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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辛格眼里的中国军事战略联想到中医学治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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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0 02: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几十年前(七十年代初),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及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就是我们这些人当中的“明星”(尽管当时没有粉丝一词)。客观地说:他是美国高层人士中罕见的“知中派”、“亲中派”。他受命启动的中美和解,为中国四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及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除了敬佩以外,还有一丝感激,这也许是中国大多数像我这样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对基辛格博士的基本态度。
  近闻博士耄耋之年写下了《论中国》一书,求得后先睹为快。读后感慨良多!基辛格博士是位犹太人,看完此书后,不得不佩服其广博的知识,从地缘政治,到哲学、历史等等;更不能不折服他睿智的审视与穿透眼光。他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看法,从第三个眼睛切入,给了我们众多焕然一新之感。
  中医学素有“医家如兵家”之说。笔者也的确信奉此说。基辛格博士开卷以较多笔墨讨论了东西方军事/战略思想差异。笔者认为:用来对照中西医学对慢性病(特别是癌症)的治疗,是可以给人诸多启示的。故辑录于下,并稍作比较,以飨各位:
  中国人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其战略思想与西方流行的战略与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漫长的动荡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潜在的敌人比比皆是,帝国永远不可能享有绝对安宁。如果中国注定只能有相对安宁,它同样暗含相对的不安宁——为此需要对中国的十几个邻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它们的历史和追求的目标与中国迥异。在陷于冲突中时,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同样,中国独具一格的军事理论也与西方截然不同。它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战乱时期,当时诸侯混战,百姓涂炭。面对残酷的战争(同样为了赢得战争),中国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强调取胜以攻心为上,避免直接交战。
代表这一传统的最著名人物是孙武(尊称“孙子”),《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有趣的是,没人确知他到底是谁。从古至今,学者对《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世及该书的写作年代争执不下。该书记载了一个叫孙武之人的言行。根据他弟子的记载,孙武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军事家,游走列国。一些中国学者,包括后来的西方学者,都怀疑是否真有一位孙武,或即使确有其人,《孙子兵法》是否确实出自他的手笔。

《孙子兵法》为文言文,介乎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该书问世已两千余年,然而这部含有对战略、外交和战争深刻认识的兵法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军事思想经典。20世纪中国内战时期,毛泽东出神入化地运用了《孙子兵法》的法则。越南战争时期,胡志明和武元甲先后对法国及美国运用了孙子的迂回和心理战原理。(孙子在西方还获得了另一个头衔——近代商业管理大师)。即使在今天,《孙子兵法》一书读起来依然没有丝毫过时感,令人颇感孙子思想之深邃。孙子为此跻身世界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行列。甚至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孙子与西方战略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欧洲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认为,战略自成一体,独立于政治。即使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也暗示一旦开战,政治家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孙子则合二为一。西方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关键点上集结优势兵力,而孙子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确保胜利。西方战略家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则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的理论。

孙子对战争的理解和论述既没有欧洲一些战争论著中的激情,也不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孙子兵法》冷静的特点反映在卷首: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由于战争后果严重,慎重乃第一要义: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政治家在什么事情上应该谨慎行事呢?孙子认为,胜利不仅仅是军队打胜仗,而是实现发动战争时设定的目标。上策不是在战场上与敌人硬拼,而是折其士气,或是调动敌人,使其陷入不利境地,以断其退路。战争复杂残酷,因而知己至关重要。战略于是演变为一场心理上的较量: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最理想的情况是指挥官拥有绝对优势,从而完全可以避免交战。其次是深思熟虑,并在后勤、外交和心理上作了充分准备后,给敌人致命一击。孙子告诫道: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由于“伐谋”和“伐交”涉及心理因素和对事物的认识,孙子非常重视用计和使用假情报。他告诫道: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对一位信奉孙子思想的部队指挥官来说,通过迷惑敌人或用计间接取胜,比倚仗优势兵力取胜更人道(且不说更经济)。《孙子兵法》告诫指挥官,要诱使敌人跟着自己走,或是将其逼入绝境,迫使其全军或举国投降。

也许孙子最重要的深邃思想是,在一次军事或战略的较量中,一切因素互为影响:气候、地形、外交、情报、供应和后勤、力量对比、历史观,以及出其不意和士气等无形因素。无论哪个因素,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军事形势和相对优势的微小变化——没有孤立的事件。

因此,一位战略家的任务不是分析具体形势,而是弄清这一形势与它形成的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种局面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现象都是暂时的,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战略家必须洞悉变化的走向,为己所用。孙子用“势”这个词表达这一特征,而西方没有类似的概念。在军事上,“势”指战略发展趋势和演变的形势中蕴涵的“潜能”,即“各种因素之特定组合及其发展趋势中蕴涵的巨大能量”。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势”指力量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

孙子认为,善用势的战略家恰如水沿山坡顺势而下,毫不费力就能找到一条最快、最容易的路线。一位成功的指挥官会耐心等待,而不是急于交战,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他仔细观察战略形势的变化并加以引导。他研究敌人的备战状况及士气,积蓄己方力量,利用敌人心理上的弱点,直至出现打击敌人薄弱环节的有利战机。于是他出其不意,神速调兵遣将,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顺势而下”。仔细寻找战机以及精心准备,为他奠定了优势地位。《孙子兵法》论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领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压倒敌人。这也是当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打仗的战法(不过越南民主共和国把心理战的胜利也转化为实际的领土征服)。

通常,中国的政治家把战略形势看做全局的一部分:善恶、远近、强弱、过去与未来皆互相关联。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与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战略与治国方略成为与对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同时加强自己一方的势,或者说战略态势。

当然,“以计取胜”虽是理想结果,却不易实现。从古至今,中国不乏残酷的战事,多在本国,偶尔也在国外。一旦爆发战争,例如秦统一中国、三国时期的战争、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以及20世纪的那场内战,生灵涂炭,惨烈程度不亚于欧洲的世界大战。最残酷的战事源于中国内部体系的崩溃,换言之,体现为一国内部的一种调整。对中国而言,国内稳定和抵御日益逼近的外国入侵同等重要。

……

  看完这些,我掩卷沉思,联想翩翩……。
  仅就与肿瘤防治相关的及健康命题而言,也感慨良多……
  在中医学看来,伴随着增龄,人体内的健康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而且,不是所有的健康问题(疾病)都能彻底解决的。因此,目标不能确定得完美无暇。只能“谨察阴阳(失调)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能够达到相对平衡(哪怕是弱平衡),也就十分理想了。
  鉴此,在陷入大病痛(类似于国际大冲突)时,传统上中国人大多数时间不主张孤注一掷,不强调决战致胜(特别是长期的地缘冲突,如对北疆的游牧民族南下进犯),也包括对癌症之类大病,很多情况下只是强调巧用计谋,借助迂回“王道”,积极调治,改善症状,稳定病情为上。对于过于攻伐之道,强调尤要慎重。这看似消极,其实包括着深刻的哲理与智慧……
  其次,中国的军事战略更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指不用血腥的杀戮;就像治病一样,特别是慢性大病,以王道为主,持久调整,稳妥取胜。甚至只是主张“食养调之”,“食养不愈,再行药物(攻伐)。”……
  此外,古代军事家还强调交战中,要考虑综合因素。诸如气候、地形、外交、情报、后勤、历史观、士气等等。其实,就像我们强调的防治癌症六(七)字方针:知(认知纠正)、医、药、心(理调整)、体、食、社(会支持)等等,这才是聪明而又有效之举。较之一味蛮干,不知要高明多少……
  强调“势”,也是传统中国军事思想的特点。“势”在中医学看来,包括两点:一是小势,类似于今天说的内环境、微环境、局部环境等;二是大势,就是整体状态、整体机能,以及整体与外界的互动等。而且,内在气机顺畅与否,气血通达与否,脏腑功能协调与否,经络之气流滞与否都包含在内。
  可见,一个睿智的美国人看中国,对中国的智慧能够看得如此明白,实在是不容易的!其实,借助外人睿智的眼光,我们也能获得不少启示。包括对待肿瘤之类大病的对策,亦可获益不浅。
  由此,我还想到了另一位美国杰出将军——黑人统帅鲍威尔,他指挥打伊拉克战争,一反过去欧美习惯的“破城锤战术(大军压阵,超量的现代化武器狂轰滥炸)”,而是改用受启于中国传统的“四两拨千斤”,结果大获全胜(容日后分析),彻底改写了国际军事思想史。其实,我们的肿瘤治疗,不正是仍旧囿于三斧头(手术、化疗放疗)的狂轰滥炸之“猛干”吗?为什么不配合些充满传统智慧的“四两拨千斤”之巧干,借助各种方法“巧胜”呢?
  联想到近来国际外交,美国人开始玩弄的“软实力”、“巧实力”概念,且每每得心应手,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反思——这些,原本都是中国智慧的结晶,中国人倒常常在对传统的一片质疑声中,这些逐渐被忘却,或者被低估了!而美国智者们却从《孙子兵法》及“四两拨千斤”等历史财富中拼命地汲取,转为现实服务……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不应该谦虚地向传统学习点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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