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芙斯：《蕃息的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问题960-1665》--康正果

梁知行

夏洛特·芙斯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历史教授，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她就开始涉猎中医经典以及医案、秘方、备要等手册性的读物，随后即圈定了北宋到明末这七百年间的医学史问题，特别就论述妇科的传世文字及其相关的医疗实践做起了专门研究。就这样埋头故纸堆苦读精研了十六、七年之久，直到不久以前，芙斯最终推出了一部融性别研究于中国医学史探幽的专著：《蕃息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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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斯所选的课题实属冷门中的冷门，提起古代中医的那一整套用语及其所表达的医疗观念，不要说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十分困难，就是讲给今日大多数已经习惯了西医治疗的中国人听，他们也未必能完全明白或给予足够的重视。现代社会的生活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医疗化了，医疗制度正在全面干预我们的个人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都被逐步引入了对医疗的消费需求。这一变化的结果是，从前那种颇为日常生活化的医疗实践已与我们日益隔膜。从前的患者与他们就诊的治疗者在对待病痛的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的语言，那时候的医疗用语也多取自日常用语，就连某些食用的东西，有时候也可以当药来吃，因而普通人多少都懂一点自疗的常识，人体还没有搞到像今日这样完全被视为一架生理机器，一出毛病就得交给医生修理的程度。要把那样一个“完整而自足的古代生活世界还给古人”，同时又把它有条理地介绍给英语读者，不只要从比较的角度观察它的独特之处，还应对那一切做出真切的解释性理解。而理解则发自真诚求知的愿望，它力求把握不同行动的动机和主观意图，而绝不拿预设的价值去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也不会对所处理的材料做高低之分。就拿古代医疗实践中常见的禳解活动来说，通常都被贬为迷信而不屑一提，芙斯的书中却一律中性地称之为医疗仪式，而且细心描述了它在古代家庭医疗实践中的辅助作用。正是从这种对很细小的问题也要深入理解的态度出发，有一次芙斯偶然读到一本有关生育问题的陈旧小册子，她便对“妇人以血为主”之类的中医信条产生了探求其原因的兴趣。于是通过考察宋明之际妇科医疗的演变，芙斯在她的书中描述了性别隔离和围绕着分娩的种种社会仪式，勾画了男性掌握的医疗权威与涉及到产婆的女性保健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探讨了为什么从怀胎到分娩的整个过程都被视为母与子生命中危险而又不洁的阶段等一系列问题。?

　　芙斯是一个研究文化史的学者，她当然不是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写医学史的，医学史这条叙事的明线同时交叉着另一条女性史的虚线，两条线的交点则是医疗和性别语境中的身体，芙斯所探求的性别意识形态就体现在这个医学身体中。她首先从《内经》的“黄帝之身”讲起，关于“身”这个字在古代医典中的含义，芙斯明确地指出，它除了指称可量且穿衣服的身体以外，有时还指一个有感觉有意识的人的“自我”，它是一个体现了各种身体功能的主体，一个活在生命过程中的存在，而非西方那种造成了身与心二元对立的解剖学构成。中医的人体观建立在小人体同大宇宙互相对应的关系上，气本充塞于天地之间，它充盈于人体便为生命和精力之源，它的耗竭即意味着死亡。阴阳则是气在运行过程产生变化的力或者趋势，具体在人的身上，阴阳的协调标识着气的正常运行，也表明身体处于健康的状态，而阴阳的失调，即任何一方的过分或不足，就会引起身体的病变。芙斯把《内经》描述的人体称为“黄帝之身”，在这个医学身体上，芙斯向我们解释，阴阳的运行是一个既对称又独立的功能性过程，其情形犹如一对舞伴起舞时一方进一方退的运动。所以，任何人——无论男或者女 ——的身体状况都被设想成处于阴阳两种力量均衡的状态，只不过男人比女人更偏于阳而女人比男人更偏于阴罢了，但男女两性都分别是阳中有阴和阴中有阳的。比如脉象上的阴或阳便不可一概而论，你要根据就诊者个人的情况做出区分，在男人身上正常的脉象到了女人身上就可能成了病态，反之亦然。再拿处方来说，任何一种传统的处方都应根据不同的个体做相应的加减，同一种病得在不同人的身上便应对症下药，因为只有适合某种病症(symptom or suydrome)或某一个人的方子，不存在适用一切病人或某一种疾病(desease)的固定方子。如果说在社会等级的划分上，阴阳的关系更强调男对女的支配，中医的身体观则略有不同，其中的阴阳关系明显有它超越或统摄性别区分的一面。芙斯指出，这一点与西方医学那种“单性”(one?sex)的身体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因此她便称“黄帝之身”为双性(androgyny) 身体，或者确切地说，是一个阴阳互补的身体。“单性”的西方身体基于一种唯器官论的身体观，它只凭生殖器来区分男女，男体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视为标准的人体，而女体仅被理解为前者的变种，男女在身体上的区分最终被归结为少了个什么或多了个什么的问题。这一唯器官论在西方贯串始终，即使是芙斯所用的“androgyny”一词，原来也着眼于长在身上的男女生殖器，指的是解剖学上的雌雄同体。但在中医的身体上，男女的生殖器却同属于阴，且均被称为“阴”，因为两者均处于任脉的部位，即身体的前面和股内侧之间属阴的部位。通过芙斯仔细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阴阳的划分存在着两个层面：气是宇宙的绝对动力，与气这一纯阳的能源相对，精这个来自大地的创造力属于阴，因而自然的生殖机能总的来说是趋向阴这一方面的。但阴阳在人体的生殖机能上再做进一步划分，男精便属阳而女血则属阴了。最终，就两个有性别的身体来说，男精依然是阳，女血终究是阴。从一个方面来看，男女的身体是同一的或同类的，性别之区分仅为身体的一个相对而可变的方面，两性在生殖过程中是作为互相协调的因素配合在一起的。而这一与性和生殖联系的生命力再进一步扩大，还参与着人和天地这个大宇宙中滋生繁衍的层层秩序。在这一更高的层次上，性别其实已成为隐喻，身体上的性别划分现在是为了用人来体现天、地、人那一层宏观的宇宙秩序，而非着眼其生物学的事实。在这种自然的拟人论或人体与自然的一体论中，性别也好，阴阳也好，它们都潜在地发挥着暗示的作用，用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出了不可说的东西，显示了未知事物的变化趋势。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黄帝之身”则含有内在的冲突，它的身体图式只绘出了男女繁衍的一个生殖总趋势，当女血最终被定性为纯粹的阴时，这个身体图式就不可能应付女性身体在具体生育——从妊娠到分娩——上的问题了。芙斯由此引出了中医妇科的话题，在她的书中为我们重构了“黄帝之身”的和谐状态如何被女血的特殊现象打破的历史断裂。?

　　这一突破始于宋朝。直到宋朝，医疗技术基本上还处于师徒秘传的状况，医术还和巫术有一定程度的混杂，专业的治疗还伴随着仪式实践等多样的祛除方法。但在宋朝逐渐出现了变化：首先，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医书的出版和对医疗的学理研究，因而出现了“尚医士人”，本来差不多属于方技的医术开始受到了读书人的重视，被视为济世之术，有人甚至提出了“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说法。医术由师徒秘传走向家传，它渐渐成为根据医书来传习的知识和技术，很多身为文人的业余医学家开始编写医书，连宋徽宗这样做皇帝的人都写起了妇科著作，亲自立他的《圣济经》为国家医科考试的指定教科书，而且主持建立了朝廷的医疗机构，由官方向下推广规范的医术，有目的地对巫医造成冲击。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下，医术自然越来越讲究学问，女性的身体于是开始受到特别的医学关注。“黄帝之身”在女性生育问题上的薄弱环节在宋朝得到了广泛的探讨，根据“妇人以血为主”的原则，学者型的医生在他们的理论中把行经医学化为一个身体的能指，用月经的调和来显示妇女的正常状况与其生育能力的一致性，行经成了女性身体上营卫血气运行的坐标，它的迟或早，多或少，浅或深，稀或稠都成了症候的迹象，被拿来做诊断的依据。在一个不存在今日所谓体检的诊断环境中，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医生在患者，特别是在女性患者身上能直接看到和检查到的地方是十分有限的，限于这种只能通过患者的自诉来了解病情的诊断条件，对月经的叙述便在具体诊断上起到了如现代医疗检验上的数字或指标所显示的作用。这一点自然令人联想到阴阳在人体与自然对应关系上的隐喻作用，月经在女性的医疗身体上也有了隐喻的性质，作为一种征象，它也在医生的诊断过程中暗示了患者体内某此说不出来的和看不见乃至不知道的异常状况。对月经的重视本是中医诊断的常规，也是一种陈言，但经过了芙斯所做的解释性理解，在一个中国读者的阅读反应中便多少产生了温故知新的感觉：你似乎觉得，你所熟悉的观念或知识经过另一种表达方式的重新叙述，它的熟视无睹状况现在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向你传达出你早先没看出来的信息。这就是解释的功效，它补充了历史的断裂，使片断的古代文本在当前的语境中获得了可资比较的意义。芙斯精炼地指出，中国医学的性别观把“月经的正常视为一种与理想的健康状态一致的内在过程，它因此成了女性特有的和首要的一个身体标识 。女性身体的内在状况是看不见的，但它显示在月经来潮中，月经本身可以证明体内那充沛循 环的生命力，正是围绕着它的显现，中医建构了其医学身体上的女性(femaleness)。(第77页)这样看来，宋代医学所谓的妇科就远比今日的妇科要宽泛多了，在“妇人以血为主”的信条指导下，种种妇女杂病都与男人区别对待，都被认为远比男人的病难治而给予了特别的诊断和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别方”，调经成了治病的出发点，中风、虚损和积聚这些男人同样也患的疾病，在女人身上便一律被视为血病，而活血、补血、通血等药效也都被特别用 到了女人身上。就这个意义而言，宋代的妇科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妇女的内科，它主要属于学者型的医生处理的范围。?

　　而真正与妊娠和生孩子有关的产科，则由于连带了危险、不洁以及某种外来的破坏力量，主要由家内的医疗实践来解决，因而更多地使用禳解、符录等仪式手段，而且常由产婆之类的女性治疗者执行。为了躲避冥冥之中的不祥影响，妊娠、生育和分娩之后的一段时间被视为凶险期，在这段日子内更有严格的隔离和种种禁忌。但产科在宋朝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巫术与医术由相左到调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走向规范的产科理论，知识型的医生也开始用文字记录助产术的实践，男人也通过阅读了解了助产术的常识。关于女性的医学身体，明显地从强调经血的主导作用逐渐转向了关注生育过程中的个体。

　　根据芙斯提供的资料，明代的医学有了新的新展：首先，有名有姓且有事迹的医书作者和医学家出现了，行医开始成为既能致富，又有社会地位的事情，不少有学问的大夫成为名士，或身为学者而业余行医，或专业行医而进入文人的圈子，总之，金钱、才能和知名度提高了医生的地位。出现了不同于世医的儒医，而妇科问题也更加理论化了。其次，明代医学的妇科信条从“以血为主”转向了养阴，治疗的重点从关注风寒之类的外在原因转向与情绪有关的内虚，对妇女开“别方”的原则因而受到了限制，文人化的医生越来越和巫医及其仪式拉开了距离，他们不再顾忌产后的血污，医疗的重点已偏向如何补产后的血气双虚了。此外，医书作者开始为普通人编写通俗的医学读物，向他们传授有关生育的技术问题，如适当的婚龄，夫妇在身体健康上的配合，以及怀孕或如何怀上男孩的技巧等等。但是，所有关于受孕怀胎的有益建议均服务于蕃息后代，而非那个生育的女人自身的长寿，而且那旨在生育的交合也被设想为一个由男方操控的事情。由此可见，明代的妇科理论及其养生观并没有像教导男人修养“内丹”那样教导妇女如何修炼她们自己的精和气以达到滋补体内的活力或延年益寿的目的，它只教导男女双方作为阴阳配偶养其男精女血，好充分发挥他们相互配合的生育能力。这样，作为生育的配偶，女性身体依然被理想化为那个“天地氤蕴，男女构精”的宇宙—人体图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和力量，但女人作为独自承担生育过程的个体，却为自己带来了女性的虚弱和不洁，她完成了她的母性，却经历了生育的凶险，付出了牺牲的代价。芙斯指出，这个母性的身体功能在社会建制上换来的唯一报偿就是女人的母亲身分，“这个理想的母亲通常的形象总是受到成年儿孙孝敬的老祖宗，而非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年轻母亲。这些当了母亲的正室获得了她们做祖宗的地位，使她们年老的时候在家里有了特权。社会地位上的母亲身分就这样高过了身体上的母性，同时正室也在家庭范围内支配了侧室和女仆。”(第307页)?

　　随着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中医文本更加理论化，医和巫愈益拉开了距离，再加上金、元入侵以降，中国妇女变本加厉退入了家庭的隐蔽角落，明代严格的男女大防又给男医诊治女患者造成诸多不便，所有这一切使得在针对女患者的医疗服务上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男性的医生多对女患者施以规范的医疗，他们把持方剂的大权，而与生育的物质层面以及肉体有关的脏活便由来自下层的产婆负责，于是有了所谓“三姑六婆”这一刻版的负面人物形象，其中的三婆——巫婆、药婆和产婆——便与低等的女性行医者有关，而此行业尤以产婆为低贱的代表。她们不只接生，还得处理流产、堕胎或死胎的掩理工作，包括胎胞的掩埋，甚至女尸或处女膜的检查。总之，女性身体及其性部位和它的一切见不得人的方面全都被社会推卸到产婆的职业范围内，因此她们成了干下贱活路的人物。血污、分娩和产儿的不洁依然使女人生育的身体蒙上禁忌的阴影，使它与那个男女阴阳相配的宇宙繁衍图式形成了相形见绌的对比。这个反差是很讽刺的，生育在宗教和哲学的描述上尽管可以比拟天地万物的形成和发生，显得崇高而神圣，在传宗接代上也绝对地事关重大，然而具体到女人身上生孩子的事实时就变得见不得人，有了不洁或危机的禁忌，女性的医学身体最终在繁衍的使命和具体的生育过程之间承受了悖谬的分裂。?

　　《蕃息的阴》是一部资料翔实和分析精辟的书，作者在向我们整合重构一个隐秘的、被忽视的传统之同时，还以富有思辩的字对一些常常提到的中医概念做出了平易却能引起读者联想和思考的解释。在该书的结尾，芙斯对她的英语读者说：“我要引导读者想象性地接触那陌生的文化身体，了解与其相关的中国历史以及另一种性别建构方式的事例。如果我的读者已经进入了这个想象的领域，我认为，那是因为通过了求知的过程，我们对那些陌生的身体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求知就是一种认可。”(第312页)是的，求知确实有助于认可。芙斯的书一直探讨的就是，以身体领域作为各种话语和经验语言的首要参照点，进而找到中西文化之间互相了解的基础。我之所以选择她这本就专业知识和性别经验而言都不该归我评说的书来专门评说，除了她那历时近二十年的苦研精神使我颇为感动，让我觉得有必要向关心海外汉学研究动向的人士及时转述她的学术成果以外，使我感触尤深的还有她书中从头到尾那种解释性理解的态度，那种进入另一种文化时细心好奇地体认省察，并且她的母语的读者能把握的表述将自己的心得传达出来的不懈追求。在谈到自己大力译介海外中国研究的工作时，刘东曾明确表示：“我的主要目的也仍然不在于引进研究方法，而在于拓宽视野以为传统和现代中国定位。”我很赞同这样的取向，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可以孤立地、工具性地引进来的，你必须先具备理解的愿望，坚持求知的态度，学会细心的解释，而不能只是满足什么新理论的使用。今日的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大概离西方人比离自己的古人更近，芙斯书中描述的历史、身体和性别观，其实对于我们也同样是很陌生的，很多优秀的海外汉学著作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对我们都是相当陌生的，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了太多的硬套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上的刻板形象，我们已习惯了大家不断重复的简单化结论，遂使思维取向蒙上了太多成见的白翳。现在通过像《蕃息的阴》一书这样的解释性理解的表述，你正好可以找到另一个合适的角度，面对那些有待重新理解的事物，你不妨试着投去经过调整的肯光。?

来源:<<中国学术>>  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