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的前世今生（JT叔叔的讲稿）

龙江帅

今天再转jt叔叔的一篇文章，jt老师到这个月已经来我“龙氏杏林园”三次调理身体（我自己也常找各位老师调养，比如：情志病等疑难杂症喜欢找徐文兵老师，经筋病喜欢找胥荣东老师，腰酸背痛喜欢找罗炳翔，气机之病喜欢找林杰老师，肚子疾病喜欢找刘合群老师，还有许多老师就不一一介绍，在这里向给我调理过的老师鞠躬，医生也是人吃五谷杂粮会有疾病，原父亲在世都是父亲帮助我针灸调理，父亲不在就只好麻烦大家了，一直想成立“互医会”看如今社会复杂样子难也）。一是让大家知道经方的思想，二是jt和我交流伤寒论和我家思想有一点相同：读四大经典最少十年让伤寒论的原文在脑子里深深扎根，才能以后不被注释束缚，才可以择其善者从之，如果没有十年的基础就做不到“书不熟理不明”理不明则认识不精，人云亦云漫无主见，胸无成竹临床纷乱，难医疾病。





经方的前世今生（JT叔叔的讲稿）
相传，上古时代神农氏用本草，到了汉朝时代，一些口耳相传的理论，形成了《黄帝内经》。

在《黄帝内经》形成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几部书失传了，比如说《汤液经法》……相传伊尹做汤液，然后当了商朝第一个皇帝的宰相。这种事情，你们会觉得很怪吗？我觉得一点都不怪：我从前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因为会一点中医嘛，帮老板看病，而那出版社的老板后面还有后台，就是更大的老板，帮那个大老板把病看好了，结果全出版社的人都对我唯唯诺诺，当那个组织最大头目「命悬我手」的时候，谁都怕你，所以会汤液的人可以当宰相哦，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嘛。

今天《汤液经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在它还没有消逝之前，可能有一个人，他在宫廷藏书或是什么地方看到过一类的文件。那个人就是今天被中国人称作医圣的，汉朝的张仲景。

因为《汤液经法》有一些毁灭后的残骸留下来，那些残骸，梁朝的陶弘景，把它编成《辅行诀》，就是辅助修道人修行的一些方剂。它里面的那些方子，其实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里面那些方子的雏形。

陶弘景搜集到这些东西，让人可以看到：哦，可能古代真的是有《汤液经法》这个东西的结构的！就是：阴旦，阳旦，朱鸟，玄武，青龙，白虎，腾蛇，勾陈，这些各方位的神，每一个神有大小不同的方。其中的小阳旦汤，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张仲景的「桂枝汤」。

《汤液经法》失传以后，就算张仲景这个继承人最伟大了。张仲景的伟大在于：古时候那些伟大的医学，上古留下来的种种情报，那些非常重要的方子，「该怎么用」这件事情，张仲景把它摆平了。他用《黄帝内经》的理论去对照临床，写出一本《伤寒杂病论》，这部书的方子都是用起来很神很神的。所以《伤寒论》的方子你用得对，几乎就是所谓的「一剂知，二剂已」。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一帖下去，病人就感觉到不一样了，然后第二帖就把人医好了。我常常遇到这种一剂知二剂已的状况，一帖药下去，病一下子就好了。有过艾滋病的朋友，淋巴节开始肿，按得出来一坨一坨的，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伤寒论》里面的少阳病吧？」，然后就开张药单，死马当活马医，叫他煎小柴胡汤。一帖，全退；第二帖，就算保养一下。如果是西药，照理说药一停他就要复发对不对？那个人吃两帖小柴胡汤到今天已经三个月还四个月了，还没有再发过。所谓「经方」就是有这么大的力道。张仲景的医疗水平是有到这样子的。

而张仲景写出来的《伤寒杂病论》，我一直都觉得是值得背下来的书。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那些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情报，它的结构很像一个我们现代人都知道的东西，就是计算机程序。《黄帝内经》也好，《伤寒论》、《汤液经法》也好，它那些片片段段的方剂跟诊疗的症候，会让人觉得「它背后应该是有一个程序在跑的」，好像有一台机器，会问你说你感觉哪里怎么样，然后你回答，它就会跑：「怕热还是怕冷？」选A，然后「喉咙是痛还是不痛？」，再选B……像是有一个程序在跑似的，如今那一整套程序，太古时代的中医那个最伟大的思路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情报的破片。仲景就在《伤寒杂病论》序里面写说：虽然我们不能拿这本书包医所有的病，可是如果你们能够「寻余所集」──如果你们能够去细细推寻我找到的残破片断──「思过半矣」──其它的病，你们也会想通的。

果然，凡是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本书背到滚瓜烂熟的人，心中都会莫名奇妙的产生一种引力，它哪里有空缺的地方，渐渐自己会把它填起来，慢慢开始在那个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一套完整的医术。

所以「背经典」在这种事情上面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说：我教《伤寒论》，讲一大堆本草的药理啦，某个病的病机啦……其实都不过是调味料，要诱使你愿意看《伤寒论》的条文而已。真正进步最多的人，恐怕还是背书的人。如果《伤寒杂病论》你整本背下来的话，那医术是醒着睡着随时在进步的。

我说，学《伤寒》像玩数独游戏，数独游戏就是一个九宫格，有些格子有数字，有些格子空的，虽然空了那么多的数字，可是你知道它的理法跟逻辑，渐渐可以推算出它缺的是什么数字，你这样玩个几个钟头后，终究可以填满。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一部数独游戏，你可以不用去理解它，就把它整本背下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方剂有些微妙的差异啊：这个方和那个方，刚好就只差一两白芍药啊，那这个方跟那个方治的病症又有一些差别啊，那么，一两白芍药在干嘛，你就知道啦。那等到你看另外一个方，刚好只有芍药跟甘草两味药，那你已经知道芍药在干嘛了，你把那个药方减去芍药，那么甘草在干嘛，你不就知道了吗？……就这样它条文与条文间会彼此呼应、彼此对话，这样，上古的本草学的功夫就会在这个理路里面练成，一味药要干什么，如果你真的背到滚瓜烂熟的话，你睡着醒着都会在推敲这些问题，这种自然形成的拉力，会迫使一个人的医术日以千里的进步。

我常常在说，学医最开始的教科书，当然要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像你们的学长姊，他们虽然学医才很短的时间，可是他们在家里帮家人治什么感冒那种病，出手比外面开业的中医还医得好啊。才短短学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出手治这种西医口中的绝症「病毒性疾病」，怎么比外面的中西医都还看得好呢？就是一年功力抵十年二十年苦修啊，《伤寒论》就是这种神奇的经典，放到今天已经一千七百年了，它的东西完全没有褪色，它为什么没有褪色？因为它是一个程序，它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或许有一天，当人类进化成有二十条正经脉的时候，它就变成过时的东西，但是人类现在仍是正经十二条，一千七百年前的人是这样，一千七百年后的人还是这样，只要你这个硬件没有换，你的软件就不用换，所以当病毒进来了，癌症进来了，它在你的身体里面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它指令整个的排列组合，你有一套解毒程序在那边，所以坚持要用《伤寒杂病论》的方子的老医生都认为说：《伤寒杂病论》里面的的方，决不只是拿来医感冒，而是医万病。因为当他们整本书熟透之后，会觉得可以医万病。

那这个数独游戏有多难呢？一般数独游戏九格乘九格，我们就已经觉得很伤脑筋了对不对？那《伤寒杂病论》的数独游戏大概是二百五十格乘二百八十格之类的吧？所以有一位日本医生说：「如果你要我到荒岛去当鲁宾逊，只给我一样东西打发时间的话，拜托你让我带一本《伤寒论》去，这样我到死都觉得很有乐趣。」

我们的人生不够长，要去修行《伤寒论》中的学问，即使能够日进千里的进步，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死前把它玩透、拼凑回当初那个最精髓的完整程序。但是，多活一天，多究一天，就会感到有赚到。

然而，学这个科目，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学一大堆有的没的，把那个程序搞坏掉。因为《伤寒论》和《黄帝内经》还算是同一个系统里面掉出来的情报，那还可以一起拿来拼装；最怕的就是一推拼图里面还掺了几片别的拼图，结果就不管你怎么拼都是错的，然后花无穷心力在那边除错，不断地做这种事情，医术就毁掉了。

所以往往那种基本教义派的经方派，非常讨厌其它派别的医术和理论，因为如果它们混进去的话，医术会产生一个很糟糕的程序上面的纠缠跟崩溃，会有这种医术的解体现象。



除了汉朝张仲景的医术，古时候还有一个神医叫做扁鹊，太古时候的扁鹊是一种异形生物，说有什么鸟翅膀啊，可以看到人的脏腑，那种怪异的生物。后来有一个叫秦越人的人，因为他医术很好，有洞视脏腑的超能力，所以大家把扁鹊这个封号加在他头上。

那张仲景之后呢，紧接的他的时代就有华佗，华佗的医术，就产生一个和张仲景不太一样的地方：张仲景的医术以六经为纲领来跑那个程序，而华佗的程序是只跑在五脏上面，是另外一个思维的向度。

华陀之后，又有一些医者，像唐朝有孙思邈，他收集、试用很多民间的有效方，《黄帝内经》分成《素问》跟《灵枢》，里面都有讲很多针法，因为我教的是方剂学，所以针法我不太在意，但是孙思邈的医术就比张仲景多了很多针法，张仲景的医书里面针法是很少的哦，主要是方剂，张仲景等于是传说之书《汤液经法》的传人。

当然，孙思邈的时代，也算是中医的黄金时期。

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因为社会的规定，制度的改变……宋朝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制度，采取国家统一规范，一个村子要盖房子，就要求家家户户的那个梁柱哦，都要一样的尺寸，他们在村口那边有一个部门，专门帮你储存同一个尺寸的梁柱之类的建材，某某型的国民住宅如果梁坏掉，就可以马上在那边换一条，不需要重新打造，非常方便。宋朝很喜欢把什么全部都统一格式，于是宋朝的药剂，就开始做那个时代的「科学中药」，什么方剂都是几斤几斤配好，把它打成细末，然后到药局就说「我要什么什么方」，他就给你一包成药粉，你回来水煮一煮就可以喝了，非常方便，全部统一规格化的冲剂。也因为这样子，宋朝发展的方剂，都是小包小包的，像逍遥散就是出自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剂局方》就像是国家药典。

宋朝如果要提经方派的话，像我自己很喜欢许叔微大学士，他的《伤寒九十论》等等的书。张仲景的学问虽然一直写在那边，可是之前没有人做实践跟检证的记录，许叔微就把他这一辈子的医案挑来写：这个病就像张仲景说的一样，我就照张仲景这样子开药，结果就是对！把张仲景的东西重新实验过一遍，告诉你「他果然是对的」！这是很好的实验记录。

那另外还有像是宋朝的严用和，他的《济生方》，他把张仲景的八味肾气丸加一些药味，然后做成不同版本的肾气丸来适应不同的证型，帮张仲景的方子微微修个眉毛，就像已经有一个美女了，你再帮她打扮打扮。

宋朝结束的时候，中医开始进入一道可怕的分水岭。就是在金朝的时候出现一个医术非常好的人，叫做张洁古，也就是张元素。这位洁古老人呢，他非常晓得五脏之间的流转，他开始为每一味药物编一种分类法，叫做「归经」，就是「这一味药吃了会走心，这味药吃了会入脾，哪味药吃了会入肝……」，帮药物做这样子的分类之后，用药，从五脏派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很方便？我心阳虚应该吃那几味药，心肝阴实应该吃那几味药，都帮你归类好了，就很方便。

可是呢，我个人以为，五脏派的开药法，最妙的地方是在于它的「隔脏治法」，你某一脏有病，他会晓得是从哪一脏传来的、会往哪一脏传过去，所以用药或用前一脏的药、或用下一脏的药，来把这个脏搞好。所谓「归经」，或许比较像是服务于这一套系统的零件。

而，失去了更高指导原理的「归经理论」，却变成了张元素之后的中医世界的「主流」，以归经理论来研发的方剂，也就是在日本被称为「后世方」的「时方」。

决不是说时方都无用。好用的方子还是很多的。

但是，显不出力道的方子，却也很多。

也可以说，现在市面上的中医，大多数都是「时方派」。

时方派中医怎么看病？我想各位都经验过：医生手搭在你的脉上，心里想着：「唔嗯……心脉有点儿火，加两钱黄连；肝有点阴虚，加三钱白芍、五分牡丹皮；肾脉蛮弱的，加一钱熟地黄；血分有些热，加三钱生地黄；气分虚而有湿痰，加两钱参须、五分半夏、两钱苍朮……」把脉术都堪称稳健，一帖药二三十味运笔如飞就这样子开出来。以理论来讲，都对，合情合理！但你若问我，这帖药有没有效？对不起，我不知道！

以「归经理论」件为指导原则，大约就是形成这样的医术，不能说不好，毛病不大，但，就常常是一种温温的，让人觉得「好像吃了有好一点」程度的有效。

因为我自己是学经方的，经方的「药物组」和「抓主证」的整个框架都和时方的系统不一样，用药时所看待的每一味药的作用，也和归经理论搞的东西对不太上，比如说医头痛，我会问：「你这个头痛，会不会痛时烦躁得想去撞墙、或者一面痛一面想吐？」如果会，那开吴茱萸汤；「会不会同时口渴、多汗、尿特别少？」如果会，那用五苓散的机会就多些……一个汤一个汤的可能性用问的比较多，脉象有时只拿来作个参考，和时方医者的作法不太相同。所以，我并不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时方派的这种开药法可以好到什么程度。大概只能说，我自己多半不是这样子在开药的。

隔行如隔山，你叫我一个用经方比较多的人去评论时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从前有一个朋友，拿了别的医生开给他的药单给我看，我看那一串药，就说：「你失眠、口臭、从前受过内伤……」他说：「你怎么看药单就都知道？」我说：「宁心安神药用这几味，通常是失眠嘛；清胃热养胃阴的药用这几味，大多是口臭嘛；没事不会用伤科化瘀的这几味药，多半是有旧伤吧？……」他一听，乐了，还以为遇到高人：「那，我这医生，开得好不好？」我只好苦笑：「这嘛……不好意思哩，你先吃了，再告诉我有没有效，好不好？」我既不能断言它必定有效，也不能断言它必定无效。

这种在张元素之后被变成单纯化、平板化的中医医术，照规矩开药，我也没有意见；但，以一个历史的观察而言，却可以看到：它，造成了中医的退化。

照着五脏归经分配药物的医者，医病的力道，不够有效的机率还蛮高的。日本的吉益东洞骂这些医者是所谓的「阴阳医」。

什么叫做「阴阳医」？就是现在网络上很多讨论版可以看到的：有一个病人他说「我口渴啊、小便黄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学中医的人跳出来跟他讲：「你这可能是肝阴虚有热，可能是心火下小肠，也可能是肾水不足以制火，还可能是脾津不足，又湿蓄中焦！且肺为水之上源，肺虚则……」讲五脏讲了两圈，完全陷入那种可怜的天秤座模式──我常说两个天秤座会让地球停止转动，我自己是一个，再加一个就可以了；要商量午饭吃什么，随便聊聊，就到下午三点还饿着──讲起来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好玄妙哦，都是那种「专业黑话」！可是……到底要怎么医，你讲清楚好不好？「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这帖药你拿回去吃吃看，不行的话，我们再来换。」一换可以换二十五种方，医术就毁灭在这种事情上面。张仲景的方，你一看准了，开下去就有效。那你还「或许有效或许没效」二十五种方在那边转，一圈要转半年呢！

一旦五脏相传的那个核心主程序被拔掉以后，那些片段的情报，很难再组合出象样的东西了，它本身的不完整，让它具备了一种「很容易劣化」的体质。所以现在学医的人很会讲这种黑话，黑话听起来都是讲伟大的道理，但怎么听都听不懂，开药像赌骰子。医术在这种地方会产生急遽的毁灭。

紧接着张元素之后的时代的金元四大家，像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就看准肝经开下药来，你会觉得这个人用药很漂亮对不对？这样值得夸赞。他是紧接着张元素出现的人，医术还没有开始堕落。但到后来，理论兜来兜去，就愈来愈不行了。

中医的退化，直接或间接造成这件事的医家们，你说他们会很苦恼于自己的医术不如古人吗？其实，不一定。你读历代医书，就会发现，这些人是……满怀「快感」地在做这件事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治感冒常用的「九味羌活汤」，它就说：张仲景医感冒分六经用方，那你看，我多聪明！每一经的驱风药都有！一帖包医啦！讲得他自己都爽死了！他本人会觉得：我是开拓了中医前人未到的新纪元呀！

但，张仲景治六经感冒的方子，烧到三十九度还要裹棉被的麻黄汤证、高烧烦热的白虎汤证、吃饭拉饭、手脚冰冷的四逆汤证、烦躁欲死的吴茱萸汤证……你九味羌活汤，能医吗？都不能啊。何只是病医不好，要让病人舒服一滴滴都很难！

其实，九味羌活汤的存在理由，也很奇怪！说「怕人分不清楚张仲景的桂枝、麻黄汤证要怎么分」所以教你用这个代替，临床视情况作加减就可以了。这种「好心」也是很诡异！桂枝、麻黄汤证蛮容易分的耶！相反地，临床加减九味羌活汤很难搞！

如果一个医者连桂枝证和麻黄证都分不出来，找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根本没有资格、智能走进这个领域嘛！为什么要去「呵护」这种事？这等同「包庇罪犯」耶！古代日本的「小医圣」永富凤就说：强盗劫财杀人，一辈子造下的杀孽，一个生意尚可的庸医，只要十天就赢过了。

但，就是这一类的「创新」、「突破」，从元朝到清朝，一点一点地把经方从这个市场挤兑出去。

金元四大家，有滋阴派、有补土派，像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些独特的论点，但它再也不像张仲景那样全面化的整个包着的那么「稳」。比如说李东垣是补土派，我也很推荐补土派啊，他说，脾胃不好你哪里能好？你要吃补肾药，脾胃那边给你挡住，你补得进去吗？这很对哦，基本上很好的一个论点，像气虚血虚什么的，我先开什么健脾丸、一些保脾胃的药帮助消化，让他的消化机能先好起来，调补两个月以后，我们再吃别的补药。这是基本中的基本，所以补土派的论点还是值得珍惜的。

但是滋阴派，滋阴派就是跟近代火神派相反的派，他说，人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说阳比较大，阴比较小，所以阳一定是太多，所以要下火，要滋阴……那这就不一定能够为万世法。滋阴派也有正确的时候哦，有的，就是在国运昌隆的时候它会正确，每个人气都很畅很旺的时候，滋阴派会正确，但是不是永远的正确，那中国人，你也知道哦，国运昌隆的时候有几年嘛？



那到了明朝，医家比较没有太多的创见，比较是整理前人的资料的年代。因为从金元四大家之后、从张元素发明了五脏归经理论之后，医术就在堕落之中了。那你说师父到徒弟一代代堕落，也不严重嘛，一般徒弟也会说：「唉呀，幸好我还有老师的九成半功力嘛。」对不对？那三十年算一代哦，金朝到民国很多代哦，我曾经把它用计算器算过哦，每一代都算有他老师的九成五功力，几代就乘以几次方，到了民国初年，中医的水平，大约会是当年的百分之零点零几。

那，的的确确，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普徧的中医水平，果然差不多就是零。一般医者就是拿一个方子在乱用，搞专病专方，中医都惨到变成「吃好药到相报」的境界了。比如说某某中医晓得一帖方叫白虎汤，有人发高烧医好了，然后就以为说白虎汤能治大病，之后每一个人都开白虎汤，不是白虎汤证的人就吃死了，这中医就给人抓去揍一顿……

民国初年的中医，当然还是有几位很好的中医能够坐镇在几个点，让人能觉得「世上还是有名医的」，但是在那几位名医之外，几乎都是这种乱七八糟的郎中。



刚刚我们上课有讲到「火神派」对不对？用阳药的思考，元朝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就有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议题探讨过。而火神派的理论，在明朝快要结束的那段时间，其实有过一次萌芽的机会，那时候有一个赵献可，他写了一本书《医贯》──就是医道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把它贯串起来──那《医贯》就讲：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命门火跟元气嘛，讲来讲去，什么病归纳来归纳去，都是元气不足、都是命门火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养命门火，这样子人全身的元气才会够。

通达全身的气，用补中益气汤；补命门火，是八味地黄丸。看《医贯》，好像会得到一个结论：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百病都可医？

这样子是不是正确？

其实我常常说，医生要讲「开业术」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遇到谁都叫他吃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什么病也好一半；一般的人只要吃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多半都会觉得「我有好我有好」，然后积年累月吃，就越来越好。这其实是很吊诡的事情，你不需要什么医术，病人居然蛮满意。

而赵养葵（献可）也有提到过一些其它论点，会使我觉得他的阴阳的观念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说一般我们说「口疮」我们都会说发炎那是「热」嘛，要清火，吃什么清胃火、心火的药。可是赵养葵说：口疮很有可能是因为脾胃太寒，里面阳气被逼得外脱，变成嘴巴烧起来，所以要吃理中汤。用理中汤这帖大暖脾胃的药来治口疮，这个论点是不是百分之百通用先姑且不论，但是能够提出这个论点是很有意思的；并且，验诸临床，今日所见的长口疮的人，能用理中汤医的，的确也不在少数。

他不被称作火神派，后来后世医家称赵养葵称这个《医贯》的论点叫做「养火派」，就是养那一点点火，还没有烧大火；因为八味地黄丸里面附子、肉桂只占它所有的药的二十几分之一。我们现在的火神派，是其它药只占附子的二十几分之一。

那赵养葵的这套理论呢，从明朝结束到清朝，我认为最直接继续使用他这套理论的是傅青主那一派；而同一个时代平行支持他的理论的，是爱用左归丸、右归丸的张景岳。

傅青主的用药大部分都是温补温补的，不过，倒也不能说傅青主派的医术是《医贯》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傅派用药的「技巧」蛮夸张的，医贯之中并没有那么充分的开药手法可以启迪后世。张景岳用地黄，那叫「滥用」，后世在临床上也被人批得很惨；而傅青主、陈士铎的书里面的用地黄，那叫「特技」！好像海豚跳火圈，往往令学习者叹道：「原来这样搞，也行哦？」傅青主派常常会说：「你这个脏有病，那我们就帮你把其它几个脏都补好嘛，这样自然会把那个有病的脏也养起来。」这脏有病就补其它四个脏，隔脏治法。

傅青主这一派的医学呢，是清朝初年的时候存在的，或许医学流派用药的调子，会跟「该时代的人的体质」有一点关系。像是傅青主的方，如果是今天的台湾，我在用的时候，我常常要作一点点微调，把它附子的量再加多一点点，吃的人才会比较有精神，否则吃了之后有时人会很痿靡。

也就是说在清朝初年好用的方，「滋阴的药会偏多一滴滴」那种感觉，再加一点补阳的药，在现代用起来就很舒服了。

反过来说，张景岳在明代后期提倡的一些温补的方法，到清朝就被评判说「补爆人、烧死人」。

从明末到清初的时候，赵养葵的养火派又被灭掉了，或许是因为清初有一位很伟大的康熙大帝，全国国运都被炒旺起来，那人的气一旺，那些补火药就变得没什么好用的了。所以在清朝的很好的医家叫徐灵胎，就作了本《医贯砭》，就是骂《医贯》这本书，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搞？」，其实徐灵胎会作《医贯砭》也是有道理，因为每次有养火为主的流派出现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某一类型的治疗方式被强调成一党独大，所有其它的处理法全部都被忽略掉。

看赵养葵的书，如果觉得他讲得对，很容易变成「那我还学那些清热消炎的方子干什么？」会觉得养阴生津之类的方子没有用。在这种补火的观点一下子冒出来而又很有疗效的时候，很多我们累积多年的其它治病观点与方法都会被排除掉。

我觉得，如果某派一党独大的话，那万一有一天人类变成不是这种体质的话，到时其它的医术都被废弃了，就救不到人了。

比如说大陆有几位先生，论点就是「用阳药！用阳药！」，然后叫人家「保精」，不可以有房事什么的，看他们的医术，我会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所知道的人类，会生的病，可不只他们讲的那一种两种而已。你不能妄想在治法上来个一招全包，感冒就都用很多附子的四逆汤；我们这边，你们学长姊感冒，就是有用桂枝汤、用葛根汤、用柴胡汤的时候啊！你不能把其中一个片段扩张到那么大。

张仲景有教补阳破阴的方法救这些垂危的绝症，那是没有错，可能我们现代台湾人和大陆人都很惨，阳气都很虚，所以对这些医疗技法会特别有需求。可是万一有一天，人类的质量变好一点了，你不能只靠这个啊。如果是真正的上火，你还是得帮他清热啊。

这就像所谓「钟摆定律」，明末清初，这钟摆从极衰摆到极盛，所以赵养葵才创出养火派，就又被打回去了。



然后，到了乾隆之后，中医又开始重视「温病」了。

温病是有实火的病，或者也可以说，它是病毒性疾病「伤寒」之外的一种细菌感染的「瘟疫」。而这种瘟疫，和单纯的细菌感染的「发炎」又不一样，「发炎」传染力很低的，你听过牙痛在传染的吗？在临床上，温病，往往是一种「病毒帮细菌护航」的复合现象，一始似乎是感冒的，但很快就由来势汹汹的细菌接手了。感冒了之后再并发细菌感染的温病，你要把它当伤寒医的话，不对，他身体这里那里又开始发炎了，那些发炎都是实火，所以还要用那些真正灭火的药，和原本医伤寒打病毒时，所需要的「人体作战地图」不一样。原本和病毒作战时，是用六经辨证的系统作为地图的。

现在温病流行的时候，和温病在第一线作战的医生开始发现：这种感染，要用另外一种辨证系统，叫做「三焦辨证」，上焦中焦下焦，可能这种型的细菌蔓延，会刚好对到人体的淋巴网络哦？人体自己分隔成几个区块来挡细菌，一旦是细菌大感染的那种病的时候，就产生了三焦辨证。



你不能说开创温病学派的中医不辛苦、不努力，瘟疫流行的时候，死人又多又快，疾病转证迅速又变化多端，如何能用又强又猛的药，泻实热、消炎、解毒、养阴，抢在细菌蔓延开来之前救回一条人命，都是很需要拼医术的。有人成功救到人，就要赶快把这个技术传播出去。

叶桂（叶天士）是清朝中叶的人，温病派的兴起，跟叶天士蛮有关系的，因为他写了一篇著作叫做《温热论》，一篇不太长的文章，那叶天士写了《温热论》呢，后世有人就觉得温病派的开山祖师，叶天士有他一份。

其实叶天士他写《温热论》有点像是他临床的经验报告。他的《温热论》并不是自命圆熟的医学经典，而是他面临这种病的时候，他所处理的种种方法，提供出来跟同道分享。

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情，好像不必去责难他。可是现在叶天士被奉为温病派的祖师爷之一啦，然后温病派强横的势力呢，又把伤寒派在中国几乎是灭绝啦，于是有少数的经方派就会视叶天士为寇仇。可是我在看叶天士的医案的时候，常常觉得：叶天士是经方派的。他开那些什么「黄耆五物汤」啦、「桂枝汤」的加减什么的，都开得非常之好，十卷医案中用附子的也有一百五十几案，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不愧为一代神医。只是很多地方他觉得可以用药更温和的，他不用像伤寒方那样大阵仗的方，可以用更轻更少的药味达到疗效，反正是他医术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这些招术是别人可以学、可以沿用的，他死前再三告诫，叫后代子孙除非是天纵奇才，不然不可以随便习医。

要再说前一些，金元时代对抗瘟疫的那些方子，已是这个学门的肇始了。叶天士之前，温病相关的有名著作，明朝吴又可的《温疫论》也是一部，吴又可的温病著作，也是临床「实战记」，不一定完整、完美，却也有能够救到人的好方。

叶天士之后，有吴瑭的《温病条辨》。

那，吴瑭的《温病条辨》咧，虽里面的一些方子，桑菊饮、银翘散等等，我也常在用──但，对它也蛮不好意思的──这本书，是我目前「唯一一本」读不下去的中医书。每次看几页就想掀桌。我台湾检考考过了，不去考中医特考，就是因为撑不住读这《温病条辨》这件事。我情愿一辈子没牌照，不当中医师，也不要读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狂人」写的啊！

里面的论点，自相矛盾的地方非常多，硬是创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规条、教条」，再卯足全力来强词夺理自圆其说，实在没道理的，就丢烟雾弹，开始大扯一堆黑到不行的黑话来搞「因为你们没有人看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是我对」的邪教教主模式。

他的序言倒是写得很谦卑，说他只是帮仲景的伤寒论系统再补作一点外挂程序而已。可是，内容，之疯的！不是说他哪个方子不好，而是整本书的思路、逻辑不对劲。

我有时会想：恐怕要一个逻辑很不理性的头脑，才读得下《温病条辨》吧？如果说今日的中医学习者，有很多人，都把这本书学得很上手了，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温病条辨》到今天，也不过两百年，我真不知道这两百年间发生了什么事……彷佛，中医界，就在这两百年之间发狂了。

为什么温病派出来之后，会变成很多人在讲「南方无伤寒」呢？说「伤寒是北方寒气所逼才会得的东西，我们现在都是南方人，所以不会得伤寒，不需要张仲景的东西。」开始有一些南派医生坚持《伤寒论》里面讲的病，不可能会发生在南方的人类身上。

在台湾中医界，有非常多的人会跟你讲说「南方不可能有伤寒」。那些人我都觉得他是已经疯掉了：你从小到大，没有感冒过吗？「感冒」，病毒感染，就是张仲景说的伤寒啊。你感冒有没有发烧咳嗽流鼻水过？如果有的话，不就是张仲景书里面写的那些东西吗？你为什么可以讲那不是伤寒？

他们说伤寒是拿温度定义的，不是啦，那个「风气」也好「寒气」也好，是病毒的代名词啦，跟气温有什么等号关系？不是拿温度作定义的啦。更何况即使是台湾，也会有天冷的时候啊，并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打赤膊吧？即使是夏天，处处有冷气，超级市场里有冰柜，你从一个太阳很大的热天之下冲进超级市场买东西，夏天也会受寒、着凉。

现在台湾有一些学医的人，乱讲一些话，说我们是南方，不会有伤寒，这太过分了。台湾没有感冒吗？那SARS流行过来，我们每个人就不要当一回事啊，不是没有伤寒吗？何必紧张？你为什么SARS来要紧张，又要说「南方没有伤寒」？

矛盾到如此地步的人，你不觉得他可以去住疯人院了吗？



温病，它可以是一个学门，可以是一支很重要的技术流派，但，曾几何时，它有立场取代「伤寒」这个处理不同疾病的另一个学门了？

「伤寒」是张仲景特别拿来作为书名，读者还能从「寒」字联想到「受凉」「感冒」，《黄帝内经》讲感冒六经传变那一篇，篇名叫〈热论〉，总让人因为为「发烧」这件事，就忍不住觉得是热症，而把寒凉药开下去；SARS流行时，大家抢购板蓝根、金银花，就是这种思考下的行径。这种事情，其实好早以前就有人在讲了，唐代孙思邈就说过：「尝见大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唐朝就这样了。近代江西的万友生教授也讲：「不少人以为流感是热性病，所以要用凉药治疗。初时还以辛凉为主，银翘、桑菊广为运用，后来渐至苦咸寒（如板蓝根），理由是它们可以抑制病毒生长。至今国内感冒药市场为寒凉药占领。结果是，大量的可用辛温解表的麻黄汤一二剂治愈的风寒感冒患者，却随意用寒凉药，令表寒闭郁，久久不解，酿成久咳不已，或低热不退，或咽喉不利等后果。临床屡见不鲜，而医者、患者竟不知反省！」刘渡舟教授在教书时，还有人问他：「你还给学生讲麻黄汤么？你用过麻黄汤吗？」仲景方治感冒，是好用得不得了的耶！可是在当今的中医市场，这么浅而易见、临床可验证的事情，被当成是什么邪教一样！

温病派兴起之后，莫名其妙地形成一种很可怕氛围，把经方派完全逼成弱势族群，以致于到了近世，在中国一百个医生里面有没有两个经方派的都不知道了。张仲景这么好用的系统被整个废弃掉，只因为有人捏造了另外一套理论，说他那一套理论才是对的。

拜托，张仲景的那套理论，是不知道哪里流传下来的宇宙机密呢，不是你这种仅靠一世一代的人类智能就可以篡掉的啦！张元素的本草归经理论，使得后人再也难以理解、认许经方派的用药逻辑，这是经方系统的第一次重创；温病学派的毫无理由的膨胀挤兑，使得经方派遭到全面性的忽视和否定，这是第二次的大覆灭。

你说中医和西医有什么好互相敌对的？毁掉中医的，不都是行内人的恶搞吗？

于是，到了清末民初，一般中医差不多什么病也医不好了。时局到达这个坏到极点的时候，又有一些读书人说：「怎么外面医生都这么糟啊？家里人给他们治死一个又一个……受不了了！我不要出去给医生看了可以吧？我自己在总可以吧！」于是在家里面古书拿出来开始翻一翻，可能是翻到中医「基础教材」《伤寒论》，从第一课开始看……开始开药，然后发现：「吔～～！？怎么会这么有效？」很强呢，于是这些儒生们，又开始重新创造下一梯的经方派，那时候像恽铁樵就是这样。曹颖甫、张锡纯、章次公……这些人又重新开始了经方的轮回。

而在他们那个时候之前一点，清末，四川那边郑钦安抓着伤寒论创出了火神派。火神派的几个分支在大陆那边也很强哦，到现在还是很强。

如果要说火神派是如何发出来的，当然，用阳药的郑钦安是个传奇人物。但，如果要说到这种用药风格，其实在更之前，就有人在四川准备好了这块培育它的土壤。用生附子破阴实的思考，之前四川的齐秉慧，就清清楚楚地倡行过，而齐氏和他的师祖舒驰远，医术都可说是经方派和「傅青主．陈士铎派」融合的混种。所以，也可以说傅派的医术，和火神派的诞生，也脱不开干系。



到了清朝末年，四川那边的郑钦安就正式形成火神派，阳药用得很足，并且留下相当完整的医术理论。一代一代精炼下来，郑钦安没有讲清楚的事情，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了，他的徒孙孙第四代的小火神卢崇汉讲清楚了，终于用《黄帝内经》阴平阳密的这几句话，讲出了宇宙阳九十六跟阴四的这个比例。当然，这个宇宙是不是真的就是阳九十六阴四呢？不知道哦，说不定神佛的世界也会盖高速公路、盖大楼哦，哪一天三十三天之外又盖出三十六天你也不晓得。如果宇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生命体，我们也不能说一直会是这样，只能说现在检验到的是这个样子，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说不定这个「玄牝」里面又会吐出更高的世界，那时候又变成九十八比二……？

而在火神派之外，还有一些经方医生，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开始用大量阳药，他们比较是广东一带的人比如说「陈大剂」伯坛、「黎小剂」庇留、谭彤辉、易巨荪这几位「广东四大金刚」，而通常用得最多的，是「真武汤」。用八两附子真武汤的手法，也在他们的下一个世代的谭述渠手上趋于成熟。岭南这一支的路数，和火神派略有不同，如果说火神派主攻「阳虚」，岭南的这几位就兼攻「水毒」──如果你去香港，看看中国南方夏天是怎么在喝退火凉茶的，就会很容易理解真武汤为什么需要这么频频地被使用了──到现在的台湾，放眼望去，以体质而论，十个倒有八个都是真武汤证的患者，真武汤变成我最常用处方的第一名。不过嘞，我也不给不相干的外人开真武汤，除非是他自己也学过、也懂得道理；不然，多喝几口冷饮，这个汤剂的药效就被解掉了，没什么搞头。



虽然火神派在今日是如此重要，可是我还是要说，补火派每出现一次，中医就面临一次狭隘化的风险。

你单看火神派的东西会很容易觉得：「啊？只有阴、只有阳，然后阳很重要，就这样。」原来中医有几千个方子可以用。他们红了之后，跟随者会觉得好像只有十五个方可以用，变成这样子。他们讲到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学习的时候要整套学全，具备多元化的观点，当你把整个阴阳虚实的「版图」都学全了，再看出这个病人是座落在阳虚阴实的坐标上，这样子用阳药，下手才踏实、笃定。不然的话，心情上总会有一种贸贸然的感觉，用药的手法也会因为学得不全面而显得粗糙。又如果有一天，人类的体质又变了，这种「强而不稳」的学习，将不能抵抗时局的变化。



如果要扯一点辨证学，六经、五脏，我们都提到过了。

明朝的张景岳，又归纳了「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么一种分类法，有它「表记学」上的意义，但，如果以开「经方」而言，这种八纲的框框倒是没什么好用的地方。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拿许多传统方剂去作八纲的归类，说某个方剂的证状是「表虚热症」「里寒实症」之类的，然后再硬去划分说这个方剂哪味药是治表的，哪味药是治寒的等等。如果以张仲景的经方来说的话，八纲是一个「太过粗略」到有点无聊的作法，因为仲景用药的层次很细，细到不能用八纲来归纳。比如说太阳病的五苓散症，感冒没好，又口渴、多汗、发热、尿少、头痛、喝水会想吐，那，你说这是阴证还是阳证？是表证还是里证？是虚证还是实证？寒证还是热证？不管怎么归类，都会变成像是在硬掰。因为它是表证也是里证，是阳虚、是阴实也是阴虚，且没有所谓寒热的向度。因为它是表邪未解，人体中的水走不通，某处水太多、某处水又太少，读了《伤寒论》，我们可以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整件事，并不适合用八纲的框架来强加归类；如果用八纲来理解它，会是「里热虚症」，反而没人看得懂了──不适当的表记法，也会使得中医变成黑话──翻车鱼穿比基尼，哪块布遮第几点都不知道了！──又比如说桂枝汤证、麻黄汤证，那是六经辨证的「太阳」病的「营卫气血」的辨证范畴，风气伤了卫气，会变成桂枝汤证；寒气伤了营血，变成麻黄汤证，在八纲来说，都是表证，桂枝汤算作表虚，麻黄汤算是表实，然后呢？是阴症还是阳症？是寒是热？到这里也会变成硬掰，因为这两方子用的药味会对不上八纲辨证的结果。──反而五脏辨证的那一派，桂枝汤算「肝阳虚」、麻黄汤算「肾阴实」，比较有它内部逻辑上的正确……不过这一派的我也不算会就是了。



不少有名的临床医家都认为「八纲帮不到临床」，像刘渡舟教授就曾说，送一封信，八纲只能送到那条街，不晓得门牌号码，收信人还是收不到。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感慨。

总之，经方的思维归经方，后人归纳的表记学归表记学，不是什么需要互相依存的学门。像现在还有些人，用很奇怪的英文字母什么的来标示经方的药理，试图来作「大破解、大揭秘」的工程，我也是搞不清楚多费那个周章是要干什么啦！中国人直接读古书最容易理解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发明一套火星文，把古籍以「极具偏差」的手法译成狗屁不通的火星文，再强迫地球人去多学一套火星文，然后才能……用火星文来学地球语的古书？

这都是……为了夸饰一己的学术成就，而去破坏原本最有效率的学习方法啊。

所以，这一类的「总结论」式的归纳，讲白了，也就是地球人很怕「未知」，什么东西都要赶快给它安上个全不合身的「结论」来让自己安心，即使根本尚未弄懂。



中国人还有一套辨证法，后来变成日本人很会用，叫做「气．血．水」辨证，虽然不具全面性，却有提示性的意义。不要以为人只有气跟血，中间还有「水」，气是阳，血是阴，水是中间那个像津液的东西。人有「气滞」，有「血瘀」，有「水毒」，这三样，哪一样出问题你都得处理的好才行哦。就像很多人的心脏病，是水毒型心脏病啊，水的代谢很差，每一个细胞都微微浮肿，把血管压得压力很大、杂质很多啊，这种的，你去治心脏、挖血管有什么用？你要把水抽掉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层面嘛。



至于，日本方面，大概是三百多年前吧，那个时候也是时方派很横行的时代。所谓时方派跟经方派的分界，我个人是拿「张元素」当分界点，张元素之后创的方称为时方，就是「随着时代潮流创出来的方」，那经方就是「经典之方」嘛，或者是说那个「经」就是指《伤寒杂病论》。宋代虽然有创一些方，可是还可以算是经方派的时代。因为时方最重要的存在基础就是，张元素创出来归经理论之后，从此以后每一味中药都重新洗牌过一次，那个是最大的分界点。

时方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也分时方派跟经方派。只是日本不称为「经方派」，他们叫做「古方派」。然后时方派在日本称为「后世方派」。那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有一个使用经方的医者吉益东洞，他就非常痛恨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他说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是「阴阳医」──就是那些医生讲话都是那种虚虚玄玄的，什么五脏转来转去，都不会医病──于是他就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跟医术，把整个日本的时方派扫平，那个时候吉益东洞的外号叫做「医杰」吧。

做到所谓「汉方中兴」这样的丰功伟业的一代武林盟主「医杰」吉益翁，据说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只忌惮过一个人，他对于这个人，曾说：「对我而言，他一个人的存在，就隐然像是一整个敌国在那里一样，等我死了，医林盟主就非他莫属啦！」不过他说的这个人，后来并没有接收吉益翁的天下江山，因为那个人只活到三十五就因为先天体虚得寒疝死了。这个人，在日本也有人称他为「医圣」，但到底是行迹不明，所以我就叫他「小」医圣，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人，学中医的，今天知道这个人的人都很少。这个人的名字是「永富独啸庵」，本名是永富凤（凤介），字朝阳。永富凤留下来的著作很少，谈医术的内容不太多。像吉益东洞，《药征》、《方极》之类的作品，都是清清楚楚在教人「医术的操作」；可是小医圣较有名的一本医学著作《漫游杂记》，主要的内容，却是在谈比学医术更「之前」的话题──如何以《庄子》的「达人心法」练成《伤寒论》！──蛮夸张的哟，讲什么宋朝温酒达人奚娘子的故事啦、日本铸香炉达人龟娘的豪放言行啦……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庄子》吧，读到这样子的一本怪医书，还蛮感动的。



能把所有日本的时方派这样铲平掉，你说吉益翁的医术是不是算很强呢？很强。可是呢，吉益东洞也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吉益东洞而言，他的圣经就是《伤寒杂病论》。而《伤寒杂病论》我们都知道，是不需要理解的，只需要去背它就会有很大的用处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会讲某国语文的人，甚至讲得很好的人，其实不见得是会文法的。

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话有什么文法，一直到看到那些师范大学编出来教育外国人的书才知道「喔？原来是有文法的？」。可是我们自己讲中文，并不会讲成不合文法。而外国人做过一个实验：你如果把一个文法正确的句子，依照那个文法结构，去造出二十几句同样结构正确的句子，让一个学习者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让那个人念熟背熟，再换另外一个句法的二十句让他念熟背熟，然后，再叫那个人自己去试着讲英文造句，会发现那个人的英文文法「竟然是对的」！──当你熟悉了正确的脉络久了，其实人的「潜意识」非常的精，它会硬地归纳出文法，然后作存盘。因为人的潜意识有这种机能，所以在我心里某一个角落，会相当赞成「读经教育」，因为你读熟了之后，很多很多的文法你会自然完成，那是潜意识就会自动运算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不会中文文法还是可以讲中文。

那，一旦人能够把《伤寒杂病论》背起来，他就算不是有意识的，他都会知道中医的理法是什么，以至于他在遇到病人的时候，即使只凭直觉开药，都有可能开的是正确的。那就是潜意识文法的力量。

吉益东洞，以一本《伤寒杂病论》做到这样的医术，当然是很难能可贵，可是呢？当他著书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很激烈的论点「万病一毒说」，说所有的病都是一种毒气造成的，就是「邪气」，你不要管他是什么邪气，你只管把它打走就好了，而他这样讲，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病机理论」做到最简化，因为凡是在外面看过中医、或是听过人家谈中医的人都知道「病机理论」是多可怕的东西。「病机」就是「这个病为什么会发生，你的内在出了什么事」。那，那些中医黑话高拐分子讲话一扯起病机，什么内脏都可以掰进去，听起来很过瘾，可是……疗效很差。

我们中国人治病的时候都要「辨证」，对不对？那个「证」，我们都会写这个「证明题」的「证」，而不写作「辨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证」字里面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病症」的「症」；一个是「证」，「证明」它的推理过程。什么叫作「辨证」呢？──这是我们张仲景的绝活喔──比如说我们要判定一个「桂枝汤证」（就是说这个病适合用桂枝汤）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很多很多的小「症」，比如说他后脑勺有没有一点僵硬啦、鼻子有没有流鼻水啦、有没有打喷嚏啦、有没有脉浮起来啦、有没有吹到电风扇就觉得很讨厌啦，当这些这些所有的小「症」都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体内确有这个「病机」，「病机」就是「之所以生病的理由」，比如说在桂枝汤证是「受到风邪而不是寒邪入侵，这个风邪还没有攻入营分，还在卫分……」──用这些小症状去找出病机──而当两者理论跟实际都脗合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可以开桂枝汤。所以「辨证」的「证」都是用言字旁的「证」。「证」这个东西，除了「症状群」之外还有「病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完整的「证」的定义，它是一个「证明」的过程。

但是吉益东洞呢，就是因为太讨厌那些阴阳医讲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不允许学中医的人讲任何病机的理论，什么肾阴虚啦、肝火旺啦，不准！因为《伤寒论》里面也没怎么讲这些东西，《伤寒论》比较会讲的是说有什么「症状」，口干舌燥啦，大汗出啦……所以他就不准人家讲病机，只准人看这些「症」去推测他是《伤寒论》所说的哪个「证」。那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从此日本人的中医医疗系统──他们叫「汉医」啦，「汉方医」──「汉方医」的医疗系统，就跟所有的病机理论脱节了。抓住了《伤寒杂病论》固然很好，可是从此跟《黄帝内经》说掰掰了。因为《黄帝内经》有很多内在病机理论的东西。之后在他们的汉方医学里面，《黄帝内经》就不见了──当然不是完全不见啦，而是不太容易学习了，学习上比较有障碍。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味药叫做「茵陈蒿」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他肝不好，用茵陈泡茶喔──我不很喜欢这种做法啦，因为是比较苦寒的药──「茵陈蒿」，我们《伤寒论》里面当一个人发烧又发黄的时候会用到它，退那个黄疸的，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论「病机」就会说：「茵陈蒿，治的是肝经的湿热。」我们比较会这样子讲它，肝有湿有热的时候，茵陈蒿可以把它泻掉。可是吉益东洞的《药征》，就讲说：「说茵陈蒿治『湿热』，这是邪道之说！你看张仲景这位圣人之书所写的，你就知道茵陈蒿是治『黄』，所以各位记好了，茵陈蒿是治『发黄』！不是治湿热。」就这样严格划分，凡是讲湿热，他都打叉给零分这样子。

可是吉益东洞所做的好事就是，从此以后日本稳定于经方派，所以现在经方的研究，日本那边，像近代的几位，矢数道明、大冢敬节这些先生，医术都非常之好。他们如果有什么医得不好的地方，就会很深切地反省──我觉得日本人那份「认真」很可爱──他们会深切反省说：「啊，那个人头痛，在那边烦躁欲死啊，我就是没有背熟《伤寒论．少阴篇》的角落有一条『烦躁欲死的人应该吃吴茱萸汤』，所以才拖了那么久没把他医好，我真是太对不起病人啦！后来，想起来了，才给他吃吴茱萸汤，然后一吃就好了……」都在深切反省条文没有背熟的事情喔，非常可爱。反省的是「条文」，而不是「病机」的辨识、推理。

那日本人的中药呢，用的剂量比我们小非常非常多，几乎可以说，《伤寒论》的「一两」哦，他们会用现在的一「克」，那《伤寒论》的一两如果我来用的话，差不多是十几克，所以他们吃的药量是我们的十几分之一，附子用那么零点几克都怕毒死人，我附子八两都用过了。不过，他们用附子怕毒死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附子没有像我们中国炮制的那么透，所以他们的附子也比较容易毒死人。

那日本人用那么小的剂量能不能取效呢？还是可以的。我学中医的朋友遇到日本人来看病，都非常欢迎，因为日本人很乖，你叫他吃这个药，他就锲而不舍好好地吃，不会问东问西，就会这样连续吃三个月五个月，然后五个月以后来跟你感谢说：「先生，我真的好了，感谢您。」那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喔，我们中国人吃三天五天就要发作了，不是病发作，是脾气就要发作了。我觉得这事情很讨厌也很矛盾，你自己也在讲「西药很快，中药很慢」，那就应该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宽限嘛，可是这些人真奇怪，吃「照理说会很快」的西药吃了好久都没有好，他也天天吃，吃安心，都不怀疑「说是很快的西药为什么都没有效果呢？」，可是，吃中药，他自己也说「应该会很慢、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东西，吃了三天五天没有效果，就来找你算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发生，什么都反着来，不合乎逻辑。

同业之间，我们都很怕看台湾的病人；而看到日本的病人，人家回日本都好几个礼拜了，还在感叹说「遇到这样的病人好高兴」──这是很快乐的人生体验哪，讲什么他就一直答「是，是，是，我了解了。」非常乖。所以在好病人存在的前提下，他们那样子只吃少少药，会不会有效呢？还是蛮可能有效，日本人的水果通常是只吃当季最新鲜的，吃水果的密度没有很高，当季的西瓜吃一吃、当季的哈密瓜吃一吃，过季了，就觉得「这个不够滋补，不要了」。吃水果的频率不高，加上平常吃得够咸，可以排掉一些水毒，所以身体的调理能够争取到药生效的时间。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科学中药，就是日本人带头做的。科学中药的浓缩倍率，现在差不多平均来讲才三倍到六倍之间，一克的科学中药，折合成生药，可能也不过四五克，药量很轻，我们有时候药房抓个药就几百克的一大包哩。可是如果你长期有恒心地吃，还是可能会有效的，所以日本人可以用这个东西。那至于说感冒药的话，小青龙汤啊、桂枝汤啊，光是两三公克，都会有一定的疗效显出来。日本人发展出这个科学中药，到今天台湾人也跟着用。科学中药就是把那个药煮成很浓的药汁，然后喷在淀粉上面然后弄干，像奶粉一样的东西。

以现在的时局来讲，中国人这边，少数的人在大声高叫要「经方复兴」，而日本就很安稳于那种「效果也满好的，那我们慢慢医总会好的」的一种很温和的经方世界。这是现在中医界以经方系统而论的国内外大概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