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鼎立——合理的医学模式

何裕民

中医学模式和新的社会一心理一生物医学模式还存在着某些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表现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上。环境和社会并非只是措辞之差，而有实质之别，社会只是环境中的一部分，并不足以概括环境；相反，环境却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医学置人于环境中，它在考虑到社会因素影响的同时，还重视自然因素的影响。而“自然”和“社会”，就象研究它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两者虽有交叉和联系，却不能混为一谈。现已有大量而充分的研究资料证实，自然界众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理病理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医学还必须考虑到自然因素。一般说来，“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要修改或摈弃这个模式。”有意思的是，新的医学模式本身仍不足以解释自然因素与身心健康及疾病密切相关的这一事实及大量中医学根据个中规律成功施治的机理，故它可以从中医学模式中汲取某些有益的观念。

　　其实，除了自然、社会、心理等因素，人的医学必须考虑与“人”相关的多种因素。鉴此，近十多年来，西方学者还在新医学模式的三要素基础上提出了尚需兼顾诸如“伦理”、“文化”，甚至“宗教”之类的要素。因为“人”的医学是针对“人”的，人是需要“伦理”关照的。许多医学措施或手段，尽管从生物学（科学）角度看，存在可行性、有效性，但还有伦理上的“该”与“不该”之类的重大问题。科学上可行却伦理上不该为的，即便是再先进，再有价值，都不能为！此外，“文化”也是重要的、必须兼顾的因素之一。至少，一些文化因素与某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故有“文化相关综合征”（Cultural-boundsyndrome）的疾病分类和文化精神病学（Culturalpsychiatry）等的相关学科。文化与宗教还决定了人们对疾病及死亡的态度，从而也影响到生存与健康。比如，中国现代城市的竞争文化，造就了“40岁以前，以命搏钱”，“40岁以后，以钱赎命”的怪轮回；这在讲究生活质量与生命至上的发达国家，是不可理喻之事。而就是这么一种文化观念，导致中国多少社会精英“壮志未酬”身先亡！我们发现深圳30岁左右的青年女性中突兀起一个乳腺癌高发年龄段，认为就是与拼命打拼文化所导致的竞争、压力、挫折和移民文化冲突有关。又比如说：西藏的癌症与精神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大大低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西藏的自然生存条件与医疗卫生水平并不良好；印度的癌症死亡率低于中国，印度的医学水平并不高于中国。这些的背后，都是文化与宗教因素在起重要而无形的操控作用。
　　尽管人们为生物医学模式开出了许多处方；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有几点是明确的：1）医学，人的医学，如果只是关心“生物学”之一隅，显然是大失偏颇的，不足以很好呵护健康，让人们远离病魔，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合理的医学模式必须兼顾多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生物、心理、社会这些核心要素。2）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环境—形神医学模式对今天的医学模式之更新，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早在1983年，笔者就撰文专门论证了这一点。并在80年代起的中医院校《中医学导论》教材中明确阐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