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解读《易经》的方法（转帖）

王世伯

何新：解读《易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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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解读《易经》经文的方法，是训诂学的方法。在本书的注释中将说明译文所根据的文献及语言学根据。训诂学的本原，是汉语语义考古学。寻求书面文字记载的语言辞源和语源，即由文字层面而深入于探求辞义。

中国古代文字语言的研究，有三个系统。一是许慎《说文解字》所代表的系统，主要根据字形去解说字义，这是形象文字的系统（形义学）。二是《尔雅》所代表的系统，采取同义、近义词归类的方法，乃是汉语语义学的系统。三是刘熙《释名》所代表的从语音追溯名源、语义的系统。三个系统，代表三种方法。本书兼而用之，但以声义与语义归类方法为主。

汉字之所以称“字”，许慎说，字者滋也，滋乳而繁多，而滋乳的纽带是语音。清儒曾概括汉大儒郑玄的语言训诂学方法而指出：“古书传世，初凭口授，后始著之竹帛。传闻异辞，移写异体，故文字多不一致。郑玄尝论其事：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趋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言，同音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


我们看帛书《易经》与传世本，在文字上歧异甚多，而常音近相假，可知郑玄之说确为深刻之论！


一种世俗流行说法，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此说始倡于19世纪西方汉学家，此辈不懂中华文化，故生此浅妄之说。世纪初的一些中国学者亦信从之。此谬说流传多年，积非成是。但实际上，商周以下，汉字早已脱离象形文字阶段。

大约从商代开始，假借字（别字）已在汉字使用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据统计，甲骨卜辞中的假借字约占70％，周金文的情况也差不多。”①
①刘文辛《通假概说》

汉字不同于西方的拼音字，亦不同于埃及的象形字。汉字是独特的形音义综合文字，而以音义为主，综合为一个表达能力极强，信息容量极其丰富的符号系统。所以我认为，汉字既不是拼音文字，亦不是象形文字，而是综合象形、拼音文字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所发明的一种信息量最丰富，应用上亦最方便属于第三类的文字体系。

（二）
自孔子以下，《易经》的经文，可以说从来未被真正读通读懂过。因此而引来浩如烟海的注释。但基本上盲人摸象，各以一肢一爪片面之臆测为说。

近人有注帛易者，随文发意，肆作臆想。殊不悟帛易、传世易之经文皆源于同一《易经》也。其不同，只是记录之文辞因语言读音模写之不同，而非本身意义之不同。

有清学术大昌，成就在训达学，但唯独易学，成就甚少。

乾卦卦词“元亨利贞”四字，二千年来说者穿凿难通。其实，元亨，读为元享，即大献享。利贞，即利征，利于征行。贞正征之通用，可参泰否二卦：

“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泰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否初六）。知道贞可训为征，则坤卦卦词“利牝马之贞”，即"例牝马之征”，即利于骑乘北（母）马出行，豁然贯通。而此句二千年来多释贞为占卜，旧释“利于以母马为占卜”，或释为“正固”，谓“有利于母马的正固”，旧说殊为奇怪而难通。贞字在《易》中多见，或借作“占”，或借作“征”，或读为“直”引申为德、得）。未可一律。推旧之解《易》者往往不究本源，泥于字面文义而作穿凿附会之谈。浪解奇出，观之可笑。

又如贲卦，“贲其趾”，旧说或以“责”为文饰，曰“文饰其脚丫，舍车而徒步。”殊不料贲乃奔之借字。《诗·鸦之奔奔》，鲁齐两家诗，“奔奔”均作“贲贲”。“卉其趾”，即奔其足（趾）也。

又如需卦。昔人不明需（帛书作襦）即溽（归藏）、襦之通假。需于沙即雨之襦于沙。又不明蒙即雾口之假借，困于蒙即困于雾茫。击蒙即启蒙，即雾散。种种妄异之说独多。

此类妄说，在《说卦》中已出现，到晋人王弼更人痴迷之途。盖《易经》来源太古，即使我们承认《易经》之爻辞是周公之所作，则到孔子时代，也已历经1000年以上。所以孔子时代即以读《易》为艰。孔子说：“《尚书》多淹矣，周易本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帛书《易经》“要篇”）又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到王弼时代，《易经》则流传已近2000年以上。其古义淹失，而经师门派不同，传述亦纷歧。甚至明白易解之义，也被曲解妄说而导人迷途。如师象辞：“地中有水，师。”陆绩曰：“坎在坤内，故曰地中有水。师，众也。”案，师乃湿字之假。故云地中有水，湿。陆氏读师为众，是根本不通的。陆氏乃三国时人，解象已失古义。何况后人乎？几千年来，语言的变化，方言的混淆，重之误解的堆积，使得《易经》经文之真义更加扑朔迷离。盖《易经》之爻辞，本口耳相传，记录者记音不记字，故卦名及卦爻辞古文、今文、帛书各不同。若泥于表层文字之字义求解，必陷无边之迷妄。

孙诒让《札口》序谈古书文字变迁云：“竹帛梨枣，钞刊屡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篆之羼改。逵径而出，多歧亡羊。”

王国维指出：“诗书为人人涌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占十之五，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也，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之意义又不同，三也。”

清焦循著《周易假借论》指出：“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此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各随其文其声贯，而声近则以借相通。”杨树达论《尚书》云：“《尚书》文字博奥，读者每苦其难通，深求其苦，实以通假字多，不易得其本字耳。苟得其字，未尝不明白易解也。”这一道理，应用于《易经》亦然耳。

（三）
训治学——汉语语源考古学的重要原理是以声音，即以自然语言作为寻绎文字语义的根本，以声求义，以义理形。而不是以字形为本原，据字形而求义。钱大昕云：“古人训诂，寓于声音。字各有义，初无虚、实、动、静之分。好恶异义，起于葛洪《字苑》，汉以前无此分别也。”（《十驾斋养新录》）

清儒王引之云：
“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经义述闻》）

清儒戴震指出：
“疑于义者，以声考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

王念孙云：
“凡叠韵之字，其意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即得，求诸其文则惑。”

章太炎云：
“治小学者，在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

邓廷桢说：
“古双声叠韵之字，随物名之随事用之，泥于其形则龃龉不安，通乎其声则明辨以析。”“说经者不求之于声，而泥于形以诂义，鲜有不纡曲者也。”（《双砚斋笔记》）

《帛书》64卦及8纯卦多与传世本不同卦名，表明以往根据传世本表面字义对卦名的考释多不足信。盖卦名之义在声义不在文字。不可根据文字之形而泥之也。这一训诂学的根本方法，即：循义辩音，以音统形，是清代训估语言学者勘读古籍的秘钥，也是本书重新研治及解译《易经》的根本之方法。

                         转引自《何新论坛》（网址： www.hexin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