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国医节”之际再谈“阴阳五行”

袁医生

好原文地址：“国医节”之际再谈“阴阳五行”作者： 取象比类

“国医节”之际再谈“阴阳五行”

　　
　　国医节，一个非官方的节日，2012年迎来了它83岁的华诞。
　　1929年，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门主管的余岩（余云岫）提出了“废止旧医案”，是年3月17日，全国三百余名中医代表云集上海，通过了保护中医的倡议，并上南京请愿，最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的决定。为纪念这次抗争，中医界人士将3月17号定为国医节。
　　最近几年，每年的3月17日，余云岫都会被中医界人士作为“反面教材”请出批驳一番，但是核心问题的探讨并不多见。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阴阳五行”到底是“糟粕”还是“精华”的问题。余云岫认为这个是糟粕，恽铁樵先生告诉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关于整体观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我们今天东西方医学的交汇仍然是这个问题。当年的争论似乎没有结果，在当今东西方学术均获得长足进步的大环境下，这个结果实际已经出来了。
　　我们把线索拉得长一点，从被中医学奉为“祖书”的《黄帝内经素问》讲起。
　　《内经素问》为人类先祖以问答的方式传递给后人的有益人体生命的发生发展最元始的消息。这些消息曾经口口相传，直至春秋以后形之以文，成为今日的模样。这些消息都是先民们经历的数千年亲身体验和智慧的结晶。仅凭这一点，给予《内经素问》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至于如何汲其精华，弃其糟粕，则是后贤们的责任了。就我们而言，无论如何，对待这批宝贝要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宽容。首先是耐心，因为《内经素问》很像一幅长卷国画，画家作画时的焦点是“散在的”、“多焦点的”。如果我们用欣赏西洋画的眼光去看待，会觉得一无是处。因为，西洋画是“单聚焦”的，每幅画不可以有一个以上的焦点。
　　我们无意比较西洋画的“单焦点”和中国画的“多聚焦”的优劣，这是画家们的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西洋画的单聚焦方式是很难完成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宏伟气势的长轴大卷的。因此，不要以为学到一点西学皮毛就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审判中华文明的法宝，要有足够的“耐心”。其二，要有觉悟“散聚焦”价值的智慧，否则也有可能将精华误为糟粕而失之把臂，那就可惜了。最后，宽容是少不了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未必件件都精彩，样样都完美。在来自远古的消息中瑕瑜互见是常有的事，不必因此而大兴“砸烂一切”的念头。一百年前，一位到日本学习时间并不长的年轻人（余云岫），以为取得西学的真经，即刻对《内经》发飙，痛斥一番，结果百年之后，人们发现这位年轻人当初自以为抓到了的“把柄”，却恰恰是未来人类所必须深醒的精华所在。我们无意嘲笑这位当初的年轻人，只是觉得有点惋惜。因为一百年前的此时此刻，西方极少数的科学先驱如爱因斯坦等已经杀出西方还原论的重围，登上了整体论的高峰，演绎成世纪的第一科学辉煌。如果当初的这位年轻人能够稍安勿躁，多读几年书，或者，对西方科学的新崛起稍有皮毛的认识，就不会将《内经》鞭挞得“体无完肤”。百年已逝，当初的年轻人已经骸骨荡然，但是当年的少年浮躁，仍然值得检讨。因为，今日整体论的科学辉煌早就已经燎原，如果在这样的时刻还挥舞旧时的大棒，就只会惹人耻笑了。
　　比如曾被余岩先生大力攻击的“阴阳”学说，就特别值得我们重点研究一下。
　　中华文明之“道”，最根本的概念是整体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作为“小宇宙”的人，必定要依天道、地道行事，而天、地道的最根本规律是阴阳，所以《内经·素问》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可以这么说，没有阴阳就没有中医。明朝张景岳说：“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以蔽之者，曰阴阳而已。”在诊断学方面，阴阳列八纲之首。什么叫做病呢？“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济生方》）。因此《素问》强调：“从阴阳则生，逆阴阳则死”。但是，虽然阴阳为“用”之常“道”，许多人却往往忽视其“真源”。余岩在其著名的《灵素商兑》中更称：“凡吾国的一切学说，皆蒙阴阳之毒！一切迷信拘牵，皆受阴阳五行之蔽。邪说之宜摈也久矣。”将阴阳五行视为历史垃圾，甚至将国家衰败学术落后的责任都一股脑怪在《黄帝内经》头上。以恽铁樵先生为代表的中医界人士起而反击。这场论争持续到四十年代末，然而当时并没有最终结论。因此，极有必要就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加以剖析。
　　中华文明的先哲把宇宙万物最根本的规律称之为“道”。虽然，诸子百家对“道”有不同的诠释，但认为道是根本规律，却大体是一致的。其中，老子对道的推衍尤为精彩。什么是“道”？《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既然，道是规律，就不可能是“物”，反之亦然。但是，这里表达得很清楚；“有物”，虽然“恍恍惚惚”却包含者物之“象”。这种精微之物，虽然，幽深暗昧，但“精气”并非虚构，里面确有信验。这对于一位百年前初学西学者而言确实不易理解，但是，今天不同了，物理学已明了：所谓“真空”并非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而是有极丰富的内涵。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范围了。道之为“物”很特别：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稀；搏之不得，名曰微。这种“物”：“其上不皦，其下不昧”（《道德经十四章》），茫茫渺渺，不可名状，“复归于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是什么样的“物”呢？说有还无。无物但却有“象”；说它有却又归于无物。最重要的是它既无阳（其上不皦）又无阴（其下不昧）的属性。但是，现代物理学已经广为讨论的“中微子”，其性质已经接近二千多年前老子所描写的“道之为物”的景象。老子认为世界万物就是由这是物非物的精气所衍生而出的。著名的物理学家F·卡普拉说：“真空不空，它包含着无数粒子，且不断产生和湮灭……它潜在地蕴含着粒子世界的所有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并非独立的物理存在，而是作为基础的‘空’的瞬时表现。”董光璧说：这种“真空”类似于老子哲学的基态量子场（《“道”的幽灵与“无”的科学》），很有道理。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的是“道”的衍化过程：由宇宙的混沌原始物质（或者说精气）化生为“负阴抱阳”之万物生成的过程，阴阳二气涌动的结果。看来，西方科学前沿，百年来与东方传统科学的认识，正在接近。因此，弄清阴阳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
　　（1）“无中生有”的桥梁。如果说“道生万物”的第四个阶段（“三生万物”），万物之成，是确确实实的“有”的话，那么，处于混沌状态的原始物质（道生一）则处于确确切切的“无”之阶段。而阴阳已判之时（“二生三”）阴阳涌摇交会搏击的结果产生了“中和之气”或者说是有形有象的初始物质，这是无中生有的偏“有”的历程。这些有形有象之物质按照一定规律而化生为万物。因此，阴阳二气是物质世界的“无”中生有的桥梁，而非物质本身。当然，这里的“无”并空空荡荡的虚无，而是无形而“有象”“有信”的精气。
　　（2）阴阳是事物的属性而不是事物的本身。比如，人类有男女之分，男属阳性，女属阴性。但是，阴和阳并非男人和女人本身。而且阴阳的概念只是同一系统内的两方面的属性。不是同一系统，不能也无须分阴阳。比如，天和地是大宇宙（同一系统）的两方面，其属性则分别是：天为阳，地为阴。但是，“天”和“女人”不能判别其阴阳，因为他（它）们不是相关的同一系统相互对立联系的双方。阴阳只是任何一种事物（生命或非生命）对立统一的双方属性的判别。所以《内经》说：“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换言之，它是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又是客观存在的。它在系统的发生，发展，终结过程中的对立，互根，消长，转换中存在。一百年前余岩先生试图用西方科学的分割论去批判他，显然是缘木求鱼，因为阴阳是东方科学整体观的核心概念。
　　（3）普遍性和多层次性。东方科学观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阴阳是万物所必有的特性，大凡动的、上升的，温热的，功能的，机能亢进的，均属阳。静的，下降的，寒冷的物质，机能衰退的，均属阴。余岩先生很不以为然，说：“夫所谓阴阳者，犹表里动静，动植男女之有雌雄，磁电之有反正，化学之有酸碱。凡物性相反者，皆得以名之。其用止此。非有神妙不测之玄机。”余岩先生的思想在那个西学东渐的初始很有代表性。同时，他自认为找到几个不分阴阳的例子：他说“空气近地者浓，远地者薄，难道薄者为阴，浓者为阳？”，又举例说酸素（氧气的日本名）盐素（氯气的日本名）能分出它们是属阴还是属阳？于是他断定说阴阳之说是“谬误疏漏”不足为训。恽铁樵先生曾作过批驳，这里不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就事论事而言，余岩先生所举两例“质疑”也不成立。空气的薄与厚是太阳引力与地球引力较量的结果，仍然是阴阳两力的抗衡，近地处，地心引力较明显，太阳引力较弱，反之亦然。至于氧气（O2）氯气（Cl2），两种气体分子是共价键结构仍然是外周电子带负电和原子核的质子（带正电）所组成的。仍然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并无例外。或许余先生以为氧分子（O2）是由无阴无阳两个单个氧原子（O）拼凑而成。在百年前，物质结构研究尚不那么深入的时候，是可以谅解的。
　　此外，余先生认为这种普遍性即便存在，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凡物性相反者皆得以名之”。余岩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科学在方法论上风云突变的时代，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异军突起的时代。科学界的先行者们已经认识到复杂事物的系统属性，阴阳（正负反馈）是系统的不可或缺的属性。也许，余岩还来不及了解西方科学的这种深刻变化。
　　阴阳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还具有“多层性”的特点。事物不同层次，其阴阳属性的内容也就不相同。对天地大宇宙而言，天为阳，地为阴；人法天地，也就是说人是天地中的一个层次，对人体来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之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素问·金匮真言论》）。这就是说，同一事物不同层次阴和阳可以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所以岐伯在回答黄帝之问时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这是说阴阳虽有许多，但其要点却都相同，在同一系统内，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互为依存，相互转化。随着上世纪后四十年系统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内经素问》关于阴阳的多层次的准确表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对立统一，发展转化。阴阳，是指事物都有对立的两方面，而这对立的两方面表现为相互斗争和制约。比如自然界中四季变化：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就是阴阳二气搏击的结果。由冬入春是阳气上升抑制了寒冷的阴气，使其下降而煦温；由夏转秋则是阴气上升，抑制了暑热的阳气，使其下降而阴凉。自然界如此，人体也是如此。内经说：“阴成形，阳化气。”指的就是体现人体生命基础的阴（精）同体现人体生命功能水平的阳（气）相互对立而成为整个人体生命，发展完善的动力。因此，明代张介宾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卷十三》）。当然，对立着的双方还表现为互相制约：一方太过将引发另一方的不足。反之，一方的不足，也会引起另一方的太过。这就意味着该系统内环境的失调。对于大自然系统来说，就意味着灾变。例如，古人认为地震发生的原因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之故；对于人体生命而言，就意味着疾病：“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通常情况下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总是制约阴阳双方朝着“阴平阳秘”的方向变化，故尔维系着人体生命的正常发展，反之，这种制约能力受到破坏，则“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而死亡。
　　（5）阴阳的发展变化还有层意思：量变到质变，阴阳朝相反的方向演变。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迹象不明显，随着变化过程的发展而深刻剧烈。与事物发展到最后阶段，超越它最适宜的阶段就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以易经的乾卦为例：
　　初九（第一爻）：潜龙勿用
　　九二（第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第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六（第六爻）亢龙有悔
　　这里用“龙”的出现和变化说明事物变化的规律。开始时，一阳初现，所以用潜伏地底的龙来表示；接着事物的发展“见龙在田”，这“龙”冒出了地平面，形势极好。接着（第三爻）事业大有进展，由于时刻警惕，忧思危险，故而行事不会有大碍。进入发展的相当好的状态时，可以“或跃在渊”意思是可则为之，不可则退藏。进退自如，不会有问题。到了“九五”，事物发展到顶点，高高在上，如日中天，然而，高则易危，过分（亢）冒进的“龙”就要受到挫折（有悔）。盈则亏，满招损，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点则阴阳双方要向相反方向转化。
　　
　　在上个世纪初这场东西方文明的首次冲突中，“阴阳”和“五行”的命运很不一样。前者，双方打成了平手；而后者中医学界则溃不成军，辩论结果是许多中医界的知名人士也选择了抛弃五行学说。由于阴阳和五行是《内经》医理的核心构成，因此有必要予以学术上的澄清。
　　这场论争虽肇始于1916年余岩先生的粗暴攻击，但是酝酿却可溯源鸦片战争之后，仁人志士对国是的检讨。许多著名人士，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进步学者，都参与其中。严复认为阴阳五行之不能言其所以然是因为“其例之立，根于臆造”。同时还调侃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钖，孰胜之耶？”梁启超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影响最大。他说“五行”不过将物质分成五类，言其功用和性质，何尝有丝毫学术气味。批评相当严厉。章太炎先生十分热爱中医学，在中医学界颇有威望。章1924年前曾经是《内经》的拥虿，然而，1924年后，态度剧变。他认为：“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医学春秋》，1926）批评《内经》五行说本来不是用作诊治之术的，是迷信的“谶纬学”余毒，而今经过“辗转推演于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已矣。”五行学说看起来好像言之成理，而实际上毫无用处。章氏的转变，当是受梁先生的影响。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都是大师级人物，梁先生的考证文笔极好。章先生说，不用五行，不也照样看病吗？于是不少中医界的青年才俊纷纷抛弃五行学说。可以说，二十世纪初，《内经》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形同垃圾。恽铁樵先生在回忆他此时上学的情形：“至戊戌而后，校中课本，偶涉五行，为教师所呵叱，从此绝口不言医……（恽铁樵《群经见智録》）。1900年以后的课堂，稍稍提到“五行”就要挨老师骂，简直是谈“五行”色变。余岩的大论《灵素商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龙的。说是“商兑”实为谩骂，不像是学术讨论文章，更像是废止中医的政治宣言书。他咒骂《内经》为“数千年来杀人的秘本和利器”誓言“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他用皮毛的西方科学知识浅薄地批判中医理论的做法无伤于《内经素问》，倒是梁先生的考证却需要认真的探讨。
　　首先，无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都认为五行学说起源于战国，谶候学发明者齐国邹衍。而后董仲舒等汉儒将其演绎为后来“君权神授”式的“五行学说”因而毒害中国数千年，应予打倒。作为新思潮的先行者，他们的认识，他们的政治主张虽各不相同。但他们对汉儒的五行学说的批判是一致的。他们的立场并无不当。但是，他们的考证出现了问题，其一，五行学说并非起源于邹衍，而是起源于早于伏羲创八卦之前的“河图”，“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十翼》），远早于邹衍两千年以上。（二）河图、洛书、八卦，都是远古“仰观天文、下察地理、中通人事”所得，是古人对大宇宙观察的总结。邹衍将其改换头面并作了神秘主义的解释，但这已不是原汁原味的五行说，只是“邹衍五行说”。河图五行说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大约于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发明了更完美的五行说，我们姑且称之为“洛书五行说”。无论是“河图五行”还是“洛书五行”都是中国古人在研究大自然之道所作的辉煌贡献。面对大自然茫茫“恒河沙数”的万事万物，先民们苦苦寻找其规律，河图、洛书及其所演绎的五行律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当然，远古的五行学说只是中华文明整体观的起点而不是终结。河洛五行学诞生后的两千年，由中华医学继续演绎的《内经素问》五行学说是其辉煌的继承。至于严、梁、章所穷追猛打的则是邹衍胡编滥造的“神怪五行说”以及汉儒董仲舒出于维护皇权所编造的五行说学，是为了取得“独尊儒术”政治地位的阴谋，我们姑且称之为“皇权五行学”。《内经素问》所讨论是宇宙各层次的系统构成的假说，与前者风马牛不相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控制论专家维纳论述第一个控制模型时，正负反馈的存在，使人们顿时觉悟到“阴阳”的伟大意义，它不仅仅是一分为二的简单概括，而是维持系统稳定的必有机能。而“五行”说则是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内部存在多种要素时，它们之间动态阴阳消长的信息表达模型。五个子系统的表达方式具有代表意义。太多的“子系统”表达模式计算过于繁杂；太少的“子系统”却又不能尽意。事实上，在人体生命的系统表达中曾经分别有过六个（六经辩证）、五个（脏腑辩证）、四个（卫气营血）、甚至三个子系统（三焦辨证）的表达，而超过六个以上子系统的表达则极为罕见。正是这些不同数目的子系统所表达的人体生命组织能力不同方面，而使得中医在面对复杂的人体生命时可以从容应对、得心应手。“大道至简至易”，《内经素问》及后贤所发明的几种模型对未来中医学的发展意义深远。章太炎先生前曾经号召过中医师放弃“五行说”，认为有“伤寒论”就行了。的确，当年有不少青年才俊也响应了他的号召。然而，其中不少人未能“坚持到底”，原因是：不方便。以后又有人制造“温病”（三或四个子系统）和“伤寒”（六个子系统）的辩证派别之对立，也都不成功。原因很简单，人体生命作为一个小宇宙，非常复杂，所有上述模型都只能表达其中的部分信息。兼容并蓄，将各种表达人体生命模型的优势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使中医学术的水平臻于完善。太炎先生以为放弃了“五行学说”就可以保护中医，免受西医的攻击，错了，因为数年之后他的学生余岩就毫不留情发起了取缔中医的运动。
　　梁先生认为内经的五行学说是“学术界的耻辱，莫此为甚矣”。这一结论梁先生起码有考证失察之责。“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人人皆知，以梁先生的水准，应该能够明察。河图是先天五行，也就是最早的五行模型；洛书是后天五行，“圣人”则指的是伏羲和文王，他们一位是“创八卦”的先驱，另一位则是“拘而衍易”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先天“成”卦的诞生曾是中华学术的一次升华，而后天“生”卦的完成便是中华学术的飞跃。由于这次飞跃，人们才找到认识人体生命这个复杂体的通途。这就是“简易”二字，“简易，天下之理得。”近三十年来，人体生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性巨系统”，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前沿所探讨的问题。然而，科学家却无力付之实施。原因是计算太复杂。即便是计算速度极快的超大型计算机，也难以胜任。举例而言，三十年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曾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求解高血压的系统模型，然而与高血压有关的因素多达九百多个，也就是说有九百多个子系统，而且其中不少因素是非线性的，因而这个模型无法计算，然而，中医学却只用了四个简易的合理模型分片覆盖，几乎完美地解决了所有人体生命整体参数表达问题。所谓的“远离平衡态的巨系统”，也由于后天“生”卦的发明而得到最简明表达。
　　梁先生对五行“考证”的本意是要打垮危害中华民族的董仲舒“政治五行学”，但却不当地把大棒抡向《黄帝内经》的“医学五行学”。而且，与“五行”密切相关的另一部伟大的古代经典——《易经》也连带挨了板子，实在令人遗撼。
　　第二，梁启超先生嘲笑五行不过是将物质“区分为五类，根本没有丝毫的学术气味。”这是极大的误解。五行所表达的恰恰不是“物质”。而是同一系统内的物质间关系的信息集合。梁先生的年代，西方科学还未形成“系统”的科学概念，信息论的概念也还在萌芽中。因此，梁先生的不知是可以谅解的。但是，要申明的是《黄帝内经素问》早已认到人体生命包含了全部的系统属性，《素问·六徽旨大论》整章都在讨论人体系统生命系统的“开放性”。指出“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器”就是系统。生命系统的“开放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说“无器不有”。王冰注：“器，谓天地及诸身也”。即大至宇宙天地，小至人体生命都是“系统”——器，解读得极好。“器”通过与外部“出入”交换以推动系统内部的代谢（升降）故称“无不出入”、“无不升降”。《素问》又说：“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当系统瓦解，生命活动也就停止。“五行”所表达的恰恰是“生化之宇”的信息。医云：“有诸内，必形诸外。”系统内的变化，都会在系统外有所表现。医者将生化过的这些信息分成“五组”时，就成了脏腑辩证的来历；分成“六组”时就成为“六经”辩证；而晚近的出现“卫、气、管、血”则是四组，而“三焦辩证”则是“三组”。这些模型中“子系统”的定名如心、肝、脾、肺、肾、太阴、太阳、少阴、少阳、阴阳、阴、上焦、中焦、下焦、都并非解剖学的实体，这是极为明白的。梁先生读《素问》不可能没有看见这一段文字，或者看见了没有看明白。真实的情况如何，就很难揣测了。
　　百年来《黄帝内经素问》因阴阳五行而饱受两面夹击。一方面，鸦片战争战败后，一群社会精英高举反封建的旗帜口诛笔伐；另一方面，少数留洋新锐为推广西医而狠下杀手。前者固然是“冤假错案”，精英们锋芒所向是“政治五行说”，然而棍棍打在“河洛五行学”身上。而且一时间“李鬼”和“李逵”也难以分清，造成很大麻烦。后者，以西方解剖学为依据，咄咄逼人，数年之内，居然无人还嘴。幸而，恽铁樵和杨则民先生起而应战，讨回了一些公道。但是，主流学界对《内经》鄙夷态度依然如旧。1929年，民国政府虽没有通过“废止中医案”，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卫生行政部门却采纳了余岩先生的意见对中医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打击，虽然这些措施实施不久即为毛泽东主席所制止，主事的两位负责人也因此被撤职。事件虽然平息，但是，这却说明，百年关于阴阳五行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认定《黄帝内经》“不科学”仍然是卫生行政技术官僚的主流认识。只是不敢大张旗鼓地表达而已。直至1979年后《内经素问》的学术地位才有所改善。原因是，（一）当中国从文革的噩梦中苏醒的时候，却发现，现代科学的前沿——复杂科学，发展速度如此惊人，而且理论核心与前次备受践踏的《内经素问》如此地相似。（二）一批顶尖的国际现代复杂科学前沿的学者陆续同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的发明家、学者一起参与其中，而且不约而同地将这些伟大的成就同东方文明整体观的发明相联系。这些研究成就突破了西方经典解剖学数百年的桎梏，使人体生命科学的研究进入一个辉煌的时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生物医学界虽然反应迟钝，但是其他自然科学的领军人物却敏感地认识其重要意义。其中就有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1981年初，他在评介当时的气功研究时说：“……从H. Haken、H. Fröhlich和M. Eigen的有关生物巨系统的理论来看，这是人体进入到一种特异的功能态。……每一种人体功能态的功能都不相同。但人都能自己控制进入自己要进入的功能态。我们的研究任务是搞清每一种功能态的机制。这是一个严肃的任务”（引自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一日钱学森致林中鹏的信件）。《内经素问》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所有这些功能态的共同基础：人体生命系统“自组织能力”的存在及其维护。而这两项正是中华养生文明的出发点。

　　
钱学森信件（摘要）：关于“自组织能力”


　　“自组织能力”（Self Organization）古无此名，这是近代西方系统科学的概念。意指人体生命维护自身稳定的能力。这很像钱学森曾提及的“能自己控制进入自己的要进入的功能状态”的那种功能。《内经素问》将这种类似的能力称之为“神”或者“正气”并且明确指出这种能力对于人体生命的重要意义：“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起于百年前的“阴阳五行”方面的争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现在之所以好像还在翻来覆去，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个结论就是：整体论和还原论（分割论）各有其妙，如能结合，那就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必将会引起生命科学的划时代变化，这样的变化能不能首先出现在中国？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国医节”的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