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还中医药一个清白

梁知行

前言：最近国内的舆论比较好看：红学之争、国学之争、中医药之争……。这边硝烟未尽，那厢烽火又起，令人目不暇给。

　　易纪对红学涉入不深，不敢妄论；国学议题太大，姑且存而不论；易纪只想说说中医药，毕竟易纪是中医药大学科班出身，对于中医药典籍粗有涉猎，属于那种既见过猪跑，又吃过猪肉的人，虽然吃相不雅，自忖比那些脱口而出“中医有什么科学依据？”或妄断中

医起源于“五魂六魄、七经八脉”的人士略为清醒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是易纪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为照顾多数对中医药睽违已久的国民，文章尽可能通俗些。

　　如果有人读完仍然扯着脖子嚷：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相信中医有科学依据！那易纪就先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从前有两个人争论，一个说姜是树上生的，另一个说姜是土里长的，互不服气。于是他们打赌，向十个种姜的老农询问，输家要赔付一头驴子。于是向十个老农发了调查问卷，结果答案都是土里长的，输家只好按照约定赔了一头驴子。临走他愤愤地说：“驴则付汝，姜还树生”。（虽然把驴子输给你，姜还是树上生的。）

　　奈何！奈何！

　　（1）中医药的“原生态”

　　不知道中医起源于“五魂六魄”的说法打哪儿来的，中医有“五运六气”，就是没有五魂六魄，是不是《封神演义》看多了，就栽赃到了中医身上？

　　其实五运六气听起来挺神秘，一说大家都明白，五运即五行，木火土金水也；六气是指六种致病因素，风热湿火燥寒。

　　五行并非指五种真实存在的物质，中国古代认识周围世界，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叫做“取类比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儒家学说中有“格物致知”，意义颇为相像。

　　因此古人认为，通过人体小宇宙，可以认识天体大宇宙，通过自身，可以感受其他生物。这一点和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即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这种思维是重要的，否则，又会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追问了。

　　五行学说就是取类比象的典型。举几个例子，木是取其“条达”之性，你看，正常的树都是舒展着生长的，无论是向上还是向外，这就是条达；火是取其“炎上”之意，把手放在火上面，感觉灼热，放在下面呢，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当然，火星落在手上，那时非正常的情况了；水取“润下”之性，水往低处流嘛。水蒸气上升不属于水的特性，属火热，就“炎上”了。

　　对应于五脏，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肝心脾肺肾；对应于颜色，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青赤黄白黑；对应于方向，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东南中西北；对应于情绪，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怒喜思悲恐；对应于四季，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春夏长（夏）秋冬……

　　以肝脏为例。肝喜条达而恶抑郁，心情舒畅，肝脏就少出毛病，长期的郁郁寡欢，容易引起肝的病变，这在生活中是有体验的，应该没什么疑问。肝脏病严重的人，脸色往往发青。脾气不好，容易发怒的人，也容易伤肝。春天是草木生发的季节，肝脏不好，就容易在这个季节发病，所以《黄帝内经》中总结出肝病的发生规律，“发于春，愈于夏，夏不愈则甚于秋，持于冬”，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肝脏病人容易在春天发病，在夏天比较容易治愈，如果夏天好不了，秋天会加重，然后断断续续到冬天，然后再“发于春”。所以肝病的治疗在夏天是比较重要的阶段。

　　土火金水也依此类推。

　　五行之间有两种比较重要的关系，一曰相生，二曰相克。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相邻则相生，相隔则相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在实际应用中，比如一个人肝火太旺，怒伤肝，就会影响到脾胃功能，所谓“气得吃不下饭”，这是相克的例子。舌尖起红点，上火了，这属于心火上炎，如果能保持心情舒畅，木性喜条达，肝脏的疏泄功能得到发挥，心火就会消减，火便没了，这是相生的例子。

　　六气就不用多做解释了，也是对应于脏腑功能的，例如湿伤脾，燥伤肺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如果中医诊断为脾虚，在阴雨天气一般会加重。过于干燥的气候也会引发咳嗽。

　　其实中医的最基本的理论是阴阳五行、经络脏腑和气血学说。在经络理论中，也不象外行所猜测的那样，动辄奇经八脉。首先谈十二正经，也就是手三阳、手三阴、足三阳、足三阴，十二正经将人体脏腑联系在一起，是气的运行通道。奇经八脉是包括任脉和督脉在内的有特殊功用的经脉，不是最常使用的。倒是一些武侠小说中经常见到，练功时打通了任督二脉，好像很厉害。其实打通任督二脉只是打通了小周天，这是气功养生的初始功夫，在文学中被夸大了。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中，写到梅超风要郭靖解释“三花聚顶，五心朝天”，得手后功力大增，连因练功走火入魔而导致的双腿瘫痪也治好了。这段描写遭到不少内行人的质疑，说本来是道家的入门功夫，梅超风跟着黄药师学了那么多年，怎么会不懂呢，何况也没有那么玄乎？害得金大侠在后来的修订本中又牵强附会地解释了一遍。

　　在此建议那些写武侠小说的大侠，千万别写具体真实的招数，学学金大侠，从周易中捡出几个爻辞，既富于艺术感染力，又不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2）中医药的源头在哪里说来话长。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清楚，中国历史上有“三皇五帝”，相对应的文化典籍被称为“三坟五典”。历史上对三皇五帝的指认并不统一，孔安国序《尚书》的说法是，三皇是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是指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对于三皇和五帝中的唐尧、虞舜，基本上“地球人都知道”，另外三位是谁呢？一脉同枝，没外人。

　　黄帝与嫘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玄嚣，次子昌意。玄嚣即少昊。昌意的儿子名高阳，即位后称为颛顼。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就是说他自己是颛顼的后代。

　　颛顼驾崩之后，即位的就是高辛，称为帝喾。高辛是玄嚣的孙子。

　　看来，中国在唐尧之前的帝位继承也并非禅让制。

　　那么再来看“三坟五典”。

　　按照孔安国序《尚书》的说法，三坟是指《易经》、《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中医药在三坟中三居其二，可见其重要。五典具体指哪些，我没有看到过记载，不敢妄谈。

　　《黄帝内经》在医家地位至尊，犹如《论语》之于儒家，《道德经》之于道家，《易经》之于中华文化。

　　中国的文化有大道和常道之别，大道效法于自然之理，为原则，为体；常道是大道的具体应用。大道与常道是相对而言的。如三坟五典中，三坟讲的是大道，五典讲的是常道；老子的《道德经》主要讲大道，孔夫子的《论语》就是专讲经世致用的常道了；中医药典籍中，《黄帝内经》讲的是大道，其他的书如《伤寒论》等讲的是常道；《神农本草》讲的是大道，其它的中药书籍讲的是常道。常道之中并非没有大道，只是侧重于应用而已。

　　所以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大为不同，西方文化坚持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而中国文化则秉承先明大道进而至于常道的演绎法。很多学者总抱着和世界接轨的美好愿望，希望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验证中医，失望之余便断言中医没有科学依据，未免偏颇。

　　那么，中医是靠经验和秘方治病的吗？

　　听我讲一段中医发展史上名彪青史的“金元论辩”的故事，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先介绍四句话：汉启百代，唐集万邦，金元论辩，明清争雄。

　　汉、唐这两个最让中国人自豪的王朝，出了不少名医。鼎鼎大名的张仲景、华佗就出在东汉、三国时期，唐朝的孙思邈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到了北宋时期，中医的发展已经有大成了，于是由官方编纂了著名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了大量有效方剂。问题就出来了，许多庸医不用心于钻研经典，直接就在《局方》中查找现成的方剂，与病人对号入座了（跟现在的中成药用法类似）。中医是讲辨证论治的，古人与今人不同，此人与彼人不同。同一种病，对不同的人处方不同，同一个人，在疾病的不同发展时期，用药也相异，这是医中高手用药的原则。但南宋、金元时期，这一原则为众多的医者所摒弃。所以“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的医者“相率以为局方之学……，可叹也”。在这种背景下，才引发了“金元论辩”，倡导从医必读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等）。

　　只有庸医才仅靠经验和成方治病，只靠秘方治病的连庸医都算不上。

　　所以金元时期是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金元四大家”在中医界的地位，绝不亚于“华山论剑”的诸位高手在江湖中的地位。

　　借着金元时期的猎猎余威，到明清时期中医发展到一个顶峰阶段，一大批名医名著应运而生，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七剑下天山》中的傅青主就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傅青主的女科（妇科）是很有名的。

　　位居“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在他的名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的自序中说中医“源于伏羲，流于神农，注于黄帝”，源于伏羲也就是源于伏羲所画的八卦，当然这并非确指《周易》，有人认为可能源于已经失传的易经的另一个分支——《归藏易》，是否如此，无从查考。

　　但中医的阴阳理论和子午流注学说，却出自易经的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

　　（3）相对论、红楼梦、中医药的科学验证

　　拯救中医药的英雄帖撒出后，支持者和反对者兼而有之，棒杀的声音盖过了支持者的呼救声，中医药的惨境由此可见。岂止中医药，整个传统文化都生活在角落里，随时面临文化暴力的侵扰。我先前希望能够说服别人，现在看来，这希望可能要落空，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座堡垒，还用成见涂了厚厚的一层防护膜。现在所担心的是，由于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而我才疏学浅，难保不会出现我不说别人还半信半疑，我越说别人越不信的尴尬。

　　但是抛砖引玉的工作还要做，按照原定的计划，在此要谈谈中医理论的科学验证问题了。

　　张五常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斯的座上客兼拉拉队队长，自诩有七八篇文章可以传世。他在自己的扛鼎之作《经济解释》中，认为计划经济下缺少监管，得出现多少贪污腐化行为呀，社会的交易费用还不大得惊人，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种可怕局面。

　　他忘记了，他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法政治理结构下的市场理论，而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德政治理模式，通过思想教育、全民监管，腐败行为很少，交易费用也非常低。关于这一点，中国的本土经济学家林毅夫曾专文论述过。

　　可见，用一种理论去解释处于另一种环境下的现实，往往会犯削足适履的错。按照张五常自己的理论，就是“局限条件”用错了。

　　这种用错局限条件的验证方式，如今不幸发生在中医身上。

　　其实按照西方所谓科学的验证方式，中医的科学性也是可以验证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首次被认可的情形。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之后，由于其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理论，即使是最顶尖的科学家，也对这一理论表示怀疑，所以有人戏称只有两个半人懂相对论，还包括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一个重要的推理是光的弯曲现象。直到1919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艾丁顿才通过对日全食的观测证实了光的弯曲现象，广义相对论获得主流认可。

　　很显然，依据当时传统的科学理论手段是无法验证广义相对论的，它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牛顿力学分属于不同的引力系统，这就如同中医和西医分属于不同的理论系统一样，用西医的病理切片手段来验证中医，和用牛顿力学验证广义相对论一样荒谬。

　　但广义相对论最终被接受了，因为由广义相对论推导出的结论被人们看到。人们并没有看到广义相对论本身。

　　为什么这种验证方式不能适用于中医呢？

　　中医推出的结论被人们证实，因而被认可，这种情况存在吗？

　　这就要借助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了。

　　在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中，有这么一个情节：秦可卿生病，冯紫英给推荐了一位姓张的先生来瞧病，诊完脉，张太医说出了这么一段话“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需而无神（1）。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需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2）。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必然肋下疼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然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3）。据我看这脉息，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或以为这个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从其教也。”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

　　见识这样高明的医生，真是我们的幸运。很显然，诊病的陈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脉象；第二部分，为病机；第三部分，为症状。条分缕析，用不着病人家属开口介绍，一切都一目了然了。所以婆子才说“何尝不是这样呢”。很令人信服。这和相对论的验证方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这样的情节在《红楼梦》中还有一处，不过主角变成了林黛玉，就不再赘述了。

　　关于中医的验证问题，到此可以尘埃落定了。有关中医的文章，易纪也暂时搁笔，毕竟写这样的文章太不轻松。希望这一组有关中医药的浅论，能够化解读者心中的一点疑问。

　　但凭真心，莫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