大家朱丹溪,就是义乌人,他住在丹溪江,我母亲祖上的村庄离那不过几里地。
  朱丹溪理论根据很雄厚,很全面,四大家中,数他最为深厚。他原先是学理学的,信奉朱熹门派,38岁开始,因母病而学医,到处拜访名家,最后成就了一代大医。
  他对生命根蒂的认识我非常赞赏:第一,他说人体有“相火”,“相火”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因为有“相火”,天下才有旺盛的生机。第二,这个“相火”如果不加以调节控制,太过了会伤害元气,元气指的就是正常的生命活动。所以,“相火”既不可少,又要有所调控。
  如果这个社会什么都要压抑,都限制,整个社会十分灰暗,缺乏生机!如果这个社会什么都可以放肆地做,毫无节制,那就是兽性的社会,混乱不堪的社会,所以,我一直觉得他的理论很有哲学韵味。
  从“相火”走向“和合”
  北京晨报:“相火”的危害是什么?
  何裕民:35年前,我当时的主攻专业是“中医各家学说”,我联想起著名的弗洛伊德理论,朱氏与弗氏相距约600年,600年后的弗洛伊德也发展出了这个理论,只不过用词差异,后来,人们把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爱因斯坦并列为近现代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三个伟大犹太人。
  我不是“古已有之”信奉者,但这个问题上倒要分辨一下源流:其实,朱氏的确是弗氏的鼻祖,只不过朱讲“疏泄”,弗讲“catharsis”(宣泄,也有翻译成“疏泄”的);朱把本能称为“相火”,弗则称为“本我”;弗氏的“自我”被朱称为“君火”;弗氏的“超我”,就是朱的“道心”,朱反复强调:“道心”要管控“相火”,因为“相火”太旺会戕害元气,伤害生命和社会,所以需对“相火”加以制约。
  当年,我看到这些时惊讶不已,还专门写了篇论文,我坚决认为:行医,救人性命,首先需要了解人的本性,或者说人的本质特点。否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加上朱丹溪至少是我同乡的祖辈,在各家大学派中,我特别青睐朱丹溪的学说,他既揭示了人的本质特点,并给出了解决途径:借医学措施及教育手段等,调控“相火”,使之“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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