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好文：深入了解鲜为人知的古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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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驰 ⊙ 编辑/瓦力
　　

　　导读：本文作者凭借自己深厚的古中医理论功底，信手拈来，带着我们走进历史，了解世家的兴衰，看古中医的演变和磨难。读来会有许多慨叹，能让人在心潮澎湃中思考与受益。
　　

　　
　　

　　隋代世家没落是古中医磨难的开端
　　记得若干年前，国内网络上演了一场“是否取缔中医”的大辩论，那时候很多中医同仁气愤不已，在我身边也有朋友想参与辩论。那时，家师谦益子劝说大家稍安勿躁，指出中医不但不会受影响，反而会得到扶持和发展。果不其然，那一场闹剧之后，随着某著名中医文化学者走进《百家讲坛》，之前貌似遇冷的中医仿佛又迎来了春天。
　　但就在大伙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家师又提醒我们不要浮躁，稳住心思扎实学习，并指出不久之后中医又会迎来新一轮考验。此后一段时间，各路“大师”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遍地开花，最终部分“大师”还被迫走下神坛。大众对中医的认识也日趋理性。
　　然而对中医的认识究竟应定位在哪里呢，我每每为之心忧。
　　文化的发展就如同一艘大船，在历史的航路上浮浮沉沉，中医这艘老船就这样浮沉了几千年。本人出身民间，现今是某中医药大学基础学科的一名教员，同时也是一名门诊医生，在与学生、病人和医界同仁的交流过程中难免常常提及古中医的传承流变，有很多心里话想说出来。
　　讲古中医之前要说明一点，本人虽然是古中医的传人，但并不表示我认为古中医的临证水平就一定高于其他医学学科流派：如西方和东方的现代医学，也包括后世中医。但必须说明的是，古中医的理论背景与我们现今接触的医学着实不一样，因此不可相互比拟。如果想评价古中医，就一定要站在古中医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站在西医或后世中医角度。
　　古中医不同于经验医学或实证医学
　　世界上的医学派系按模式分类，个人认为无外乎三种：经验医学、实证医学、古中医。之所以这样分，并不是非要另立异端，而是我实在找不到与古中医相类似的现存医学模式，只能单独将其归为一类。
　　“经验医学”是各民族在某历史阶段普遍存在的一种医学形式，至今世界各地仍然广泛存在，甚至好多中医或西医在大量的现代临床中也渐渐形成了“经验”积累，这个药对这个病有效，那个方法适合那个病，这个病可以有这样若干种情况等等，有了经验和自圆其说的理论支持，就形成了经验医学。
　　“实证医学”则是以西方科学的论证法为理论基础，建立在“观察、假设、检证”的方法论之上，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总结，然后提出某个假设，再用若干实证来验证这个假设。现今世界的主流医学也就是在这种“观察、假设、检证”的基础方法论上来研究和面对疾病的，当今中医也受到其影响。
　　但这种看似科学准确的“实证”恰恰最后就会被“测不准定律”困扰，尤其越是大病越测不准，因为变化越大越容易让普遍结论“失灵”。比照之下古中医的方式恰恰“测得准”，所以有志古中医的同仁们，你们出彩的地方就在西医“束手无策”的大病上。
　　古中医的来源与其他民族医学体系不同，其经典和理论在汉代就有据可查并沿用至今，这一点使很多热衷于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学者非常不认同。而古中医与我们当今在院校和中医界主流看到的诸多医学流派又有所不同，确切的说后世中医流派是以古中医留下的“经典”和“经验”以及后世医家自我完善的“经验论述”相结合为主体，兼有古典术数和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相支撑，当今中医界对中医学架构的认识也多偏重于此。
　　所谓古中医传承的“经典”和临证运用上也并非另起炉灶，只是想法与后世中医不同，大伙都用一双筷子吃饭，你有你的用法，我有我的用法。古中医和后世中医二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完全看医者的个人修为。
　　中医的伟大就在于其“神用无方”，聪明人有聪明人的用法，笨人有笨人的用法，确切说是在某种情况下“聪明”不如“笨”，某种情况下“笨”不如“聪明”，但都为了济世救人，甚至西医来了我们照样学习吸纳为我所用。所以在世界医学里只有中医是可以跨越“经验医学”和“实证医学”等不同层面而独立存在的。这一切不得不说和我们民族祖先的胸怀和心性有关，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无不为。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之时，各省成立了中医院校，在中医院校成立之初的医学大师之中，主流的声音对“博闻强识”和“倒背如流”等相关字眼比较推崇；其原因与晚清、民国直至建国初年之间各地中医传承的“师带徒”模式关系比较大，但这种导向也直接造成了后来中医界人才青黄不接。
　　并不是说背诵不重要，而是在这个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的信息时代，既然以背诵为基本功，那么如果四大经典、《医宗金鉴》、方歌、脉诀熟悉了，医理也能自圆其说了，在临床上也好用了，很可能一位中医人才就此诞生；反之，所学所背在临床上没有取得预想效果的时候，那么再继续“悟”，最后依旧没有“悟”出来，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医不过如此。
　　所以对当今中医教育来说，思维方式的教育远比知识的教育重要。现在信息科技日益发达了，前代中医的经验无论好用不好用，如果把智能化软件和“经验”完美结合并能促使其自我完善，那么电脑替代人脑就成了指日可待的事情。中医里“经验医学”和“实证医学”的智能化在未来临床可以修正医生的判断，减少误诊率，对于实现我国基层医疗保障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真正的古中医则是无法用电脑智能化的，具体原因后文会详细讲。
　　古中医随世家的瓦解而衰落
　　说到古中医，就不能不说到其兴盛时代的历史社会背景。古中医在汉晋时代成为显学，留下了大量经典和著述，于隋唐再度兴盛，奠定了后世医学的根基。汉晋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主体是以“世家”的形式存在的，可以说研究古代文化的很多领域，都需要对“世家”渊源有所了解。“世家”于隋唐虽已日落西山，但其余辉依旧照遍了当时的华夏大地。
　　楚汉诛暴秦，高祖刘邦一统天下，起初效仿周室分封诸侯，在历经了“七王之乱”的变故之后，诸侯从此名存实亡，后世的历代王朝心照不宣地走向了中央集权之路。之所以要集权，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权力非常不集中，周幽王烽火尚可戏诸侯，靠的还是诸侯对礼制的遵奉，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共识，但拱卫京师依旧要靠诸侯的兵，而兵就是权。汉“七王之乱”以后诸侯制度一蹶不振，难再形成气候，社会的权力重心从诸侯旁落，从此才有了“世家”。
　　世家相比诸侯来说权利无法与之比拟，但依旧掌握着社会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命脉，古中华的各领域传统学术体系也由世家完整保存。因此隋唐以前有个约定俗成的共识——改朝不换代，朝代更替，帝王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朝中重臣几乎就来源于固定的这若干个大家族。这些大家族世世掌握着政治、文化、经济命脉，故称世家。
　　中国人的家国观念自古就是先有家后有国，就是由此而来，司马氏《史记》叙述历史是以个人和世家为主线，而非以时间断代记述，也正是这一原因。
　　中医，当然是指古中医，在当时作为华夏学术的一部分也是由世家或者说世家这一阶层传承的。古中医背后隐藏的是古中华的独特科技体系。但科技体系的事统治者不关心，如何驾驭好世家集团才是让历代君主挠头的事。
　　世家子弟中不乏真正的爱国者，祖狄的中流击楫至今仍每每使我心潮澎湃；相反一些世家在江山易主时为保全家族也往往不作为，甚至不惜带头投降——国变了家还在。因此历代不乏有人力图打破世家模式，如三国的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并“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但尽管曹操一生“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却依旧无法改变这一社会格局。
　　世家体制的根基到隋代才开始真正瓦解。隋以前朝廷选拔官吏采取“九品中正制”，我们常看到魏晋碑传说某某人“举孝廉”，那代表了一个地区的人对某一人的认同，比现在的西方囯家竞选还真实。隋文帝创造了“科举制”，真正实现了“唯才是举”。
　　有意思的是，“才”的衡量本是不具有标准的，恰恰科举给了举才一个“标准”，因此社会的进步伴随的是文化的毁灭。起初一些世家子弟还能风光依旧地侃侃而谈：“别看现在某某大人很神气，当年俺爷爷做兵部尚书的时候，他还在帐前听命，那点兵法还都是咱爷爷指点的。”可再过几代人，世家子弟们就没那么有底气了，以前老辈传下来的用兵秘法因久不在位居官，一部分已不知去向，硕果仅存的部分用起来也已不灵光。
　　世家之间的相互倾轧更严重损害了学术体系的完整，社会对文化的认同也从原理渐渐向模仿倾斜，如同书法，魏晋重法，而唐以后看的是体。魏晋时，法掌握得好，一个人一个体；唐以后有标准了，体对了，怎么描出来画出来也都无所谓了。一个只知道模仿而不知道创造的民族，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中医自古是传承有根柢的世家绝学，根植于中华独有的科技体系。这种科技体系与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不同，没有谁高谁低但确实不可相比拟，如同张衡的地动仪在现代难以复制，实际是由于彼此的理论基础不同。又比如古人数学可以计算人的经历际遇，现在这些具体运用方法依然在民间流传，如周易等古典数术，这些是西方数学很难计算精确的。
　　伴随着魏晋南北朝世家集团之间相互倾轧，古中医也在衰退，到隋唐时期世家的根基被撼动，古中医自然生长的“原始森林”也渐渐萎缩，因此五代以后经方难再现于世上。
　　编者按：如何客观看待古中医，为今所用呢？
　　学习古中医经典的几点误区
　　不可望文生义
　　古中医现存经典多集结于世家较活跃的汉晋时期，直接用途是向世家子弟传授学术，因此那个时代的医学经典在读法上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这些“约定俗成”因世家文化的不复存在和年代的久远，导致当代人已很难理解。
　　所以民间的古中医流派至今保存着古中医传承的“法诀”，在读书之前要与古人接轨，知道古人经典是用来做什么的，比方开火车的司机坐在飞机驾驶仓里，看哪都不对，并不是飞机驾驶仓设计有问题，古人称之为“得诀之后好读书”。
　　读古中医经典的“望文生义”包括两方面：一是以文理测医理，二是以己心测天心。
　　“以文理测医理”就是不顾及医道和世家的特定规则，单从文字想当然去理解古中医经典。晚清民囯以后因西学东渐，古中医传承更难以为继，于是面对古中医经典时，读过四书五经的人显然就比读新学出身者有优势，因此流行一句话叫“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岂不知秀才学医仅仅是在沟通上较后者有优势，并不等于具有正确的理解方式。
　　相反儒生学究在文化上的相对优势又引领了多数从业者的理论倾向，使得世家传承的学术体系愈加混乱，也间接导致民囯以后“背诵和经验”战胜了“穷理和科技”，使我中华浩荡之学术沦为“名老中医经验”，这种现象在清代多见，门里人称之为“清儒乱医”。个人插一句，如果一种医学已经只剩下经验，那就用电脑取而代之吧。
　　“以己心测天心”则是说要努力与古人契合，而不能和古人揣着心眼，甚至认为古人书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古人事实上留下经典就是为了让后人学成，如果总是自以为是揣测古人心意，或执意用西方逻辑思维希求破解古经典“千古秘密”，最终只能误人误己，因为从古人角度看来这些经典已讲得再清楚不过。
　　古中医不等于中医加周易
　　华夏学术体系这棵参天大树上不只中医一颗硕果，还有如周易等传统数理体系，可以说与日月同辉，照亮了中华千古文明。
　　周易内理与古中医同源，但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以在学医遇到瓶颈时大可借助其道理相贯通，但并不能替代。说起来古中医自有一套完善的数理体系，原本无需他求。就好像某电子产品已有了原装的系统，无需另外再弄一套系统一样。
　　学习周易有助于找到古代学术的普遍规律，但不宜完全依赖，那样会形成另一种极端，反而使原有“理法方药”失之远矣。
　　古中医与道家同源，而非源于道家
　　古中医与道家关系最近，但并非源于道家。说起古中医的历史几乎与道家一样长，班氏《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古之方技者有四，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医经、经方与神仙家同时代成为显学。顺便说一下，由此可知“经方”的定义绝非今人注解的“经验方”或“经典方”，本身这样解释不符合古人行文常识。
　　另外，医经、经方绝不是产生于《汉书》成书时代，否则不能称“古之方技”，如同我们现在说的“古”绝不会用来形容建囯以后，说民囯都不贴切。
　　虽然古中医与道家各有体系传承，但二者都面对的是人的性命，所以二者常常交相辉映，医中有道道中有医，五代以前大医家也多有道教背景，这里说的是道教不是道家。
　　五代以前道人行医，医人入道似乎很普遍，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保贵文献，南岳夫人魏元君传《黄庭经》，华阳隐居陶弘景撰著《辅行诀》等等。医道两者之间的交融每每令我神往，但文化需要我辈的努力来传承复兴，否则就如同我常跟人打的一个比喻“道医不是道袍加中医基础理论，外加特异功能”。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尽管一些佛教宗派自身也传承了部分医学经验及理论，但不代表医道与佛学相关。说起来原传佛教需要明确传承佛佗所说的“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否则即为伪法（详见相关资料），即使在汉明帝建白马寺的时候也是严格遵奉并禁止汉人出家的，直到“五胡乱华”之时异族统治者为弱化汉人、瓦解世家宗风、毁坏华夏神器才使佛教根基立稳。
　　然而佛教教义与道教“上德不德，无为之治，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观点不完全一致，对古中医可以说并无积极作用，与之相结合的医派不能称“古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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