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抗艾第一人高耀洁

梁知行

　　“我怕我活不到今年冬天了，所以要赶紧把衣服送走。”

　　“我要能活到7月份就好了，7月份我的《十年防艾路》就出来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在上海编辑。”

　　“我现在一个孩子(艾滋病致孤儿童)也没有，都交给杜聪了，因为我已经奄奄一息了,我要死了，谁给孩子饭吃？谁给他们交学费？”“我现在日子真难过。能不能东山再起，再去搞艾滋病的事情，我现在是个疑问。”

　　“我现在还有12万个人存款，但是不敢动了，因为每天要吃30块钱的药。如果解决了吃药问题，我还敢动！”

　　“现在我没有负担了，老头儿也不用害怕了。我的儿女怕我死到外头……我即便死到外面，也要给老百姓争这口气！”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郑州

　　2006年4月18日，星期二，晴，风，有浮尘。

　　早上9点，致电高家。高耀洁接的电话，声音苍老、悲凉，一开口就说老伴郭明久大夫去世了，4月10日的事，15日火化。去世时，郭大夫的心、肺、肾都坏了，医生要电击抢救，她说不用了，老头儿的生命已经耗尽了，即使抢救过来，让他多痛苦一阵子，又有什么意义呢？火化时，在老伴的肾里，发现一块鸡蛋大的石头……

　　我默默地听了会儿。“我去看看你吧，高老师。”“……你来吧。”她说。

　　因有保安通报，走到高耀洁家门口时，她已经把防盗门、木门全都打开了。她坐在门内的小凳上，神情黯然，容颜衰老了许多。

　　家里只她一个人。

　　以前每次去高家，有郭大夫，有保姆，还有川流不息的客人们，总是很热闹。每次都是保姆或郭大夫开门，然后高耀洁从堆着稿纸、信件的餐桌前站起来，迎着我说：“哟，你来了，我可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

　　我把在门口超市买的麦片放到桌子上。高耀洁说：“你买这个干啥？他又不能吃……”她还不习惯老伴已经去世这个事实。

　　“我们结婚52年多了，儿子都51岁了，今年元旦是结婚52周年。”年近80的高耀洁一提起老伴就哽咽。来高家之前，一个朋友让我多跟高耀洁谈谈艾滋病，转移她的注意力，她就不会太伤心了。“但是，”这个朋友又说，“过一会儿她就又会与你提起伯伯，又哭起来了。”

　　刚落座，还没等我开口，高耀洁就主动跟我谈起了艾滋病。

　　“这些衣服，今天都要送到开封去。”高耀洁指着客厅里堆着的七八包衣服、玩具说，“我让我弟弟找了车，拉到开封一个朋友那里，让他们分送给下面三四个县里的艾滋孤儿们。我跟朋友说，不能让村干部们发，他们会把好衣服都捡出来，自己留下。”

　　“我怕我活不到今年冬天了，所以要赶紧把衣服送走。”这句话，在她与我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说了三四遍。

　　“我有骨质增生，现在浑身都疼。要不是跟你说话，我就躺到床上，没有力气动弹了。”

　　除了“骨质增生”，她还患有低血糖、肺空洞、慢性结肠炎；“文革”期间，因为“出身不好”，高耀洁遭到批斗，致使她的胃被迫切除了3/4；喝药自杀虽未死成，但药物中毒导致了肝硬化；2004年，高耀洁的老伴住院时，她比老伴血压还高；由于心肌缺血，她不能长时间坐汽车，否则她那“三寸金莲”就会浮肿起来，一摁一个坑。

　　今年春节过后，郭大夫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两个人各自躺在床上说话，郭大夫跟高耀洁说：“要不是放心不下你，我就不治了，早点死了算了。”高耀洁回答说：“你要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郭大夫是个一生谨小慎微的党员干部。由于高耀洁退休后先“打”游医，后“打”艾滋“黑洞”，郭大夫一直在惊恐中度日。但他却是高耀洁最早的支持者。那时高耀洁没有名气，也没有成群结队的志愿者来帮助她。她唯一的志愿者，就是老伴郭明久。每次他们用自行车，将成摞的防艾滋宣传页送到邮局，都是70多岁的郭明久推着车子，小他一岁的高耀洁在旁扶着，踽踽而行。到了邮局，郭明久将这些资料取下，搬到高高的柜台上。

　　“4月14日给爷爷开追悼会，13日我们见到了高老师，”北京的民间公益组织“东珍纳兰”负责人李丹说，“本来准备陪她哭呢，但老师表现得特坚强，还一个劲儿跟我们讲艾滋病。第二天，到了追悼会上，向爷爷遗体鞠躬时，老师哭了，哭得像个小姑娘一样，那么无助……”

　　很多人劝高耀洁，说郭大夫80多岁去世，应该是喜丧。高耀洁说她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还是伤心。

　　“我要能活到7月份就好了，7月份我的《十年防艾路》就出来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在上海编辑。”高耀洁平静的语气，像是在讲一个旅游度假计划。

　　我说，您别这样讲，您要保重，要好好活下去。

　　之后，在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内容几乎全部与艾滋病有关。



“为什么我要拼命地写书、赠书？”
　　“我现在忙着处理书。”高耀洁说。跟以往一样，她家里的书和宣传册堆积如山。

　　高耀洁说，昨天一个朋友来看她，她托来人带走了600本书和2000份宣传页，送给几名艾滋病感染者组织起来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成员，虽然无法继续正常地工作、生活了，但他们每天去给别的艾滋病患者送资料，劝他们坚强地活下去。2004年初，得知这些志愿者的情况后，高耀洁跑去访问，跟他们共住了一天一夜。

　　从1996年至今，高耀洁自费印刷了124万份预防艾滋病宣传页。有一个常来高家的志愿者说：“她的家里，完全成了个宣传品的集散地。我们每次去她家，感觉那些书堆就像海浪一样，去一次，可能快没了；再去一次，高高地又起来了。”

　　很多防治艾滋病的书籍已经包扎好了，但高耀洁没有力气把它们运到邮局。“我想等大批人马来，譬如来一群学生志愿者，身强力壮，一个人掂三两捆没问题，给我送到邮局。我要自己雇车送，来回得花12块钱……”

　　高耀洁告诉我，现在她正往河南、四川、湖北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著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下次准备发往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然后是山西、陕西，均是市级以上图书馆。

　　“县一级图书馆很差劲，我给150个县图书馆发去联系信，只有15个图书馆回了信。”

　　以多病的、年近八旬的身体，在最近3年内，高耀洁居然又编写了5本书，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一万封信》和《中国艾滋病调查》3本已出，《艾滋殇》和《十年防艾路》待出。

　　《艾滋殇》写于2004年，出版社拿走了书稿，却又在某种压力之下出不了书。高耀洁跟对方说，出不了书，不怪你们，你把书稿退给我好了。“我给她去一封信，她给我寄一袋木耳；我又给她去一封信，她又给我寄一袋蘑菇，”高耀洁笑说，“……就是不给我书稿，我也没办法。”

　　今年春节后，原来的压力消失了，出版社编辑急着要出书，电话一个接一个，催高耀洁审稿。这时候，高耀洁正在医院日夜陪护着病重的老伴。夜深人静，等老伴呼噜、呼噜睡着后，高耀洁关了卫生间的门，坐在马桶上审稿。

　　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高耀洁用红笔在书稿上写道：“这些地方你多加工吧。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在《艾滋殇》压着出不来的时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只用3个月就推出来了，首发1.5万册。今年春天，北京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募捐加印了1.1万册，准备捐赠给全国千余所大学、高中图书馆及市、县图书馆。募捐的钱，主要来自“清华—拜耳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等团体及个人，2006年4月5日，《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的加印捐赠高校活动也在清华大学启动，接到邀请的媒体，都问高耀洁能不能来？高耀洁不来就没有新闻点，他们就也不来了。

　　那是高耀洁老伴去世的前5天，老头子已经不能进食，也不能自主呼吸了，身上插着4根管子。“你去吧！”老伴跟高耀洁说，“就是我死了你也要去！”

　　北京“东珍纳兰”的负责人李丹打电话来说：“高老师，我们商量好了，准备派来个男生，专门伺候爷爷大小便；再派来个心细的女生，陪着爷爷说话；然后再派一个人，陪您乘飞机往返这一趟。”

　　高耀洁的儿子否决了这个安排，他是一位大学教师，决定自己调课，抽出时间来陪护父亲。

　　6月5号早上7点半，高耀洁从新郑机场起飞，去清华大学紫光阁参加活动。这一天，是高耀洁从事防艾工作将近10周年的日子。在清华大学的学生面前，高耀洁哽咽着说：“再有48小时，我接触艾滋病就有整整10年了，我所做的，是让更多人知道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真相。”

　　那天演讲中，高耀洁大声疾呼：“目前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卖血和输血感染，而不是某些人说的吸毒传播、性传播！”

　　她直言不讳：“我最反对片面强调艾滋病的性传播，现在安全套好像成了防艾宣传的‘法宝’，一到艾滋病日没有别的宣传，就是发放安全套！我不否认艾滋病的性传播和吸毒传播，但是我走过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老太太那天倍儿有激情！”“东珍纳兰”的负责人李丹说。

　　跟李丹坐在一起的热心听众是“清华—拜耳公共健康与艾滋病媒体研究室”主任华威濂，他也是拜耳公司大中华地区负责企业公关传媒事务的总经理。这个美国人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20多年。他以前听说过高耀洁的名字，那天是第一次见面。“就像见到了明星一样！”华威濂笑着跟我说，“她很了不起！我们都要向她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启动仪式结束后，华威濂宴请高耀洁，并为她送行。航班预计19：30回到郑州。但因为机场方面的原因，飞机降不下来，一直在空中盘旋。医院里，郭大夫见高耀洁还不回来，心里不踏实，硬逼着儿子去找她……一直到晚上9点多，高耀洁才回到老伴身旁。

　　在中国，没有哪个人比高耀洁更热心宣传预防艾滋病。她写的书，出版社要给她稿费，她不要，让人家给书；出版社给的书发完了，她自己再掏钱买。志愿者们给她捐款，出去演讲主办方给她报酬，她统统不要，都是把出版社的账号、联系人告诉对方，让他们汇款去买宣传防艾的书。

　　有人不赞成她的做法：“高老师有这么多买书、赠书的钱，直接送到孤儿手里，不是更好吗？她送出去的那些书，有的人家也不看。”

　　事实确实如此。高耀洁每次去大学演讲时，都带着自己印制的宣传页，每个学生发一份。演讲结束后，有的学生把宣传页撂在座位上，甚至扔到地上了。她看到以后，就很痛心。

　　有的单位主动向她索要宣传材料，当她把书寄去之后，该单位却把这批书当成“废品”成捆卖掉了。高耀洁听说后，气得哭了。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决定把这批书当成废纸卖的领导，你就这么缺钱花吗？你不缺德吗？”

　　“为什么我要拼命地写书、赠书？”高耀洁跟我说，“因为这样的书太少了，现在中国人最缺乏的，是正确的艾滋病预防知识。不信你去找几个大学生来问，看他们知道不知道艾滋病的三个感染途径？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艾滋病究竟啥症状呀？艾滋病人长什么样呀？’‘我接触了艾滋病人，会不会被感染呀？’许昌一个接生员，接生时产妇的羊水溅到她眼睛里了，这个产妇有艾滋病，但她没事儿。她还是害怕，给我打电话，哭得要死。她想找点儿艾滋病的资料看看，遍地找不到。我就给她寄了两本书。”

　　我问高耀洁：“如果你把花在书上的这些钱直接给了艾滋孤儿，效果会不会更好？”

　　高耀洁说：“我以前最多的时候救助了164个艾滋孤儿，给他们寄钱，但后来发现这些孩子太小，钱都被他们的亲戚抢走了，孤儿们还是没有饭吃，没有学上。我也不赞成建孤儿院的方式，他们的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对他们的心理有阴影，他们更需要一个健全的家庭。后来我把一部分孤儿介绍到我的老家山东曹县高新庄的农户收养，让这些孩子重新有了家庭的温暖，又有学上了。但也发现有的人是借收养孤儿为名敛财的……”

　　“而且，最迫切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艾滋孤儿问题，如果血液传播的源头尚未断绝，非法血站依然存在，艾滋孤儿源源不断产生，怎么救得完呢？”

　　“如果现状不好改变，那我们就做未来吧！”防艾志愿者胡佳说，“我们想解决艾滋病的全部问题，但是从资源、能力来讲，我们是没有可能全部解决的。高老师孤军奋战，就是把她的奖金全部拿出来，也帮不了多少孩子。但是，通过宣传预防艾滋病，就能唤起更多的人，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

“为什么高老师仍强调血的问题？”

　　不管别人怎么说，高耀洁坚持认为采血和输血传播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谁也甭想说服她。

　　现在连桂希恩大夫都在网上说，“在我们国家，我还是相信血和卖血或者是献血或者是输血这个途径感染已经基本控制了。但是，吸毒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性传播的越来越多，所以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会越来越多。”

　　在防艾圈子里，赞同高耀洁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少，凸显了高老太太的孤独。胡佳说：“高老师跟别人在公众场合的争论，我见过很多次了。高老师并没有去过广西、新疆、云南、四川这些以吸毒传播艾滋病为主的地区。我也跟老人家提过：‘在人家那些地方，确实是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多。’另外，据我所知，通过政府打击，现在非法血站已经非常少了，我到河南某个曾经有产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县医院去，想知道这里还有没有非法采血？雇了个当地人去问，结果那个化验科的主任说：‘打死我也不敢了！’现在这个医院的用血都是从市里调过来的。”

　　胡佳自己的观点是：“现阶段中国艾滋病最危险的传播渠道是血液传播，未来可能会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但他对高耀洁表示理解：“国外没有像中国这样集中爆发有偿采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高老师哪怕是盲人摸象，摸到了一条象腿，起码它是真的，一个圆柱型的东西。她没有跟风。”

　　“为什么高老师要强调血的问题？”“东珍纳兰”的负责人李丹说，“她觉得艾滋病在整个中国来说，被扣上了一顶脏帽子，成了所谓的‘脏病’。尤其她看到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的贫苦农民，你能说人家是卖淫、吸毒吗？而且她的观点得到了一定验证——各地陆续爆发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例，尤其是孕妇剖腹产时，医生为了吃回扣，就建议她输血，说这样恢复得快一些。医生找来献血队的人给她输血，输血后感染了艾滋病，几年以后才发病。这种例子，近几年挖掘出很多，她们比那些有偿献血的人更可怜，完全是医疗事故，是医疗腐败造成的。”

　　但对防艾圈子的其他力量来说，高耀洁似乎已经成了他们工作的阻碍。这次“东珍纳兰”募款加印高耀洁著的《中国艾滋病调查》，赠送给全国各大学

图书馆。有一个国际著名的基金会，本来打算捐款赞助的，后来看过书稿，说高耀洁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给钱了；另一个国际组织的中国负责人认为这本书没写性传播，只写了血液传播，是误导读者。鉴于现在有些书已经送到了大学图书馆，该负责人还跟李丹商量，怎么挽救这件事的不利影响……

　　但高耀洁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她认为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

　　“在中国血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完全制止非法采血？”高耀洁激动地说，“只要存在血源缺口，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就不可能完全取缔非法采血。血头是要尽可能多地赚钱的，你可能要求血头去购买检测HIV抗体的设备吗？另外，这部分非法血站采集来的血，有很大部分是用于制造血液制品了。到2001年，全国合法生产血液制品的厂家一共有35家，生产能力是7800万吨，但因为血浆缺乏，只能生产3800万吨，他们会让设备闲置在那里吗？这也是非法采血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耀洁现在正收集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例，很多案例都是河南以外地区的。“我要不弄这些资料，光说它是血传播，没用。”

　　“艾滋病这个领域非常广泛，的确有许多专家与高老师的观点相左。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胡佳说，“而且，即使与高老师观点相左的专家，也对她抱有一定的尊敬。因为在一个社会问题刚刚出现，我们要面对它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勇敢。高老师表现出了她的勇气和良知。”

　　高耀洁已经过时了吗？

　　不到北京，不知道国内艾滋病领域是个很大的圈子。这个圈子的成员有：政府

卫生部门官员、地方官员、半官方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及世卫方面的相关组织、外国基金会、外国企业、外国NGO、中国NGO、艾滋病感染者及其亲友、传染病医院及医生护士、相关专家、大学教授、新闻媒体、大学生校内组织、制药厂、避孕套厂、江湖游医、“祖传秘方”的持有者或“发明者”等等。

　　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人认为：“高耀洁医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有人认为，从把“艾滋病”这三个字说破，不遗余力地推动它为全社会所知，这个过程确实走完了一大步，而高耀洁在这里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下一步，该是怎么预防和治疗了。高耀洁虽是河南最好的妇科大夫，但她不是治疗艾滋病的专家。

　　也有人觉得血液传播艾滋病已经是历史问题了，现在的主要传播渠道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而高耀洁还总是强调血液传播，不免显得“老旧”。高耀洁性格直率，又总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讲，很固执，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

　　有的NGO说：“高老师是不是不喜欢我们NGO呀？”他们抱怨，由于高耀洁揭露的骗子太多，搞得正规的NGO也得不到捐款了。

　　“他们不是真正的公益组织，是骗子。”高耀洁说，“我每接触一个公益组织，都是先怀疑，怀疑以后，他要做出实际东西来，再相信他。艾滋病这个圈子很大，那些骗子，你不揭发他们不行，他们发财发得太厉害了。

　　在防艾圈子之外，很多人甚至觉得强调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也已经过时。新闻界觉得关于艾滋病的曝光已经结束了，媒体的工作已经做完了，现在更吸引记者眼球的是“禽流感”；公众认为中国每年死于感冒的人都比死于艾滋病的人多，肺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都比艾滋病的情况更严重；医学专家们抱怨：艾滋病是不是被炒作得有点大了？对艾滋病的倾斜是不是过分了？我们是不是在跟国际的风，而对防治传统疾病的资源调配不均？

　　“不光中国是这样。艾滋病在美国也不是社会关注的大问题了。”胡佳说，“但是，对艾滋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曾经以为能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现在上百万中国人感染了这个病。而且，大部分中国人对艾滋病还一无所知，你说这个宣传到位了吗？……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有人做过了，问题就解决了。”

　　不管有多少人认为“高耀洁已经过时”，那些艾滋病感染者都不会这样想。经常有艾滋病感染者找到高耀洁家里求助，有的夫妻两口子都得了艾滋病，临死前把孩子送到高耀洁这里，让她给找个人家抚养。“现在连捐衣服的都来找我，为啥找我？‘你能送到病人手里！’”

　　如今，高耀洁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管这些事了。“我现在一个孩子(艾滋病致孤儿童)也没有，都交给杜聪(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了，”高耀洁跟我说，“因为我已经奄奄一息了，我要死了，谁给孩子饭吃，谁给他们交学费？”

　　送给高耀洁的衣服，她是没有力量再送下去了，她等着过路的志愿者们，把这些衣服带下去，分送艾滋孤儿们。老伴的病，自己的病，这两年也把她困守在郑州，她也很难下到艾滋病疫区去了。她对艾滋病最新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各地艾滋病感染者及志愿者给她的来信、来电、来访。这种情况下，高耀洁唯有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志愿者们身上。

　　“有人说我过时了，可能是我这一年多没动弹。”高耀洁平静地跟我说，“不能动的原因是老头儿。我们都结婚50多年了，我不能把他扔到医院。另一个就是我那个奖金(麦格塞塞奖)基本花完了——那5万美元多厉害，撑着腰哩，所以，我现在日子真难过。能不能东山再起，再去搞艾滋病的事情，现在是个疑问。”

“如果解决了吃药问题，我还敢动！”

　　2006年5月5日，星期五，春雨潇潇。

　　今天又去看望高耀洁。她的女儿后天就要回加拿大了，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会不会更孤独了？

没想到，高耀洁的精神好得很。这两天，有人把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贴到了关天茶舍，引发许多跟帖，大多是询问关于艾滋病问题的，也有人对高耀洁“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的观点表示反对，高耀洁每天都兴致勃勃地上网论战。她的手已颤抖，也不能久坐，就躺在床上口授，由一个懂得电脑操作的朋友将她的答复贴上网页。

　　这天上午9点钟，我到高家时，高耀洁正坐在餐桌前，整理着一堆药费单。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她每天都要吃药。

　　“我现在还有12万个人存款，但是不敢动了，因为每天要吃30块钱的药。如果解决了吃药问题，我还敢动！”

　　她的神情，是一副迫不及待地要重新出山的样子。

　　“1996年4月7日，我见了一个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七八天以后就死了。”高耀洁说。她的记忆力惊人地好。“我还不敢相信，以为是个别病例……那时我不知道艾滋病里头的问题这么大，要是知道，我不会钻到里面出不来。”

　　类似的话，我已经听高耀洁说过多次了。为什么她要这样说呢？难道她是一个胆怯的人吗？

　　“世界上没有乔峰那样的大英雄。”“东珍纳兰”的李丹说，“知道害怕，仍然去做，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就像当你站到火场门口时，以为里面的火很小，有勇气进去救火。但你越往里走，火势越大；而且你往火场多走一步，退回来也要多走一步。这种情况下，老师仍在往里面走，要去救火……有的人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有名、有利后就不再做了，就背离了他的初衷。老师的名也有了，钱也有了，但她仍然在做这些事。”

　　这次，高耀洁也亲自回答了我的疑问。

　　“我本身是个医生，从小受的曲折很大，哪有勇气去顶那么些人呀？但我现在已经下了水，而且是倒计时的年龄了，为何不顶到底，要为那五斗米折腰啊？现在顶到底是肯定了，谁说也不行！”

　　高耀洁的女儿去住处收拾东西，11点钟，她从外面回来了。

　　她本来是个很有前途的医生，15年前，因为母亲举报游医，她所在医院的领导就整她，把她和游医安排在一个科室，让游医领导她，她不干，领导就把她调到急诊部，急诊部的主任三天两头跟她说：“你快走吧，你怎么还不走？你再不走，领导就要找我们的事儿了！”

　　全院职工都知道领导对她不公平，大家都不敢吭声，看见她都躲着走。领导还在职工大会上公开说：如果咱们医院垮了，就是让高耀洁的女儿给整垮的！

　　领导以为游医的情况是她提供给母亲的，实际上不是，而且她反对母亲“打游医”、打艾滋病“黑洞”。她说：“我妈一直都是爱管闲事。在楼道里看见担架上躺着病人，她都要让抬到她的科室里，给人家看病。”

　　将近10年的时间里，这位年轻的医生在极度压抑中度过，把美丽的青春消耗殆尽。她申请借调到另一家医院，在那里也是度日艰难。她跟丈夫商量出国，因为她的英语不行，而丈夫比他强。丈夫不太情愿地答应了，到现在仍为这个选择而后悔。

　　她是医生，但在加拿大不获承认，无法行医。她已年过40，学什么都嫌晚了。在地球的那一边，她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她的丈夫在国内有正高职称，到加拿大干的也是体力活。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现在靠申领社会救济金度日。丈夫很想回国看看，但从加拿大来回一趟，路费就要1万多元人民币。他们没这么多钱。他们本指望着父亲能熬过今年夏天，等他们回来看他。但是，父亲在春光明媚的时候就走了。她一个人回来奔丧，丈夫和孩子都在大洋彼岸望穿秋水。

　　说了一会儿，她就开始哭了，不停地抹泪。

　　她说，她没跟老娘吵过架，但心里跟她吵了许多次。

　　但她又说，这次回来，她已经理解母亲，不再怨恨她了。

　　“那些艾滋病人，特别是输血感染的病人，你说他们招谁惹谁了？弄得命都要丢了。我吧，起码我还活着……”说着，她又抹起眼泪。

　　我听说，自从女儿一家出国后，高耀洁表面很要强，但提起女儿，她哭了好几次，说自己唯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小女儿。

　　我问：“你以后会经常回来吗？”

　　她摇摇头，说：“……我们没钱回来。”

　　自从郭大夫去世后，很多朋友都为高耀洁今后的生活担心。高耀洁告诉我，家人正在给她找保姆，麦收以后保姆就会过来。在这之前，一个女大学生会来家里陪她；等到夏天《十年防艾路》出版之后，她还要重新出去演讲、搞艾滋病调查。

　　“我是个医生，不能没有同情心。”高耀洁说，“……我搞了16年的癌，有时候看见病人的妻子儿女，一跪就是一大片，农民别的没有啥，只知道这样求救。我到一个艾滋病村，看见四五岁的孩子啃着他妈的脚趾头，可他妈已经上吊死了——夫妇两个卖血，都是被穷逼的呀！都是人哪，为什么不能对人有点儿同情心呢？另外，艾滋病是个传染病，如果不下大力气制止，传染下去，中国的国力就完了——国力可不是吹起来的。”

　　“2004年起，老头儿有病住院，我身体也不好，一年多没下去了。现在我没有负担了，老头儿也不用害怕了。我的儿女怕我死到外头……我即便死到外面，也要给老百姓争这口气！”

来源：南风窗

小楼一夜听春雨

不顶没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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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改变，但会被重新书写。每一个时代代的惨剧，都会被历史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