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上最早最强大的医学流派----扁鹊学派《转》

彭统涛

《汉书·艺文志》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的记载。医经七家计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计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脏六腑痹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创瘲瘈方三十卷、妇人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共二百七十四卷。

考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断定，当时已形成四大医学流派，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黄帝内经》仅是医经派的代表作之一。上古著名医家有僦贷季、岐伯、雷公、俞附、少俞、少师、巫彭、伯高、马师皇、鬼臾区、苗父、巫咸、巫妨。

扁鹊学派的鼻祖是俞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上古之时，医有俞附，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馋石桥引，案杭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栩髓脑，掸荒爪幕。渝沈肠胃、漱涤五脏、炼精易形。”可见俞附是一位外科专家，其学术与黄帝学派的《黄帝内经》旨异；《韩诗外传》说:“俞附之为医也，溺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生。”少俞是俞附之弟，医术多与兄同。扁鹊学派的奠基者还有巫彭，《路史》:“黄帝命巫彭、桐君处方桃饵，渝洗刺治，而人得以尽年”，巫彭的医技比较全面，能处方，能手术，亦能针刺。苗父，《说苑》记载“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视，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可见苗父是一位善祝的巫医。巫咸，《世本》记载“巫咸，尧帝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巫咸与苗父相类，神通更加广大。巫妨，《千金方》中记载古有巫妨，著有儿科《颅囟经》，是一个儿科医生。

扁鹊是《史记》中仅收的两名医学家之一。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明确地指出了扁鹊是脉学创始人。同时指出“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即在西汉初期多数人心目中，医学之祖不是歧黄，而是扁鹊；自春秋末年起扁鹊之学一直为历代医者所遵循、传习，不可更易。杨雄是西汉末年著名学者，班固称其“博极群书”，他在模仿〈论语〉而做的〈法言·重黎〉中说：“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这说明在两汉时期医学界，扁鹊学派的医者占绝对多数和主流。西汉时期最著名的医生是淳于意（仓公），东汉时期最著名的医生是郭玉、华佗和张仲景。仓公和华佗是公认的扁鹊学派传人。

水火之剂是战国、秦、西汉时期扁鹊学派常用的方剂，而黄帝学派是否定水火之剂的功效的，所以根据《汉书·艺文志》的医经“总论”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确定其后列出的《扁鹊俞拊方》既是扁鹊学派的传世医方了。扁鹊的学生有子阳和子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据《说苑》记载，还有子容、子明、子越、子游、子仪诸人，都是扁鹊的弟子。有的长于针刺，有的善于灸艾，有的搜治方药，有的精于按跷。淳于意的学生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平亦增等，皆有所学。涪翁师授程高，程高又师授郭玉。

〈难经》立命门、元气、三焦整体说。〈难经〉于“三十六难”、“三十九难”中两次提出肾有两者，左为肾，右为命门，并明确指出命门之气与肾通。且结合肾间动气、原气原穴，系统论述了命门的功能所在。如“三十六难”云：“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气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难经〉与〈内经〉所释“命门”之义大相径庭，我们可以断定，〈难经〉“右肾为命门”之说是在〈内经〉之外别有师承。元气即原气、元阳，未见于〈内经〉。最早将“元气”引入中医领域的当首推〈难经〉。“六十六难”说“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元气是人身的天真本原之气，对于生命活动有重要温煦、推动作用，正如“八难”所说：“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素问·上古天真论〉虽有真气、肾气的记载，但未见元气之概念，而〈难经〉则创说元气，是后世元阳理论的根源。

〈内经〉认为“三焦”是有形的。〈难经〉则提出三焦“有名无形”说，如“二十五难”说：“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无形。”“三十八难”亦云：“所以腑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三焦的生理功能，一为运行水液，二为通行元气。关于三焦为人体水液运行的主要通道，这在〈内经〉中有多处论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通行元气说，则为〈难经〉所首创。如“三十一难”说：“三焦为,气之所终始也。”“三十八难”说：“三焦为原气之别使，主持诸气。”上述论述均明确说明三焦是人体元气、元阳升降出入的道路，元气是通过三焦而通达于五脏六腑和全身的。〈难经〉关于命门、元气（元阳）、三焦的理论是相互贯通的：命门者，元气系之，乃先天之本原；元气产生于命门，为先天本原之气，滋润温养脏腑经络，维持人体基本生命活动；元气由三焦布达全身，发挥其生理效应，调控机体内外统一。总之，此命门、元气（元阳）、三焦整体说发〈内经〉所未发，为扁鹊学派〈难经〉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

三国东吴的吕广首先为〈难经〉作注，开医经注解之始，明显早于全元起、王冰注解〈素问〉和杨上善注解〈黄帝内经太素〉，说明扁鹊学派在三国时期仍是影响最大的医学学派。

东汉华佗（108~208年以前），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东汉末杰出的外科学家。华佗早年游学徐州，学识渊博，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在无数疾病和战火之中，取得了医学上的很高成就，精通内、外、妇、儿、针灸等科，尤以外科手术见长，被后人誉为:“外科鼻祖”。麻沸散、剖腹术等，正是他在军队供职多年，大量野战外科临床实践上的发明创造。华佗著《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重视阴阳的调和及人体的阳气。《中藏经》上卷有“人法于天地论”和“阴阳大要调神论”，专门论述了天地阴阳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强调了阴阳的调和及阳气的重要。论中对阳气十分重视，反复提出“阳者生之本”，“得其阳者生”，“钟于阳者长”，“顺阳者多长生”等阳主阴从的理论，以至于最后引出“阴常宜损，阳常宜盈”的结论，异于阴阳平衡的一般认识。《中藏经》中讲到治法有“水法六论”、“火法五论”等内容，水法用于六腑之阳证，火法用于五脏之阴证，水火之法体现了阴阳寒热的异治。华佗还著有〈内照法〉（授业于〈扁鹊镜经〉）一书，也是扁鹊学派的经书，其理论精髓均与〈难经〉、〈中藏经〉等经典一脉相承，而与黄帝学派的〈黄帝内经〉大相径庭。华佗弟子有吴普、樊阿、李当之等。〈南史〉记载，后世徐熙得〈扁鹊镜经〉一卷，学而用之皆效，名震海内；传子徐秋夫（史称医术弥工）；徐秋夫传子徐道度（医术被宋文帝称天下五绝之一）、徐叔向；徐道度传子徐文伯（善用水火之剂）、徐謇（〈魏书〉记载：北魏名医）；徐叔向传子徐嗣伯（善用水火之剂）；徐文伯传子徐雄；徐雄传子徐之才（北齐名医，提出“十剂”论）、徐之范；徐之范传子徐敏齐。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扶阳”与“存津液”，无须再多说了。

宋朝《扁鹊心书》托名扁鹊所传，由南宋窦材（1070~1150）著。窦材是今河北省正定市人，为传四世医之家，官至武翼郎，前开州巡检。此书上卷突出体现了窦材的学术指向，10篇论述着重阐发了窦材“为医者，要知扶保阳气为本”的认识，窦氏重视扶阳，尤其注重扶脾肾二脏之阳，认为:“脾为五脏之母，肾为一身之根”，因此，在临证施治上重要的是温补脾肾之阳。从《扁鹊心书·附窦材灸法》所列50余种病证的辨证来看，其中30余种病证为脾肾阳虚；再从书中所载40余则医案分析，也有一半以上是用温补脾肾之法，可见其对脾肾二脏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