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适当尊重患者的选择权

何裕民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在此，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陈工是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求治时年六十五岁，稍通医学。2004年2月的一天，晨起咯出大口痰血，紧张不已。CT一查，左下肺有个3厘米的占位，边缘呈毛刺状，被确诊为肺癌。他与儿女辗转找到我，请我帮助会诊一下。我建议先行手术切除，看病理后再作中西医结合诊治。他反问道：“为什么所有的医师都要我开刀？我能不能不开刀？我有没有选择不开刀的权利呢？”我无言以对。只能说：“开刀也许对您来说，是最佳的选择。”两天后，他被子女强行送进了一家专科医院，在医师会诊后，决定准备动手术。老人倔强地说，我就是不开刀。医师说，那只能用化疗了。老人又坚决地说：我也不化疗……医师愣住了，又问到：“你不开刀，不化疗，住医院干什么……”倔强的他，等医师一走，就独自逃回了家。再次找到了我，恳切地对我说：“我只选择中医药治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即使失败了，也与您无关，您放心地治疗吧。”类似的不愿接受手术、化放疗的患者，我们倒是见得不少，但大多属文化层次不高者，而知识分子却很少很少。他的理由不是畏惧，而是认定西医治疗五年生存率最多也只有20%～30%，中医治疗或许还不至于低于此。“病生在我身上，开不开刀，关系到我的大事，难道我没有权利选择吗？！”以此方式诘问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我倒是生平第一次碰到。其结果也十分喜人，以中医零毒抑瘤治疗一周后，咯血便止，9个月后，CT显示病灶明显缩小。目前已过了５０多个月，快接近五年了。近两年来还经常郊游、垂钓、参加舞会等，一如常人，活得有滋有味。中医药也已基本不吃了。
　　此案例给了我多项启示：其一：患者有没有选择治疗方法的权利？有的话，医师的科学推论（诊疗意见）与患者的自我选择之间有矛盾时，又应作怎样的协调平衡，如何取舍？！这不仅是医学伦理问题，也涉及医学决策中的如何评估及有冲突时怎样权衡。对此，我个人认定：意识清晰、有一定文化水平且获悉了病之实情及各种治疗方案利弊的患者，应该有这么一个不容剥夺的权利。医师这时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帮助他分析病情及各种疗法的利弊，以利于患者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其二：违拗了患者的意愿，强行实施，有好的动机一定就有好的治疗效果吗？对此，我们持基本否定态度。近来，我治疗一个瘦弱的72岁老妇人，亦为怀疑肺癌患者，无特殊不适，老人反对手术，家属却特当回事，特地从北京请来医师主刀，结果，过了3个月，病妇瘦得更甚，又徒增胸痛、咳嗽等。天天埋怨子女，如此情绪，何从谈及康复？因此，在肿瘤治疗中，应认可患者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应在一定程度尊重患者的意愿，这才是人性化的医疗。
　　《患者的权利典章》中有一条指出：患者有权利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拒绝接受治疗。我们认为，肿瘤患者至少在知晓了各种后果的前提下，参与选择确定自己的治疗方案，也是他们的基本权力之一，不能简单加以剥夺。
　　有一案例也值得一提：杨某是哲学教授出身，转任某重要领导的。因长期疲劳、透支，确诊为晚期胰腺癌的，已无手术指征。他第一时间知道了自己病情，然后收集各种相关资料。京城一流的中西医肿瘤专家拜访了十多位，西医专家的回答归纳起来三条：化疗、介入、微创（放疗），且预测最长6个月寿限。中医大夫都愿意配合西医治疗，但强调只是配合。无奈，只能接受化疗，一次即受不了，转做放疗。放疗一半时，出现剧烈疼痛。放疗科操作大夫对他说，此病放也好，不放也好，都是这个寿限。他懵然了！只能派人四处寻找。通过有关部门，找到上海中医药大学，找到我，力邀我即刻赴京。我一到北京，整个下午就和我讨论，从生理机制，到病理机制，从哲学思路到伦理角度，认真和我讨论了有关胰腺癌的几乎所有话题，足足谈了三四个小时。深入探讨后，他便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医药零毒抑瘤治疗胰腺癌的“独木桥”。现两年有余，他早已恢复全职工作，同时每周打一次高尔夫球。若不提示，谁都不信他曾是个命悬一线的晚期胰腺癌患者。作为哲学专家，思考严密，若不参与讨论决策，只是被动地接受治疗，也许疗效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强调：对这类患者让他们参与治疗方案讨论决策，充分尊重他们的这一基本权力，也是对患者权力的一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