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的选择

何裕民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恩格斯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桥梁将人类从动物世界的群落中引向人的世界。从人类第一次赤手空拳地直立于世界，到今天令人目不暇接的科学技术文明，雄辩地体现了人的文化主体性。人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的熏陶和塑造，而且具有创造文化的主动性，积极性。一旦某种文化现象不再为人所需要，成为人类发展的羁伴，人类就会对其进行改造和创造。所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
　　既然文化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演变而发展变化着的——这已被历史证明必然，既然医学体系的发展是受文化模式支配和制约的，既然传统与现实是相互作用而并非一成不变的，那么我们也必然地要看到文化环境、经济基础、科学水平的变迁所带来的医学理论的变迁和转变。
　　中国历史上高度稳定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持续两千余年，虽然其间不乏改朝换代的战乱及农民起义的斗争，但总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没有质的变化，宗法血缘社会结构和自然农耕经济的稳定保证了封建权制的绝对统治，而且最终窒息了生产力发展和明末一度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继之，随着清朝统治者的绝对集权和绝对腐败，国力衰微，各种矛盾加剧，在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的国家经济政治体制面前又出现了迅速强大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天朝大国”的神威一去无踪，中华民族失去一次腾飞的良机而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悲剧中。此期不唯中医学，各学科各领域都步入低谷，使国人大有“常恨春归无觅处”的慨叹。中西医学在此期的差距不仅仅是技术手段方面，而且表现出两种理论体系对创新发展，对异质文化、新鲜事物的不同态度上。概而言之，中医学术体系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初起活力四射，中则繁茂昌盛，继则凝迟僵化的发展态势，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间发展状态的映像或缩影。
　　然而，世道沧桑、时过境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脚已跨入小康社会，经济政治全面崛起，社会文化一片繁荣，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已开始复兴崛起。尽管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但作为世界文化之林中有众多特色的一大族，重振后的中国文化泽被全球，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此，科学日趋昌明，新技术广为普及，思想交汇每见增多，文化凸现多元趋势的氛围之中。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中医学适逢其重振之良机，那种认为“中医过时”或力图保持它固有传统“特色”的认识和做法，都是短视的，没能摆正社会文化氛围与主体科学发展的辨证关系。我们远未达到可以自信或自豪之际，然而，在看清传统文化与中医学发展的辨证关系，以及人作为创造文化的主体的一定的主动性与选择性的同时，我们是否应主动进取，借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与重建之际，对中医学也做些“与时俱进”的开创性、创新性工作呢？答案相信是肯定而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才是对待传统中医学的最积极、最科学而且是最具有民族性、最负责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