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守住科学的底线（二）

何裕民

　　一、请尊重事实尊重事实，是从事任何科学工作的底线与前提，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张功耀等突破了这一底线。
　　★疗效事实与否张功耀反对中医学的论据首先有：“一、中医中药的理论脱离实践；二、中医中药的‘疗效’经不起实践检验；三、中医的立方方法脱离实践。”一句话，中医中药无用。这是事实吗？！对此，他们设了一道防线“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方舟子语）。笔者临床主攻肿瘤，所治患者近万，健在者大半。从2000年起，所有患者都保存了原始资料和联系方法。我不想泛泛而谈，只想就胰腺癌作一比较。文献中，晚期胰腺癌者中位生存期3～6个月；无法手术的，国外1年生存率就在2～5％。就笔者所诊治的晚期胰腺癌患者而言，总共有300多人，绝大多数无法手术切除，均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疗；约100多人仍健在，现已过3年的有40多人，在上海的就有20多人。这不应该是个案吧！若谁愿意，我可召集这些健在的患者，开个小型研讨会交流交流，眼见总为事实吧？！唯一前提是：来者必须尊重和承认事实，公布所见事实。
　　其实，并非笔者能干。我周边的许多中医专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成功案例大都成百上千。只不过过去人们并不强调DME（临床流行学研究），循证医学的兴起，也只是近期的事。君不见，敝校已对临床博士生强调了临床研究DME的重要性，不少博士课题论文正按此标准操作；君不见，国内主要的中医学术刊物上，有对照、或双盲、或循DME的临床论文正越来越多，不看看这些事实，信口胡说，还以捍卫“科学”的名义，只能令人哑然失笑。
　　★中医药的“另类”问题方舟子有一支持性论据，说：“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打入了“另类医学”，因此，中医没有存在价值。事实并非如此！握有主流医学话语权的美国卫生总署（NIH）在92年已成立了Complementaryand alternativemedicines(CAM)中心，中医及针灸是其中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去的针灸师田小明博士是该中心的五人委员会之一。其后又扩大为“国家研究中心”，每年经费为一亿美元，国会和白宫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连偏于保守的英国上议院科技委员也提议英国政府设立基金，鼓励CAM研究，认为CAM能推动临床医学进步，对于未来医学领域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⑴
　　很显然，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medicines英语的规范翻译应该是“补充（辅助）和替代医学”。在CAM中，并无“另类”之贬义，更无“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这类垃圾之词。人为杜撰只是借洋人打压中医，但与真相违背。
　　★民族繁衍与医术无关？方氏认为：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要医术来维持。言下之意，中医药并无历史价值，更无现实意义。果真如此吗？已有学者对此作了反驳：“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战争和天灾，但却没有发生欧洲黑死病那样高死亡率的大规模疫病，也没有在与异族文明交往过程中出现导致印加文明湮灭的那样严重的传染病，这里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医药的功效！”远的不说，2003年的非典，人们记忆犹新，作为传染源重灾区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能做到零死亡、零传染、零转院，而北方的其他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不认为中医药能抗“非典”，但在防止“非典”过程中中医药有很好的辅助治疗及最大限度减少后遗症之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辨证”与“辩证”更令人不解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90％斥之为糟粕的何祚庥院士指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方法，就是把‘辨症施治’偷偷改成‘辩证施治’”。笔者无从考证何老此言何据，但作为现代中医界的一个常识，“辩证论治”的“辩”是个错别字。从85年五版统编教材起，这类字的出现就被认为是个低级错误！又何有不光彩的“冒充”之说呢？
　　二、请历史地看问题恩格斯有句名言：“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指巫术等）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益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⑵笔者学习时的许多西医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中医学也同样，近几十年来，只要认真翻一翻中医专业杂志，看看中医教材，就可以发现也已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我们对这些进步仍感到非常不满）。在笔者看来，“围剿”中医者，大都连今天的中医现状，中医究竟怎么了？都没有过多的兴趣去了解，凭自己的一丝记忆或道听的一些传闻，便大张旗鼓讨伐开了。这至少缺乏起码的历史主义观点。
　　★ “药引”的历史演变讨伐中医者，大多以中医的“引药”为论据。的确，过去的中医，特别是民间医很看重“引药”问题。这有几类情况值得重视：一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后也广为尊奉的，即“药引”问题，这大多有一定的经验依据，比如：柴胡之于肝经病症，葛根之于太阳经病症等。这些药引临床还在用，它们的事实机理，尚待探讨。妄加评议，有欠科学。还有一些的似乎较难理解的，如所谓的“长流水”之类，已有学者作了辨析。笔者对此从未用过，无法评说。
　　另一类便是人们常常引起争议的。如鲁迅所谓的“原配的蟋蟀”，这类多存在于民间医之中。笔者曾作过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这类“药引”大多为民间医家为保护自身的一技之长，以便在激烈竞争中保有优势的一种“伎巧”。说白了，具有商业上的迷惑对手之义（因为中药方抄袭太方便了），并无多大的实际价值。而近五十年的正规中医学著作及教材中，这类“伎巧”早已被抛进了历史垃圾筒，无人再去理会了。这只是人们告别谬误过程中的小插曲而已，能说明什么呢？！如一定要较真，那么19世纪欧洲临床医学中类似荒谬的情况可信手拈出不少，难道就此应该把西医学也“告别了”？
　　★ “五四”与现代有人自认为告别中医中药是继承五四运动先驱的传统，可为中国现代化扫清巫术与迷信的最大障碍。笔者认为：这是全然不顾历史。上世纪初，中国国门刚开，愚昧、无知与迷信，充斥着整个中国，而一批最先接受海外新思想的精英们，痛感中国之落后，又见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故大谈“德先生”、“赛先生”，希冀以科学兴国，并不无偏颇地认为：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学就是愚昧无知的代表，遂有第一次的废除中医药之运动。尽管这场运动不乏偏激，但从历史角度看，精英们的救国胸襟与探索精神仍值得敬仰。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尽管中医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她在国人生活中的意义依然凸现。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们不仅仅需要科学精神，同样还需要人文精神。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就曾明确指出：医学越是高科技，就越需要人性的关爱，就越需要传统医学的呵护！⑶为此，我们曾大声疾呼：“呼唤人性的医学”！在《健康报》讨论怎么当一个好医生时，直书：“治疗：怎能忽略了人性”。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再大谈“告别中医中药”之类，不仅是唐吉柯德战风车样的“作秀”，更是背历史大势而动之逆流。
　　五四启蒙者当时高举反传统大旗，首先要砸烂“孔家店”。笔者不禁想起，改革开放不久，85～86年间，国内文化界也有过一场“文化反思热”！“文化寻根热”！笔者当时纳闷的是：同一场学术会议上，为何国内学者一致批孔、批传统，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所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挡路石和最大障碍；而海外学者却竞相肯定，对传统文化褒多于贬，认为传统文化对后工业化社会有一定的裨益作用？沉思多年后终悟：原来，改革开放之初，一切不顺，事事有阻碍，而现实（中外）的落差又非常巨大，“贫穷导致偏激”！此乃偏激之见也，这是历史条件使然。相对而言，海外专家有了比较，有了切身体会，故持论公允得多了。而在今天，在国力大增，不仅“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中国文化也开始走向世界。我国已在多个国家创办了“儒家学院”，笔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巴黎中国文化周”上，代表中国中医界向全世界介绍中医，成为所有中国馆中最受欢迎、人气最旺得场馆。谁在今天，再肆谈砸烂“孔家店”，废除儒学，恐怕只能被认作意识有点错乱了。
　　★“汉医”沉浮之启示其实，历史是最好的镜子。他山之石可攻玉。日本汉方医学的沉浮足以提示很多。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界杰出人士看到了“兰医”（“荷兰医”，荷兰曾占据日本）中的“军阵医学”（即创伤外科）很实用，有强国强军之效，故鼓吹效仿之，并力主破除原本主导的汉医。80～90年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现代医学界发现单凭现代医，并不足以解决许多临床问题，遂又主动倡导恢复和振兴汉方医，只不过试图改为“东洋医”。甚至组建了“振兴汉方医学议员团”。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实用精神。⑷从这一历史之鉴中，难道我们不足以领悟什么吗？
　　★ 期望寿命的历史解读张功耀的新作：“中医诸‘优势’辨析”中，列了一张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表中中国从1951年的平均期望寿命42岁；到了1981年的67.8岁；到了2000年，71.3岁；到了2004年71.8岁。以此为据，张氏认为在期望寿命增长中，“中医贡献甚微”。⑸正是这样吗？对这组历史数据，我们完全有理由作出另外的解读：80年代以前，正是有效的合作医疗制度加中医中药，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迅速提高了的20多年。而当时在全国各地的西医力量还是很弱的，张功耀在该文中也承认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我国被接受的程度，（才）首次超过了中医”。⑸其实，客观地说，是初级医疗中的中医的“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推拿）”对此起着重要的作用（香港“凤凰卫视”五月底一档“回眸百年中医”节目中，对此有过相关的专家分析）。仍用张功耀的数据：1951年，中国和欧洲期望寿命差27岁，1981年差6.2岁，2004年差4.2岁。80年代之后，西医占了主导，尽管我们在现代医学硬件与软件方面投入甚巨，有时，人们看一个感冒竟然要支付4000多元，但人均寿命只延长了有限的3、4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吗！？
　　★20年的巨大反差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用的占世界1％卫生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而且人均期望寿命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故当时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把（充分利用中医药优势的）合作医疗列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有西医背景的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也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而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发表了《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了量化评估，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等方面，排在了所有评估的191个国家的第188位，倒数第四。笔者并不认为中医的相对萎缩是造成今天中国医药卫生的高投入、低覆盖、少效益，社会怨言大之祸首。但至少认为，努力发展中医，是解决上述医疗卫生事业尴尬局面的良好对策之一。谁都知道，纯粹依赖张氏等眼中的所谓的“唯一”的、科学的生物医学，代价之昂贵，投入产出剪刀差之大，连美国这样的唯一超级大国都无法承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张功耀不顾这些事实，鼓吹要中医药退出中国医疗保健体制，真不知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
　　三、善作哲学思考相比较于张功耀等哲学教授，笔者对哲学只是种兴趣和爱好，只是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哲学思考，并非专业所攻，故提出来请教。
　　★ 科学“唯一”论方舟子等反对中医药的最主要论据是：科学是唯一的，不存在特异性（包括区域性），中医无法为现代主流医学所容纳，因此没有存在许可证，应当废除。这看似振振有词，但前提却有着重大破绽：（一）、西方传统上，科学是从近代物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很多情况下，科学、物理科学、物理学是同义词。此科学若仅指狭义的“物理科学”或“物理学”，此话不错。在无生命的物质运动中，规律是存在的，解释是唯一的，没有例外。但除简单的物质运动外，在其他领域，这种断然的排他却有“科学”霸权之嫌了。至少，我们所关注的在生物学领域：西方有着全然不同的声音（对此下文有评述）。（二）、方氏所说的“唯一说，”其实早在80～90年代医学哲学就热议过，即中西医学理论的“不可通约”问题，学科间语辞系统的可否通约问题曾是科学哲学的命题之一。笔者并未听说哪些科学哲学大师认定两学科间“不可通约”可成为一学科否定另一学科的是非的依据。（三）、主流医学理论与实践“唯一”吗？不见得吧？举例而言，心身医学与精神医学有个公认的疾病类别名：文化相关综合症（cultural-boundsyndromes），既是“文化相关”，文化多元，综合症亦各国有异？何来唯一？又如，前不久，有位欧洲医界人士写了本医书，分析同为主流医学，美国与德国、法国、英国医学界对同一病症的不同处置倾向！这又何有“唯一”可言？⑹再如，同为肿瘤，主流医学有“唯一”正确处理方案？！恐怕是外科有外科见解，内科有内科倾向，放射科有放射科所好，微创也有其自主的声音。即便同为肿瘤内科，声音也不完全一样。这不单纯是利益之争，还有经验、学识、视角等的不同。何来“唯一”之说。
　　其实，剖析唯一说，应该说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8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唯一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这成了中国人，特别是老一代人的思维习惯了。然而，今非昔比，“多元”代替了“唯一”。这不仅仅是哲学问题，同样也是历史发展之势。今天再肆说“唯一”，难免有失孤陋与迂腐了。

无量山人B

历史是检验真伪的镜子，。。。小丑嘴脸可耻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