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长篇连载]大转折 —中国的对策与未来 BY黄飞鸿007(2.8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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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擦身而过！”


　　小布什于2004年再次连任，布什家族占据美国政坛中心时间达到12年。小布什在其第一个任期之内频繁发动两次战争，恐怕也有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成分，避免社会舆论纠缠于其当选的合法性问题。到了2008年总统大选，由于共和党执政八年间在伊拉克和经济问题上的表现太差，民主党取胜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在民主党党内提名候选人的初期，希拉里的呼声很高。假如希拉里能够获得民主党提名的话，其入主白宫估计是十拿九稳的事情。如此一来，则美国实际上将形成两大家族轮流执政的局面。也就是从1988年老布什当选开始，形成克林顿家族和布什家族在至少24年的时间里轮流执政的局面，这已经是很典型的家族政治了。如果用学术名词来讲的话，那就是美国的政治从共和制向寡头制过渡。在古罗马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期，美国今天再走一遍，无非是历史的重演。
　　
　　在民主党党内提名的后期，奥巴马渐渐占据优势，最终击败希拉里而成为民主党候选人。这就等于切断了美国家族政治继续发展的道路。在大选中，大量黑人和拉美裔选民支持奥巴马，把奥巴马抬进了白宫。关于各族裔选票的比例在第二章中已经提到，此处不再重复。结果就是多数白人男性不支持的候选人入主白宫，整个美国社会根据肤色和人种简单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如果是在经济比较景气的时期，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美国本来就是个大熔炉，各个阶层的人们还是各忙各的生意。问题在于，美国经济随着美元地位的丧失不可避免要陷入深度萧条。奥巴马在竞选时又开出了大量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如果他兑现了给低收入人群减税的承诺，那么受惠者主要是少数族裔，而白人势必为此多缴税。结果只能是制造整个社会的种族矛盾，破坏美国的投资环境，加剧经济萧条。如果他不兑现这一承诺，那么少数族裔转而支持反对党，将会造成奥巴马空前孤立，即不见容于少数族裔，也不见容于白人。
　　
　　倘若希拉里上台，美国顺利地向家族政治过渡，当然也不能够挽回美国走向衰落的趋势，不过美国走向衰落的速度会慢一些。最起码希拉里上台不会导致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产生问题，这个社会的向心力还会稍强一些。以克林顿家族在美国政界的人脉和影响力，希拉里推出一个新政策的阻力会比奥巴马小得多。而奥巴马上台将直接威胁整个美国社会的国家认同感，美国社会必然被种族矛盾撕裂。或许十年之后，甚至未必用得了十年，历史学家们就会说：历史曾经给了美国一个机会，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希拉里。倘若民主党推举了希拉里，而美国多数选民支持的话，那是全美国的造化。大气候演变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到了一定的阶段，总会发生对应的事情。就好比美国的国力在9.11之后已经开始下滑，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同样会导致其衰落，不能发动这场战争其衰落的趋势就要通过其他的途径表现出来。结果历史选择了金融危机这样一种方式，导致美国的衰落速度更快。在民主制生锈之后，向寡头制过渡是短期内损失最小的途径，美国没有走通这条路，那么就只有走一条更加凶险的路了。大禹治水，重在疏导。天下至弱者是水，至强者也是水，试图去堵是堵不住的，只有顺势去疏导。对于美国来说，一个历史机遇就这样擦身而过，这个国家加速衰落已成定局无可挽回。具体过程将在第十二章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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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空虚

　　西方文明软实力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也与西方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空虚有关。当然这种短视行为的出现与美国政治家的素质有关，同时也与美国民主制生锈这个过程有关。
　　
　　如果对比近代以来的其他时期，二战之后的西方社会在物质上是富足的，但是在思想领域没有大的建树。从文艺复兴到二战，西方思想家不断涌现，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发展如同一条长河奔涌向前。不论是否认同其理论，都不能否认其理论的影响力与深度。到了二战之后，这种情况消失了。整个后二战时代，西方世界没有出现大思想家。如果谈到二战之前的思想家，随口就可以说出卢梭、康德、休谟、黑格尔、杜威、佛洛伊德等一长串。但是到了后二战时代，似乎想来想去也找不出等量齐观的思想家来。海德格尔逝世于1976年，就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而言，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差距悬殊。整个后二战时代给人的感觉是，西方哲学的路已经越走越窄。西方哲学家们放弃了对于宇宙的关心，也放弃了对于认识论的兴趣，研究范围逐渐收缩到语言论之中。哲学的消沉短期内通常并不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整个社会科学体系毕竟是需要这样一门学科来指路的。凯恩斯也曾经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吸收营养，其早年曾经把《资本论》斥之为毫无益处，但是到了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却又肯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且推崇马克思。
　　
　　与这一时期大思想家缺乏相对应的，西方社会在二战后也缺乏大经济学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25年的繁荣中，社会不需要大经济学家。大家只要在凯恩斯的大树下乘凉就是了。到了石油危机发生后，社会期待新的经济学理论巨著出现，然而这一时代并未发生经济学革命。西方经济学家们从凯恩斯回到了自由市场，把原来用过的东西重新装裱一下又拿出来上市了，这就是广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尽管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引下再次发展了，但是经济学界缺乏共识，没有哪个学派的深度明显超过其他学派。经济政策在各个学派之间摇摆，缺乏长期的方向性。这样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并且积极开始救市。不过真的要救市的时候，发现没有经济学理论可以指导这个救市过程。凯恩斯的理论实际上在大危机发生前就已经逐步成形了，而金融危机发生前没有任何经济学流派提出了可用的理论。各国政府于是只好回到凯恩斯那里去，纷纷出台政府投资计划，大幅度降低利率甚至不惜将到零利率。
　　
　　在没有新的思想体系建立的情况下，软实力实现大幅度的升级是不现实的，因为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如果要学习西方文化的话，会发现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学。所谓的新某某主义，大部分也是新瓶装旧酒，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样一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力自然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增加文化吸引力的可用方式也就只剩下了维持一种奢侈的生活并且宣传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当然与此搭配的还有对于美国军事实力和先进武器的宣传，好莱坞为此推出了很多战争片与科幻片。其场面不可谓不华丽，但是如果抛开作秀式的场面特技，思想性实则是非常匮乏的。随着美国在新奥尔良洪水中的表现被广泛宣传以及美国民主逐渐生锈的迹象表露出来，这种吸引力也在缓慢下滑之中。
　　
　　既然西方社会的思想空虚导致了其文化吸引力下降，那么很自然对于其他地区人们的思想影响力也就逐渐减弱。虽然此时西方文明仍然是强势文明，但是在近代被西方侵略或征服的很多地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西方的影响既然降低，本土文化传统必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并且逐渐壮大，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发生影响，于是文明的冲突就成为逻辑必然了。应当指出的是，亨廷顿能够在90年代中期看到这种长期的趋势，还是相当有先见之明的。当时美国刚取得冷战胜利不久，海湾战争也是全胜而归，尽管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恐怖事件由来已久，但是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文明之间的冲突会对于其后的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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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冲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文明冲突主要发生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伊斯兰文明的地理位置介于中国和欧洲之间，其文明的特点也介于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伊斯兰教对于其他宗教的排他性比基督教要弱的多，但是比佛教要强。文明的冲突首先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宗教的比重不大，而且中国人对于宗教也向来不执着，因此中国人在生活比较安逸的时候去做恐怖袭击这种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伊斯兰教中某些极端的派别而言，在宗教的影响下有可能铤而走险。其次，中国人对于欧洲历史和文化了解的比较少，容易被西方文明的光环所影响。笼罩在其光环之下时，想到的是顶礼膜拜，而不会去和西方文明发生冲突。随着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和西方交流的增多，西方文明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渐降低。今天中国人心理上仍部分有崇洋媚外的心态，但是就程度而言，已经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要轻得多。历史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非常频繁，穆斯林曾经征服过西班牙和东欧，对于欧洲的了解远比中国普通老百姓要多。没有光环的笼罩，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轻视也远比中国要强，所以伊斯兰教的极端派别首先掀起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于美国的衰落期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论是9.11事件还是虐囚事件，其中都有文明冲突挥之不去的影子。
　　
　　如果911事件的确是恐怖袭击的话，那么文明的冲突首先破坏了美国的软实力，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社会的信心。另一方面，文明的冲突也加速了民主制生锈的速度，美国联邦政府利用这一事件扩张了其权力，通过了一系列破坏公民自由和隐私的法案。此外，美国在911之后收缩了移民政策的尺度，使得很多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人才被挡在门外，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造成了不利影响。
　　
　　其次，文明冲突加剧了中东地区对于美军的反感。尽管美国很喜欢推销其价值观，但是在文明冲突的影响下，这种推销很难奏效。当地民众对于美军的反感让极端派别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自杀袭击事件层出不穷。一方面使得美军的占领费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也让美国难以顺利获得开采石油的收益。石油价格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不降反升，这也是原因之一。总之，这些因素都增强了使美国走向衰落的合力。
　　
　　美国将逐步衰落下去已经成为越来越广泛的共识，这对于反美派别而言自然是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中东已经出现了此种苗头，比如年初发生的塔利班在阿富汗再次扩张控制地域并且袭击美军运输线。美军从伊拉克撤出的过程必定会被反美派别宣传成为美军灰溜溜地逃跑以及自杀袭击的胜利，这些派别的力量和社会基础都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壮大，并且力争填补美军撤出后形成的力量真空。对于中东而言，由此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穆斯林温和派与激进派的矛盾可能激化。美国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很有可能被反美派别宣传成为美国扶持的代理人，类似于中国的汪精卫那种角色，由此很可能造成持续的动荡，波及到中东其他国家并且左右世界的石油价格。
　　
　　不过就方式而言，极端派别采用的恐怖袭击方式是不可取的。穆斯林中的温和派似乎没有在理解西方文明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进展。或许笔者比较孤陋寡闻，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历史任务，只能够由中国来完成。
　　
　　本章小结

　　911之后在中东的战争加速了美国软实力的衰落，同时也是美国政治家水平下滑的体现。
　　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竞争即加速了美国的衰落，也将加速欧洲的衰落。随着美国的衰落，欧洲将陷入孤立之中。
　　手工计票事件体现了美国政治家族化的趋势，如果希拉里能够当选，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而言是最有利的。奥巴马的当选斩断了美国向家族政治演化的道路。
　　二战后的西方没有产生大思想家，限制了其软实力提升。其他地区的本土文化影响力提高，于是文明的冲突开始形成。
　　文明的冲突加速了美国的衰落过程，美国的撤出将给中东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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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当代中国
　　
　　本章所讨论的当代中国，指的是自西元1978年至今三十年间的中国。这一时期的中国是改革的中国，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民族复兴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面临着一些深层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的分析，将自然地引出应对此次危机的策略。
　　
　　时代背景

　　从二十世纪西方文明以及前述两章的分析中，很容易归纳出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国际上这一时期对应着西方从第二次石油危机直到现在的三十年，这一时期西方文明走过了从产业转移到产业空心化再到虚拟经济泛滥的一个历史过程。其间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91年危机以及2001年三次较大的经济危机，但是破坏力都比较有限，这一时期的西方经济整体上是繁荣的。从更宏观的角度说，这是西方文明第二次扩张期的后半段，当然也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第二个动荡期的前夜。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有利的，因此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机遇。中国积极参与了产业转移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把握住了历史机遇。
　　
　　既然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文明已经走过了一次动荡期，那么不难想象，第二次动荡期之前的时代会与第一次动荡期之前的时代有某些方面的相似性。对于中国而言，浸染在两个类似的时代背景中，自然也会有一些类似的方面。实际上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当代中国和民国初年相比具有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请注意是某些方面。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当代中国的一些深层矛盾将大有裨益。
　　
　　对比中国与日本，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更有普遍意义。日本的发展是抓住了西方文明第一次扩张期的收尾段，也就是第一次动荡期的前夜。然而日本的发展是建立在军事扩张基础上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抓住了第二次动荡期的前夜形成的历史机遇，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工业化。
　　
　　工业化与渐进改革

　　最近的三十年，是中国迅速推进工业化的三十年。工业化是困扰近代中国一百余年的问题，工业化的实现也就是一个国家从落后到发达的过程。离开了工业化，自然无所谓国家安全和独立。可以说，近代中国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一个强势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改革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对于中国而言是幸运的。
　　
　　全面的工业化必然包含了建立一个军事工业体系，否则工业化就是瘸腿的，只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在军民之间实现转化，既能够生产民用品，稍经调整也可以生产军用品。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实际上也就具有了独立的军事工业。依靠独立的军事工业和一个稳定的国内局势，必然能够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也就有了保障。
　　
　　本节未完
　　
　　注: 这里的中国如果不是特殊说明，暂时指中国大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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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渐进改革(续)
　　
　　工业化的实现同时要求有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内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工业水平的持续提高，离开这个前提条件是无法做到的。工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贸易，国内如果不形成统一的市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都无法保证。当二十世纪处于革命与战争的前半叶时，中国完成工业化是有相当大难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他顾，中国的工业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但是主要局限于轻工业，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军阀割据之中，使重工业的发展步履维艰。重工业的投资回收比轻工业需要的时间更长，市场覆盖范围更广。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得整个社会缺乏清晰的预期，没人敢轻易把钱投到重工业之中。到了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方当局再次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并且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东北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基本不受关内军阀战争的冲击，而且地域辽阔矿产资源种类丰富，具备了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条件。在20年代东北的重工业有了长足发展，不仅覆盖到采矿和钢铁等部分，还建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现代化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拥有众多配套企业，20年代末已可以生产炮身钢。这是中国当时唯一能够生产炮和炮弹的企业，丢失东北后中国军队的炮弹供应在抗战中全靠从外国进口或者援助。尽管这一次工业化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统一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整个社会对于自身缺乏信心。
　　
　　当时的中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整个国家处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之中，国内不稳定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国防资源的内耗。1929年蒋李冯阎分成两派混战，双方都希望拉东北军进关支持自己。到了1930年9月18日，也就是日本发动918事变之前整整一年，东北军通电拥蒋并出兵12万人进关武力调停。这样就造成了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以可乘之机。到1931年7月，盘踞在河北的军阀石友三不满蒋介石和张学良对其整编的计划，在某爱国将领唆使下以6万兵力进攻张学良。张学良再次从东北大量抽调精锐部队进关，造成东北兵力更加不足，日本关东军对此自然不会无动于衷。解决石友三叛乱不到两个月时间，东北遂发生918事变。如果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则中原大战和石友三叛乱都根本不会发生，日本关东军也不会有机可乘。
　　
　　国家内部不稳定对于社会自信心同样会造成巨大的创伤。老百姓想要踏踏实实过两天日子也不可得，频繁的内战造成各地难民拥塞流离失所。相反其他主要国家已经结束战争开始重建。两相对比一下，欧美等国经济重建有声有色蒸蒸日上，中国却陷于漫无尽头的内战之中。如此情况整个社会不可能有自信，惶惶不可终日。一个国家没有了自信，就如同一支军队没有了士气。尽管其硬件可能没有任何不足，但是软件的故障导致军队高层根本就没有抵抗意志。不抵抗事件的发生，就是整个社会缺乏自信心造成的恶果。中国三十年来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得益于国内稳定的政治局面，否则当下的社会心态必然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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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与渐进改革(续)
　　
　　对于一个落后的国家而言，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工业化起步阶段肯定要对工业进行保护，必要的情况下还要以政府财力投资建立或资助一些大型企业，以完成重工业的奠基工作。最起码也要对国内实现保护性的关税政策，这一点所有发达国家在起步阶段都是如此。如此一来，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必然要求政府对于经济进行比较深度地干预。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此时就需要给予社会经济更多自由，以发挥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有必要调整国际贸易的策略，逐步融入到国际经济之中去。归纳起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依靠自身积累的工业化进程必然从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到政府干预较少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完成必然依靠渐进式的改革。如果以其他方式完成，社会将会发生大的动荡，工业化进程会被打断。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工业化比较顺利的韩国，同样是依靠渐进的改革以完成。韩国的情况比中国还要有利，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大力援助韩国。韩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一方面大力向美国出口，同时自己的国内市场却被严格保护起来，并且以政府财力扶持了三星、现代等大企业的发展。到国际竞争力增强之后，韩国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相应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困难也更多。这是一条尚未有人走过的路，近代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只有日本。一个人口庞大的大陆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必然要进行摸索和试验。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只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基本统一的情况下渐进的进行改革，才能够摸索出一条路来。
　　
　　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雄辩地说明渐进改革是一个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最优选择。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信心的提升，都得益于三十年前做出的正确选择。未来的中国还应当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历史将证明这是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民族复兴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策略是否对路。只要找到合适的改革思路，中国的复兴将是不可阻挡的。
　　
　　同时应当看到，依靠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垂直分工拉动中国工业化，本身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种工业化必然是服务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首先发展的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中相当部分也是污染密集型的，对于中国的环境造成了破坏。此外，中国此时过渡的依靠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对于高科技产业关注不够，客观上不利于产业升级并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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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经济

　　最近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少见的巨大成就。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排名不断前移，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位居世界主要国家第十。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0%的增长速度。到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2008年位居世界第三。持续的经济发展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必然会使得软实力随之提升。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定的问题。但是就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令人乐观的。中国经济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中国曾经是两千年中的超级经济大国，即使再次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也没有任何奇怪之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的类型更加多样，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大大增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实现了从行政命令向宏观调控的稳步转变，避免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社会震荡，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发展势头。对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中国的过渡方式无疑要好的多。除了经济领域之外，社会在其他方面也得到了更多自由，包括言论学术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开始用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和世界，也能够更加理性得看待自己的历史，至少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在社会上传播。这种变化无疑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准备了条件，是中国未来文化产业能够更加繁荣的前提之一。
　　
　　三十年间整个中国完成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一个国家的发展，总归是不能与世界隔离开的。世界永远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自我封闭从来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即便外部有问题，我们也只能去面对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崛起。中国从关起门来过日子逐步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之中，中外之间的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各国都难以回避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推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初外汇稀缺的状况很多人还记忆犹新，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成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时间内走过了其他国家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外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也大大加强。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学术思想逐渐被引进到中国，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与外国思想交流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逐步理解其思想的过程。虽然在打开国门的初期，由于外国文化一拥而入，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但是这条路是早晚要走的。与80年代相比，国人的崇洋媚外心态已经大大减轻，同时对自身的信心逐渐增强。对于外部世界了解越多，心态也就越是平和，社会心理演变的必然规律使然。随着文化的交流，中国社会的信心必然逐步恢复，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打开国门让中国人也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中外之间的人员交流进一步便利了中国对于外国社会和历史的了解，随便看到一个外国人就觉得很新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需要有大国心态的国民，中国社会心态的变化实际上是顺应了这一要求。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只能够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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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续)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在这一时期，中国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将中国的统一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制度上，没有纠缠于西方的主义之间的分歧，尊重了港澳两地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避免了交接过程和交接之后的社会不稳。这一点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智慧。当然中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台湾问题远比香港和澳门问题要复杂的多。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涉就可以解决的，而台湾问题则完全要依赖于两岸中国人之间的共识，并不直接牵扯到第三国。毫无疑问，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对中国政治智慧的更严重考验。至于如何解决，后续章节将详细讨论。
　　
　　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伟大趋势，我们现在站在复兴过程的起始阶段。当然应当看到，中国在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有些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些是历史遗留长期未得到解决的。然而只要我们在思想上能够有所创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论怎样讲，既然晚清那么困难的局面都可以从理论上找到解决的方法，以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解决比那个时代小得多的难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下面我们就来深入的剖析一下中国社会，这其中会看到一些问题，如何解决将在随后的第十一章《金融危机的对策》以及第十五章《中国的角色与未来》中详细给出。
　　
　　西方思潮的冲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这个过程虽然使中外经济联系地更加紧密，但是也必然伴随着中外之间思想交流的增加。打开国门之后，各种西方思潮迅速涌入，形成了对社会的软冲击。之所以说当代中国和民国初年有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主要就是指这个方面。民国建立前，出现了一次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的时期。当代中国同样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两个时代之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民国初年的情况是，中国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陷入混乱，整个社会生活也陷入混乱之中。而当代的中国社会思想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社会生活是繁荣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社会信心的结果。另外，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文化的兴起，这一点与民初的中国是明显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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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潮的冲击(续)

当西方文明还没有进入动荡期的时候，必然还是强势文明。强势文明的强势话语权是一定要起作用的，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精神世界很大程度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崇洋思想有了一定程度地改观，不过还是相当程度存在着，比如中国到处可见的仿欧式建筑和家具等等。社会上一部分人接受了西方的思潮之后，随着对于社会生活的体会逐渐加深，会发现其中很多部分实际上是不适合于中国的，盲目的照搬西方在中国并不能行的通。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并不如此认为，而且其数量可能是比较大的。不仅如此，西方思潮也分为多种流派，各个流派之间也有相互冲突之处。另一方面，思想领域的建设过程本来就比物质领域的要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处于迅速的转型之中。短短三十年时间走完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各种新生事物和现象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整个社会的思想很难跟得上这样的变化速度，于是就出现了社会物质生活不断升级但是精神生活却没有相应跟进的景象。每个人都在和社会一起经历着变化，然而每个人经历的变化并不相同。如何在变革的时代给自己定位，这成为一个高难度的问题。社会各种思潮纷纷涌现，莫衷一是。于是就不但出现了西方思潮与本土思潮之间的不认同，也出现了西方思潮之间和本土思潮之间的不认同。这些不认同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思想和舆论的混乱。更加宏观的说，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历史过程。社会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其思考是需要时间的。中国打开国门之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一定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外部世界。

各种思潮间的互不认同交织在一起，对于社会的稳定是负面的。虽然经济发展可以维持社会信心，但是这样的负面作用是存在的。这里并不是要评价这种负面影响最初如何造成的或者发表一通感慨。总之不论如何形成，这种负面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由此造成了一种依赖性，那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依赖性。中国的稳定依赖于足够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经济发展速度达不到相应的要求，则社会就会表现出一些不稳定的苗头。时间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社会作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放弃了对于一些复杂理论问题的思考。既然短时间之内说不出一个结果来，那就先搁置留待以后吧。也就是说，社会在一定程度回避了思考。这种选择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思想混乱对于稳定的不利影响，不过总归是有利有弊的，回避思考同时也造成或者加剧了一些深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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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实力

　　回避思考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之一，就是加剧了社会的拜金倾向。同时，不同的思潮往往对应着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各种思潮并存也就意味着各种价值观体系并存。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普通人感觉到缺乏一个主流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迷失与拜金倾向结合在一起，限制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并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毫无疑问改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硬实力，不过到目前为止，改革主要集中在增强中国的硬实力方面，对于软实力的关注程度不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软实力不足这个问题是必须得到解决的，否则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势头。一个能够持续繁荣的社会，必然依靠软实力产生向心力，把整个社会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是依靠经济的高速增长将社会人心凝聚在一起，由此产生的凝聚力恐怕是不够的。
　　
　　社会凝聚力降低突出表现在社会缺乏一个主流价值观。而主流价值观的缺乏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以及类似事件的出现，就是缺乏主流价值观使然。不管在什么时代，人总归要有些敬畏，要相信些什么。否则人在贪婪的刺激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的。社会不能仅仅靠拜金维持精神生活，这种事件的发生，既会导致社会公信力下降，各阶层之间陷入不信任，也会破坏中国产品的国际形象，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杜绝，起码是大幅度减少此类事情发生的频率，对于社会稳定将产生何种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主流价值观的缺乏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存在，那就是整个大中华区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人类的行为是其思想的外在表现，如果大中华区缺少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那么整个国家的和平统一恐怕是难以推进的。两岸对峙的局面使得两岸都需要为此支付高额的军费和外交费用，两岸经济也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除了台湾问题，边疆稳定实际上也与缺乏主流价值观有密切联系。这个问题在奥运会前夕一度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其成因固然有外部力量的作用，但是也反映了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不足。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必然要从提高全中国的向心力入手。
　　
　　价值观迷失的另一个影响就是阻碍了社会信心的进一步增强。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的信心已经远不是改革开放初年可比，这首先得益于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巨大发展。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改善，中国人在近代遭受的心理创伤逐渐弥合。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社会的信心仍然是不足的，而且信心主要建立经济的高速增长基础之上。如果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够维持，那么社会信心就会出问题，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从而给社会稳定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就长期而言，这种局面必须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随着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减缓是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在短期内不出现下滑是不现实的。因此，以其他方式来支持社会信心，缓和整个社会的矛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