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中医药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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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殿璞 ⊙ 编辑/王超
　　

　　导读：本文是1998年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发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上的文章，里面回顾了建国后中医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周总理在其中做出的努力，读完确实很感动，正像作者在文中说的，总理对中医药教育有着“深情厚意”，我们也确实应该永远铭记周总理的功绩。
　　
　　

　　周恩来总理与中医药教育的发展
　　

　　我国中医药教育从50年代初期创建，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取得的成绩为世人瞩目。特别是高等中医药教育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中医药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与周总理长期一贯地支持、指导和亲切关怀分不开的。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医药教育界更加怀念他对发展中医药教育的深情厚意，并永远铭记周总理的功绩。
　　

　　1.作出建立中医学院的决定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和加强中医药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毛主席也发出许多重要指示，强调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性。1955年毛主席又指出：“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2年中医。”50年代，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几次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要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团结中西医，共同发扬祖国医学，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肖龙友、施今墨等北京名医向全国一届人大会议提出成立中医学院的议案，周总理很重视，并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培养新一代的中医，满足人民医疗保健的需要，周总理决定先在东西南北建立四所中医学院。1956年1月，卫生部在《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卫生工作规划要点》中提出“从五六年开始，建立四所中医学院”。1956年3月卫生部与教育部共同制定了四所中医学院组建方案和教学计划，有关省市进行筹备工作。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工作队伍》的社论。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指示下，1956年8月6日，国务院以国二办周字第(19)号文，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规定中医学院为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学制6年。每所中医学院为2400人规模，要建立一所600张病床的附属医院。国家还给予中医学院的学生与师范、体育院校一样的待遇，除助学金外，学生还享受伙食费的补贴，体现了对培养中医大学生的特殊照顾。中医学院的成立，开辟了高等中医药教育新的发展时期。
　　

　　2.一定要把北京中医学院办好
　　

　　北京中医学院(1993年更名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建设和发展中，一直得到了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开始，北京中医学院由北京市卫生局筹建，1956年9月初开学时，北京中医学院先借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的校舍，只有几位老师和卫生部派来的一位副院长，由于校舍、教师、教材及教学用房没有解决好，办学困难很大，师生很不安。为此，国务院于1956年11月决定北京中医学院改归卫生部领导，卫生部经过几个月努力，仍没有解决问题，师生意见很大。
　　

　　1957年2、3月份，学生代表找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和卫生部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困难，卫生部两次派人到学院了解问题，听取学生意见。经卫生部研究后，曾决定北京中医学院迁往南京，并做了一定安排。北京的几位知名中医和学院师生听到了消息，很快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信反映，不同意北京中医学院南迁。
　　

　　周总理知道后批评说：“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这不是笑话吗？”他非常关心学院的问题，亲自指示卫生部要负责把北京中医学院办好，有什么困难，国务院帮助解决。5月中、下旬的一天，周总理召开了有卫生部、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和市委大学部等部门参加的解决北京中医学院问题的会议，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和部长助理郭子化以及学院陈育鸣副院长等参加了会议。王昆仑还在会前向学生了解了情况。
　　

　　会上，周总理听了各方面意见后说：“北京中医学院一定要在北京办，长江以北没有一所中医学院不好，布局也不合理。”他微笑着对大家说：“我是江苏人，江苏有什么比北京好的，非要迁到南京去呢？”会议决定：校舍和基建问题由齐燕铭解决，教师和教材等问题由徐运北负责解决。
　　

　　经过齐燕铭一段时间的工作，将东城区海运仓人民大学的大院给了北京中医学院。卫生部也很快从南京、沈阳和北京市调进58名中西医教师，同时学院也抓紧各方面建设和配备干部。到1958年底，教师队伍扩大到100多人。四所中医学院协作编写出适用教材，举办多种师资班来培养教师，到1960年，还为全国的中医学院培训了一大批师资，制订了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适应了中医学院教学工作的需要，为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对于周总理果断决策和及时解决问题的伟人风范，我们是永远难忘的。
　　

　　3.保护中医学院不被精简
　　

　　60年代初期，正当中医学院顺利向前发展，即将有首届毕业生时，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国家经济困难，1962年教育系统大精简，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高校精简问题，提出高等学校要砍掉40%。
　　

　　卫生部也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老校，中医司知道后，不同意砍掉这么多，经多次和教育司商量，同意保留12所。但在会议结束前，中医司听到消息：会议要结束了，明天周总理要讲话，中医学院只留5所。在紧急时刻，吕炳奎司长立即给周总理写信，申述保留中医学院的理由和调整方案，请徐运北副部长亲自交给周总理并转达意见。第二天，徐运北把信交给了周总理，并说：“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这么多。”周总理在讲话最后专门说了一句“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
　　

　　会议最后一天，国务院文办主任林枫作总结后说：“中医学院不动。”由于周总理出面讲话，全国的中医学院才保留了下来，并得以发展。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医学院10年共招收15800多学生，共毕业6千多人，同时还培养了几千名西医学习中医的高级医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了发展中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
　　

　　4.医学教育要改革，中医学院还要办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周总理始终把人民的医疗健康挂在心头上，亲自抓卫生工作和医学教育改革。他在数十次接见医药卫生界代表的讲话中，要求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还亲自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基层和老、少、边地区为人民防病治病，在实践中边医疗边进行教育改革。


　　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教育工作的严重破坏，他明确表示“学校还要办”。由于“文革”造成的医学院校停课，几年不招生了，医生短缺怎么办？如何加快医药卫生队伍的组织、学习、培养问题？周总理提出要加速医生的培训，一个是以医院为主办学，附设学校，全国几千个医院，从工农青年中挑选学生，在医院里培养提高，两年就可以，周转快，医疗与教学相结合；二是教学为主，医学院也要办，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三是医院与医学院结合办，如北医附院与医学院就合在一起，这个形式很好，可以给更多的任务。他还指出为农村培养的医生要综合的，要又会中医又会西医，既能医又懂药。医生要多面手、符合毛主席的思想。
　　

　　在1969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周总理在几次接见卫生部军管会领导和会议领导小组的讲话中，对医学教育改革作了明确指示，他说：“医学教育怎么改革，这次会议要议一议。”在8月15日接见讲话时又指出“北京的几个医学院搞了三年文化大革命，临床没学多少。医学教育要改革，我倾向从医院走出条路子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那时，全国大多数中医学院被合并或撤掉了，当他听到北医和北京中医学院要不要合并的问题时，他说由两个学院的师生去讨论，提出意见。后来他同意两个学院不合并的意见，并在一次接见会议代表的讲话中说：“中医学院还要办，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办。”
　　

　　1969年7月2日，周总理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负责同志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北医、中医学院(北京)的教职员工，要把他们放下去，进行试点，摸索些教改的经验。”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北京中医学院组成7个教改连队，下到北京郊区、河北和河南省农村，以县医院、公社卫生院为基地，一边巡回医疗，一边进行教学，还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农村医生培训班、提高班，进行教改实验，总结了有益的经验。
　　

　　周总理对中医用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很感兴趣，体现了辩证法，好处是不绝对固定。局部与整体，内因与外因，病人和医生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1974年，周总理知道了福建中医学院骨伤科名老中医林如高为罗瑞卿治疗骨伤病效果好，他要求福建中医学院要很好地总结林如高的经验，培养接班人，继承他的医术。卫生部向教育部转报了学院要求开设骨伤科专业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这是“文革”后开办的第一个中医骨伤专业，也是周总理支持的结果。
　　

　　5.热情关心为友好国家培养医生
　　

　　1960年，北京中医学院开始进行培养外国留学生的工作。越南、朝鲜、前苏联和老挝等国家的留学生在学院学习中医。周总理十分关心为友好国家培养医生的工作，并作为重要的外事工作对待。他在接见外宾时，凡有北京中医学院留学生参加的，他总抓住机会和留学生交谈，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学停课了，留学生也回国了。但是，他听到北京中医学院的越南留学生多达20人，就要求留学生的学习不要停止，教学不能受干扰。还要国务院外办负责联系学院。
　　

　　1971年4月，安排越南代表团来学院考察教学情况，到课堂听课。1971年10月底，周总理陪同越南政府代表团在广州参观，当知道北京中医学院越南留学生在广州毕业实习时，他陪同范文同总理到医院看了留学生外科手术实习，在他接见留学生时，仔细了解了留学生的学习和实习情况，亲切地问留学生：你们对北京中医学院感觉怎么样？教学有什么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学院提出来。最后他勉励留学生好好学习，完成学业。
　　

　　周恩来总理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20多年里，始终关注着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他对中医药教育的地位和目的，方针和任务以及教育改革等，作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在1969年的一次讲话中，语重心长的说：“医生要最好学、最谦虚、最客观，才是好医生。如果医生不客观、不冷静、不刻苦钻研，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些话既是作一个人民医生的根本准则，又是我们培养医学生的质量标准。
　　

　　由于周总理的关心和及时地指导，才有了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好形势。现在全国已有30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民族医学院校，年招生达到万人以上，在校生4万多人，硕士和博士生1700多人，中医函大、夜大在校生1.7万多人，在校留学生2450多人。40年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14万多人，硕士和博士毕业生3600多人，函大、夜大毕业生10万多人。这些成绩正是周总理所寄托的厚望。
　　

　　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业绩，要牢记他提出的“我国医学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经验。医务人员要树雄心，立壮志，在医学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导。展望21世纪，我们高等中医药教育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中，要转变教育观念，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强中医药教育内涵建设，加速培养和造就跨世纪的高等中医药专门人才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医药的全面振兴和走向世界做出新贡献！
　　

　　【本文摘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21卷，由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编校发表，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投稿邮箱：tg@linglanshu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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