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考"上了北大的中医师：我是怎么走上中医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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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国俊 ⊙ 编辑/王超
　　

　　编者按：这篇文章读完，感觉余先生像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傻傻愣愣地横冲直撞，却还真的做成了许多好事。如果当年的“红卫兵”都像余先生这么聪明该有多好！文中提到的能熟背《伤寒》、《金匮》甚至《神农本草经》的陈鼎三，和“每治一病，必是理—法—方—药完备而一以贯之”的江尔逊老先生，又一次让我们对素未谋面的大师心生敬佩，感怀不已。文章写得很好，分享给大家！
　　我是怎样走上中医之路的
　　我从小喜爱读书，高二、高三时是全班第一名。当年，成绩优异者一般偏重理科，我却喜欢文科，有老师说我“破了天荒”。
　　因我专心学习，有点清高，校方便说我走“白专道路”，我的言行被视为“异端”。如有一位老师课讲得好，我就天真烂漫地建议他写一本书，推广其教学经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道貌岸然的老师，竟加油添醋地向上打“小报告”，说我鼓励他“成名成家”。
　　这还了得，校领导在一次大会上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骂我“人小鬼大，蛊惑人心”。
　　最可怕的是，我的毕业鉴定被写上“重知识轻政治”，这是政治淘汰的信号。事实上，我年轻时便立下“经国济世”之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是我最爱读的课外书。我只不过不谙世事，不落俗套罢了。
　　我执意参加1964年的高考，且初衷不改，第一表第一志愿填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表第一志愿填成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我的高考成绩虽然远远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却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录取我，连成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姗姗来迟。
　　进校后方知，我险些落榜。原来，成都大学副校长刘洪康教授（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本已不录取我，但在回校途经杜甫草堂时，又令坐骑掉头，重返录取地点，毅然将我录取到该校政治经济学系。
　　在大学期间，我经常去杜甫草堂，缅怀和感谢诗圣杜甫的“在天之灵”。
　　自学之路
　　我自学中医，纯属偶然。说来话长了，算是一个时代的“机缘巧合”吧。
　　阴差阳错入医门
　　“解救”落难名医
　　1966年秋，学校搞“文革”停了课。我和一些大学生被四川省省委“文革接待站”派到大邑县搞调查，调查组设了一个接待站。
　　有一天轮到我值班，有两位年轻的乡村医生前来“告状”，说他们的老师简裕光，因为“炼丹”为人治病，被诬为“封建迷信”；“丹药”被没收，并被取消了行医资格，七个徒弟也受到株连。
　　当听说简氏丹药配合中草药，治好了不少肝硬化、空洞性肺结核、重度子宫脱垂病人时，我很惊奇，又半信半疑。
　　次日，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赶赴简氏师徒行医的地区——离县城二十多里的“元兴公社”，现场仔细询问了十多个病人，证明确有其事。
　　我连夜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次晨当面交给县委领导，并“义正辞严”地要求立即“解放”简氏师徒。县委领导找来县卫生科长，迅速落实了此事。那时，“红卫兵”的话犹如“圣旨”。
　　但我对简氏“丹药”充满了好奇心，必欲亲眼睹其“芳容”而后快，便“得寸进尺”地要求县里划拨一笔科研经费，扶持简氏师徒继续炼丹。
　　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支持新生事物，为人民健康服务”。县委领导爽快同意，并当场拍板，将大邑城关中学物理实验室作为炼丹的科学实验室。
　　“五色盐精”传奇
　　简氏师徒炼的丹名叫“五色盐精”，其主要原料除食盐外，还有卤碱、硫黄等。我目睹了炼丹的全过程，担心有毒。等丹药炼成后，我便与简老师等一道，专程远赴位于重庆市黄角桠的“四川省中药研究所”请求检验，结果出来了：无毒。谢天谢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趁热打铁”，要求县里出资，举办了“大邑县实践病院”，由简老师主持，使用“五色盐精”配合中草药，专门收治疑难顽症。因疗效显著，声名鹊起，求治者越来越多，而“实践病院”又是免费治疗，县里经费有限，病人越多，越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我忧心如焚，便向省卫生厅、成都中医学院、成都军区等单位领导写信，寻求支持。不久，温江专区收编了简氏师徒，成立了“五色盐精研究组”。
　　我仍嫌经费少、规模小、步伐慢，便继续向上写信、寄材料。有一封信打动了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他作了“重要批示”后，军区后勤卫生部、成都中医学院先后派人进行了调查。
　　后来，简氏师徒转成全民所有制职工，并以简老师为台柱，成立了“温江地区中草药研究所”（成都市中草药研究所）。
　　毅然决定学医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儿。简氏师徒说，在遇到我之前，他们在当地申诉无门；数次找过调查组其他成员，均告以此事不归他们管。
　　而一找到我，便如“拨云见日”，我不仅管，还“一管到底”，真是“救人要救彻，送佛上西天”。若我与中医无缘，何能如此？
　　简氏师徒还常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范仲淹语）。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高中毕业论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马克思认为，青年应当选择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职业，而摒弃一己的私心杂念。我的心豁然开朗，既然政治经济学专业前途渺茫，就应当学医。因为医学没有阶级性，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何止“大多数人”！
　　然而“文革”风起云涌，人人裹挟其中，我要“跳出三界外”，谈何容易！翻阅《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皆不堪用。
　　忽然心生一计：病！我煞费苦心地“称病”，住进了学校病房；又“正大光明”地从校图书馆借来许多医书，关起门来，夜以继日地阅读，“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学了医学院校西医专业的主要教材和中医专业二版全部教材，并开始为同学、老师看病。所谓“看病”，不过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舌脉去翻书，对号入座，居然有效。一位校医感叹道：“余国俊读医书读出名了”。
　　如此“临床实习”
　　学校门口有一家“联合诊所”，所里有一位老中医医术较高，却是“历史反革命”。我便经常在夜间悄悄去他那儿请教，他还借过几本线装书给我看。
　　而我校离省人民医院只有五里路，挂号费很便宜，我便多次冒充“病人”去看病。那时该院中医诊断室是几间简易平房，我站在窗外，或趴在窗口上，仔细观摩医生看病。
　　因就诊者众，医生应接不暇，从未干涉过我这个“偷艺”者。2001年我晋升“正高”答辩时，考官之一便是当年被我“偷”过艺的医生。我笑谈此事，对方先是一愣，继而开怀大笑。
　　指路明灯张锡纯
　　锡纯指示门径
　　自学完中医教材后，我曾浏览（不是阅读）过不少中医书。有一天清晨，我在简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册，随手翻开，映入眼帘的是“石膏解”，才读完一段，便被吸引住了；洋洋万余言，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直如醍醐灌顶，连声感叹：天下竟有如此精彩绝伦的医书！于是不分昼夜地阅读此书，第三册读完，又读第一册、第二册；每本读了三遍，边读边记笔记。
　　那段时间，我完全沉醉在张氏著作里，满脑子《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必称张锡纯，有时梦中也在读张氏之书。我还向同学们吹嘘说，自己能穿越时空隧道，“进入”张锡纯的思维。
　　深得“近代中医第一人”张锡纯的精粹之后，再转而学习其他中医书——包括文辞古奥、义理深邃的中医“四大经典”，便不再有多少拦路虎了。
　　许多年之后，有不少初学中医者垂询如何学习中医，我答曰：精通一家，熟悉几家，了解多家。
　　有幸“正式悬壶”
　　1969年~1971年在军垦农场锻炼期间，白天参加体力劳动并为农民看病；每遇疑难病证，必先回忆锡纯之书（不敢当场翻书，但病人走后必翻书对照），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至深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是在军垦农场学习的。
　　1971年秋，我分配到乐山专区，恰逢夹江县华头山区一位成都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早就要求调走。我听说后，便向县组织部门“毛遂自荐”，请求改行当中医。
　　当时一位组织干事说：“你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你真会看病？”军代表倒很开通，说：“让他去试试嘛！试用一个月，当不下来再分配其他工作。”
　　就这样，我兴冲冲地赶赴离县城47公里的华头区——当时人称“夹江的甘、阿、凉”，即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条件比较艰苦。
　　次日，我便坐进华头区医院的中医诊断室，开始“正式悬壶”生涯，并广泛运用张锡纯治疗疑难病证的丰厚经验，迅速打开了局面。
　　如一媪，年近五旬，双下肢静脉曲张，疼痛益剧，跛行来诊。甫坐定，眼泪夺眶而出。自言跑过几家大医院，均不开药。
　　我从未治过此病，然观其症征，显系血瘀，便投“活络效灵丹”，重加祛瘀猛药。服6剂，疼痛大减；守服30余剂，疼痛消失，步履基本复常。
　　用“镇肝熄风汤”加减，救治一例中风偏瘫，病人迅速转危为安；用“振中汤”治愈顽固性腰痛；用“燮理汤”加鸦胆子治愈热痢下重；用“滋阴清燥汤”抢救小儿久泻伤脾阴；以及用张锡纯推荐的“加减当归补血汤”治愈崩漏重证……
　　我“正式悬壶”1月之后，县里果然派人前来考察，结果是：“意料之外的满意”。他们用最纯朴无华的语言当面表扬我时，法国著名微生物家巴斯德的名言迅速掠过我的脑际：“机会垂青于素有训练者。”（又译：“机会只对素有训练的人才有用处。”）
　　小荷才露尖尖角
　　文章频频见刊
　　我撰写学术文章起步较早——1973年秋，即正式行医2年之时。那时只知道一家中医刊物——《新中医》；连续投稿2篇，均幸中而及时发表。窃喜之余，难以“击鼓再进”。
　　乃因临床有限，而中医学是实践性特强的科学，若无临床功底，只能“纸上谈兵。”何况我是纸上谈兵亦觉难——读书甚少，藏书也少，而“书到用时方恨少”。
　　忽忆莎士比亚名句：“早结果的树一定早凋”，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苏东坡说写文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回味及此，便为自己的轻举妄动、“欺世盗名”而后悔。
　　于是沉潜下来，日诊夜记，广搜博采，择善而从，又得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的熏陶和启迪。五年之后，重新命笔，竟尔“思如泉涌”，写来轻松快捷，发表顺风顺水。
　　数年间，遍及二十余家中医药刊物。那时发表文章，不出审稿费和版面费，全凭质量取胜。记得1981年，我在《中医杂志》发表《张锡纯论治脾胃》之后，深受鼓舞和激励，又接连投稿几篇，均遭退稿。受“敝帚自珍”心态驱使，便写信去询问“为什么”。
　　该刊编辑部回复了一封公函，不特言辞优雅恳切，而且书法一流，大意是说：该刊稿件采用率仅3%～5%；文稿被退，不一定质量不高；该刊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稿制度——初审、复审、集体讨论定取舍。我想，这大约是《中医杂志》上从未出现过“文字垃圾”的根本原因吧。
　　作为一个基层临床医生，我何以要不间断地撰写学术文章？为名利么？唐代诗人戌昱《感春》诗云：“名位未沾身欲老，诗书宁救眼前贫。”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即只读书，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不读书，就会懈怠。他不提写文章，他是“述而不作”，只讲不写，却有学生随时记录整理。倘若学生也效法孔子“述而不作”，会有流芳千古的《论语》么？所以我在年轻时就“狗尾续貂”，补了一句：“学、思而不作则憾”。
　　这种“憾”，有两层意思：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写文章也是“千秋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人生无缘此事，或有缘而放弃，无片言只语留世间，岂不遗憾？此其一；其二，读书是走别人的思想路线，写作才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线，不写作，难以真正独立思考，难以“探骊得珠”。
　　也曾“一步登天”
　　1983年秋的一天，四川省中医研究所名老中医陆干甫先生偕同该所领导，突然光临我供职的乡村医院，与我海阔天空地“闲聊”了2小时。不久，陆老来信，热情洋溢地邀我调到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一展宏图”。
　　我也得悉，此缘于从未谋面的金家浚先生（《四川中医》主编）的鼎力推荐。遂欣然从命，于年底“借调”到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研究室。在旁人看来，我真是“一步登天”了。
　　在省中医研究所，仍是看病、读书、写作，可谓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不久便萌生陶渊明“归去来兮”之意。我乃“乐山乐水”之人，处在热闹喧嚣的大城市，感觉浑身不自在，写作缺乏灵感，而且“早生华发”。
　　该所曾几次要求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包括调动家属），我均婉辞之，但又实在找不出“借口”，十分尴尬。
　　忽闻乐山拟开办“江尔逊高徒班”，要我回去协助，我才转忧为喜。江老亦接连三次赴蓉商讨，我才得以“名正言顺”地离开。
　　回想一年前，我坐省中医研究所派来的专车赴蓉，我院职工倾巢出动相送。经过眉山（苏东坡故里）时，我脑海里竟然浮现出李白奉诏赴长安时写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未免天真有余，成熟不足，犹带俗气。
　　返回时，仍坐那辆车，于晨光熹微之中，悄悄离蓉，无一人送行。我不感寂寞，唯想起蓉城诸位“恩公”对我的“知遇之恩”时，便深深歉疚！
　　在省中医研究所工作的一年间，我与文献研究室同道黄明安先生合作编著了一本中医工具书——《内难经荟释》，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四川电视台在介绍我省校点古医籍的成绩时，重点推介了此书，颇有溢美之词——如说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内经》、《难经》的整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云云。
　　师承之路
　　我师承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无人“指派”，未签“合同”，没有“任务”，没有“承诺”，完全是自愿自觉，自然而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继承整理江老学术经验
　　我初业医时，江老已是乐山地区家喻户晓的名老中医，他的崇高声誉不是新闻媒体宣传出来的，而是在数十年治病救人的临床生涯中逐渐积累和拓展开来的。
　　江老的师承导师是蜀中名医、经方大家陈鼎三。陈老博览群书，穷原竟委，记忆力惊人。据江老说，陈老不仅能全文背诵《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还能全文背诵最难背诵的《神农本草经》。
　　陈老学验宏富，以善治伤寒逆证、坏证著称；经常出诊，扶危救颠，故而无暇著述，唯有《医学探源》一书传世。江老则完整、准确地继承了陈鼎三学术经验，且发扬光大之。
　　江老当年“桃李满乐山”，跟随其学习，进修者一批又一批；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美江老医德高尚，学验俱丰，不同凡响，但就是无人动手继承整理其学术经验。
　　当时我在乡村医院工作，有一次回乐山休假，得知江老欲写一篇论文去出席成都市中医学术研讨会，因忙于诊务，无暇动笔，便唤起了我的“写作欲”。
　　江老定的题目是“试论《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关系”；江老讲述要点，其主旨是“寒温统一论”，即伤寒统温病。这恰恰是我坚决反对的。但我还是严格遵循江老的思路，硬着头皮写下去——自己批驳自己。后来，这篇论文引起了参会代表热烈的学术争鸣。我的“初试啼声”，江老颇为欣赏，特别欣赏我不仅尊重，而且“誓死捍卫”不同学术见解的“雅量”。
　　此后我便自愿充任江老的助手，孜孜不倦地学习继承和整理研究其学术经验，并开展广泛的临床验证，公开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文章。
　　继承整理江老的学术经验，其实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呢？江老秉承陈鼎三遗训，每治一病，必是理—法—方—药完备而一以贯之，且特别彰显“方以法立，法出方随”。观其每疏一方，不唯理法彰然，而且以方统药，药在方中，绝不游离于方之外。换言之，每加减一味药，必有理法之依据。
　　从江老的大量治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方证对应”时避免了“有方无药”的机械性，在“辨证论治”时则避免了“有药无方”的随意性。把这样规范的临床经验整理出来，不是“举手之劳”么？
　　至于理论探讨性的学术文章，撰写也不难。因江老口才颇佳，一谈到中医学术问题，更是口若悬河，且“天机迅发，妙识玄通”，引经据典，准古酌今，频添新意。我据此走笔成章，有何难哉！
　　协助创办“江尔逊高徒班”
　　1985年1月，我怀着新的使命感，来到乐山市人民医院。在这里，我协助江老创办了“江尔逊高徒班”。我在高徒班的身份颇特殊——既是“高徒”，参加学习；又是助手，负责高徒班的行政事务，并参与教学。
　　草拟教学计划
　　我遵照江老的意旨，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高徒班的教学计划：
　　高徒班的教学内容是：以仲景学说为主，上溯《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下及后世诸家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博采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之长，务期融会贯通，并娴熟地运用于临床。
　　教学方法是：临床跟师门诊和会诊，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记录导师的临证经验，并独立地进行验证；在验证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含英咀华，分类归纳，系统整理。
　　理论上以自学为主，在自学的基础上集体讨论，重大或疑难问题由导师答疑。针对学员知识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补课和辅导。
　　学风方面，要求学员读书与临证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和思考，大胆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教学相长”与“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力活跃学术空气，鼓励开拓与创新精神。
　　南齐褚澄《褚氏遗书》说学医者应当“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和“屡用达药”；清代王孟英则“不作两脚书橱”。而高徒班的教学计划，可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矣。
　　其中的一段话——“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和思考”；“大胆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其出处是毛泽东关于大学教学改革的“春节指示”（1964年），当年我听了传达，那段话便深深地嵌进了我的大脑。
　　主持写作教学
　　我主持写作教学，从未“虚晃一枪”，或放“空炮”，而是“亲临战场”，“真枪实弹”，——当着学员的面，“手把手”地反复修改其继承整理文章，直到实在改不下去了，才鼓励其投稿。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乎全部命中。三年期满，四位学员公开发表继承整理学术文章五十余篇。须知在进高徒班之前，他们从未发表过文章。而当年的高材生，由于掌握了“渔技”，后来成了中医文章高手。至于讲课，记忆犹新的有两次：
　　一次是讲写文章要讲求“辩证逻辑”，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举现代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论文为例：王蒙论文的主题是说作家应当学者化，但却从反面提出问题——不少著名作家不是学者。反说正说，跌宕起伏，层层推进；相反相成，珠联璧合，步步深入。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先贤后贤，其揆如一。
　　另一次讲写文章要繁简得当，提倡“长话短说，无话则不说”，防止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为例，推崇其写作风格——简洁明快，犹如“电报体”。
　　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因学员们初学写作，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唯恐质量差，寄出去贻笑大方。于是选了一篇名气很大的中医药刊物的“编辑部文章”作为试题，答题要求：“本文不足一千字，但语法、标点明显错误达二十余处，请一一标出，并予以纠正。”
　　通过这次考试和讲评，学员们眼界大开，自卑感一扫而空。
　　结 束 语
　　宋代大诗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拙意学医何独不然哉！我未能从事大学所学的专业——政治经济学，但该专业的主要课程（特别是《资本论》）使我具备了基本的人文、哲学和科学素养，而这正是开启中医伟大宝库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使我在“登堂入室”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全方位的“俯视”和“审美”，故而较为客观、清醒，还有欣赏，甚至陶醉。
　　明人洪应明说：“雨余观山色，景象便觉新妍；夜静听钟声，音响尤为清越”。我在崎岖不平的中医山路上攀登不已，却不容易感到疲倦，不容易产生“职业性厌烦”，就是由于沿途景象新妍，音响清越。
　　诚如是，则“回首向来萧瑟处”，就不仅无怨无悔，实话实说——还平添了几分“幸运感”。
　　【本文源自《我的中医之路——一位当代名医的治学与师承历程》，作者余国俊，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授权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发表。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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