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对应实际上是省略了由证至方的中间环节,即辨证论治,也就是喻嘉言所要求的“先议病,后议药”的“议病”过程。
证是对于症候归纳分析的结果,是对于症候的抽象、升华过程,因而也就是一个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而方证对应的本质,是省略掉了这样一个过程。
目前只有在经方的使用中,才有这样一个提法。在时方中,是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的。这是因为,时方通常都是由一种理论作为前提而产生、形成的。对于其发病机制及其症候,早已为我们了然于心。而方证对应反映了对于经方辨证论治规律的不十分清楚。
曾经读过一则名家医案:某患者发热、呕吐数日。诊其脉弦数,遂予小柴胡汤即愈。或问:小柴胡汤何以能愈此病?答曰:君不闻《伤寒论》有“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乎?
这便是方证对应之一例。其实,呕而发热、脉弦数的症候。并非只是伤寒传经中才有的指证,而此例中所以要用小柴胡汤的理由,正是方证对应程序中所缺乏的东西。
方证对应方法的极端形式,便是主张经方绝对不可加减,甚至原方的药物分量也要照搬,不可改动。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出于对医圣的敬畏。无宁说是对于“伤寒论”辨证论治精神的彻底否定。
事实上,方证对应,本来就是在所有临床治疗中,正确应用方剂,包括经方与时方的基本要求。方证对应只是辨证论治的初级形式。这种方法的提出,正是反映了目前对于“伤寒论”内在规律的解释众说纷纭因而其研究工作,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提高的现实情况。
辨证论治虽然是上世纪才提出来的说法,但其实际运用却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千年,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说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活的灵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永不枯竭的活水源头。熟练的掌握辨证论治方法,则是每一位中医工作者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失去了这一目标,我们就将会终生一事无成。抛弃了辨证论治方法的中医学,就是被掏空了灵魂的中医学,那样的中医学,将会失去存在的实际价值并会日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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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随年进,识以见广。余于四十岁以后,始信有柔肝养胃法,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往岁治脘腹痛,心下突起,如有头足,疼痛不可触近者,习用大建中汤,有覆杯痛止之效。其证且见面色发红,唇亦干红,惟脉缓细可辨。因病以温药见效,仲景又有“心胸间大寒痛”之语,故以中气虚寒,阳明浮热释之。前年治一脘痛老年妇人,心下突起不可触近如大建中证,投大建中汤,痛益剧。细辨之,则患者口燥咽干,大便干燥难解,脉细弦,皆非大建中证所有。同一脘痛、心下突起不可触近,而前者为阳虚证,后者为阴虚证。现象同而本质异也。乃改用一贯煎合叶氏养胃方加减进之,一以柔养肝阴,一以濡和胃土,痛遂平。嗟夫!昔见王孟英诋东垣清暑益气汤,因不敢用,及至三十岁以后,始知夏季清暑益气证甚多;见黄玉楸倡暖水燥土之说,遂偏于温燥,至四十岁以后,始知现今阴虚证甚多。迩年以来,年事日增,识见亦广,昔日之多所不知者,今日临床上且往往而有。乃知前此诸贤,其倡之者,皆其所长;其诋之者,多其所不知。后进者,求其所长而遗其所不知,则得之矣。亦见学未深造,而轻议前人,非但自误,抑且误人也。其无知妄作,本非实学,或蓄意攻讦,意在自炫者,又等而下之,不在此例。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按:近些年来, 中医网站出现一片反对 温病的鼓噪声,少数对于 中医知识一知半解的人极力鼓动,多数并没有 临床经验、只是纸上谈兵的青年人尾随其后,一时间狼烟四起。他们误以为温病学派是仲景的背叛者,又以为只要学会了伤寒论便可以包打天下,殊不知临床实践却并不是这么简单。譬如,夏季 湿温外感的治疗,就非温病治法莫属。又如,虚人伤暑,必用东垣清暑 益气汤,伤寒论里面绝无治法。不能立志于中医各家著作中下一番苦功,而只欲读几本书以图侥幸者,必然难以学有所成。胡天雄先生作为伤寒大家,临证六十年,今读其晚年感言,乃得自临床的肺腑之言也,其言“学未深造,而轻议前人,非但自误,抑且误人也”,当为中医初学者所诫焉。
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 朱丹溪,在 中医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概括地说,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医疗技术全面。丹溪师从罗知悌。罗系 刘完素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东垣二家之学。因而授丹溪“以刘、张、李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戴良:《丹溪翁传》)。以传世丹溪医案及医论观之,丹溪于刘之 寒凉,张之汗、吐、下法以及东垣之 温阳升补,均能运用自如而并不偏倚于一法并于内、外、儿、妇以至于喉、目、皮肤各科均有涉猎。这里应澄清一种误解:丹溪的“阴常不足,阳常有余”说法,重点在“阳常有余”。实为刘完素观点的衍义与发挥,并且金元时代医家所说的“阴”,只是相当于后世说法的“血”,而不同于温病学派所说的“阴”,丹溪有“血属阴难成易亏”说。戴元礼所说“阳即言气,阴即言血”(《脉因证治》),均说明了“阴”之古今含义的不同。因而其医案用二冬、二地、 玄参、 石斛者绝少。今人有指丹溪为“ 滋阴派的创始人”者,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的说法。
第二个特点为广泛授徒,教学有方。
丹溪授徒众多,“一时学者声随影响,翁教之亹亹忘疲”(《丹溪翁传》)。今存于各家著作中的丹溪论述各科病症辨治方法,文本约十余种。其文字均大同小异,而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所传医案大多与其正文相对应而附于其后,有“举例为证”的意味。这两部分可视为当年的讲课内容。这些文本内容简明易学,提纲携领。可以说,朱丹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广泛授徒而又有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法的医家。
丹溪比较全面的 医术,是广泛授徒的基本条件。早于丹溪的刘、张、李虽然也授徒,但传之未能久,医术的偏颇与病症门类较少是其重要的原因。
第三,朱丹溪在中医史上影响所及,“源远流长”四字足以当之。自金元至明清,在温病学派兴起之前,除丹溪传授的戴元礼、王履、刘纯及私淑于朱门的虞抟、王纶、陈无咎、徐彦纯等人,在医界几乎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外,新安地区医家,如汪机、程充、方广、徐春圃、孙一奎、程国彭、吴澄等人,均与丹溪学派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传承关系。即使在温病学派形成并蔚然成风后的清代中后期,丹溪学派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作为一代巨擘的 叶天士,其学术思想及遣方 用药,与丹溪亦有密切的、学术上的继承关系。
几乎与叶氏同期的、《古今医案按》的作者俞震说:“观丹溪诸案,思深而法备,真有周旋中规、折旋中矩之妙。较之刘、李,诚出其右。后人犹欲诋毁之,何异蚍蜉撼树、斥鷃笑鲲鹏哉!”这代表了清代医家对于丹溪的普遍看法。总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自金元以后的中医发展史上,丹溪学派盈天下。丹溪学说尤其医案,是中医临床操作技能的源头。因此, 学习中医传统的临床技术,首先就要 学习传世的丹溪医案。
丹溪四十岁始弃文学医,而后拜罗知悌为师,从而接触到刘、张、李书稿,其时已是四十四岁。自此以后,医术大进,终成大器。无论如何,仅就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也足以激励我们今天努力继续学习,永不止步。
学医如走路,必欲走大路方克有成。何谓大路?一曰读经典以为立身进学之本,二曰读各家主要著作,以求全面领略中医发展全貌,三曰读医案,精读中医史上主要临床大家之医案,涵泳既久,自可豁然贯通,左右逢源。
中医学的理论架构,可以称之为“在一个原点上面的放大生发”方式,在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层层推导放大下去,便形成了庞大的理论系统,此之谓整体观念者也。经典的意义即在于构成这个理论体系的原始生发点。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正是指出了这种理论的现实意义。掌握这个理论体系的生发推导方式,是阅读经典的根本目的。
由此看来,学习中医理论并不需要读很多的书,我们只要熟读主要的经典著作,只要掌握经典所给予的方法,就是达到了目的。中医理论的这种特点与其他发源于西方的学科之不同,那些学科往往要阅读大量历代文献才能够略知一二,而学习中医却不必如此,此乃真是我们中医学习者之幸。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某某老中医文化不高却往往是临床高手的原因。
熟悉各家学说是学习中医的另一个基本要求,非此即为瞎子摸象,即为盲人骑瞎马,即为坐井观天也,语虽似刻薄,而事实正是如此。常见有人以为读一本《伤寒论》或《医法圆通》便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亦即此类也。各家学说各有其理论与临床依据,如赵养奎、薛立斋一系医家以补中益气、六味地黄方交替服用以治虚劳病,虽伤寒家斥之为不伦不类,以为可哂,而历代医家用之者恒有奇效,凡此类甚多,均不可以己意轻易判断其是非而拒斥,必须多方留意学习,为我所用,久只自有一番新天地也。
余于学医之初,于伤寒论曾用力甚勤,日日吟咏,久之成诵,然数年之间,虽时有捷效,而注家常互相抵牾,颇多疑惑无以求得正解,临床亦常觉难以与书本联系。数年后集中学习温病诸家著作,其理法方药条分缕析,说理明晰且要,初试其方,恒有奇效。至读书渐多,始知其源流出自河间丹溪景岳居多,临床之中虽不免照猫画虎,而此时却大有柳暗花明之感矣。然余于伤寒论乃十数年如一日,未敢忽诸而用力最苦者也。及至近数年忽尔贯通,方知其全书理论体系前后一贯,临床理论浑为一体,原本非可拆开理解,前人诸家所误显然可知也,由此以往,经方应用与临床应用自是技艺大进。故余常言学医必须寒温并举,缺一不可,而于书本学习至于临床熟练应用所历种种曲折坎坷,自不待言。惟回头点检,所误所得,甘苦自知,惜余年轻时无人指点,直至晚年方有所悟,后之学者如能避免余所经历之弯路,必可早早成器,中医事业则振兴有望矣,此余所以热心于后学指点津梁之原因也。
读医案者,熟读历代主要医家医案,乃学习中医最主要的任务。盖学习医案过程中,凡所遇到的药物方剂均为具体应用中的“活物”,与平素学习药物方剂课本所见到的药物方剂之“死物”不同,应该随时查找历代本草学著作或方剂学著作,以加深记忆理解,触类旁通,以至于融合贯通,此乃抓中间带两头之法,一举两得,纲举则目张者也。
前人医案也有优劣之分,大致说来,具有精读价值的医案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条件:说理明晰,病机清楚,方药正确。至于文字酣畅流利,议论妙趣横生,状物如绘如摹,允为上品者,喻嘉言《寓意草》可为个中翘楚也。
学习前人医案之目的当然是学习前人之临床方法,而其收获实则甚多,大凡理法方药、诊断思路、形色情志,以至于逻辑推理,写作方法,靡不涉及,认真揣摩体味,然后运用于日常临床实践之中,日久自可技艺日进,臻于化境,此自不待言者
经验主义为中医学习之大敌。盖初学者才一出手便有斩获,往往欣喜不已,奉为枕秘,以至于到处套用,疗效始终不能进一步提高而终生不悟者,大有人在焉。故我侪学医,对于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或方剂或某种药物之疗效,均应进行理性的分析,归纳其所以见效的病机病理,总结其应用之指证要点,以后应用之时自可辩证有据而不至于到处套用,如此方可避免陷入于“老经验”之泥淖而不自觉也。
(原文见伤寒论坛hudeqian666) 张石顽论学医
“操司命之权者,务宜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向生死机关,下个杆头进步功夫,自然不落圈缋。当知医门学问,原无深奥难明处,但得悉其要领,活法推求,便可一肩担荷。又何必搜罗百氏,博览群书,开凿寻文解义之端,愈滋多歧之惑哉!”
——张石顽:《诊宗三昧》
张石顽为中医史上可数的临床高手之一,故其论学医这一段话,自有甘苦自得的意味,值得我们重视。
这一段话可分为两层意思。
自“故操司命者”至“时人圈缋”,谓读书须下“坐冷板凳”功夫。当今社会,声色犬马,滋扰日甚,潜心读书者,竟有几人?
自“当知医门学问”以下,谓读书贵在专一,守住基本阵地,一旦融会贯通,必然技艺大进。 中医书籍虽然浩如瀚海,然大同小异者居多,。各种著作只是一个原理的放大缩小,与几何学上“相似形”原理正同。此即整体原理的体现之一。故书不必尽读,而重要书籍必须反复阅读。我常对初学者说:“西 医书越读越多, 中医书越读越少,所以说,其实还是中医易学易通。”陆懋修说:“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甚易,继则大难矣。”可为“基本阵地”的注脚。
阳明病外证身热汗出而不恶寒,但恶热,宜柴胡汤。
以上为一则《伤寒论》佚文,见于钱超尘先生《伤寒论文献通考》一书所引用的高本《伤寒论》。高本为隋唐以前的流传抄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本条所说的柴胡汤,根据高本与宋本第229、230、231条对照,凡宋本写作小柴胡汤的,高本均作“柴胡汤”,由此可知,这里的“柴胡汤”就是指小柴胡汤无疑。
这一条《伤寒论》佚文,说明了两个问题:
首先,由此条可知,小柴胡汤并不是 少阳病的主方,所谓“ 六经铃百病”的说法并不可靠。小柴胡汤的治疗作用实际是宣透 郁热,提邪外出。该方与寒热往来、口苦咽干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小柴胡汤除了可以治疗太阳病、少阳病与 厥阴病以外,由本条可知还可治疗阳明病。这就说明,对于经方的运用,必须走从病机原理入手的路子,才能真正的掌握辨治方法,从而面对病症千变而应对无穷。方证对应的方法无异于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看似简便,其实反而缩小了经方的应用范围。宝城经方中医按;精辟!发众人之未发。一语惊醒梦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