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是中国阴阳学说“出国后”“重返故里”吗？

何裕民

　　世界科技史、思想史专家常对近代中国的一个现象大感困惑不解：本世纪初期，西方盛行众多新学说、新主张，而相对闭塞的中国人却似乎情有独钟，特别青睐于马列主义哲学。不仅共产党人，一批民主知识分子也同样兴趣甚浓。中医界亦然。30年代初即有名医引用马列主义辩证法来阐发《内经》理论（杨则民：《内经之哲学的检讨》）。这使我们想起60和70年代全国上下的工农兵大学哲学运动，普通大众对“对立统一”、“矛盾论”等如数家珍，十分熟识。甚至上海邻近的太仓农村，涌现了识字不多的老太顾阿桃能娴熟讲解矛盾论、辩证法的奇迹。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奇特现象？杰出的科技史权威，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对此曾有过一番解释：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顺利地在中国传播，偏于闭锁、排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能自觉地靠拢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马列主义哲学）“似乎就是他们（中国人）自己的基本思想重返故里，不过是穿了件新的外套而已。”
　　这种解释的确很有趣。我们不妨作一番分析：马克思主义有众多组成部分，中国人对其中的政治学、经济学等内容有兴趣，有深究的似乎很少；有偏好，极易接受的主要是哲学，而且主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李约瑟等注意到的也是这一点。然而，作为科学技史、思想史专家，李约瑟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欧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源头作了一番探究，他们从马克思上溯到了黑格尔，“循着黑格尔的踪迹，我们（指李约瑟等）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可是然后却难以在欧洲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源头了。不过我们知道，莱布尼茨曾对中国的哲学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史料提示莱氏的挚友鲍威特作为传教士，曾来华传教，回欧洲后带给了莱氏一些关于宋明理学（新儒学）的资料，也包括《易经》。而就李约瑟分析：“新儒学（宋明理学）对世界的看法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致的。”言下之意，联结两者的纽带便在于此。可谓欧洲辩证唯物主义的源头在中国，在于阴阳学说（易理）和宋明理学。遂得出了马列主义哲学在中国流布是中国人“自己的基本思想重返故里，不过是穿了件新的外套而已”的惊人结论。此说值得一究。
　　我们试对中国的阴阳学说与“泊来”的辩证法作些比较。阴阳学说在中国相当古老，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就有人借助“阴阳”来解释地震的机理。《周易》中阴阳已上升为一类独立的哲学概念，成为对偶的范畴。其曰：“立天之道（此“道”当释作规律），曰阴曰阳”。“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经过战国晚期邹衍及汉儒董仲舒等的附会发挥，秦汉时阴阳学说已升格为妇孺皆知的天下至理。它渗透进入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演进为医道之纲领，医家必备之常识。故医学经典著作《素问》有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从此以后，阴阳学说遂成了中国文化，也包括中医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后世医家有言：“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景岳全书》）
　　我们倾向于把阴阳概念定义为是对相关事物相对而言属必或一事物本身存在的对立属性的概括。而阴阳学说则是“通过分析相关事物的相对属性或一个事物对立着的双方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来认识自然，解释自然的一种理性知识。”（何裕民：《中医学导论》这种界定是有充分依据的。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等表述了类同含义。医家亦不例外。隋唐名医杨上善和明代医杰张景岳皆认为阴阳指的就是“一分为二”，元代名医朱丹溪则强调：“阴阳二字，固以对待而言，......。”这些也都蕴含此义。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方以智在《东西均》中还提出“合二为一”的命题。而60年代初中期我国哲学领域就辩证法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所展开的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大辩论，其实是在替古人打笔墨官司，古为我用而已，且其水平并不在古人的“阴阳说”之上（因为古贤并未将两者对峙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国内通常理解的“一分为二”辩证法思想，其源头的确在中国，是古代阴阳学说演进而成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