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药为什么又叫“服药”

何裕民

　　《礼记·曲礼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亦谓：“令更服丸药”。饮药、吞药、吃药通称“服”，这习惯自战国起，一直延续至今。而“服”的本义无吃之意思，只有与药联系在一起，才具有这层含义，或用作一服(帖)药之意。服字词义的演变，颇能说明一些问题。《正字通》释“服，衣服，身所佩服也”。高诱注《吕氏春秋》：“服青玉”；渭：“服，佩也”。注“服剑臂刃”，谓“服，带也”。因此，服之本意，与佩通，常佩服同称，《说文》又释作“用”。揣测“服药”、一服药(一帖药)这一特殊含义，可能与早期药物使用方式有关。考古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了佩带饰品之习俗，这习俗的文化底蕴本非源于审美情趣。而是巫术观念的一种体现，与文身差不多，“最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带的。”⑴“饰品，祭神之物”，“作神主而祭以金银饰之也”(《山海经》郭璞注)。尔后，饰品才衍化为审美标识和作为有钱有势的象征，但它的巫术意义依然残存，护身符、长命锁和《红楼梦》中贾宝玉所佩带的“通灵宝玉”等都典型地有着禳灾避祸的巫术含义。(玉也是早期事神通灵的重要用品)⑵有趣的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药物可分为几类：(1)佩或服而有效者，（2）食而有效者，(3)现而兆吉凶者，（4）有害者。也就是说，当时一些植物或动物毛羽是用来佩或服(挂带)的。如果十八卷的《山海经》的卷次排列表明了写作上的的间顺序或出现的时代早晚(人们认定此书非一时一人之作)，那么，前几卷中许多药物都是以“佩”或‘服”的方式使用的，后面卷次中食用的明显增多。这似乎可以大胆推断，早期佩和服也许是用药的一种主要方式。当然，这只是一种基于常理的推测而已，尚缺乏充足的依据。
　　《山海经》首卷的《南山经》中记载了许多药物佩带可以调治心身疾患。如“肓沛，佩之无瘕疾”(瘕，虫病也)；“旋龟，……佩之不聋，可以为底”(郭注：“为，犹治也，底，犹病愈也”)；“猼訑，佩之不畏”，“迷壳，佩之不迷”，“鹿蜀，……佩之宜子孙”(郭注：佩为带其皮毛)；“灌灌，佩之不惑”。特别是《西山经》记载：“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巳疠”。郭注：“其臭如兰草”。据考，此药即零陵香，《名医别录》谓之“蕙草”，李时珍称作广零陵香。其香气浓烈。古人大概正因为闻其有浓烈香气，佩之为药。据考，佩兰在汉以前称作“兰”(《毛诗》)或“兰草”(《神农本草经》)，时人常佩之为饰为药，遂有佩兰之名。陶渊明亦有诗曰：“虽怀琼而佩兰，徒芳洁而谁亮”。《山海经》中常以香气浓烈或色泽鲜艳的草类及动物羽毛等作佩药之用。其实，选择这类东西佩以祛病疗疾，与佩玉、佩饰以禳灾一样，有着类同的巫术底蕴。颇有意思的是，在北美，艾草在各种巫术仪式中(包括治疗妇女疾病时)，都起着重要作用，而墨西哥妇女则在月亮节(在她们看来，月亮属阴，与女人性同)时佩饰着艾草跳舞，以求女神赐福保佑.这与中国先民佩兰、佩薰草等可为异曲同工、有着同样的文化底蕴。可以说，在佩药治病这种早期民风中，经验的成分是有限的，巫术的因素占主导，但这的的明确是后世服药用药的一种原型。
　　《山海经》中还有不少药物用“服”法。如“橐𩇯，冬见夏蛰，服之不畏雷”。郭璞注：服，著也，著其羽毛，令人不畏天雷”。袁珂在《山海经校译》中译道：“佩带在身上，可以不怕打雷”。⑵又《西山经》曰：“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袁珂注曰：“君子佩带了它，也可以抵御不祥之物的侵袭”。⑶《山海经》中有些“服”字，既可作食用解，又可作佩带解。如《西山经》：“有兽，……名灌，……是可以御凶，服之巳瘅；有鸟焉，……曰鵸䳜，服之使人不厌，又可以御凶。”《中山经》中：“状如山鸡而长尾”的“鴒鴳，其鸣自呼，服之不眯”(不眯，不被梦魇也)；“飞鱼，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有草焉，……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等，都可两解。但参照前后，似以佩带解更妥，特别是鴒鴳、鵸䳜、灌、荀草等，都或有香气或很漂亮，佩之更契合古人心态。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释《山海经》中的“天狗”时，谓“天狗不大，厥质虽小，禳灾除害，气之相王，在乎食带”。⑷亦即天狗之物，既可食，又可佩带，都有禳灾之功。当然，有些“服”字似作食用解为妥。如《中山经》：“是木也，方茎两员叶，黄华而毛，其实如栋，服之不忘”。当作服用解。因此，上古时期古人在巫术观念影响下．常佩带某物，以禳灾怯邪，这是服药的本意。而后，服逐渐作服用解，或者说食用佩带互解。而汉代以降，服药的佩带含意日为忽略，变成主要指饮用吞食药物，这就是沿袭至今的演化意。从佩到服这一演进过程中，经验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但也不难看出用药方式演变过程中所留下的巫术影响之烙印。然而，应该指出：以佩带方式用药，后世仍有遗迹可寻。对于一些棘手或认为鬼神所致之病，人们依然常用此法。如《千金翼方》治传尸的“大金牙散”，其用法以“绛囊盛带之”，佩服于身上。《外台秘要》治传尸，也以此药，一分着头边，一分系臂上。据萧叔轩先生查核，发现“唐人……居家远行。莫不知道佩药服药，以防邪中鬼注”。⑸此风一直延及明末。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记载防治“尸虫”，“身边可带安息香，大能杀劳虫，内有麝香，尤能辟恶，医者不可须臾无也”。明末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也强调：“宜佩安息香及麝香，则虫鬼不敢侵也”。⑹可见，佩的多属芳香之品，取其香能辟邪鬼也。而这种防治方法，经验的成分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更主要的还是受上古巫风之影响，是人们无可奈何之际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