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红博士访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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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红博士访谈之三




  丁丁：刘博士，您在研究中医学的过程中，一再强调一个信心，特别是您在讲到张仲景的智慧时，心情十分激动。你说中医史上的那么多顶尖高手，他们在智慧上确实没有办法跟张仲景比。所以，大家应该有充分的理由想信这完全是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的成分。在您看来，今天学中医的人们，学习张仲景依然十分重要吗？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是的。21世纪是生物医学世纪，基因技术的发展将会从不同程度替代和刷新当前的诊断技术。届时可以通过新生儿、甚至胎儿的基因诊断来确知今后几十年的疾病情况。孩子刚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就能知道他一生的疾病，这个是不是先验论？这个与我们当前的哲学理念有没有冲突？如果上述这个基因诊断再过十年或者几十年真正地兑现，那么，以从前的观念来讲，这个绝对是先验！这与算命有什么区别？在本质上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先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过去，在分子这个水平上，我们认为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感染上这个链球菌，风湿热就发生了，感染上乙肝病毒或是艾滋病病毒，这个乙肝或艾滋病就发生了。但是，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曾经各大新闻媒体以及中央电视台都在讲述“小路的故事”，在当今这个世界，对于艾滋病真可以用“谈虎色变”这几个字来形容。艾滋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通过传播途径（血液及性交）不经意地就传染上了，可是“小路”的妻子却始终没有感染上。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从基因这个层次去认识就会发现，以往我们认为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在基因这个层面上却是必然的，在基因上有它的因果性和决定性。有这个艾滋病的发病基因，你稍一接触就传染了，你防不胜防。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发病基因，就像“小路”的妻子，你怎么接触也不会传染。

  以上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研究的层面不同，认识的境界不同，观念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原先那个层面，这些绝对是先验的，是“迷信”的东西。可是换到现在这个层面、这个境界，它就变得“柳暗花明”，它就是最先进和最科学的东西。这就提醒我们，对传统的学问你不要轻易地给它下结论，不要轻易地说这就是迷信，这就是伪科学。应该给将来留一些余地。层次不同了，境界改变了，为什么不可以对传统有新的认识？张仲景的辨证层次、辨证境界与我们不同，如果他是站在“基因”这个层次，他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将来的疾病？对证的识别，对证的把握，在中医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就是神、圣、工、巧这四个层次。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大家可以掂量，你自己属于哪个层次？如果连巧这个层次都谈不上，那你怎么能够测度神这个层次的境界，那是根本没有办法的。那你看到的都是不可能的，都是迷信的东西。就像我们用20世纪初叶的研究手段，不可能发现基因这个层面的东西，不可能理解基因这个理念一样。

  中医的证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伤寒论》讲辨病脉证，病主要通过脉证来反映、来把握。张仲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治病原则就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为什么要随证治之呢？证很重要啊！证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很内在的东西，很难看见的这些东西，证可以告诉你。用不着你去透视，用不着你去扫描，这个证能够清楚地反映。现代意义上这些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这一系列的检查手段为了得到一个什么呢？为的就是得到这个证，这个中医意义上的证。所以，证是中医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不要把它看简单了。

  现代很多人往往瞧不起这个证，这么一个口苦算什么？不算什么。于是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不在乎这些东西，你怎么会在乎《伤寒论》呢？实际上，《伤寒论》的每个证你好好去研究，它的蕴涵是很深的。举一个近期看的病例，这个病人是专程从桂林赶来就诊，西医诊断是黑色素瘤，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手术以后，又广泛地转移，已转移至肺脏和腹腔。最近三个月来疼痛非常厉害，要吃强效止痛药，打吗啡最多也只能顶三个小时。不打麻醉剂，不服止痛药，晚上根本没法睡觉。近来又出现恶心呕吐，一点东西也不想吃，口很苦。以上这些就是病人的证。这个证是非常关键的东西，至于病人拿来的一大堆检查当然也有参考意义，至少你不会对病大夸海口，当病人问到你对这个病的治疗把握时，你会比较保守的回答。除此之外，这一大堆检查，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花费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在我看来它没有。这些因素对中医只能作参考，它不是关键的因素，也不是决定的因素。但是，没有这些因素也不行，因为我们目前的辨证水平还达不到张仲景的那个境界，还达不到扁鹊、仓公的那个境界。我们望闻问切之后，还把握不了病情的转归，还预知不了疾病的预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医的检查对我们当然就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参考的因素，而决定的因素是这个证。因为只有证（脉）能够帮助我们提取有关中医这个病的各类信息，只有证能够使我们清楚病的性质，进而作出治疗的决定。而上面的这一大堆检查起不了这个作用，作不了这个决定。如果你认为它能起这个作用，能作这个决定，那就糟了，那你不是中医。你看到西医这个报告单你就吓住了，你看到这个报告单你就只顾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连，或者是其他的抗肿瘤中药，你怎么能算作中医？可是现在相当多的中医就属于这一类。这是中医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说中医青黄不接，就是不接在这里。现代的手段还没有办法替代中医原有的望闻问切，而原有的这些方法又在很快的流失，中医眼下就处在这么一个境况里。

  中医不能丢掉辨证，至少在今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不能丢。比如上面这个病例，除了上述的这些证以外，右脉沉细弱，左脉弦细略滑，二便还可以。从这些证里，你明白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西医说这是黑色素瘤的广泛转移，你不要也跟着叫黑色素瘤，这个与中医的病名风马牛不相及。从上述这些证，提示它应该与少阳相关，属少阳病的可能性大。一个口苦、一个默默不欲饮食、一个心烦喜呕，一个脉弦细，少阳病的很多证据都齐备了，对这样一个病你不从六经去考虑，你不从少阳去考虑，你只考虑它黑色素瘤，那你就上当受骗了。这个病就从少阳去考虑。但是，病人的舌苔白厚腻，六气中还兼湿，所以，从少阳挟湿去考虑。开了小柴胡原方加上局方平胃散，再加了一味浙贝和卷柏，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子。方开出去以后，不到三天就有了反馈，病人的丈夫给我打电话，说服药以后的效果非常好，疼痛大大减轻，这二天不用打吗啡，也不用服止痛药，晚上能够安然入睡，而且呕吐基本消除。大家想一想，对于这样一个高恶性程度的肿瘤病人，姑且不论她以后的走向会怎么样，单就这个疗效就很不一般了。吗啡和强效止痛剂都难以减轻的疼痛，一个小小的柴胡汤、平胃散就给大大地减轻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只能说明证的重要，只能说明辨证的重要，只要说明随证治之的重要。在你看来这是一个黑色素瘤转移引起的疼痛，而在我看来这个少阳的问题。少阳出了问题，那这个少阳领地气血流通就会发生障碍，就会出现不通，不通则痛。你现在调整了少阳，少阳的问题解决了，少阳领地的气血流通没有障碍了，它怎么还会有疼痛？而你凭什么知道这是少阳的问题呢？凭的就是这个证。

  有关中医的这个证，我们的确还没有这个智慧去看透它，但是，通过这个证字的释义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尤其是在《伤寒论》。《伤寒论》就讲一个脉一个证，而更多的是讲证。从脉证的比例来看，证的比例要大得多。很多条文根本不讲脉，比如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这个条文叙述了十多个证，可是一个脉也没有讲，所以，《伤寒论》更多的是讲证，或者说是以证来统脉。我们若从证的根本涵义上讲，脉其实就是认识证，获取证的一个手段，所以，言证则脉在其中矣。

  证所能揭示的这些东西，大家应该好好地去琢磨。我们一再强调《伤寒论》的条文要熟读背诵，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熟习这个证，认识这个证，把握这个证。疾病不管它浅也好，深也好，都是通过证的形式来反映。如果你不知道证与证之间的关系，证与病之间的关系，证与方之间的关系，那你怎么去论治？这就很困难了。这是从总的意义上讨论证。

  具体言之，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疾病的存在和变化，疾病的存在有些时候很容易认识，但是，隐匿的疾病，没有发作出来的疾病，像侍中大夫王仲宣那样的疾病，你就无从知道。而疾病的变化，以及导致这个存在与变化的这些因素就更不容易认识。但是，根据证所具备的上述功用，通过证你就能够知道。所以，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存在，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变化，凡是能够反映导致疾病存在与变化的这些因素的这个东西，都可以叫作证。如果要给证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我想就可以这样下。

  西医要取得这样一个证，她要凭借一系列的现代手段。可以说整个现代科学都在帮助西医取证，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电子的、甚至将来的纳米技术，这些都统统地在帮助现代医学取证。而中医呢？有谁在帮助中医取证？没有人帮你。科学现在还帮不了你，科学不但帮不了你，恐怕还会说你几句。某某人如果真能望而知之了，她也许还会说你是搞迷信。所以，中医很难啊！

  前面曾向大家介绍过我的先师李阳波。先师故去后，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将先师的思想整理出来，我想大家看到这个思想，会对你学中医有帮助，会对你研究传统文化有帮助。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他对我谈起的这部书很感兴趣，同意协助我出版这部书，同时要求我在书的前面写个长序来全面地介绍我的先师。因为先师有名，没有任何学历文凭，所以，需要用我这个博士充充门面。这样我就把我所认识的师父从头到尾写一遍。序言写就后，我拿去征求部分老师的意见，这些老师都说：写是写得很好，就是把你的师父写得太神了，太神了反而会有负面作用。其实我师父的这点能算什么呢？不过偶尔的望而知之，切而知之罢了。这样一点小神小通比起扁鹊，比起张仲景，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就连我师父的这一点东西你都说太神，那你怎么可能相信扁鹊？相信张仲景？这就根本不可能。

  中医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不但整个科学不从根本上认可你，不帮助你去取证，反而会说你的闲话，拖你的后腿。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的中医看起来不是很热闹吗？又是科学化，又是现代化，又要走向世界，但是，你看到的这个场面是真正的虚假繁荣，是真正的泡沫经济。我的这个话写进了书，白纸黑字了，那就得负责，大家可以走着瞧。所以，我觉得中医要学出来，说实在的真是不容易。没有孔子所说的第三个窍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是搞不成的。中医没有其他的帮助，只有靠我们自己望闻问切来取证。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途径。可是一旦学出来，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就像刚刚举的那个病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小的柴胡汤怎么会有这个作用。

  这些年来，我对古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了越来越深的感受，学中医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能与这个相应。机缘来了，大家想听我谈些感觉，那我就谈一谈。我这次谈了之后总会有几个知音，总会影响一些人。倘若没有这个机会呢？那你真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中医的理论太美了，太完善了，在我看来她完全不亚于相对论。你就琢磨这个理论，个中也有无穷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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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力 红:“天人相应”的藏象学基础
藏象是中医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关系到藏腑的生理病理，也是天人相应关系的重要基础。有关这一点．我们从《素问》讨论藏象的篇章以“六节”命名，就能得到很好地说明。 六节者，言天以六六为节以成一岁．亦言日月运行之制度：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以成岁月之变化，时历之推移。在岁月时历的推移变化中，首先是以候来反映的，由候构成气，由气构成时，由时构成岁，然后，再进入下一年的循环。因而，候、气、岁、时便成为员能反映天运变化的四个层面。如果人的生命活动能够于上述四个层面上与天的变化保持协调，那么．便可以做到“勿违天时”，“天人相应”；而“六节藏象”正是在于说明藏象是如何在上述四个层面上发挥其各自的作用，以达到与天相应的目的。
1 “天人相应”是指人的生命活动必须与天的运行变化协调一致。此为死生之根本．故《素问》的起首六篇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而《素问“生气通天论》则以更醒目的标题阐述了这一问题；在其开首即云：。夫自古屈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蘸，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通天之义有二，言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之气，皆与天气相通，皆要顺应天气的变化，此其一。而要顺应天气的变化，就必须首先知道天气的变化，放有“其生五，其气三”之说。“生五t气三”中的生气，是针对篇名“生气通天”之生气而言，若按古今的注释，将生气完全作为生命之气或人身的明阳之气来对待，那么，“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就不好解释了。因为这里的“此”显然是指的天气而非人的生命之气，是针对天气的变化而言，“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是言经常违背天气的变化规律，就易导致邪气侵犯人体。在《六节藏象论》中亦有一段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经文，其中亦谈到“其生五，其气三”．那么，这个五、这个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稍后的一段经文里对此作了回答，其曰；“五Bf目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中国的历法以注重二十四气为持征，因为它不促搜够很好地反映天气的阴阳变化规律，而且还能形象地说明气候、物侯与天的变化关系。一年由二十四个不同气组成，而一气由三候组成，一候又由五日组成，因此，候与气便成为员能反映天运变化的基本单位。“其生五”者，言五日一候也，“其气三”者，言三候一气也，放生气者亦候与气之谓，生气通天，即在于说明候与气是员能反映天运变化的要素，此为通天的第二层涵义。若能于此把握天气的变化．并顺从之．即可作为生之根本，“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就是这个意思。 在明确了天运的变化规律后，人之蘸象又是如何在适应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呢?《六节蘸象论》云：“帝曰：蘸象伺如?歧伯曰，L＼者．生之本，神之变也”．此处所言的“生之本”与上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既具有相同的涵义，同时亦具体描述了心在屈天过程中所发挥的根本作用。综而言之，是心在人天通应的关系中起着主宰的作用，故《灵兰秘典论》命其为君主之宫。而于古代，君主亦命曰“天子”，“天子”即有“通天”之义，不尔，若非其子．何以通之：分而述之．则心是保证人体在候与气的层次上与天运变化协调一致的关键，而这个关银是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能通于天气的根本前提，是寿命的根本保障．故为‘生之本”。
2 《六节藏象论》云：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有关上述“气”的涵义，玉冰释曰：“肺藏气，其神魄，其养皮毛，放曰肺者气之本“J。”而《素问注释汇粹》则引《五蘸生成篇》之“诸气皆属于肺”注之’M，对于以上注释，我们以为皆有台近求远，务虚弃实之嫌。其实．对于气的涵义．吱伯已于同篇之中作了确切定义，在上述经文稍前的一段对话中有：“帝曰：余已闻六六九九制会也，夫子言积气盈闻．愿闻何谓气7请夫子发蒙解惑焉。歧伯曰：比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帝曰：请遂闻之。歧伯曰：t日谓之侯，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由上述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明确，气者，三候之谓，亦二十四节气之谓。 有关气的这个涵义，我们还可以从《灵兰秘典论》中得到证实，其曰：“肺者，相传之官，治节出焉。”治者，不乱也，亦协调之谓6节者，节气也。因此，“治节”也就是协调节气变化的意思。结合上面的“肺者，气之本”，则肺为在节气层次上的天人协调机制便确立无疑了．由于肺是保证在节气层次上天人屈应的关银，故为“气之本”，故“治节出焉”。 上述“治节”的“节”，还有另外一个涵义，就是关节的意思。肺主治节，即肺有主管治理人体关节的作用：人之关节大小合之为三百六十五节以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四肢之大关节则合为十二，即高士宗所云：“十二节．两手、两肘、两臂、两足、两馅、两保，皆神气之出入也’5。”天之运行有十二月*每月一节一气，合之为二十四节气，人之十二节．每节一阴面一阳面，合之二十四面，以应天之二十四节气。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之四时，由节气来维系．人之四肢，则由关节来连结，这便为天人在气的通应上营造了一个形的基础，亦为形气之相感作了较好的说明。另外．关节病变受节令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关节是人体感受天之节气变化的一个最灵敏的反应器，而这个反应器是由肺来治理的，因此，这又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肺是构筑在节气层次上天人通应关系的基础：
3 由六气所构成的时的变化，既反映了天地阴阳的盛衰消长，亦反映了大地万物的生长收藏，在这一层面上的天人相应，是通过两方面来完成的： 《六节藏象论》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为阳中之太阳，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为阴中之少朋，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此为阳中之少阳，通天春气。脾……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通于夏者，言心主管人与夏气的通应，依次则有，肺主人与秋之通应，肾主人与冬之遇应，肝主人与春之能应。 在五脏之中，肝心肺肾分主春夏秋冬四时，何以脾独不主时而通于土气呢7《京问“太阴阳明论》云：“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目土之桔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春秋蟹露·五行之义》亦云：“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肪也。其德茂美不可以名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酿成辛苦之不因扩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43。”土居中央以员四旁，以四时之末的各十八日寄治．虽不独主子时，却能赞化四时，成就金木水火之运。四时之际、木火金水之间的交替变化必须依靠土气的作用方能实现，故曰：“金木水火土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以土运之岁为南政，其义亦在于此：因此，脾不主时而通于土气的作用，正是在时的变化层次上协调天人之间的通应关系，亦可以说脾是在时这个层面上协调天人关系的重要基础。
4 由三候构成一气，由六气构成一时，由四时构成一岁。在岁与岁的交替循环中，由于每岁年运的不同，加之司天在泉之气的差异，这便导致了在岁与岁这个层次的交替上，具有更加深度和广度的变化。故《六节藏象论》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袁，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因而，在岁的层次上建立人天之间的协调机制是在所必须的，这亦是。罢极之本”的意义所在。 如论中所言，“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对于“罢极”一词的涵义，历代的注释基本一致，现举五版《内经》教材之释以慨其余，“罢．音义同瘦‘极，4说文》；‘燕人谓劳曰极’。罢极，即劳困的意思。吴良注：‘动作劳甚，谓之罢极。肝主筋，筋主运动．故为罢极之本7LEI。”关于上述的罢极择义是否是经典的，是否符合《内经》的原义，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欲提出两个问题，其一，肝主筋，是疲劳的根本，那么，眸主四肢肌肉，主运动‘肾主骨而能立；心主血，足受血而能步，等等，是否就不能作为疲劳的根本丁呢?这里关系到一个特异性问题：其二，从本段经文的前后内容看，“心者，生之本，……肺者，气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脾……仓凛之本”，四个本都是讨论人体维持生命活动及与天气通应的基本能力，而为什么到肝的“罢极之本”却要谈论异常态下的疲劳现象呢?这是一个逻辑性问题。

要解开罢极的涵义，进而明确其在天人相应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必须首先对“极”有一个还原性解释。《周留算经》云：“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都，七十六岁。二十蔬为一遂，遂干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道为一极，极三万一干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天以更元，作纪历”：。”由上述可知．“极”是宇宙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一个周期时限，与岁、章、都、遂、首相较而言．它是古人论时的最大局期。因而可于此最大的周期时限内，将“极”喻为天运之尽头，故而在这个“尽头”上会出现天以更元的“生数皆终，万物复始”的变化。然而，对于象“极”这样一个大周期内的阴阳变化，要用数来进行把握，显然是不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素问·阴阳离台论》提出了：“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干，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的基本原理。那么，这个“要”指的是什么呢?《素问，五运行大论》对此作了回答：“天地阴阳者，不以致推以象之谓也。”这说明了“象”具有多层次、广范围的适应特性，说明了在大小不同的周期时限内，其阴阳具有同象的变化原理。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云：“黄帝曰：愿闻四时之气。吱伯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人为秋，夜半为蜂b”从一年的四时而言，较之一日的朗、日中、日入、夜半，在周期时限上本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象”这个要素上的相似性，故而一日之中亦分四时。同理，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较之一岁，在时限周期上虽有巨大的差异，但由于在象变上的相似性，因而．在一岁之中亦有一个“极”的变化。 从春三月的万物以荣．夏三月的万物萎岩，秋三月的华实容平，到冬三月的水冰地拆．此时天地已进入到“生数皆终”的极变状态，如何在“生数皆终”的极变以后产生“万物复姑”天以更岁的纪历变化呢?“罢极”的涵义正好体现了这一作用。极的涵义，已加上述；罢，音霸，休也已也，终结也。罢极，就是使极变终了，从而开始“万物复始”的新岁循环；肝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春为一岁之始．亦为天以更岁(元)之时，因此，肝的这个“罢极之本”，就正好充当了岁运交替变化中的人天协调机制：结合《伤寒论》中的时相机理，肝属缀阴，布于丑寅卯时。丑为冬末，寅值春初．这里正好是一个“生数皆终．万物复始”的极变区域，而服阴肝正主于此时．这就更进一步证实了肝为“罢极之本”的作用是在发生复变的层次上协调天人关系的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蘸象作为人体的核心，亦是天人相应这一过程的中心环节。对它的探讨能有助于天人相应及藏象理论的研究，同时亦能为藏象的实验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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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博士访谈录  
鲍学超
　　《时代财富》记者鲍学超（下称“记者”）：刘博士，您的大作《思考中医》（以下简称《思考》）出版以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已经三次印刷，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读者对您的认同，作为作者，您对此有何感受呢？
　　刘博士：《思考》出版以后，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能形成如此迅速的走势，这是始料未及的。这段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接到全国各地读者打来的电话和信件，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中间有搞中医的，而更多的并不是在从事中医这个行业，但是他们却一直在关注中医，一直希望中医走出困境，一直在盼望和寻找一些有关中医和传统文化的好书，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中医也好，传统文化也好，需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努力，同时也更需要行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我想这是中医以及其他传统文化能够不断延续的一个重要条件。

　　记者：我们很想知道作为《思考》的作者，您要给读者传递的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刘博士：我想这个东西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信心！学习中医在过去需要信心，在当今更显得重要。这与中医这门学问的特殊性以及中医目前的处境都是很有关系的。

　　去年元月20号，我与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的唐农院长曾一道拜访了当今中医界的元老邓铁涛教授，邓老与我们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谈话的中心就是围绕着如何令学人树立信心这个问题。邓老甚至把“信心”作为中医入门的一个标志。学人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你在中医这个行业是否已经入门，就看你具不具备这个信心。而如何引导学人，使他们对中医有一个牢固的信心，是全部中医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也是衡量中医教育成败的关键。学人一旦具备了这个信心，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而反过来，几十年的现代中医教育培养的这么些中医人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改弦易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半途而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身为中医却在完完全全地行持西医之道？实在地说就是因为缺乏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一个潮流、一个风浪就把你打趴下了。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也是在阅读您的《思考》时自始至终能够感受到的。那么，您能否谈谈这个信心怎么建立呢？

　　刘博士：我想建立信心无非两个途径，一是从理立信，一是从感立信。从理立信就是从理性入手，从文字入手。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有深入的了解，不知道中医是什么样的学问，把她当西医来学，把她当现代科学来学，这个信心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那当然就越学越没劲了。

　　前不久，《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当谈到中医这门学问与西医有什么根本不同时，我给他作了一个比喻，比如一颗橘子是甜的，现在我们要设法使它变酸，怎么办呢？西医的方法是充分地研究橘树，了解它的基囚，然后通过改变橘树基因的某个片段，来使橘子变酸。那么中医呢？中医的方法很简单，让它过淮就是了，不是有橘过淮则酸的故事吗？淮橘为枳，中医用的正是这样一个方法。通过改变时空，改变方位，改变事物所需的条件，从而使事物向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以这次的“非典”为例，如邓老所说，“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但是中医是否也需要像西医那样，要完全搞清楚这个SARS病毒以后，才能制订出一个治疗措施呢？不，完全不需要！通过辨证就能够制订出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SARS病毒再厉害、传染性再强，它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致病条件，而中医通过辨“证”就能够把握这个条件，再通过适当的方法来改变这个条件，条件没有了，SARS病毒也就不攻自破，不杀自亡，这正是中医治病的方法。而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这条不同于西医的路，进而把它走好来呢？古圣今贤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必须从经典入手，必须依靠经典，舍此实无他途。曾国藩亦云：经以明理，史以明事。我们要想从理来立信，怎么可以不牢牢地抓住经典呢？这是我在《思考》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从感立信，从感立信当然是指感性的方面，而这方面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师徒相授。我对中医的真实信心，其实就是在跟师的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师徒授受，传统的师徒生活，这个感性很方便地就被传递了，而通过这种方式，学人是比较容易生信的。相比之下，现代的中医教育模式中，这个感性是很难传递的，要传递的也是比较糟糕的感性。这就使得中医的立信之腿无形中少了一条，加之在现代的中医教育中，经典的重视程度每况愈下，如此一来，另一条“从理立信”的腿便也变成了瘸的。只一条腿，还是瘸的，怎么能走好路呢？那当然就只有用西医作“拐杖”了。这其实就是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中医界、中医教育界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记者：在《思考》中，我们发现您除了关注中医的各个层面外，似乎更关注文化的方面，对这一点，您是怎样看待的？

　　刘博士：对学习中医而言，我觉得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面。北京中医药大学办了一个七年制的班，是本硕连读，这个班的学生头两年要被送到清华学习，在清华学什么呢？在清华跟生物系的同学一起上课，学现代科学。从这样一个安排来看，主办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中医的高等教育应该从基础抓起，而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现代科学。中医的高等教育需要从基础入手，需要抓基础，这是铁定的。但是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显然不是现代科学，它应该是传统文化啊！我们可以把学生送到清华学生物学化学，干嘛不把他们送到北大的哲学系、中文系学习传统的儒释道呢？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现在我们许多人把中医看得太低，看得太等闲，以为读完高中，能识几千个字，学中医就绰绰有余了。更有甚者，有的人处处以科学自居，看中医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也不科学那也不科学，以这样的心态，要是能把中医学好，那真叫活见鬼了。所以，在现代学习中医，首要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现代人对古代学问的慢心。近代一位著名智者王凤仪先生曾经说过：道在低处，处低方能得道。道在低处，尤其中医的道在低处，你不处低，你高高在上，你怎么可能得着这个道呢？因而要改变心态，就要学会处低，传统文化就是必补的一课。我们谈传统文化，我们谈儒释道，很多人认为这与中医有什么关系呢，不好好学中医，而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却不知中医之于传统文化，就好像是鱼与水的关系，没有传统文化之水，那能养就中医之鱼？！池中没有多少水，我们却倒了很多鱼，还希望把鱼养大，其结果呢？鱼倒得越多，当然就死得越快。

　　关注传统文化、培养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这对于中医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看起来好像做了一些分外之事，好像是不务正业，实际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当你对中医的信心逐渐生起来的时候，当你对中医的定解逐渐生起来的时候，你就能领悟到此中的奥趣。

　　记者：在《思考》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你对中医现代化的独特见解，您还鼓励中医的学人应该有更广大的心量，我们很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说明。

　　刘博士：现代化是现代人关注的一个大课题。其实不仅是中医，任何一门传统的学问都要面临现代化。我觉得“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走现代化的道路”，这实际应该是一个永恒的精神、永恒的话题，只是中医界在实践这一精神的过程中，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了，有一点你死我活的味道。好像要搞现代化就必须改造传统，就必须让传统跟现代一样，结果怎么样呢？现代的味道好像有了一点，可是传统的特色却越来越少，传统的东西却越丢越多。如果搞现代化是以这样的代价为前提，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对中医、对西医，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感到对于现代化我们需要重新来理解，尤其不应该站在传统的对立面来谈现代化，应该统一起来。实际上，中医在Z1世纪存在，中医为21世纪的民众服务，她已然是现代化了。如果现代的人不接受中医，那要你中医干嘛？中医自然就死掉了。可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现代人还接受你，需要你，而且这个需要的程度越来越大，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传统跟现代实际上是不相违的。现代人需要传统，那这个传统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了吗？现在我们把“现代化”看死了，看得太片面了，总希望在现代之外去另外找一个现代化，就是背着儿子找儿子，这样一来，很多弊端自然就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要科研来点头，什么是科研呢？辨证论治不是科研，你必须加进现代实验室的这一套才算科研。用中医界的笑话说，必须小白鼠点头才算科研，才能获得通过。

　　进人21世纪后，人们对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性，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呼声。可是中医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犯了一极化、单元性的错误，一个中医现代化实际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扼杀了中医本具的活力，其所造成的损失是很难估量的。现代化的内涵是非常现实的，怎么样使中医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或者说怎么样能使中医在现代社会更加突显出她的服务特点、她的优势，这个就是根本意义上的现代化。如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医需要越来越传统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传统就是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中医抛弃成见，需要中医向西医靠拢，需要中医西医化，那也应该在所不惜。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预先设定一个范式、一个模式，只有这个才是现代化，而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刚刚我们谈到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性，而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个学术生态环境问题，这是早些年杨叔子院士提出来的。我觉得在学术界谈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学术界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只是搞单一的发展模式，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弊病。有关这一点，我们从这些年的单一的人工植树造林中应该已经看到了它的后果。自然是各种内因外力长期作用以至均衡的产物，而人类由于利益的驱使，往往目光短浅，破坏这种均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粮食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开垦荒山，砍伐树木，“敢叫荒山变粮田”就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口号。这个方法确实也解决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可是几十年过后，人们才发现荒山树木对于人类的长久生计似乎有着比粮食更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才又忙着退耕还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彼此相关，正如庄子所云：生物之以息相吹。中医作为仅存不多的传统学问，不但在医学界，而且在整个人类的学术界都是一方难得的净土，就整个学术生态而言，她就像仅存不多的一片原始“森林”，其作用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去把她变成“粮田”。前车之覆，应该成为后车之鉴！

　　所以中医界应该多样化一些，不能只搞一个模式，应该允许一部分人搞传统，搞地道的传统，这个允许当然要能够在政策、体制、法规等方面予以保证。城市化建设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将这个“城市化”搞到了黄山，搞到了九寨沟，那会是什么结局呢？这就毫无文明可言了。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只能让我们越来越方便地到达黄山，到达九寨沟，而绝不是为把黄山和九寨沟变为都市，我想中医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总之，虽然我在《思考》中表现出一些忧虑，但我相信这种忧虑会很快成为过去，中医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目前，中医的教育、中医的科研，以及中医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误区，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历史必将会证明，中医内在的源自于自然的强大的生命力是会经受住种种摔打的。中国佛协的法闻帅父曾经为前面提到的王凤仪先生作过一副对联，联曰：几见骅骝无道路，是真龙虎有风云。联中的蕴义便是对中医的一个真实写照。

kalasi

有见地！
尤其是关于中医现代化之“黄山、九寨沟“的比喻，实在精妙！

何凤初

说的很有道理

本於脉

支持！

皓舒

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中医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