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坏”到“控制”（二）

何裕民

　　●必须考虑患者整体和长远的利益200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ＦＤＡ）的几位学者型官员在《临床肿瘤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ＦＤＡ对肿瘤药物的终端评价”文章。文中对过去13年来美国ＦＤＡ评价肿瘤药物疗效标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临床上为追求有效率，即“完全缓解”加“部分缓解”率，不顾及患者心理、生存质量和个体上的差异，机械地按照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或根据临床医生的惯性思维，而实施的根治术或放、化疗，其实不能真实地反映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美国ＦＤＡ的肿瘤药物评审专家们终于领悟到，不论是基因类药物，还是生物导弹，或是小分子转移酶抑制剂等，虽然在实验动物的抗癌、治癌研究中，多有捷报，使人们看到了征服“癌魔”的曙光；但每当将这些在实验室成就的抗癌领域中震惊世界的“伟大发明”，应用于治疗人体内实在的恶性肿瘤时，却难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人类生命活动的错综复杂性,并受到自身高级神经中枢和社会、人文、家庭及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岂是大白鼠等实验动物所能比拟。例如,人患癌症后的精神状态、环境因素对其免疫功能等有着明显的影响，对病灶抑制或治疗作用等的干扰，在某一特定时期往往甚于治癌药物的作用，这就是单靠某一治癌药物或治癌手段难以根本奏效的原因。所以,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向各国推荐“生物－心理－社会”这一新型的医疗模式，并强调心理、社会等因素的重要性。
　　“国际抗癌联盟”曾请世界各国知名的肿瘤专家撰写了《临床肿瘤学手册》一书，在“肺及胸膜肿瘤”章节里着重提醒临床医生们“开胸前如果仔细估计一下病变的范围，就会发现2／3以上的肺癌病人确诊时已不能治愈。”对于那些不能治愈的癌症病人，进行靶向治疗或采用姑息疗法控制癌病灶的扩展,并注重康复治疗, 显然要比开胸术等更有利于病人。
　　国内著名肿瘤学家孙燕也曾指出：“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肿瘤治好而病人变成残废或功能严重失调因而过着悲惨生活的情况。‘病是好了，人也残了’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更何况病并未真的好了。因此,生存质量的引入是医疗模式转变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