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经验集-许公岩

木易生

整体观念整体观念是中医论治疾病的主要特点，也是论治规律中最重要的规律之一。是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在诊断和治疗疾病中认识论上的主要区别和不同之处。许氏论治时注重整体观念，如曾治梁某某，女，学生，１６岁，患病毒性感冒，高烧一周，经中西药作退热处理，不仅高热未退，反而增加吐逆痞满，大便秘结如球，舌瘦质淡，苔满白腻中厚，脉细滑数等症。许氏认为，其病虽有新感，但从舌脉及吐逆等症看，尚有寒湿痞结之内伤，实属患者高热本质，应把高热看成是机体本身的抗邪措施，用药以助体力出发，万不能退烧以挫伤它的驱邪能力。应该从舌脉及主诉的真实病理作全盘治疗。所以在服用温通的附子泻心汤加减方药后，体温立即正常。
不退烧而热除，这是许氏辨证论治，从整体观念和方法出发的具体表现。前人论治的“扬汤止沸”和“釜底抽薪”两法的运用，正是从整体与局部双方的关系上肯定的。
合理使用中药中药是中医与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药材使用不当，不仅造成浪费，严重的还影响到患者的健康。因此，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中药，做到药尽其用，避免供需矛盾和药材的浪费，医药配合，诊治好疾病，是每一位中医药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一）精方简药切忌按图索骥方剂是前人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药物组合，是从单味药中发展而来的，是祖国医学遗产中的宝贵财富之一，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从发展的角度看，许多古方和经方的组方机理和方义，只能作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但必须加以消化吸收，切忌生搬硬套。何况社会在前进，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疾病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求我们要精于辨证，探索疾病内在规律，切忌按图索骥，轻率地单凭一病一证的个别表象，就盲目套用前人成方，甚至二方三方重叠使用，不仅药味越开越多，而且药物计量亦有增无减。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已完全违背了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精神。许氏认为要使中医药更有效地维护人类健康，不但要合理利用药材资源，而且必须要刻苦钻研，争取对药物特性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已著录的药物发挥出新的作用，并将民间单方，地方草药，以及新发现的药物，逐步在临床实践中证实其对某些病种的特殊效能，扩大方剂和药材的使用范围，给古方、经方赋以新的生命力。

（二）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祖国医药学必须有所发展和提高，只有临床实践中切实做到四诊详辨，掌握真正的理法，处方遣药，并能汲取现代医学最新方法，包括检查、化验等，将疾病的机理，依整体观念，使中西医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对病理，探索其特效药理的所在，从中发现问题，就能激起解决问题和钻研问题的新思路与新方法来。近数年来，由于新的药物品种不断涌现，临床实际的要求有时感到旧法用药，满足不了新的需要。许氏针对这种情况，曾对常用药物的性能，通过实践重点再加以研究，发现每个方剂中的药味，在主次的位置上，显示出功能疗效方面，并分别单独检验，从中寻出它特殊的新性能。如苍术在脾虚湿困时，于祛湿之中，又具有升脾功能，加上麻黄使其肺宣湿化，这不但湿去，而且脾健湿亦不再停，通过实践，并寻出两药在不同的病理要求下，又获得了在分量配伍的差异，使二药能起到不同的药效。因此开始使用两药意图时，仅只取其振复脾肺已失的升宣功能，祛邪则须另加它药。迭经使用观察，不但获得复正的疗效，而且在药力显示过程中，两药以其辛温之性的发汗疏表驱湿作用，往往很易出现。若用于病机之欲使湿邪从表解者，就将两药分量取其同等；一般各用１０克，即能使其大汗；苍术１８克、麻黄６克，湿邪可从小便出，则小便自利；苍术１２克，配麻黄３克，湿邪又能自化；这是通调作用恢复的显示，从实践到认识，慢慢就形成了使用的新规律。再有久病体衰的患者，临床呈现出许多气阴亏损的形证，长期服用各种各式补气补阴方药，病情反而有增无减，关键则在于未从根本改变，不深明机理，焉能对证？已悉病属气阴大损，精神是达到阴平阳秘，所以生理正常的洽成为紊乱状况。因此治疗就不能只从形证上着眼，必须采取培本措施。病由气阴双损，治应从第一卷７２双补方面入手。应知气阴充足，乃五脏安和，水谷消化的结果，病情至此本属饮食不能为肌肤，故廉于饮食者为多，治则养阴气充，方药看似对证之治，实际方大补急，反成为脾胃之累，不能消化吸收，也难于达到愈病的目的。是以药治必须改变恢复胃纳脾运的吸收问题，前人早有酸甘合化成阴，辛甘合化成阳的治则。那是以酸敛阴虚之浮火，用甘味以直补其中，先解决脾虚的运弱问题，以辛振奋阳衰后的动力之不足，用甘味亦直补其脾气，来解决脾虚中寒难运的病理。曾治一晚期肾炎女患者，并兼干咳潮热，消瘦经闭，不思饮食，舌红绛，脉细数无力。予以诃子肉１２克、生甘草３０克，仿小建中汤，取大量之甘味生甘草，作补中之味，服后首先消除了潮热之浮火，继续服此药月余后诸症并渐渐痊愈。这实际就是许氏根据五脏之个别阴的偏虚，依各脏本身的特性，凡肺阴亏虚者用诃子肉或乌梅，心阴亏者用五味子，肝阴亏者用生白芍，脾阴亏者用木瓜，肾阴亏者用熟地，同属酸药，分别配用甘味生甘草，达到酸甘合化为阴之目的。

再严格使其各归各经，要求更纯，符合客观的病理，疗效就容易显明。如果阳虚，则采用辛甘合化为阳，以补阳热之动力虚亏，具体则有脾阳肾阳之分，由于脾虚不运所形成之阳气虚衰，进而消瘦羸弱引起的各种久损不复或急病暴伤所致的生机衰微，均须以干姜温脾，佐生甘草以助其合化为阳之力，若先天亏虚，禀赋不足，或后天失调太甚，以致机体阳气大伤，生机颓败，即应以辛热大温之附子佐甘草以直补肾阳。因机体之阳热动能是来源于先天之肾和后天之脾，故一旦显示出机体之阳气不足，也只须在脾肾两脏作补充，而不及于其它之脏。应知所指的合化作用，并非同用能化生出所需之新的阴阳，实际酸甘同用与辛甘同用，乃是以酸先敛阴虚后的浮火，使其不再上炎无制，以辛刺激脾肾衰疲之呆滞，而以大量生甘草至甘补中，以复中气之大亏。况生甘草补而不腻，且含有大量淀粉和丰富的糖分，使其充补长期不能饮食之亏虚，如此病机、病理就可予改善。由于这样的配伍，所以药味不多，起的作用则是补阴补阳之实际结果，前人即将此种措施名之为“合化”而收到预期之功能，加之节省药物，减少药物紧张，若以此简单的配合，所收到的疗效较之复方为佳，这又是从实践检验得来的推陈出新的收获。如人参味甘性平，前人实践证明，它具有大补元气之功，多年来患者和病家，并未因其价昂贵而慎用，反而认为它疗效必高而造成不合理的滥用，即以疾病垂危，灌以人参汤为例，不问病情病系何种，仅从尽人事角度出发，明知很难挽回也要多此一举。如果真是气阴竭绝，病情危险，单予续气，气无以涵，亦难补固，必以甘温补精之鹿茸为配，才能起到挽危起废的作用；若病情尚未险危，早服却不能耐受。常见一般疾病不问虚实寒热，为取悦于病家，每方必带人参，不但给药物造成浪费，反而给病添上不利因素，还能合理吗？（三）药物的代用问题中药种类众多，有些是性能接近，但绝不是完全相同，如在某一药物紧缺时，如何代用，比如对中气下陷的病证，如生黄芪短缺时，许氏改用味甘气浓之生甘草，作补中益气之功，配以味甘微兼辛苦之升麻，使其生出升提强心和增充动力阳生的作用。至于代用疗效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许氏通过大量的实践，临床上对一切中气下陷病例，尤其是胃下垂久治不愈者，在重用生甘草３０克至６０克的同时佐升麻１０克，服后自觉症状有明显好转，曾有一例坚持服用半年，竟能恢复常态。至于其他杂病者，亦使二药配合，疗效反比单用生黄芪较好，这是从病理的需要到药物的代替，其间在分清病理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必须验诸实践，深切了解两药的性能相同，方敢以之为代，若仅从本草书上查找，以为性能相近，任意为代，就非彻底负责了。以下气第一卷７３宽中之莱菔子为例，它的味辛甘性平，前人认为是入脾肺两经，功能化痰、消积，实际在方中使用，也就是仅限于下气宽中这一范围，因而长期以来，临床既不敢重用，更不能对这样非名贵药物，加以深切研究。应知所谓下气宽中的病理与药效，再证实其化痰与消积药理，不难认出在病的机理上，必是气机郁结于中，致使肝气失调，胃之和降受阻，久则湿留蕴痰，食滞为积，先属气机之不畅，积渐又成为实邪之有形。莱菔子为日常食用之菜蔬，其下气宽中之性能，渐应用于方药，下气之显示确属迅速，对于痰涎壅盛中阻，痞闷者，服后尤能结散气舒，前人才记录下其药性与功能。许氏根据这样的药理，将许多方中属于宽中降气的药物，其性能相近的，遂在临床以莱菔子取代观察比较，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如麻杏石甘汤将杏仁改用为莱菔子；厚朴三物汤将厚朴改用莱菔子；在临床缺少某种药物时，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取得满意疗效，同时也能对病人负责彻底，否则任意取代，不但临床疗效不佳，对病人不负责任，而且滥用了药物，达不到用药合理。

五、甘草在临床使用中的新评价甘草以其味甘甜而得名。然甘与甜虽字义相近，究竟甘较甜含义为广。说之甘字，“五味之美好者为甘”，即言甘味已远远超出甜味之外。《名医别录》谓：“甘草温中。”经诸实践它所指的温，乃温养之义，中即甘味归脾，补益中气之不足，凡病之由于脾虚气弱者均宜用之。汉代张仲景对甘草的性能体会得比较精细。在《伤寒》、《金匮》两书里，２５０余个用方中，就有１２０方里用甘草。虽说是多数针对里急，急痛，挛痛，厥冷，烦躁，冲逆等形证而用的，然其立法的本意，仍是温中补脾益气的作用。即本草经所说的主治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气血，解百药毒等作用，也属于改善中气不足所致的气血失畅，不能自作平秘的病理。应知其味至甘，性则平和，服后脾气得健而充沛，五脏安和，机体就能驱逐邪气，邪气解则真气旺，故筋骨肌肤坚实，脾即强健。药物之凡具有甘味者性多平和，甘味纯者，缓和之力益强。病时因机体受邪气的干扰急疾不安，治则必须充实脾气，机体始能有力与邪相搏，故所谓的烦满短气，正是中气之劳伤的反映，徒以清热除烦为治，必致气益虚而病愈甚。用甘草以补中则脾得温养，即能气增烦解；久咳损伤肺脏的为伤脏，用甘草从养脾中固肺气，咳即自止，脾虚失运则津液难生，补脾复运，用甘草则亦运复津生而渴自除，至于通经脉利血气的功能，尤属用甘草益脾之效；又以甘草具至甘之味，对一些毒性药物确能中和其毒性反应，故前人得出“甘草解毒”的认识。实验证明，甘草含有甘草甜素和甘草次酸素，能抑制胃肠平滑肌的活动而有解除痉挛的作用，使胃液分泌减少，降低胃酸浓度，因此对胃脘痛有效。又根据其所含的甘草次酸素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可使水钠潴留，升高血压而使钾的排出增加。许氏根据前人对甘草的使用经验和现代实验研究结果，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认为甘草尚有下列作用：（一）用于合化１．甘酸化阴：阴虚火浮是虚劳病的共同病理。归根结蒂属于脾虚失运。《内经》虽有甘酸合化之法，却未见明确实例，许氏在治疗阴虚火浮病时，曾有意单独使用酸味药物与大量生甘草配伍并获得满意疗效。因此，许氏认为，阴虚病理之所以形成，多数是长期脾胃虚衰，津血素亏，重用甘草，除以其温中益气之外，最重要的是以其含有大量淀粉和糖分，服后能迅速充填其第一卷７４助化精微的物质，以代替食物，则精微大量补充，阴液即能无缺，再以酸类药物收敛其上扰之浮火，火降阴充，病即可止。用虽合化，但有分工，在具体针对五脏阴虚不同情况，则有肝阴虚，症见急躁易怒，头痛，眩晕，耳鸣，舌干红，脉细弦数，则用生甘草配生白芍。心阴虚症见烦躁失眠，盗汗，舌红或舌中直裂，脉细数，则用五味子配伍。肺阴虚症见咽燥干咳，咯血或失音，舌前光红，脉细数，则用诃子肉配伍。脾阴虚症见口干唇焦，便秘或溏少，不思饮食，舌干，脉细数则用木瓜配伍。肾阴虚症见咽痛，颧红，腰酸潮热，耳鸣耳聋，足痿，眩晕，舌光，脉弦细则用熟地配伍。临床各种细微的区分，另依具体所虚的程度，在两味药用量同等的基础上，视各脏虚的程度，而有单将生甘草从５０克渐加至１００克或１５０克不等。总之许氏从实践到理论，不但进而明了前人合化的本义，而且又产生了治疗虚劳的新


２．甘辛化阳：虚劳延久不复，气衰力疲，出现虚寒之象，治疗当用温补，如单用辛温之剂回阳散寒，势必只能改善一时之形证，必以大补中气之法，方可使阳热与气力并增。许氏根据前人甘辛化阳的理论，具体到临床运用时，以甘草配伍辛温药治疗脾、肾的阳虚证。如治肾阳虚时症见肢冷恶寒，腰酸晨泻，遗精阳痿，舌淡苔薄白，脉沉迟则用附子为配。脾阳虚时症见食少便溏，怯寒倦怠，舌淡苔白，脉虚弱则用干姜为配。至于其它杂病则应视病理病机的需要，再临时决定。一般用量亦为甘辛同等。肾脾阳虚甚时，除适当加重甘草之量外，附子干姜亦须随之增加，这又与补阴用酸药的量不同了。

（二）用于升陷清气养生，来源于水谷之精微，脾强运健则清气升布。脾虚运差，则清气陷。关键皆取决于脾气的强弱，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法，重点即是复脾。许氏自从对甘草的性能有新的认识以来，对脾虚诸病，均以甘草代替参芪，疗效至为满意。如治内脏脱垂证，以甘草配升麻，不惟服后症状立即改善，而且效果稳定，长期服用，一般多能巩固。另有短气息促，疲乏倦怠，虽饮食尚可，而舌淡脉弱，已表现出脾肺不足及于心肾情况。用大量甘草，佐以苍术，即能气续力增，这也是甘味归脾的作用。因肺主气，实际气来源于谷精，必强脾健运，方可来源生充。故甘草之用，乃补之以味的措施。所谓苦清气下陷而不升者，服之则能迅升，即属此理。

（三）用于清热甘草味厚气薄，用中量于清热方中，能加速清热之力。如湿热下结，溺浊赤涩者，每用木通１０～１５克，配甘草１５克，清热之效特速，较单服苦寒者为佳。此乃益气与解毒并用的结果。常用于结核干咳，低烧等症患者，舌光红，脉细数，明显为阴虚火逆，投以甘草３０克、百部１０克、诃子肉１５克后诸证即能改善，此亦用其益气解毒之功。实际热毒之成，多源于正气之虚，不足以为之驱除，重用甘草，仍属益气之用。并利用其兼具解毒利溺清热之能，较不用甘草者为优。

临床使用时应视机体情况，以及热毒之轻重，在用量上详加斟酌为要。

（四）用于培肾先天之本在肾，肾亏则五脏悉虚。况久病之后，肾藏之精，以不断四布充补了五脏，则必有所消耗，肾也连带并亏。复因病情有增无已，于补肾固本之药加入重量之甘草，形证立见好转，此乃振肾兼予温脾之效。根据这种认识，就与一般单予归肾药物疗效明显的不同。况甘草的第一卷７５类皮质激素作用，也属于温养肾阳者。故于各种疾病之依用激素者，无论是暂用或常服，重用甘草于对证方药中，颇能代激素而获安。尤其慢性气管炎患者，已长期服用大量激素不能断离者，予以３０～６０克生甘草，不但服后减轻形证，而且亦无浮肿增胖之弊。前人每谓甘草量大必感壅中的说法，显然属于未尝实践之故。

六、干姜的研究干姜乃干燥的生姜，为日常习用的调味品。味大辛，性大热，属温中散寒的特效药。前人很早就以之为治脾胃虚寒的惟一良药。凡症见食少不运，脘腹冷痛，胃寒吐泻，甚至肢冷脉微，阳气欲脱，或肺气虚寒，咳痰清稀，或气虚中寒，呕吐鲜血，以及风寒湿痹，肢冷痛等症；凡阳气不足之由于脾运衰败者，必以其大力温中复脾为治。首须采用干姜之辛热守中者为主药，温补脾寒以增其热能，使气健运复，则寒气化而阳气布，肢冷寒痹迅即能解。张仲景对干姜有丰富的使用经验，在《伤寒》、《金匮》二书中用干姜的方剂达７２首之多。如：大建中汤、小青龙汤、四逆汤等。虽主治各有其适应证，但干姜的使用意图不出脾气虚寒所致的水停气结。清陈修园认为干姜之所以能治各种疾病，是因为干姜温而不烈，辛而不偏，为脏寒要药。他又进一步从病理上说明前人临床中使用干姜的道理。他说：“胸中者肺之分也，肺寒则金失下降之性，气壅于胸中而满也，满则气上，所以咳逆上气之证生焉，其主之者，辛散温行也。中者土地，土虚则寒，而此能温之；出血者，以阳虚阴必走，得暖则血自归经也；出汗者，辛温能发散也；逐风湿痹者，治寒邪之留于筋骨也；治肠下利者，除寒邪之陷于胃肠也；以上诸治，皆取其雄烈之用。”根据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他对于干姜是有深刻认识。所谓肺寒气壅，阳虚阴走，寒留筋骨，寒邪陷肠诸般病理，取干姜温脾振阳之用乃不易之大法。由于机体气力强弱，实际就是脾运健否的表现。健则气化水行，虚则气结水停。变生的形证虽多，总属中阳失展的唯一病理。应知脾阳不布，全身之结阻必不能只局限于某处，应该是遍及脏腑。临证上具体证候的形成，有在脾、在肺、在气血之不同。更说明脾气的虚寒，乃整体气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清黄宫绣从他的实践中运用干姜的经验总结指出：“同白术而燥湿补脾，同五味则能通过肺气而治寒；同当归、白芍能入气而生血；凡因寒邪内入而见脏腑痼蔽，关节不通，经络阻塞，冷痹，寒痢，反胃隔绝者，无不藉此以为拯救。”他虽未指明寒邪痹阻心阳所见之胸闷、心悸疼楚的心气不足之形证。

但肯定他是能用四逆汤中的姜、附，以温振心气的。总之，病虽脾虚难运，机体的气力微弱不用时，必以干姜之辛温燥烈，大力以为治，却属肯定大法。多年来许氏总结干姜在临证使用有四个用途，然皆为温脾复运的同一意图。

（一）温脾凡脾气虚寒所致之食少不运，症见便溏，溺清，肢冷身倦，舌质淡，脉微用干姜３０～６０克，合生甘草６０克，生黄芪１５克，升麻１０克，从温中益气立法，疗效每称满意。

（二）补肺久咳气短，痰清稀或白粘，口淡不渴，食少欲吐，食后脘闷，小便清长，舌质淡体胀，苔湿腻薄白欲光或中根厚腻，脉沉滑细或怠缓。无论是素嗜茶酒，或有结核病史，凡系脾虚及肺，治应第一卷７６温中者，则宜《金匮》甘草干姜汤加味。

（三）强心心力源于脾气，此前人“脾为后天之本”一语的由来。如以心气减弱或不足所致的胸闷气短、心悸神疲诸证，只要舌质淡不红，脉细微或见动，治须强心益气者，亦应以干姜为主。

（四）止血前人所谓的脾能统血，即脾气充足能统摄周身血液循常道以运行之义。虽亦可说是血液妄行，但须以血为热迫者作鉴别，应从兼证，尤其是在舌脉上为之详辨。缘于脾寒而见血从上溢者舌多淡，苔湿腻或光，脉细滑稍弦或不弦，脘闷欲呕，便秘或溏，此等溢血就须以温中益气复脾作治疗。

许氏疗疾，无论病位在脾、在肺甚至表现在心，凡属于正气不足所引起的各种病变而需温中益气者，必主以干姜。然更须以重量之甘草为伍，才能显示作用，否则阳未复而躁扰加，就难以控制病情。应知干姜温阳力强，益气不足。病至脾虚已败，气阳俱皆亏损，双补为此际唯一措施，况辛甘方能合化而为阳，此又必须予以注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