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疗肾病的真实案例与治疗感悟——之二

董洪涛

（三）

　　我自2007年春天发病至今，已经三年时间。在整个求医治病的过程中，我感受很多，有的甚至刻骨铭心。在此期间，我学习了许多相关知识，思考了一些问题，获得了不少感悟，现将我六个方面的认知和体会陈述于下。
　　
　　1、中西医的特点和区别。
　　
　　我接受过西医的长时间治疗，也接受过中医的长时间治疗，我既吃过大量的西药，也服过大量的中药，我觉得中医与西医确实各有特点。
　　
　　西医研究的对象是疾病，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是人的健康。
　　
　　西医的哲学基础是还原论和机械论，中医的哲学基础是整体论和辨证法。
　　
　　西医理论形成的基础是物质形态的人体，其所要把握的是人的器官实体及其分子结构和化学成分等。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是人的整体生命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其所要把握的是人体功能结构关系及其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
　　
　　西医的重点是治已病，追求治愈目标。中医则特别注重治未病，强调养生保健。
　　
　　西医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要在局部上做文章，多是治标。而中医则是调整人体生命状态，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注重人体各部分、各层次、各脏腑组织之间的联系，因而往往能够标本兼治。
　　
　　西医治病是采取对抗性治疗法。首先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如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确定人体受损的精确空间定位，然后通过人工合成药物或手术等去直接杀灭、清除细菌及病毒等病原体，从而排除病因和修复受损的人体部件。西医这种方法的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首先，病原体及药物的研究存在滞后性；其次，细菌及病毒的耐药性不断增强，并不断发生变异，使得我们防不胜防。中医治病则是采取扶正祛邪法。扶正就是通过中药或针灸等手段，调动和强化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及功能修复力，调整人体生命状态对常态的偏离，从而恢复人体内在平衡。而祛邪不是直接去跟细菌和病毒斗，不是将病邪赶尽杀绝，而是通过改变引起细菌及病毒过量繁殖的人体环境，把病邪控制在人体可承受的程度。打个可能不太贴切的比喻，南宁市的南湖由于各种污染，超出了其本身的自净化能力，使其中的腐败菌大量繁殖，一度出现湖水发臭，鱼儿翻死的现象。如果要中医与西医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就可能不同。西医会先检测湖水中主要有哪些细菌及病毒，然后配制杀灭这些细菌及病毒的药水倾倒湖中，这种方法可能会奏效于一时，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中医的方法则是引活水进南湖使之循环流动，改变南湖的水环境，恢复其生态平衡，从而达到使湖水变清的目的。
　　
　　总体说来，看西医比较贵，而且技术越发展费用越高，超出了许多民众的承受能力。相对来说，看中医比较便宜，切合广大民众的承受能力。
　　
　　西医是在古希腊和罗马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真正的现代医学的诞生还不到200年。但西医由于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而突飞猛进，发展很快。现在西医的学科越分越细，科室越来越多，但医生的知识面却越来越窄。中医早熟，历史悠久，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但发展缓慢，至今基本上还是老面孔、老套路。
　　
　　几千年来，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依赖。然而，自辛亥革命起，在弱国心态的影响下，中医药被视为旧文化传统的糟粕，经常受到所谓“不科学”的评价，这使许多中医界人士也自认为是游离于科学大军之外的弃儿，甚至造成部分中医界人士对“科学”一词的反感。实际上，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何谓科学，科学是指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正如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一样，科学也并非只产生于西方国家。中医与西医是由于采用不同的认识方法并与认识客体建立了不同的耦合关系而形成的关于生命科学的两大知识体系，是生命科学的两大分支。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东方医学科学，它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在主张天人相应，道法自然；强调整体观念，实行标本兼治；重视治未病，注意养生保健；以及治疗的经济性和“简便廉验”优势等这些方面，代表了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并不局限在医学领域，中国科技界泰斗钱学森1988年在《中医通讯》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
　　
　　2、扶阳学派何以崛起。
　　
　　中医药始于炎黄，形于秦汉，兴于宋元，成于明清。中医的理论高峰在中医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相对于西医来说，中医早熟。但中医并非就没有发展的空间了，事实上，中医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着，最近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自清末民初扶阳学派的逐渐崛起。虽然扶阳学派至今仍未被主流中医完全接受，但它的影响日益扩大，它的强大生命力正日益显现。董博显然是属于扶阳学派的。
　　
　　扶阳学派在理论上的特色，是在人体阴阳关系上鲜明地提出了阳主阴从的观点，即阳为主导，阴为从属。扶阳学派认为，阳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人的生命之根本，阴阳平衡是以阳为主导的相对平衡。而主流中医虽然也不否认阳气重要，但在阴阳关系上始终强调阴阳动态平衡，一点不能偏，一偏就是病。中医教材都受这种观点影响，如《中基》中阐述阴阳的关系是：“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应该说，扶阳学派提出阳主阴从的观点是对中医传统理论的一个创新。
　　
　　扶阳学派在医疗实践上的特色，是以扶阳为治病要诀。其处方用药的特点是比较普遍地而且是大剂量、长周期地运用以附子、干姜、桂枝为代表的辛温回阳药。对于阳虚证，扶阳学派与主流中医都认为要扶阳抑阴，但在扶阳药的用量上则往往有差别。对于阴虚证，主流中医主张用滋阴潜阳法治疗，即用寒凉药清泄阳热。而扶阳学派则认为，阴精是由阳气凝聚化生而成的，阴虚的本质仍然是阳不足，因而主张用助阳生阴法，即扶阳气，降虚火，化生阴精的方法。这是扶阳学派与主流中医的最大分歧。
　　
　　扶阳学派之所以能够崛起，其原因有三：
　　
　　（1）它有现实的社会需求。近代中医曾出现过温病学说，虽然它解决了新型瘟疫问题，但它关于阳证多阴证少的观点却在中医界盛行了数百年，一直影响至今。与这种观点相应的是在中医中滥用寒凉药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清热降火成了社会许多民众的一个习俗。然而，现实情况则完全相反。许多年来的多次测试中，发现在广大人群中阴证大大多于阳证，阴阳平衡的健康者约占百分之十几，阳虚者（即阳气不足者）约占百分之八十，阳亢者不到百分之二三。按“六经体质”划分，三阴体质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三阳体质的人则越来越少。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现代人工作学习压力过大，生活节奏过快而损了阳气，也许是因为现代人喜好过夜生活，生物钟违背了自然节律而伤了阳气，也许是因为现代人爱喝冷饮，吹空调，常吃西药和寒凉中药而耗了阳气，总之，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正是适应社会上阳虚者众多的现实，正是为了扭转由于滥用寒凉药而导致中医疗效下降的局面，在中医界扶阳学派应运而生，并逐渐崛起。应该说，重视扶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的社会意义。
　　
　　（2）它在理论上有辨证法的有力支撑。扶阳学派关于阳主阴从的观点，完全符合唯物辨证法的矛盾法则。唯物辨证法的矛盾法则告诉我们：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扶阳学派正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阴阳关系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传统中医理论视阴阳为人体生理关系和病理反应的总纲。扶阳学派认为，在阴阳之间，阳为主导，阴为从属，在人体生命活动中，阳气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正如当代名医李可老先生所说的：“正邪交争的焦点，全看阳气的消长进退，阳虚则病，阳衰则危，阳复则生，阳去则死。”
　　
　　（3）它相对较好的疗效使之能够脱颖而出。医学中任何流派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疗效。有人曾对扶阳学派医生的治疗效果与其他医生进行比较，发现扶阳学派医生疗效相对较好，治愈率相对较高。这也许是由于众多的慢性病、重病和疑难杂病大都属于阳虚证，重视和强化扶阳的治疗更为对症。当然，任何医生都不可能包医百病，况且扶阳学派医生中也有水平高低和经验多少之分，对于他们比较陌生的、相当复杂的或者已进入晚期的病例，他们的治疗也不一定有把握，但应该说，他们治病的总体疗效，相对较好。
　　
　　3、邵氏新药为何不能包打天下。
　　
　　中医对治慢性病有优势，那为什么我服了邵霞龄教授研制的国准字号中药新药却又效果不佳呢？现在细想起来，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违背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我并不否认邵氏新药是治疗肾病的有效药物之一，否则它就不可能获得国准字号，然而，任何一种药品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要知道，肾病是一大类病，肾病中又有许多类型，最常见的肾病就有急慢性肾小球肾炎、紫癜性肾炎、狼疮性肾炎、糖尿病性肾病、痛风性肾病、肾病综合征、肾孟肾炎、肾结石、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等十多种。就算是患同一种类型的肾病，由于病人的体质差异、老幼之分、病因区别、病情轻重、病程始末、并发症异同等多种因素，治疗用药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想用一两种药包打天下，治所有人的和所有类型的肾病，是注定要碰壁的。医生治病的精髓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西医是辨病论治，中医是辨证论治。中医讲的这个“证”，是指一组有机联系的症候群。邵氏新药不对我的“证”，自然效果就不会好。
　　
　　还应指出的是，邵氏新药的推广方式也是有问题的。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而邵氏新药采取专营店的模式，通过一本小册子的夸大宣传，吸引人到其专营店买药，由一群药品的销售推广人员来指导病人用药。这实际上是一种废医存药、弃医用药的方式。而废医存药、弃医用药战略在日本有过失败的教训。日本没有中医大夫，也没有一所中医药院校，日本的中药（汉方制药）由西医辨病使用，结果就发生过不懂中医的医生不辨证论治仅辨病使用中成药而死了人的“小柴胡汤事件”。药用好了是利，用不好则是害。
　　
　　4、激素为何要慎用。
　　
　　我在整个治病过程中，受到的最大伤害就是服用了激素。激素虽然对某些病的治疗能起一定的作用，但它有十大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涉及方方面面，根本无法完全防范。以我为例，医生在给我上激素的同时，针对两三种副作用配发了相应的药品，但总不能对十大副作用都配发相应的药品吧，如果那样，我要吃多少药才行呢？
　　
　　正是由于激素有许多副作用，所以现在国外使用激素已经非常慎重，倒是我们国内的医生还在滥用激素。国内医生爱用激素是因为它效果往往来得比较快，往往可以使一些病的症状较快得到缓解。但在中医看来，激素之所以效果来得较快是因为它能够把肾精中储存的能量很大的元气释放出来使用，而元气是管人的寿命的养命之气。使用激素虽然可以使某些病的症状得到缓解，但却耗损了人的元气，甚至会使人元气大伤，由此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会比眼前所要治的病还要严重。如果我把使用激素比作饮鸩（毒酒）止渴有点过头的话，那未我把使用激素比作喝自己的血来止渴就并不为过。所以，当医生要决定对病人使用激素的时候，当病人要为使用激素而签字的时候，你们可要慎之又慎呵。
　　
　　5、中医院为何被西化了。
　　
　　某中医学院在我区有几所附属医院，这些附属医院的院长和各科主任大都是当地的“名中医”。按理说这些医院都应该属于中医院，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医院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医院，而说自己是“综合医院”。这些医院的诊疗手段以西医手段为主，治疗用药亦以西药为主，中医方法和中药只是有时“配合”一下，敲敲边鼓而已。可以说，这些本该是中医院的医院都已经被“西化”了。实际上，哪怕是挂出中医院牌子的医院，情况也基本如此。这种状况使我产生了一个深深的忧虑：如果我们的医院都不愿用中医方法治病，那未作为优秀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又如何传承下去呢？难道仅仅靠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民间中医大夫来传承吗？
　　
　　为了弄清中医院为何被“西化”的问题，我查看了一些资料，这里谈谈自己的一些肤浅认识。
　　
　　中医院之所以被“西化”了，其主要原因并非这些医院的领导和医生对祖国传统医学不忠诚，而是现行体制和政策使然。其一，“以药养医”模式制约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多年来，我国实行“以药养医”模式，使药品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政府补助、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销售差价收入这三个医院收入的主渠道中，药品收入一般占医院总收入的55%以上。而现实的情况是，西药比较贵（尤其是进口西药更贵），中药材则相对便宜得多。据2003年广州的调查，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一个SARS（非典）患者约需5000元人民币，而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需要10万元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医院如果只开中药，收入就十分有限。可见，“以药养医”模式极大地制约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其二，现行政策鼓励投入大、成本高、收费贵的医院。为了增加医疗服务收费，各综合医院竟相引进CT、核磁共振、中子刀、伽马刀等一系列高技术设备。中医院如果只是靠“望、闻、问、切”来诊断，只靠中药处方、针炙推拿等手段治病，其医疗服务收费能有多少呢？遗憾的是现行政策又是厚前者而薄后者的，例如许多省市对同级中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定额结算标准，中医院都低于综合医院。由于定额结算标准偏低，超支费用由医院承担，使许多中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在“负成本”状态下运行。这不是逼着他们“西化”吗？其三，现行体制使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医院的核心任务。在我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和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后，政府卫生投入的比重一度逐年减少。1980年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6%，至2000年下降为不足15%。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的“创收”成为与其生存发展攸关的大问题。许多医院为了增加医疗收入，追求经济效益，不同程度地出现诸多不良倾向，如叫不必住院的病人住院，增加不必要的检查，中医大夫开西药，西医大夫开贵药，小病大治，动员病人做不必要的手术，拖长病人住院时间，诱导病人长期服药和购买贵重保健品等等。这些情况，我与许多住院病友都有切身感受。病友们私下议论说：现在的医院商业味道太浓了！
　　
　　这些年来，医院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也水涨船高，然而，伴随而来的却是医药费用的剧增，医疗卫生成本的大幅上升和国家卫生资源的巨额耗费，这给政府（医保）和民众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不少医院的经济效益是上去了，但医德水准却下来了。从1991年到200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10年间增长了近5倍，占GDP的比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排序，中国却排在第144位。我国医疗卫生绩效如此之低，这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确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也应该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事业单位，而不能把医院一概等同于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医院追求的不应该是医疗收入，而应该是价格效益比。为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解除他们生存发展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应在政策上鼓励哪些花少钱又能治好病，群众满意的医院，而不是鼓励哪些成本高，收费贵，使民众和医保不堪重负的医院。我们期待新一轮的医改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效。
　　
　　6、治病是一个人生大课堂和大考场。
　　
　　这次治病过程我的一大收获是前所未有地关注起自己的健康问题。我61岁以前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因而对自己的健康问题不太在意。这次得了大病，我可谓亡羊补牢。在治病过程中我读了很多有关书籍，尤其是读了许多中医和养生保健方面的书，真是获益非浅。我觉得中医理论博大精深，确实是优秀中华文化的瑰宝，应该千秋万代传承发扬。社会上的人们兴趣各异，喜好不同，而在我看来，读书学习，其乐无穷。
　　
　　治病过程对于患者来说又是一个大考场。一是考你人生态度是否积极，对疾病能否坦然面对，既来之则安之，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二是考你的意志力，面临病痛折磨是否坚强，配合医生治疗能否坚持不懈，往往疗效就在你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半途而废则前功尽弃。三是考你的学习力，能否在治病过程学到一套养生保健，强身驱病的知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治病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大课堂和大考场，对医生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大课堂和大考场呢？一个医生，既要在自己确诊的病例中增强信心，又要在自己误诊的病例中吸取教训，既要在自己治愈的病例中总结经验，又要在自己没治好的病例中反思原因，只有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学习的医生，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医生在治病过程中的考试，一是考其医术，二是考其医德。医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现实中那种真正不计名利，一切为病人着想，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以济世救民为己任的精诚大医并不多见。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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