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今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mmmb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今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2007年07月10日11:59 　 新华网

                                         

判决后，郑筱萸被戴上手铐，表情复杂

       2007年5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郑筱萸涉嫌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案，并于5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郑筱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郑筱萸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于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一、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2001年至2003年，郑筱萸先后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经抽查发现，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郑筱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郑筱萸对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郑筱萸作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利用事关国家和民生大计的药品监管权进行权钱交易，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多次收受制药企业的贿赂，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其虽有坦白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和退出部分犯罪所得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国家药品监管严重失序，给公众用药安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和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亦属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并与所犯受贿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核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郑筱萸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 本帖最后由 mmmb 于 2007/7/10 18:19 编辑 ]

tanghuai_TH

好应该整动....

mmmb

2007年02月09日10:15 　 南方新闻网　

1995年至今，高纯一直未停下举报的脚步

药监风暴

钱都拿去行贿了，结果药价就定得很高。

我去国家药监局上访，住在附近的招待所，那里住着的，都是提着十几万现金等着药监局某些领导接见的。

对话人物
高纯原是湖南省岳阳市中湘康神制药厂的制剂室主任，该厂曾是江南最大的一家抗生素制药厂。高纯从1995年至今从未停止过署名举报工作所在企业新药造假，被企业扫地出门后，又连续多年被剥夺“执业药师考试”资格，只得离开了医药行业在外打工。他还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持续向中央各部门举报企业和国家药监局的违规行为。

先把批文搞下来再说
当时就从香港买过来几种药，换了一个包装，就送去审批了
记者:一说到举报者，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个疑问，当时你已经是那个企业的制剂室主任，一个中层干部，你为什么会选择举报你所在的企业的问题？
高纯:我从大学毕业就在这个企业工作，对这个厂感情很深。我是毕业后的大学同学里第一个成为工程师，第一个被提为主任级别的，我是制剂室的主任，所有的原料要通过制剂室来报批，制剂又是个对外的窗口，所以我知道的肯定多一些。可是自从1994年开始，换了一个所长之后，我们就开始不做实验了，开始偷别人的产品报批。谁都知道这是不行的，这是偷，是拿来主义。
记者:你们厂是怎么做的呢？
高纯:我们有12个业务骨干，厂里就开了一个骨干会议，说今年我们要完成多少的新药指标，按照这个行业的规律，没有三五年是研制不出来一个新药的，你一年要完成十个新药，可能吗？我们说不可能。但是所长说:没有不可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把别的企业的药买过来换一下包装，不就可以了吗？当时就从香港买过来几种药，换了一个包装，就送去审批了。
记者:如果这样做，你们怎么生产呢？是分析出里面的成分然后仿造吗？
高纯:说起来这就是一种悲哀。其实申报的时候，根本无法生产。当时做的就是先把批文搞下来再说，到生产的时候再去找别的企业买配方资料。因为我们每种药的研发都可以拿到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科研经费省下来了，就可以做别的用途了；另外项目完成了，政府还有奖励。
记者:这种情况普遍吗？
高纯:非常普遍，但是这种做法不行。最后只能是害别人害自己。
记者:你们这个实验室一共有多少人？
高纯:我们药物研究所一共是60多个人。
记者:那为什么最后别人没有去举报，站出来的是你？
高纯:当时我们也是斗争了很久，这个想法是在1994年底就产生了。我是主任，这件事就由我来牵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要么是把他告下去，要么就是我们失败，再无退路。大家商量了很久，都觉得有风险。我站出来说:我是主任，那就由我一个人来签名吧。
记者: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高纯:考虑过，会有困难，会有压力，但是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迅速，这么可怕。我没想到政府会这么护着企业，我刚刚把材料送到我们市里的药政局(后来主管部门变成药监局)，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的实名举报材料交给了我们所长。我就在厂里再无立足之地了。从此我就“停职反省”，说我是诬告领导，破坏生产，从那以后我不能上班，不能拿工资，只能继续把举报之路走下去。

造假队
一个2000人的医药企业，起码要组成一个10人的队伍专门造假，来应付药监系统的检查，或者搞批文
记者:你觉得药价飞涨的根本原因在哪些方面呢？
高纯:很多问题。第一个是GMP认证，把企业的成本提高了，一个企业做GMP认证，要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还有一个药品流通企业的GSP认证，把标准定得老高。这样的后果就是99％的企业达不到这个要求，那怎么办？结果就是作假，行贿，给权力部门造成一个很大的空间，还对具体的设备和生产方案提出要求，企业为了有口饭吃，不得不去买药监部门推荐的高价生产设备，这些成本都打到药价里面去了，这是药价升高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生产企业为了便于销售，给医院等大量的回扣，钱都拿去行贿了，结果药价就定得很高。这两个原因是药品价格奇高的最重要的原因。
记者:去年曾经被禁的隆胸药物奥美定，也是拿到国家药监局批文的，却给千万妇女造成了永久的可怕伤害。据你所知，这种危害巨大却能堂而皇之拿到药监局批文的情况多吗？
高纯:像奥美定这样造成严重的恶劣后果的，不多。但是临床上发生各种不良反应的药品非常多，应该引起重视。还有就是医院进行的临床试验药品，给人体造成的伤害非常大。有的医院并不告诉患者，你所用的药品是试验药品，还要收取巨额药费。
记者:这些试验是医院要做还是企业要做？
高纯:两种都有。企业要医院做的，起码还有个批文，但是医院自己做的，就什么都没有。
记者:你了解的情况还有哪些？
高纯:一个2000人的医药企业，起码组成一个10人的队伍专门造假，我们叫它造假队，来应付药监系统的检查，或者搞批文。
记者:搞这个批文难吗？
高纯:怎么说呢。不花钱就很难，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搞不到的。但是只要有钱就能搞到。在行业里，这是公开的秘密。有一家企业的老总跟我聊天，他说你信不信，从送资料到拿批文，一个星期我就能把两个药批下来，结果他还真的拿到了。我去国家药监局上访，住在附近的招待所，那里住着的，都是提着十几万现金等着药监局某些领导接见的。
记者:现在每年拿到国家药监局批文的药品有一万多种，这里面企业自主研发出来，到底能占到多大的比例？
高纯:非常非常少。有几个是新药？很多都是翻新的东西。没有新鲜东西。
记者:是抄袭了国内其他企业的呢还是国外的？
高纯:都有，主要是国内的。中国人非常聪明，看到一个工业流程，就能把它做出来。而且国家药监局都会把你的申报生产资料卖给别的厂家。
记者:那有没有这种情况，一个企业费了很大力气研发出一种新药，但是目前的这种制度就很容易被其他的厂家盗窃、复制了？
高纯:现实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开始申报资料，马上就涌出几十个企业都报类似的甚至同样的资料。这个材料怎么泄露出来的呢？值得去追查。
记者:你当时就亲自参加过报批工作，是吗？
高纯:对。在国家药监局里面有个跟我们比较熟悉、负责跟我们联络的官员，她有药品(生产)资料可以卖给我们，让我们去报批；我们也把上报的资料先给她，她帮助我们和药监局领导联系，有一次因为她给我们资料太晚了，导致时间已经过了申报截止日期，她就跟我说，这没问题，改一下不就行了嘛，她就把资料上的日期给提前了一段时间，改在了有效期内。
记者:她是义务帮你们这么做？
高纯:当然不是，小的方面我给她送过很多土特产，大不了里面夹一沓钱，这不算什么，大数额是我们领导给她。这个大数额是多少，对所有人都是保密的。
记者:你确定是有的吗？
高纯: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企业一年里要花掉这样的公关费几百万元。
旁白:因为长期举报，高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仅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还被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0.5厘米；长期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反映举报未果之后，2003年，高纯把国家药监局告上法庭，起诉国家药监局不作为，并且要求给予自己职业医师资格。一审二审得到的结果都是不予受理。

三届总理给过三次批示
郑筱萸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后，我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我欢呼雀跃
记者:你现在已经离开医药行业了。
高纯:没有办法，我拿不到执业药师证，我们单位和地方药监系统不让我考，我没有办法，只能离开它，另起炉灶。
记者:你的举报之路还在走？
高纯:一直在做。我现在仍然向药监局要答复。
记者: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高纯:很想拿到执业药师证。像我这样有职业操守的人，却拿不到执业药师证，这是这个体制的悲哀。
记者:做一个举报人，到底有多难？
高纯:在药品界，一个是我，一个是(举报假药的)陈晓兰，我在国家药监局信访办看到她多次，我亲眼看到她在那里流泪。我是个男子汉，我不能哭，但是我理解她的感受。我最穷的时候，带着200元块钱去北京，在北京过了21天。你想想我怎么过的。这些年，在国家药监局，我见过8个局长，他们有个形象工程叫局长接待日，我的日记本上记录了他们每个局长的接访日，我先后去过8次。
记者:每次都充满希望？
高纯:每次都充满希望去，失望而回。
记者:这12年，支撑你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高纯:我做的是对的，总有一天我会取得胜利。
记者:告药监局的结果在你意料当中吗？
高纯:我很清楚。自从我起诉国家药监局之后，只要我到省市药监局去，他们就派人来抓我，带到车里，强制送回去，他们把我当作精神病。我起初向药监部门举报，但是后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