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崇拜与巫术

何裕民

　　早期，人类对许多现象深感迷茫和恐怖，不敢接触它们，遂产生了各种“禁忌”。禁忌的对象，或为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或为不可接受的危险事物。前者的人格化象征即类似“神”，后者则相近为“鬼”。疾病，是人类最为忌讳的现象，所以凡被认定可能引起疾病的因素都视作禁忌。
　　当一次偶尔的行为与疾病相续或同时发生时，这种偶尔因素常被视为致病之因，因而也是禁忌的对象。远古流行于整个世界的星辰降灾，天之飞鸟、地之禽蛇使人生病等信念，都是禁忌心理的产物。我国古代的禁忌颇多，《内经》、《甲乙经》、《刘涓子鬼遗方》等都有不少禁忌致病的记载。如隋代的《诸病源候论》中的“土疰候”即云：五行各有所忌之时辰，如在忌土之时挖掘土地，就会引起遍体浮肿，流黄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认识虽不断被纠正，但由于中医学认识论内在的缺陷，禁忌致病的思想直至明、清，乃至近期，仍未能完全消除，于中医书籍中时有所现。它多见于一些病因难明的疾病中，如某些急性突发性危重病，标为“中恶”、“客忤”；或见于某些缠绵难愈的疾病；如“疰病”等等。甚至男女不育、不孕也归诸于触犯了冥冥之中的鬼神或“犯忌害”。追溯起来，此类意识的源头便来自远古的“禁忌”。
　　西方上古时期，同样也产生了种种禁忌。英语中的“Taboo”（禁忌），就来源于古代波利尼西亚（Polynesia）语，类似含义的罗马语“Sacer”、希腊语“Hagios”、希伯来语“Kadausch”也都源远流长。
　　与华夏一样西方早期的禁忌只是基于经验而产生的行为限制。如：由于病尸可能传染疾病，故“死”就成了禁忌。毛利族人规定：须断绝与接触过尸体、参加过葬礼的人来往，甚至认为他们触摸过的食物也会腐败。菲律宾群岛的阿古泰诺族的妇女，丈夫死后七、八日内只许晚上出门，且走一步须敲一下手杖，以警告走近的人，这种寡妇就是禁忌。新几内亚某地则强迫新丧夫的寡妇在一段时间内只能象野兽一样徘徊于原始森林中①。
　　由于对梦境之类生理现象的迷茫，祖先们又萌发了肉体与灵魂两类概念，并以灵魂脱离躯体来解释疾病与死亡。澳洲人认为魂藏于肾，Tukano族认为在心，巴比伦和我国则归诸肝。
　　禁忌作为一种信念，远祖们早期只能采取“远而避之”这种方式来逃避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这种信念的作用下，对待病残人员的处理是很残忍的，一般采用遗弃、逐出、处死、活埋等方式。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无力供养这些人也有一定关系，但将这些人视为禁忌之物仍是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天长地久，人们发现采取远而避之的方法并不能阻止灾祸降临或疾病发生，于是认为在“禁忌之物”的上面，还有一种超自然力量在冥冥中操纵、主宰着人类，从而萌发了敬畏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孕育了“崇拜意识”。
　　崇拜意识是原始人类在生产力有较大提高、生活相对安定后的产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特殊自然物中选择崇拜对象。由于有了相对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寄托，人们不再以残酷的方法对待病人，而是照顾备至，千方百计用祈求等方式使其痊愈。因此，可以说崇拜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由于病人不再被杀害或遗弃，也使医学研究得了观察的对象。
　　与此几近同时，借祭祀求得崇拜物的宽恕和保护，以达到消灾防病的目的，之类的活动日趋盛行。这个阶段的医学活动，有人称之为“图腾幻想医学”。可见，由“禁忌”至“崇拜”，由“远而避之”到“崇而敬之”，是人类对疾病态度的一大转变。
　　与崇拜意识相适应的治病方法，是藉祈祷、祭祀等方式向崇拜物“献媚”，企求其荫护或宽恕。我国的甲骨文中有“武丁疾身，御祭妣已及妣庚”、“武丁病齿，祭于父乙，以求赐愈”、“武丁病舌，祈于亡母庚”等卜辞，就是通过对患者前辈的祭祀来祈求治愈疾病。古代巴比伦和古埃及都有类似的情形。
　　“崇拜”的另一形式是“占卜”。它以某些方法来求得崇拜物用超自然的能力给人们“昭示”。如古巴比伦人根据动物的肝脏大小、形状、位置、血液来预测疾病的吉凶；我国则以火烧龟甲、兽骨，从裂开的纹理来判断所占的吉凶。
　　但是，鬼神之类并非真正的病因，祭祀和祈祷当然也不能经常“奏效”。远祖们意识到“远而避之”或“崇而敬之”都不能达到目地时，就开始了新的尝试，即对鬼神之类“驱而除之”，驱除病邪，保护自己，于是，巫术随之降生。
　　何休所注《春秋公羊传·隐公四年》释“巫”字曰：“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可见“巫”的职能，一是治病，一是请福。其工作方式，即巫术，以祈祷、祭祀、符咒为主。从禁忌，到崇拜，再到符咒制鬼神、胜邪恶，应该说是人类认识上的一种进步。尽管它也是人类无力征服自然的反映，但毕竟表达了试图征服自然的幻想和努力。巫史文化的重要标志——符，就是由威吓禽兽的图画演变来的；演变为“符”后，更带有借神力征服邪恶，保护自己的意义。古代流行于世界各民族的纹身术和我国殷商铜器上的饕餮纹等，也大多以此为目的，可以说是符的不同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