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观点的联想

何裕民

几年前，杨振宁先生曾对周易的思维方式作出了某种批判，并认为如果中医学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将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对于此说，中医界激起了强烈反响。笔者反倒认为：客观地分析，杨振宁的话并无大错，应该说是正确的。如中医药学不励志变革，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甚或是革命，中医药学的主体性早晚将不复存在，只会保留一些散在的医技方药等。　　有科学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理论体系其实就是学科范式问题，学科范式变革，并非是天塌下来了的大坏事。它常能触发科学革命。而从杨振宁对传统的相关论述而言，并未归咎于中医学只应走而未能走生物医学之一途（且这种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他是不会犯的）！如此走，本也无任何价值，这又有何不可呢？！
　　再者，杨振宁的观点是在讨论《易经》的思维方式的语境下发表的，许多国学家每以中医学的成功作为《易经》思维方式成功的典范。笔者对此大不以为然。的确，中医学诞生于有浓烈《易经》思维印记的时代和氛围中，阴阳学说在《内经》建构中医理论时起着重要作用，后世也有“医易同源”之论。但这只能是就源头而言的。晋唐以后的中医学，临床观察、分析的色彩越来越浓，易理的推演越来越淡；到了明朝，易理再次受重视，渗入中医学，尽管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如肾命学说的诞生与之不无瓜葛，但更多的是玄秘化的负面效应。这在针灸等的应用中都体现得很明显（详见拙著《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1994）。笔者10多年前即对此发过感叹！？我们不排除《易经》的某些思维方法对生物学研究有价值，然而，仅仅躺倒在此基础上，不思变革、不思进取，永远满足于粗糙的，可作出多元解释的推演，中医学将有何未来！？举个极端的例子，阴阳方法可以说是易理的精髓，证可分阴阳，所有病症均可分阴阳…多么深刻，多么有概括性啊！但笼统地说阴证，是指里证呢？还是寒证？抑或是虚证？而虚证中又是指阴虚、阳虚…？当然，一切皆可凭意会悟去吧！然而，一切皆能解释，一切皆凭意会，这种方法，这种理论于认识之发展，又有何大益呢？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医学论文，开篇先是毛泽东语录，其次是在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什么什么科研成果。当这种思辩的认识代替了具体科学知识时，科学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为中医药学的发展计，我们需要告别《易经》的传统思维，至少是与其保持必要的隔离。就像生物哲学家主张生物科学应与物理科学保持必要的隔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