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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应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们对中国医疗改革提出了一些整体的、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并获准将在中部某示范区进行试验，由于改革涉及面广，十分复杂，故挂在博客上，寻求建设性批评意见！谢谢！
本文已发表于近期的《生态健康》杂志
医改的“中国药方”——亟需顶层设计，三大环节缺一不可
何裕民中华医学会理事/心身医学分会会长
本文要点：
“医改”应从三大环节切入：病因、治疗、支付。三者都需要大的改革。
要想解决病人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抓住病因系统，病因是疾病的源头，分为外因和内因，其中：外因是环境污染导致生存要素如食品、空气、水危及人的健康，内因是精神压力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危及人的健康。对此，应该建立专业队伍，创造并实施中国模式，全面梳理传统医学的资源，筛选西方医学的精粹，标本兼治、有的放矢。
要想解决治疗费用越来越高的问题，必须重建合理适度的治疗技术体系。用注重治疗效果的新型实用技术取代现有技术体系。
支付系统必须体制机制大调整：首先需要分清责权利，建立三级体制：保障者/仲裁者（国家）；相关者（医院/医师、病人、药商）；裁判（第三方监控/评估/支付）。
建议筹组成立国家健康部，统筹兼顾民众健康问题，取代治病为主的现有路径。
医院重组：三级医院分流，公立/公益与盈利性严格区分，并实施完全不同的政策；二级与一级及健康教育/疾控中心合并，防病成效与医院、医师应该利益相关。
大力培养全科健康管理（指导/保健）师，而不是全科医师。
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新医改法案，对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流行病”——公共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效率与公平却每况日下，开出了“美国药方”，虽说疗效如何还需时间检验，至少“全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大幕已然拉开。那么中国呢？面对四倍于美国的人口，远远不如的经济实力，既得利益群体与政府、公众博弈的复杂局面，公立医院回归公益的阻力等等，这张集思广益的“中国药方”何在？
（一）
不久前，李克强副总理在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深化医改，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健康素质和长远发展……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更需要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加强顶层设计，使医改各项政策措施更加科学有效……”
中国医改的顶层设计关键难点在哪里？若从系统论角度考虑，只有梳理清楚该系统工程中各个环节及其前后相互关系，然后在顶层设计中全面考虑，标本兼顾，环环相扣，各个破解，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医改难题，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健康素质和长远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
医疗保健系统工程就涉及三大环节：保健防病、好的（合理的）治疗、费用支付。这三大环节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且有了一定措施，却并没有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中的各个环节，努力做到环环相扣，且往往就事论事，抓小放大，顾此失彼。至少，目前的医改重点，主要聚焦在最后一个环节——费用的分摊与支付，就像是江河防洪抗灾，重点不考虑稳住水土流失，消解滔滔江水（防病保健康）；不重视堤坝的堵漏防决堤（治疗技术系统）；而只是醉心于水漫金山后损失的弥补或分担问题（费用支付）。在这种情况下，13亿人口的医疗保健养老费用绝对是个无底洞，会吞噬掉我国人民辛苦创造的大部分财富！
医疗保健是国民生存的基本需求与基本权利。人人都不想生病，都想保健防病，养老延年；生了病，都希望得到尽快尽好的治疗；治疗就产生费用问题。因此，我们以为合理且自成体系的“医改”应包涵防病保健康（我们称为“病因系统”）、合理治疗、费用的可监控支付“三大系统”。中国医改的系统工程“处方”目标明确，环节清晰，用强有力的举措重建积极有效地病因预防（保健防病体系）、有病合理医疗（治疗技术体系）和治疗费用可监控地合理使用分摊（合理支付体系）这三大子系统，并分别针对性地设置与之相匹配的政策、策略、措施、手段、监控及考评方法等。
（二）
首先是建立针对性的、积极高效的疾病预防及养老保健系统，帮助公众防范在先。从致病源头来看，外因是环境污染导致生存要素如食品、空气、水危及人的健康，内因是精神压力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危及人的健康。环境的修复非短期能见效，加强健康宣教帮助民众提高认识、规避致病因素方是正理，个体健康的诸项影响要素构成了一个复杂体系，若对其进行定量研究实属困难，但以定性方式推出健康基本常识和相应行为生活准则并非难事，因以上因素导致疾病多发早已是共识，至少中西方医学界对此并无任何争议。如果公众能够了解和运用健康基本常识并建立正确的行为生活方式，是否能够大幅缓解整个卫生医疗系统的压力？是否能大幅提高公众的满意度、幸福度？这样推论下去，对于公众对象来说，有效的传播方式、传播有效的知识是否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的人力、财力投入严重不足，手段更单调，政府和主流学界让出的舆论阵地，常常被言过其实的“张悟本”们占据，这种缺位是怎样造成的我们姑且不论，但绝对不应放任其继续下去，主流的医疗健康观念必须也只能是由政府和主流学界来构建和传播，这是职责所在、理应义不容辞。
我们认为，建立疾病预防及养老保健体系是医改的重中之重，而且，医改的机制与体制创新，重点也在于此。
1、有利条件及其优势
建立积极高效的疾病预防及养老保健系统已具备充分的有利条件：
民众客观需求大，积极性高中国城乡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人，普遍有着强烈的保健防病需求与欲望，而且积极主动，才会一次次被张悟本等忽悠，被不良商贩欺蒙，只要有正确且强有力的渠道引导及平台支持，社会民众的强烈需求就会被调动起来并导入正轨。
可操作性强我们在国家级亚健康课题研究的结果中明确，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直重视养生保健的国度里，推进国家层面的养生保健及防范慢性病措施可操作性很强。
投入产出比明显，利益巨大（近千亿） 有过各种计算，保健防病的投入产出比很高，从1:4.3到1:23不等（保健防病投入一元钱，产出四点三到二十三元不等）。另据研究：每年只要减少10%的潜在慢性病患者发病，或减缓10%的慢性病患者一年的疾病发展进程，整个社会的医疗费用支出每年就可以至少减少1000个亿人民币（见《2020年的医学，我们能够承受吗？》及《好医学研究》两文）。而做到减少或推迟10%发病，技术上完全能够做到。提前努力，积极有效的话，甚至4～5年后可以减少30～40%的发病与发展，这将是怎么一个概念啊！
国外有可参照模式这方面，美国及欧洲都已有成功模式可资借鉴。对此，参考资料很多，不一一细说。
2、中国特色的保健防病模式成熟（多环节切入＋线性干预＋状态调整）
我们在国家十一·五亚健康课题研究的中总结出既源自传统，又高于传统；既吸纳了国外先进经验，又高于国外经验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很强操作性的现代中国保健防病模式——多环节切入＋状态调整＋线性干预。
“多环节切入”指从多个方面着手，包括认知、饮食、锻炼、心理、生活方式，环境保护，必要保健措施等各个环节做起，而其中多半是非消费性的或是低费用的。
“状态调整”就是借助中医学的思路与经验，积极调整民众的身体状态（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其实就是状态调整）。传统医学中，这方面经验丰富，其往往费用不高，有些方法措施民间本就基础深厚，民众易于接受及实施。这样做，既可以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及身体素质，也有积极的防病保健功效。
“线性干预”指吸纳西方成功的原因（病因）阻断方法，如血脂升高，重在饮食中降低脂肪摄入；吸烟致疾，重点劝阻吸烟，等等，在欧美，这已经比较成熟且卓有成效了。比如，美国的成功劝阻吸烟，已经使该国上个10年的肺癌发病率下降了7%（中国的肺癌发病率30多年间则上升了465%）。笔者所在附属医院某部门力劝某辖区内大型外资企业厨房减少午餐用油，两年后该企业员工高血脂及脂肪肝人数就大幅度下降。这对于降低许多的慢性病发生或减慢其发展进程被证明是很有效果的。
具有中国特色和很强操作性的保健防病模式——多环节切入＋状态调整＋线性干预的全面推广与切实推进，不仅仅可以保健防病，大幅度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大幅度降低社会的医疗支出；而且可以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准及身体状态；更可以向世界昭示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独特模式与优势，影响世界。
3、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其实，认识到这一主要问题的人不少，也有相应的机构与措施，但推进乏力，甚至可以说流于形式。主要问题在于体制与机制的陈旧及僵化。
建立新的健康管理体制亟需明确“卫生”指的是呵护生命，守住健康，治病只是其末。建立自下而上的、新的、合理而整合及综合的健康管理体制与机制。目前中国的卫生体制是治病的体制。
机构调整今天的医院，不管一级二级三级，都是看病为主业的，显然需要作出大的调整，疾病控制与“健康宣教”游离于医院以外，只是流于形式的情况亟需改变，要根据目的确定手段、设置机构。
资源配置众所周知预防与健康教育的经济社会效益最高，那就应配备足够的人员、机构与资源，至少其经费应在目前医疗总支出中占更高比例。
政策配套今天，经济及相关政策都是向治病倾斜的，保健防病只是点缀，它从根本上说也不可能有兴趣防病，疾病防范了，客户少了，利益没有了！新政策应有明确从事疾病防范的机构并对其有效劳动予以奖励或支付的内容。
总体上讲是扭转病人越来越多的被动局面。综合对策我们结尾集中讨论。
（三）
治病技术体系问题更大！今天的治疗体系，由于利益切割不明确，虚火旺盛，吞噬了大量社会资源，带来了沉重社会负担的同时，并没有增加民众健康水准，甚至造成新的医源性伤害。我们的研究表明：医疗养老的社会总支出，再过十年中国社会就将不堪承受！世界各国同样面临如此难题，为了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明确提出未来三四十年必须进行绿色科技革命，医疗技术革新首当其冲。
现有的医疗技术缺陷何在？其服务对象是患病群众，他们的不满主要源于治疗费用越来越攀升，疗效却一言难述。例如，美国专家总结原来治肠癌3000-5000美元即可，现在30-50万都不够。可悲的是，人财两空的局面时时发生。同样在我国，《人民日报》（2010.4.21）发表了一篇专家的署名文章，讨论了20年来胃癌治疗的变迁。资料表明：20年前（75~80年），确诊胃癌约需440元人民币（含胃镜与活检），今天则需要13000元（其中，基础检查2830元，CT/MRI等约一万元）；当年胃癌化疗每次100元，现在则平均15050元；然而，同样为Ⅲ-Ⅳ期胃癌，当年的五年生存率为43%，现在则仅仅为41%。这种事实激化了百姓和医院的矛盾，同时也让政府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群众压力。
今天的医学与医疗，由于目标界定不明确，在科学至上思潮与利益推手之下，已渐渐遗忘了医学的本来目的是帮助人们守住健康，走向了反面：从健康呵护的角色、问题的消解者，异化为问题的制造者、麻烦的增加者。这方面，约尔格·布勒希《疾病的发明家》一书的研究就很有典型意义——他指出：人们常常在上述观念及利益驱动下，将正常生命现象包装成疾病，如脱发、头皮屑、口气不清新；将个人或社会问题看成疾病，如情绪不稳、茜茜综合征；将可能的危险视为疾病，如胆固醇含量偏高；将偶然现象视为疾病，如丧失性趣；将轻微的小病夸大成重病，如过敏性肠炎…等等，如此，不仅仅造成了人们的恐慌不安，而且，人为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当然，利益集团则可坐收渔利）。
依托现有技术的卫生医疗体系，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走的步履维艰，我们身负重担下能走的更稳更远吗？若不能，我们需走怎样的技术路线？怎样的策略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我们想不管选择怎样的策略，对于支持合理适度治疗的技术路线、系统整理提升有效的传统治疗手段给予资源倾斜和长期培育，包括科研经费、技术准入、应用市场等，应当是时下的“中国药方”中不可或缺的。
1、纯技术治疗体系的严重问题
今天的治疗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在此只能枚举一二，主要有：
唯科技论推高了人们的健康期望及天价的医疗费用，却让医疗的人文关爱等更为本质的东西大大逊色。（这方面社会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王一方教授的论文也讨论了此类问题。）
考核指标的唯经济论，虚高的医疗费用，吞噬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根据笔者临床估算，大病支出的60%医疗费用是无效功，甚至是有害的。全国人大的洪虎副主任亲口告诉我，一个享受保健医疗的老同志一天要吃60种药物，总计80多片，都是保健医生开的？2010年中国总共用了30万支心脏支架，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明确指出其中2/3（近20万支）是不必要的，每支连后期费用算在内，少说也要4万元钱，光这一项就是近百亿！当然，可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但产业发展不能背离根本目的——医疗是为人类健康服务，更何况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钱只能流向海外！
缺乏起码的监控、评价体系如何合理治疗，中国没有监控、评价体系。简便廉的、该用的、能用的，因为利益不高，弃而不用！该不该装支架？吃60种药，合理不合理？没有第三方监控、评价体系，人们（医师）只能在利益的野马驱使下，脱轨乱行！
公立医院改革困难重重在目前体制机制情况下，纠结于公立医院改革肯定是失败的，因为医院也是利益集团，而且是最大得益集团，她绝对没有改革的动力和积极性。只有在综合改革过程中，相关政策体系系统调整了，医院利益集团不改也得改！
2、出路何在：建构新的治疗体系
因此，改变当今医疗模式，有效整合中西医技术资源，倡导适度治疗与适宜技术，有时“有所不为”，不予以“积极”治疗（其实大都是过度治疗），不仅可以获大益（包括减少病人肉体及精神的痛苦，提高生存质量，延长期望寿命），而且，常常可以大幅度降低不必要或不很必要的医疗开支。而这些，不正是患病群众对治疗系统、对“中国药方”的最大期望吗？
我们的研究表明：建构新的治疗体系，完全有可能，只是需要稳步推进。
观念先行：首先需要改变认识医学涉及“呵护生命，守住健康”，那么，我们在大学本科教材（《中医学导论》）中一直强调：医学（无论中西医学）不仅仅是门科学、不只是一项专业技术，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渗透着文化观念的行为起居，一类有很高伦理道德要求；一类“增悦”、“消除不适，增加快感”的技艺、技巧。支撑医疗的有“三条腿”：科技的、经验的与人文的。而且，医学目的不是“治病”，因为一方面：很多病症临床没法治好，充其量只能求其稳定或症状缓解（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肿瘤等最常见的疾病）；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有些病症“有时，不治疗比治疗更好！”美国著名的哈斯廷斯中心90年代末讨论的结论，大致也是如此。
讲究适度治疗，世界性新趋势适度治疗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纠葛着巨大利益。但国外已经有人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了！远的不说，就近期而异：著名且权威的医学专业刊物——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经刊载过一个研究：60多种病症，有时不治疗比治疗更好。最近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海斯教授等学者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论文称，65岁低危前列腺癌患者接受积极监测，与立即启动创伤性治疗相比，可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且生存期也无明显不同。但生存感觉（认为自己没有生大病）却明显较好，医疗费用更是大幅度下降。著名肿瘤专家、中科院院士汤钊猷近来也在《新民晚报》著文强调：（肿瘤领域）《“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2011-06-06《新民晚报》）。强调“适度治疗”是世界性趋势，而基础薄弱、人口基数特大、未富先老的现状决定了中国是最为迫切需要尽快建立适度治疗体系的国家。
中国适度治疗体系重建的可行性为了降低国家的医疗支出，体现公平，应当重建治疗康复的整个流程，用强势资源和政策支持适度治疗体系占据公共医疗领域的主流技术地位，由无利益关联的中立机构不断在现有中西医治疗技术中普遍筛选有效果、价格低的适宜技术，从治病的整体因素上综合考量，检验并形成中西医结合的、性价比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适宜技术体系。
七十年代前中国试行的赤脚医生制度，虽较原始，却颇为廉价、广为覆盖、较为有效，广受世卫组织好评，并为我们积累了相关的不少经验教训。因此，较之其他国家，中国重建适度的治疗体系可行性更大。同时，中国又有着独特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相对健全的社会层级管理机制；二、传统有效且相对简便廉的中医药。
简便廉的中医药，中国适度治疗体系的关键及独特优势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因此，应充分重视中医药有效的实用医疗保健技术之整理、提升，使其广为人知、普遍愿用，且日渐成熟及系统化。通过积极广泛地筛选、甄别安全有效的保健医疗技术，在有底线、有监控的前提下，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扶持其发展、成熟与完善，这些以简、便、廉为特征的传统“宝藏”的最大优势既是提高了保健医疗的可及性和广覆盖性，也能相应地大幅度降低成本，并为我国特色的医疗保健产业走向成熟，影响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由于这方面的内容过于丰富，无法细细展开。要点是在新的、合理适度的治疗体系中，必须把中医药积极全面地糅合进去，且把她看作是一项涉及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仅是保存遗产。把握这一战略高度，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均具有积极意义。
3、难点与对策
适度治疗体系重建的难度不小，但却不得不为之！因为涉及到中华民族的能否可持续发展！
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评价与整合，怎么做？谁来做？需要综合考量。
指挥棒改一改，改变评估尺度现在，评估医疗机构，看的是看了多少病人，年营业收入多少。如果改成所辖社区健康指数（健康指数是我们研发的评估社区健康/疾病综合状态的方法）增加多少？慢性病发病率下降了多少？普通百姓的健康水平上升多少？医院在社区的美誉度多少？投入产出比多少（用多少钱解决这些问题，对此，完全可以引进企业管理模式）？再配合其他改革，也许就能够做到（或回归）重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度治疗体系。
配套：改个人医疗费用账户为明补给医院今天，政府与企业拿出了不少钱设立个人账户，各家医院及医师就想尽办法从这些中吸取钱财，因为支付的选择权交给了整个系统中信息最不全面并处于弱势的病人。为什么不可以将这笔钱集中使用（前提是个人防病在先、医院适度治疗），根据上述新的评估标准明补给医院。民众生了常见病，无需承担一般治疗的费用，这是应该享受的权利！
怎么补，医院评价指数高的，多补；低的，少补；当然，前提是让医院能够活下去！好的，活得更好！
简便廉的中医药治疗体系的系统整理几十年来，这方面我们不可以说不努力，但效果差强人意（甚至很不理想），原因很多，其一是战略认识问题（前已述及），目的不明确，为了保留“遗产”而保留中医，不是为了真正的提供一整套简便廉的医疗保健技术体系。其二是态度问题，由于中国人几十年来一直仰视欧美，迷信西方科学，即使在中医药领域也一样，几乎所有研究只是为了证明中医药“古已有之”，与西方“不差上下”，借西方神父（西医）以证明中国和尚（中医）的价值。因此，研究的价值取向上就犯了大错误。其三是方法论问题。对此业内人士均已有共识，假以政策与平台，系统整理适合于常见病的治疗保健体系指日可待！
（四）
其三是支付体系，由于政府、公众、药厂、医院、医生等多方利益交织在一起，涉及的对象比较复杂，是个系统工程。而当前医改看似注重医疗费用如何分摊，实则是期望从最核心的利益分配上破局，以面对需求快速增长与有限医疗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然而，承载着诸多期望的医改由于面临各方面的利益冲突，积重难返。对此，国内海量的相关论文对中国医改症结与焦点有了众多分析解剖，不再多言，提出一个关节点：第三方支付；和两点补充意见作为破解之策。
目前的医疗费用分摊，医院与国家，或医院与个人，都是当事人，自然“剪不断，理还乱”，矛盾重重。对此，可以学习国外比较先进的经验，建立新的“第三方支付”机制，相对权威、公正，既可大大削减社会医疗保健总成本，又可以形成良好的监管机制和摆脱重重矛盾。至少，可以让政府一定程度摆脱出来。
第三方支付这一机制，国外已经相当有成熟经验，可以参照，不再赘述。我们所要强调的“第三方支付”也应该有中国特色：表现为：一是可以与监控、评估机制相结合；二是可以与企业及商业保险机制适度结合。
医疗费用降低成本，政府需要、百姓需要，医保费用支付方也需要，若医保机构能够作为一方利益主体，适当介入医疗过程，政府出台政策来保障，将这些需求转化成为降成本的强大动力，结合“第三方支付”机制，医疗费用有监督的合理支付还是有望得以实现的。
与监控、评估机制相结合与监控、评估机制相结合，提三点意见：一是在医保费用支付方的监控下，医院积极主动投入前期的保健防病工作；二是监控其治疗合理与否，三是组织对医院的总体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奖励或扣除费用。
与企业及商业保险机制适度结合与企业及商业保险机制适度结合是为了更有活力与精细的经营意识。
第三方评估及支付系统要卓有成效地行使其功能，必须与政府的健康管理机构脱钩，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受政府与社会的有效监管。
（五）
几点题外话：
一些题外话也可以看做是对系统医改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理清关系，分清责权利政府不宜陷入具体医疗事宜成为操盘者、经营者，而是作为民众基本健康服务的提供者、保障者、引导者、规则制定者，因此，我们认为在国家层面应该逐步过渡到全新的管理及经营体制：国家以提供了相当的基本费用为基础，成为医疗保健服务的保障者、监督者、仲裁者；医院（医生）、病人（民众）及药商等当事人只是游戏的各方，他们的利益诉求一般由第三方来评估、协调、掌控；第三方则相对游离于具体利益及经营之外，实施评估、监控与支付。
第三方体系就是裁判身份，根据既定规则，依据各方情况，决定各方的利益，并接受国家机构的最后仲裁；每个民众对自己的健康与疾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此，合理的保健养生措施才能广为推行）。打个比喻：就像奥运会，奥委会是引领与仲裁机构（国家层面的健康管理）；裁判（第三方监控与支付）决定比赛输赢；运动员则按规则比赛。这一体制才能确保中国的健康事业的相关各方协调一致，以最为经济、覆盖最广、效率最高，合理的方式健康发展。
逐步过渡到建立国家健康部鉴于上述考虑，今天的卫生部/各地的卫生局必须从具体医院的拥有者、经营者、奶妈样的角色中剥离出来。国家层面就应该逐步将与民众健康所有相关的问题整合在一起管理，包括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生产及安全、爱国卫生等等，而不只是仅仅管理医院治病的卫生部。因此，必须成立整合整个健康事业的国家健康部，而上述机构只是围绕健康的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就像奥委会下属有各个专业运动委员会一样，统一由奥委会行使管理权。只有这样，才能谈及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健康素质和长远发展”的远大目标。
医院适度重组今天的三级医院设置不合理，一级形同虚设。一级应该并入二级，统一考核；疾控中心、健康宣教也并入相应社区医疗机构，它们都是重点在二级指导下进行保健防病的。如此，医院才能真正把防病列入工作重点议程，且各方目标一致，成败共同承担，同时接受评估，利益共享。只有这样，防病保健才能落到实处。
三级医院分流，公立公益性的医院应该只有两种：专科的、权威的；综合性的，接受二级转诊而来的重症患者，且费用都由第三方审核、支付。
大多数三级医院则应该发展成盈利性的，重点发展中国的高精尖医疗技术，并接受非公费医疗、非必须医疗、享受性医疗、高端医疗及炫耀性医疗者。
有所限定由第三方支付组织出面，制定公费医疗的合理范围，严格遏制享受性医疗、高端医疗、炫耀性医疗者享受公费支付。这可以由人大等机制通过法律途径来制定。
有所分流指在转诊基础上，患者就医应该有所分流，对此不展开。
强化监控组建第三方支付的相应机构，强化监控与评估。
组建保健防病的专业队伍这些专业人士，应该以大专为主，全科通才，且重点有中医药知识，这也正好解决一大批中低层次专科人才的出路问题。
全科医师应该改为全科保健师卫生部刚刚出台政策，2020年前要培养大批全科医师，做到每万人有2~3名，此法值得肯定，但仍有不足，仍是治病模式的体现。应该强调培养大批全科保健师（健康指导师），因为首先全科医师的需要是有限的，多数人有病不会找全科医师，而是找专科权威；其次能够防范在先、有能力减少生病的专业人士社会更为迫切需求。具体说：中国更缺乏的是具有传统与现代两套知识技术体系的全科保健师/健康指导师。
借助网络，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全科医学通才借助网络，以个人健康档案为主，实行家庭为单位的全过程健康呵护。当然，可以双向选择，优者高收入，利于竞争；也利于稳住队伍。
差异化承担个人健康档案的管理中，实施差异化承担。比如，健康指导师（全科医师）建议戒烟，个人坚决不从，治疗某些疾病（如肺部疾病）时你就相应需要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因为这一结果与你自己的不良行为有关，劝阻后不听，你应该对自己的不良行为负一定的责任。这既体现了公平原则，又有利于保健措施的推广。
上述各项的关键在于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打通各个环节，前后环环相扣。然后让系统工程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
联合国已提出未来三四十年内全球必须进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绿色科学技术革命。如果我国能够抓住机遇，通过覆盖200万人口（即指示范区）的对比试验，用5年以上周期，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支付系统的改革、治疗技术系统的嬗变和病因系统的改观，对于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医改难题率先作出突破；先是在国内，继而在国际上成为先行者和引领者；而这种标本兼治、统筹兼顾的“中国药方”代表着东西方理念的较量与融合，也是优秀文化、历史精华与现实契机的最佳结合，使我们在即将来临的绿色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动，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规则、新秩序以及新的技术标准，彰显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意义，为中华文明再度站上人类文明的高峰迈出重要一步。 | 
发表于 2015/3/20 17: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