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肝炎村”命运:无公共医疗而自杀

梁知行

甘肃陇南石门村，一场引发恐慌的肝炎危机过后，什么都没有改变。公共卫生体系的缺失，仍在不断制造着因病返贫的悲剧及潜在的重症病人。

2011年2月12日那天中午，一位61岁的老妇人用自己的腰带，自挂于2000多米高的大山上。

她姓马，名字很美，叫“秋月”，其实这只是两个无可考证的读音。她的户口已经注销，身份文件和病历都已当做纸钱烧尽，甚至没有照过一张照片。

“偏偏就那一天没有守住。”女婿马红俊说，家人知道她想寻短见，一直守着她。

这个家庭住在大山顶端，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兴化乡兴化村下属的一个村民小组，董家坪。在半年前腹痛难忍，去医院检查出肝炎后，马秋月多次向女儿女婿表露过这样的想法：我的病治不好了。

女儿马还菊说，母亲耳聋，脾气倔。等他们在门房里发现悬吊的母亲时，为时已晚。

春耕渺茫

马秋月的死随即传遍全村全乡，尤其给3公里外的另一个村民小组———石门村，以格外巨大的震撼。村民们开始集体去医院体检。

几年来，这个仅有7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年年都有人死于肝病，乙肝病毒携带者甚至乙肝患者并不鲜见。村里资格最老的“老肝炎”，34岁的李喜各患乙肝4年多，家畜基本卖光，整天病病歪歪，也找不到几个敢去他家做客的人。

体检结果更加令村民们恐慌。约有30名村民被宕昌县医院诊断为甲型肝炎，都是成年人。依据便是他们的血液检验单，显示多种转氨酶均有不同程度的偏高———人类的肝脏一旦遭受损伤，肝细胞便会破裂、死亡，令其中的转氨酶释放到血液中。肝脏损伤有很多种原因，肝炎是其中之一。村民们的乙型肝炎抗原均显示为阴性，这排除了乙肝的可能，最终，每个人各被医生开具数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药物。

和大多数海拔2000米以上的村庄一样，这里民风纯朴，人们常常去邻居家中吃饭、共用餐具。一时间，人们彼此猜疑是否患病，发现身体不适不敢说，被医院诊断出来也要保密。

信息的彼此阻隔进一步加深了恐怖：到3月初，兴化乡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个石门村人走进饭店，不少人都会当场站起来走掉。在一些乡民口中，石门村多了个“肝炎村”的外号。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场肝炎危机令全村付出了约6万元的路费和医药费，皆为不能赊欠也无法报销的刚性支出，村民的钱包被掏空，春耕的希望也变得渺茫。

4月6日，来石门村卖土豆的一辆卡车司机疑惑地叫了几声，又背着满车土豆开走了，没有卖出去多少———而在往年这个时候，村民们早已争相购买，用作今年播种。这意味着，他们这一年将没有充足的主食，很可能要背井离乡，出门打工。

被否认的暴发

这样下去怎么办？当石门村民们3月初为“肝炎危机”所困时，想到了去找他们心中最有办法的人。这个人便是北京某N G O组织派到村里的支教老师，29岁的王小永。

去年，他因在此支教而获得北京市颁发的“彩虹心”个人慈善奖，北京电视台还来村里拍了一圈。这是村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荣耀。

“这么多人得甲肝，可能是暴发！”王小永也害怕。他告诉村民：你们赶快拿着检验单和病历，去乡卫生院让那里的医生瞧瞧。

村民们三五成群地去了，提出要打甲肝疫苗。但卫生院没有。3月16日，卫生院院长刘备忠来石门村找王小永，指责他煽动村民闹事。两人不欢而散。

这一消息，几天后被香港城市大学的女研究生梁清听说。梁清去年曾参加过这一N G O的暑期支教志愿行动，在兴化乡待了一个月。她写了一篇博文，《在那遥远的地方，有多少我们看不到的疾苦》，称石门村和周边几个村子暴发甲肝疫情，于3月27日14时05分发到了她的博客和微博上。

当天下午，这篇博文被人在微博上@给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科的科员陶黎纳。

“可能是甘肃省疾控中心的同志不知道你所说的情况，我会帮你联系和询问他们，希望会有所帮助。”33岁的陶黎纳是个热心公益事业的医生，曾义务献血累计达6000毫升。他于当晚10时15分以真实身份给梁清留言，随后在一个全国省级疾控系统的Q Q群里说了这件事。

第二天———3月28日起，来自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三级卫生系统的医务人员陆续赶赴石门等几个村庄，带来一批为饮用水消毒的药片，现场教村民使用。他们还散发了一批《甲型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宣传单，通知30日一早到乡里抽血检验。在村民们的印象中，这是村里第一次来“上头的医生”。

三天后，宕昌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章宏来到石门村，当众宣布：此次“甲肝危机”并不存在。至于转氨酶升高，原因是很复杂的，并不能就此认定为甲肝；至于升高的原因，省疾控中心将进一步调查；通过省市县三级专家对血液的检验，全村只有2名村民被确诊为甲肝，政府正为他们提供免费住院治疗。

这个结果可以从甘肃省卫生厅副巡视员、疾病控制处处长曹义武的态度得到部分印证。

55岁的曹义武曾经担任过农村卫生管理处处长。他对南都记者说：甲肝暴发的情况“不存在”，甘肃省卫生厅已经就此事向卫生部打了报告。“（对村民）教育的，培训的，实验室的工作，我们都做了。派了省、市、县三级（医疗系统）的人。”

但数天后，又有7名石门村民享受了免费医疗待遇。最终，省疾控中心调来2500支甲肝疫苗，给兴化乡2-30岁的人全部免费接种。

“县医院发现这么多疑似甲肝患者，表明可能存在疫情，应该立即报告疾控中心做进一步检验。”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内科医生郭亮（化名）说。“在没有做H A V （甲肝病毒）抗体血清学测试的情况下，仅凭转氨酶升高就诊断是甲肝，太不严谨了。一般来说，县医院并不具备检验甲肝的能力。”

北京益仁平关爱中心主任、“肝胆相照”论坛版主陆军也分析说，当地村民转氨酶升高，可能与当地存在某种化学污染有关，但甲肝暴发的可能性不大。

把村民们诊断为甲肝的，是县医院内科主治医生杨智杰。杨承认，他并未给村民们做进一步的H A V检查；因为县医院根本没有这种能力。诊断的标准，仅是通过乙肝抗原为阴性，和转氨酶升高。

“不论是不是甲肝，转氨酶升高都表明肝脏受到损伤。我开降酶保肝药并没有错。”杨很清楚省疾控中心推翻了他的诊断结果，但他不服气。

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章宏则对村民们解释说，开这么多昂贵的药“医生都有提成的”。

“迟早的事儿”

“这里的农民得病，是迟早的事儿。”王小永和几个来这里支教的志愿者们对这场危机并不吃惊。

作为最受尊敬的人，村民们常请他们去家里吃饭，拿出最好的食物———土豆、腊肉和烂掉也舍不得吃的苹果。吃完了饭，女主人收拾碗筷时每每拿出一条毛巾沿碗边擦一圈，然后很自然地开始擦桌子，擦完了顺手将毛巾挂起来留待下次用。他们一开始看得几欲作呕，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这里的人们喝水都习惯喝生水。

和村民们一样，志愿者们喝水只能靠在河滩边挖个洞取水，而猪就在几米外的河水中跑来跑去，甚至便溺。它们还到处乱钻粪坑和跑进学校，在孩子们中间来回冲撞。一旦出现诸如甲肝之类的粪-口传播疾病，这些猪无疑是最直接的传播者。这次医生们来到兴化乡，要求之一便是把全乡学校的厕所都锁起来。

2003年，宕昌县的3个村庄曾经暴发过一次历时86天的甲肝疫情。县疾控中心在调查报告中形容，这些村子“污水横流、畜粪遍地、蚊蝇成堆”，“村民无饭前便后洗手习惯”。今日的石门村仍然如此。

到县医院体检，对于石门村的村民们来说，更是一种奢侈。

他们要去70公里外的宕昌县城，若不想徒步10个小时，唯一的方法是雇用乡里的一辆越野皮卡，收费300元。村民们多8-10人合坐这辆车，在山路上挤成一团。去一趟省城兰州要7个小时，去陇南市也要4小时。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是：宕昌是个国家级贫困县。根据宕昌县县长李廷俊在2011年全县人代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全县农民去年的人均纯收入是1873元。而今年4月6日，前任县委书记王先民因受贿1000余万元，并有30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被一审判处死缓。这是农民们每每咬牙切齿的一件事，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王。

“只要看病花5000块钱，我就得卖牛。出去打工。”32岁的石门村民李许平便是这样一个抗风险能力微弱的典型。他自认家境在村中属于“中等”。

检验结果显示：他、妻子及两个孩子的肝都很健康，家中为此花掉了超过800元。虽然全家都加入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这些钱是无法报销的：进城车费150元，检查费约600元，全家在县城吃早、午两顿饭，再领两个孩子逛逛街，买了两瓶标价2.5元的果汁牛奶。这是他们第一次逛超市。一家人不知道如何付款，直接把钱递给旁边的导购小姐。

李许平的三叔就是村里2009年死于肝硬化的人，治病花去3万多元，其中包括1万元的贷款。他死后，学习很好的儿子为还债而辍学打工。

这样，农民们对疾病的态度，恰似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待牙医———“不疼不来”。感冒发烧，去村里小药店或乡卫生院买一盒几块钱的药，去县医院看病，代价过于高昂了。

志愿者赵宏智曾经问过他教的30个孩子，谁去过县城？只有一个举手。那是一个父母近亲结婚的孩子，去过县医院看血友病。

2010年5月，《中国社区医师》杂志刊载了两名甘肃医生的一篇论文，《甘肃高海拔地区常见病、多发病临床特征调查》。在3519例病例中，消化系统疾病占有近1/4，胆囊炎和肝炎、肝硬化又占其中的近三成。对消化疾病如此高发的原因，论文解释：海拔高，“机体对环境、气候不适应，睡眠不佳，抵抗力降低，细菌易侵入引发急性炎症。”

这篇论文还提到：高海拔地区“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较大，新鲜蔬菜、水果及肉类得不到及时供应，……当地群众对自身疾病的防治意识相对较差，往往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前往医院就诊，常延误病情。”

在本次“肝炎危机”中，石门村没有一个村民选择住院这种更完善的医疗服务。一种考虑是：去住院，至少需要另一人陪护，家里的孩子谁管、地谁种？

另一种考虑是经济因素。农民们的医疗费用报销存在着一个封顶标准———6000元。南都记者在宕昌县医院看到，“全县农民住院报销明细表”标注，农民们住院报销的比例，大约为60%.也就是说，他们如果想报销6000元，本身也至少要付出4000元。

2008年，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甘肃农民已有1869万人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比例高达93.2%，但住院率只有3.41%.

乡村医疗体系失聪

今年2月，当石门村陆续出现“疑似甲肝病人”，大批村民去县医院就诊时，乡卫生院和村里的卫生员一无所知；3月中旬，村民们集体去卫生院要求注射疫苗，县里仍不知此事；直到志愿者们通过网络掀起一场舆论危机，才猛然惊动了甘肃省卫生厅。

在这次危机中，乡村医疗体系失聪了。

这不是它的第一次。2003年宕昌县那次持续86天的甲肝疫情后，县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承认：从第一例甲肝患者出现，到疾控中心接到疫情报告，整整过了71天。

去年的兴化乡卫生院是一圈黑色的低矮平房，如今则是一栋颇秀气的粉黄色二层小楼。门口挂着“内蒙古红十字会援建”的牌子，表明它这种进步的受益原因是地震。

卫生院的医生从不主动到村里诊疗，而是以坐诊的方式等待患者上门。但记者数次前往，始终未见两名年岁较大的编制内医生———其中一人兼任会计，而只有院长刘备忠、一名姓白的女医士和一名年轻的帮工。刘备忠说，卫生院的工作宗旨是“以防为主”，不给农民抽血检验，也不能做手术，更无法治疗肝炎这样的，相对感冒较为“疑难”的病症。他没有提及，为何没有“防”住这场危机。

“我都好多年没体检了”。一口浓重方言的刘备忠点上一支烟。他工龄16年，但仍不是编制内员工，工资比他手下那两位在编的医生少得多，一个月仅几百元。至于究竟是多少，刘似乎被触动了内心，“没必要跟你说得太详细吧？”

南都记者问，今后是否会承担对村民们抽血化验，将血样统一送到县城检验的任务，刘立即表明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是有人晕针了，晕倒在现场咋办？”

农民们从卫生院买药，可以报销80%，但只能买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药物目录》中有名字的药物———这些药物往往极为便宜，售价从几角到十几元。在县医院通常给石门村民们开的3种降酶保肝药物中，有两种是可以报销的———肝泰乐、联苯双酯，单价都只有几元钱。而最为主要、也是占去大部分费用的药物，一种叫做肝水解肽的注射液则不能报销。如果农民们在转氨酶升高之初就发现并治疗，也用不到这种昂贵的药。

即使是两种最便宜的药，乡卫生院也只有其中一种。这一点甚至不如村里的小药店。

听到吆喝，兴化村卫生所唯一一名卫生员，39岁的郭贵峰忙着赶出来。穿着一身与乡间农民毫无二致的毛衫，睡眼惺忪。

郭毕业于陇南卫校，1996年回到村里做卫生员———现在仍有农民习惯叫他“赤脚医生”。他的工作是每两个月给村里的孩子打一次上级卫生部门发放的疫苗。每月100元的工资显然不足维生，他开起了小药店兼商店，这么多年已发展得很完备。不仅有那两种护肝药，还售卖塑胶玩具、白酒、小食品甚至手机。

这个药店最贵的药单价仅20多元，利润如此微薄，显然不如卖手机更让郭在意。这次肝炎危机，他也只是个旁观者。

“你发现的这个样本非常典型。”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南都记者说。

她从2002年起，便在中西部的陕西、山西、湖北三省做农村医疗制度改革的试验，以此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农民健康保障与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研究》报告刚出炉。一点核心认识是：迄今为止，新农合、新医改的卫生政策并未扭转农村卫生服务中长期存在的，“以医为主、重医轻防”的倾向，也未找到最有效率、最适合农村区情的卫生服务体系模式。

在这份报告中，杨团勾画出这样一幅理想的农村医疗制度图景：

第一，自然村成立若干农民健康小组，每村雇两个人，定时收集农民健康信息向上汇报；乡镇和行政村成立各级农民健康协会，与乡卫生院、村卫生所展开互动，一方面择优购买卫生服务，另一方面则接受农民监督。

第二，县卫生局要“交权”，将财权和人事权下放到乡镇，以便基层政权随时对卫生院工作进行制约。乡卫生院改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坐诊转型为将健康服务送上门，更多地协助、辅导农民健康小组进行自我管理，防微杜渐，做到真正的“以防为主”。争取在小病萌芽时便发现、治疗。

由于有农民健康协会这样的消费者组织监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将得到保证；公共卫生服务将由政府主导，农民被动接受的行为，变成消费者自愿参加、自主管理的社会权利。

这幅蓝图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更要触及现行财政、人事制度，最终培育农民的联合组织、自治意识。然而，杨团在三个省份所做的试验都因这一原因失败了。

“改革固然是牵一发动全身，从社会组织形态、财政人事制度等方面同时入手才可能成功，但不一定我们就没有希望。”年过六旬，这位女学者依然没有放弃。

如果不是今年这场“肝炎危机”，可以预见，石门村的农民们依旧不会去县城体检，接受治疗。若非志愿者们“多管闲事”，网络舆论的持续发酵和陶黎纳的仗义执言，似乎亦难想象当地卫生部门会如此兴师动众地调查、检验和调配2500支疫苗。

村民们可能会陆续承受这样的命运———肝脏慢慢受损，转氨酶升高。悄悄地发展到几元钱的肝泰乐和联苯双酯束手无策，不得不使用昂贵的肝水解肽，因病致贫———这还是幸运的人。否则，便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发展到肝硬化、肝癌，突然死去。如是，他们一辈子与县医院发生的唯一一次关系，将是临终之前。

“去年这时候，他还好好地跟我说话。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去给他的棺材上写字了。”

志愿者王小永至今保留着一张检验单。这张单子的主人，一个名叫李张张的55岁农民此前从未去过医院，直到痛苦无法自控才去检查。一个星期后，他便躺进了棺材，原因是肝硬化。

由于没有等来一个下葬的良辰吉日，李张张和他的棺材至今仍被放在一间阴冷的房子里，快一年了。棺材两侧，是他的家人请王小永写的八个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记者：冯翔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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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吃的食物或水质有关，“治肝必先实脾”的道理即在此。

医林改错

可怜啊。贪官腐败完全不管穷人的死活。真是现在的社会太恐怖了。

yangyangboo

哎，很大一部分是死于对疾病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