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对中西医世纪大论争的反思

何裕民

《新华文摘》总第396期　2007．24
　　有人奉若珍宝，有人弃如敝屣。近来，一场围绕中医的存废之争又引起轩然大波。中南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自从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后，不久又在网上贴出《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说是有上万人参与签名，闹得沸沸扬扬，从而引发了是否要取消中医的新世纪大讨论。此举惊动了国家卫生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并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但是，还是有人从各方面论证中医的“不科学”和“不安全”。科普作家方舟子认为“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是“伪科学”，还质疑中医药的疗效。以揭露伪科学著称的何祚庥院士也公开表示“支持批评中医”，并且坦言“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这场风波并没有因为卫生部出面而结束，仍在继续，但是也日趋明朗化。这场争论不仅涉及到中医是否科学，也涉及到千家万户亿万百姓的健康，以及求医看病的大问题。日前在北京结束的全国“中医问题深层次思考”座谈会上，我们对这场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反思”的观点用三点可大致概括：一是坚持维护和恢复中医的传统；二是主张中医必须改革和创新；三是明确指出中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这次争论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医学与哲学》是医学综合类的核心期刊，在医学界和理论界都有相当影响，因此发什么样的文章应该是相当慎重而又严肃的。当时我看到张功耀投来的《告别中医中药》这篇文章，从心底里讲并不以为然，我和杂志的主编赵明杰商量后，决定全文发表，不做增删，也没料到这篇文章会引发专业范围外一场社会层面关于中医生死问题的争辩，当时的初衷是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慎重起见，我们还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左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我自己则写了一篇《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我虽然是中医，但作为杂志副主编，立场是中立的，感情上肯定是不认同的，但理性上我觉得学术应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引起争论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至于后来发生的“签名”风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学术论争的范畴。
　　事件的当事人把自己的行动和“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中医的批判相提并论，其实，这次的争论，无论是在深度还是时代意义上，都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五四”是一个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时期。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很贫穷，没有什么科学精神，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向西方寻求科学，以救国图强。所以当时会有一些明确的主张，包括砸烂孔家店，包括废除传统医学，尽管偏激，但是更多意义上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今天就不一样了。中国的整体国力提高了，中国整体话语权提高了，我们的文化走向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医学也走向了世界。在这种背景下重新来讨论中医学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则是一种偏见，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是什么思想解放。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人文精神、宽容精神以及平和地对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精神。
　　现在对中医持反对或者告别态度的大致有三类人：第一类人主张唯科学主义逻辑，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在他们看来，但凡从结构上找不出严密的依据又没法用逻辑关系进行说理的，就不是科学，就要被淘汰，就应该靠边。这是学术观点之争。第二类人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有迷恋西方的倾向，因此持反对态度。有些年轻医生反对中医，就是对西方的盲从，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较多。但资格比较老的医生反对的声音就比较微弱，因为他很清楚现代医学能做些什么。第三类人则有借此哗众取宠“作秀”的嫌疑。对于这类杂音，不必太在意。
　　

　　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
　　　　回顾历史，关于对中医是“扬”还是“弃”的废存之争，这已是自北洋政府拟“取消中医”以来的第四次。事实上，在国外也曾经有过废止中医之说，但均以失败告终。
　　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就有人提出“取消中医”。留洋医学博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褚民谊和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借此大做文章，鼓吹全盘西化。留学日本学西医、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废止中医的四大理由：一、中医理论皆荒唐怪诞；二、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三、中医不能预防疾病；四、中医病源学说阻遏科学化。余云岫要求逐渐取消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中医岌岌可危。中医界群情激愤，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日本也曾有过这样的争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汉医界也是本着科学救国的精神，首先提出废除汉医，尊崇“兰医”即西医。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医学界开始出现“复兴汉医”的声音，到七、八十年代达到巅峰。一百年前由汉医首先提出废止汉医，一百年以后却由西医提出要振兴汉医。因为他们认识到，“现代西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汉医有许多实际价值值得借鉴。
　　西医治病着重在对靶器官病理改变的纠正、逆转，而中药的应用是强调辨证施治，多途径、多靶点的整体调节，其作用常呈调整性、甚则双向性的特点。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模式。由于中药作用的奇妙性和复杂性，构成了西药单一针对靶器官的用药方式所没有的治疗效果。这是在许多顽症治疗中，中药疗效显著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对恶性肿瘤、艾滋病及老年性痴呆等现代医学最棘手的问题，中医中药正在展现其美好的应用前景。
　　
　　其实医学是一门人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次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原因是“中医不科学”。而科学的含义是什么？医学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首先，科学在近一百年来，对中国是非常时髦的事，其实科学的含义是多样的。首先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其二，我们讲“科学的”，往往是相对于迷信而言的。
　　就知识形态而言，我认为中医是带有历史烙印的传统科学形态。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中医相对于迷信来说是科学的。这就引申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来看医学。
　　就“狭义的科学”来说，历史上或者目前所遵循的主要是指物理科学，物理科学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是用还原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然后用数字化表达。从这个含义上来说，我说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吃惊的话“现代西方医学都不是科学”。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的，他叫库恩，美国人，这是他在50年前就发表的一种议论。他认为医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是生物科学，他认为生物科学尚够得上科学标准；医学的另一块，更为重要的，也是医学的主体——临床医学，却远远够不上科学的标准。
　　我们讲两个例子：一般人看病都喜欢找老医生，不管找老中医还是老西医，因为经验丰富。经验的东西就不是定量化可以表达的，充满着技艺之类成分，不是科学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比如说IT行业、原子物理，一般来说，30岁左右是最好的年龄段。因为科学是严格遵循还原方法论的，且不断更新，很快很快，医学却恰恰相反。
　　第二个证据，近十几年来医学领域兴起了一门新学科：循证医学。就是充分寻求可信的临床证据，因为我们光靠实验室得出来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循证医学的出现也表明医学主体目前还够不上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
　　再如，揭示规律是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物理科学认为规律是唯一的，无例外的。但生物科学领域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规律，用著名现代生物科学哲学家迈尔的话来说：“生物学中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概括都有例外。”
　　所有的物理科学，最后表达都是数字公式，但生命科学讲的都是概率、百分比，大概是多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生物科学也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这些生物科学家强调生物阶层在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不同的理论，从大分子到细胞器，到细胞、组织、器官、人的整体，每一阶层都导致独立的生物学分支产生，低层次的特征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高层次生命活动的特点，但这在物理科学却是必然的，因此他们力主生物学必须与物理科学保持“持续的间隔”。生物科学可以充分借助物理科学的方法、手段，但还必须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
　　再讲第三个含义，医学还是一门人学，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个离休干部，他患高血压、糖尿病，每次都开同样两种药物。医院有三种号5块钱、15块钱、50块钱，他每次就挂50块钱，同样拿两种药。他说：“5块钱的，医生不听我说、不让我说；15块钱的，让我说、不听我说；50块钱既让我说也听我说，也和我交流。”你说这是科学问题，还是人学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关于医学科学问题的讨论，或者中医不是科学问题的讨论本身前提就是有点站不住脚的，缺乏一个常识，你想把医学严格定义为科学，那么这门医学肯定是没有人性的。
　　医学本身是科学的一个部分，医学本身带有一定的人文特征，如果我们带有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医学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件幸事。
　　
　　中医可称是“生态医学”
　　
　　有人说真理是唯一的，医学真理西方已揭示了，中医学就没有存在必要了。这句话很不妥，实际上是上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核心观点。我只举一个例子，心理学研究的也是人的问题，心理活动也有物质基础，心理学却是存在着众多的学派与学说，从精神动力学、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生理学到人本主义等等，就心身医学而言，日本也有自己的“森田疗法”。生命科学领域远未达到可以肆谈统一、唯一的境界，我们完全应该宽容地珍惜传统精华，加以弘扬。
　　所有科学探索活动都受制于哲学观念的指导。中国占主导的是自然观点元气论，西方占主导的是原子论。元气论驱使人们注重过程与状态，注重相互关联与互动；而原子论则促使人们注重结构，注重还原，重视细节与构造。中西医学理论解释的最深层次的分野也就在于此。因此，我们看到了中医注重整体的“气”，活体的经络，人与外界的互动，中医叫“天人相应”。而西医却汲汲于细胞、大分子、基因。而现代科学的走向是强调两者的有机互补与结合，特别是新兴的复杂性科学。
　　举个简单的例子，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最伟大贡献之一，量子力学的理论解释至今仍存在着“粒子说”与“波动说”，而“粒子说”就是原子论的经典体现，“波动说”似乎与中国（包括中医学）的气论更能对话。
　　这就回到了自主论生物学家的基点了：生物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特征，现代医学着重于揭示细胞、细胞器及基因层次的生物学特征，向上也兼及了器官、组织，但到此为止。而中医学却着重揭示粗略的脏腑之间，特别是生命整体及该生命体与其生存的环境（生态）之间的互动特征。
　　用我的话来归纳，可以这么说，中西医是以“不同的术语，揭示着生物不同阶层系统的不同特征”。尽管中医用的术语粗疏得多，甚至有许多荒谬之处，但你无法否定他的理论价值所在，就像整体层次的“经络”现象，就像是“气”所揭示的整体生命现象。
　　顺便说一句，有位著名的否定中医人士，口口声声说中医是伪科学，但他却从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撰文充分肯定元气论的现代科学价值，因为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中医理论揭示的更多是整体与生态层次的生物问题，认为称中医为“生态医学”，亦无不可。
　　就在我来北京参加讨论的当天晚上，电视台采访了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西医肝胆外科权威汤钊猷教授，当主持人问到他对“告别中医”事件看法时，他举了自身两个实例作出回应：一是他曾用针灸亲自治疗了他的儿子、妻子和母亲的阑尾炎，而母亲阑尾炎已并发腹膜炎，他是用针灸加穴位注射抗生素的。第二个例子，他现在每周门诊，复诊许多老患者，不是冲着他“刀开得好”，而是肝癌术后中药调理方开得好而来的。这就是医学大师的胸襟。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一句名言：“要让食物变成你的药物，不要让药物变成你的食物。”那么中医学很多药物，是药食同源的，通过这样的调整，一方面副作用可以减少很多，第二方面是老百姓通常说的可以治本。
　　
　　我不得不承认经络和针灸的奇妙
　　
　　经络是否存在？这是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理论最严重的分歧之一。植根于经络的针刺麻醉曾经盛极一时，但非理智的热潮不免带来混乱和滥用的恶果。在1980年后，国内医院逐渐放弃针刺麻醉，虽然国内医学院校的研究人员从未停止过对针刺麻醉的研究，但针刺麻醉术的临床应用从此走向沉默的20年。针刺麻醉20年冷暖境遇，似乎是中医发展中遭遇困境的一个缩影。
　　刚上大学时，我自己也坚定地认为经络和针刺效果是子虚乌有，在中医课堂上，我曾经站起来问老师怎样证明经络的存在。毕业后，我做了三四年针灸门诊医生，一系列亲身经历的故事改变了我对针灸的态度。例如，一位80多岁的老人到我的诊室就诊，老人患肩周炎，肩膀疼痛而无法抬起手臂脱下衣服，为了让老人脱下衣服以便于在他肩膀上用针，我在病人腿部“条口”穴位用了针灸，过了一会，老人自己就能抬起手臂了。看到眼前的效果，我不得不承认经络和针灸的奇妙。
　　对于经络机理的解释，国内有几十种理论，我比较认可的一种是：经络是介于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之间的一种自我调节系统。在高等动物进化的早期，逐渐形成了这种原始的自我调节机制和系统，可以说它是高等生物在早期获得的自我调节系统。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出现了更为高级的调节系统，“经络”则逐渐退化，隐而不显。但它的作用还是不时显现出来，因此，我认为，适当应用针灸学说和针灸术，可以增进健康。比如针刺麻醉，针刺适当穴位，可启动调节系统，起到镇痛的作用，和西医用麻醉药阻断痛感神经不同的是，针刺是通过刺激穴位，让人的身体自我调节，达到镇痛的效果。
　　针刺麻醉在安全的前提下应该适度推广，这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特别是安全，比如，开颅随时有可能损伤脑组织，针麻则可使风险随时得到监控。
　　重拾针刺复合麻醉，应该提示我们思考一些中医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个是我们应该研究认识经络的方法论问题。经络的发现从方法学角度而言，与西方主流的“还原方法”是不同的，它是古代人们进行特殊的训练中，体会到的一种感觉，这些特殊的训练包括古代导引吐纳功，相当于现在说的瑜伽、气功等等。自我感知不是没有价值，体验到的感受，径直用物理化学方法去破解它的机理，是会有困难的。
　　因此，循经感传研究要想取得成功，方法论上的创新是关键。今天反对经络学的声音，都是试图仅用物理化学方法去解释经络而得不出想象当中的结论，所以加以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不仅在文化哲学上需要多元，生命、医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多元。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是，循经感传现象应该被纳入生命科学的研究范畴，我们的中医界缺少信心和自信，其实，科学是描述事实，解释现象的，既然循经感传现象是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科学就必须去解释它，揭示它的背后机理。在这一点上中医学应有足够的自信。并且我们应该更多地与西医及现代科学交流，让他们看到临床的效果，更多地参与研究工作，不能一直停留在描述临床表现的阶段。
　　

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这场争论对中医是个新契机。至少大家可好好理一理，中医究竟有什么价值？我个人认为，中医对现实中国人来说，或者说对现实世界来说，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它是一种实用技术，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大到比如说肿瘤、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等等，小到一个感冒，很多人都离不开中医药。我临床是看肿瘤的，对肿瘤我很有发言权，以最为凶险的胰腺癌为例，国际一般患者中位生存期4至6个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这种癌一年生存率为8%，5年为3%，中位生存期仅2至3个月，而我们诊治的上海地区百余位胰腺癌患者中已有近二十位度过了3至5年，这些患者中绝大多数是无法手术，未经过化放疗的，现在绝大多数活得有滋有味。有个领导对此说了句俏皮话：“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是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比如现在时髦的“亚健康”，亚健康的调整我相信很多人会找中药。我目前主持“十一五”国家科技项目——亚健康课题研究，这个领域就凸现出中西医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实用价值。亚健康是一类状态，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内现代医学界对亚健康还是失声的，因为它的体系只有盯住某一个具体器官或结构的异常的研究才有价值，对亚健康的治疗，也许只有维生素之类。中医不然，亚健康状态可以从中医“证”的研究和体质研究中演绎出来，针对个体、时间进行调整，很能改变亚健康状态，这是很有价值的。
　　第二个层面是科学层面的，中医既然是一种传统性科学，就有科学内容。还拿经络来说，“循经感传”现象，现在至少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前一段时间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做了两个手术，就用针麻，其中一个是开颅的，至少使得麻醉剂的用量大大减少。我们已经用现代手段，比如说同位素追踪，描记出体表的一种现象。但是现代的解剖学，哪怕最最时髦的解剖学，它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解释不了不等于不存在，这时需要改变的是以往的解释体系。
　　第三个层面，中医还是种文化。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用西方标准来评价，可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几亿人、几十亿人用了多少年都很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已经基本平息了，国家出台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大举措。其实一个民族真正兴起，除了我们商品走向世界以外，我们的科学思想、文化观念，也要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医作为一种和生活观念非常密切的有价值的保健体系，或者是生活哲学，一个可以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知识体系，一定会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且会大大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
　　
　　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告别谬误的过程
　　
　　鲁迅曾经在他的文章里头谈到过，他小时候父亲得病了，中医给他开的方子要用的药引子是一对原配的蟋蟀，这件事情成了人们指责中医的证据。其实这是当时那位医生给自己预留的退路，假如你这个病治不好的话，他可以说你这个药引子找得不对……这种欠缺实证的东西其实是中医的糟粕。但随着这种批评，中医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去糟粕，留精华的过程。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告别谬误的过程，这是恩格斯说的，西医也同样。
　　比如关于激素的认识，60年代风行的“塞里”学说使人们滥用激素，以至成为祸害。对于抗生素的认识也一样，人们认识到抗生素意义的同时也意识到滥用的恶果。西方医学在很多地方，大胆地告别了过去的错误，比如说休克理论，所以进步较快。中医人，的确有一个怎么大胆地和过去保持某种距离的问题。不要认为古人记载的都是好的，今天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方子可能就不太适合今天的人群了，需要新的总结，进行临床检验。既然它是种科学，就应该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来对待它，而科学精神中核心的就是质疑、综合与创新。
　　另外中医人还需要自信，不要对自己的传统也是摇摇摆摆的，好像西方医学说得有道理，然后我摆到那边去。我觉得随着整体水平的提高，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有很多问题，应该很自信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当然，这要建立在把过去一些不值得一提的，或者已经证明是谬误的东西，大胆舍弃的基础之上。
　　
　　中医理论：寻找第三条途径的突破
　　
　　中医要在自我批判中走出夹缝。中医理论有着众多缺陷，但它又有着丰富的实用价值，包括相当的科学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医理论称之为“一个苦涩的酸果”。由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是观察经验加哲学思辨，是以大量的经验为依据，凭直观外推、心悟、灵感等非逻辑思维或者不太严谨的取类比象，一下子跳到理论，其间并无严格的逻辑归纳或演绎，更无严谨的实验检验。因此，中医理论有着涵容性极大，理论偏向模糊、笼统，过度注重整体和功能的概括，忽略了对结构、细节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范畴存在着意会性、非确指性等模糊的特点。在天人相应等观念的指导下，在许多方面夸大了自然界的同一性，并有把不同事物和现象背后的规律混淆在一起的诸多缺陷，甚至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荒唐结论。
　　基于以上的思考，对中医理论既不能简单地摈弃，也不能盲目地弘扬。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两极之间寻找第三条途径，那就是：解析传统理论范式，以现代科学精神为主导，结合实证研究，重建中医理论的范式。具体就是对原有中医概念的解析批判以及对原有理论体系的解析批判。而目的就是对传统理论进行理性的重新识读和再发现。
　　我想，谁能在中医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并取得突破，谁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摘取诺贝尔大奖的人。
　　
　　中医发展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
　　
　　与日本、韩国在复兴传统医学方面的不遗余力及所取得的效果相比，目前中医在我国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内忧方面，面临后继乏人、质量参差、信仰缺失（学中医的人不信中医）等问题。外患方面，比如我国的中药处方有1000多种被外国抢先注册；又如日本医学权威大敬节在弥留之际对其弟子说：“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
　　中医的生存危机客观存在，包括“国内现在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这样的数据也是真实可信的。中医的发展遭遇“瓶颈”，出现低谷，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与转型时期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心态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整体话语权的提高，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中医界目前有几个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首先，中医的培养存在问题。我们的教育模式借鉴的是西医院校的那一套，批量生产，这对于需要传统文化根基、需要临床经验积累的中医而言是一个致命伤。在培养中医传人方面，我们现在多学校课堂教育，少传统师徒帮带。其次，现在很多综合性的中医院，采用统一模式管理，讲求经济效益，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第三，在对待中西医的态度问题上，有些观念需要扭转。比如有人认为西医能治百病，中医只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其实，在急诊抢救方面西医固然是强项，但在很多小毛小病（如感冒）以及一些常见病（如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等）的治疗方面，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在“治病”方面，或许中医不敌西医；但在调整状态方面，西医不敌中医。中西医各有优势，完全可以协同作战，没有必要剑拔弩张，全面抗衡。最后，学习中医一定要心态平和。我常对学生说，中医是个“煲”，要慢慢熬，才有味道。
　　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要给中医立标准、立法，而关键是要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从政策角度，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舍得投入，对于重大科研项目给予全力支持，同时在实用技术方面鼓励中医（院）大胆地深入群众。不能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医，不能把所有东西纳入一个考核体系。并不是“大”医院才是好医院。在中医界，好的医生往往不在大医院。这是由中医的文化特点决定的：人性化治疗，更贴近民众。中医要有大发展，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一个地方应该有几家核心医院，更多的应该发展小型的社区医院。从中医自身的发展看，应该在基础研究中体现实力和价值，应该放开临床实践，鼓励探索创新。比如前阵子上海针麻手术的再度成功应用，就是中医临床的开拓之举，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同时，应该拓展中医药生存新空间。今后中医可能不仅局限于治病，还应对亚健康等病前状态实施干预，对病后虚弱的身体进行调理，以维护健康，增进健康为目标。这几块结合在一起，才是中医的发展之道。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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