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为什么讲这种“真话”：医改没有“不成功”？

启玄子

卫生部为什么讲这种“真话”：医改没有“不成功”？


云淡水暖


自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所做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在7月28日公开发布以来，其中的主要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总体讲改革是不成功的。”，一直成为媒体和网络的议论热点，在大多数质疑医改成败和卫生部指导方针的声音中，最近逐渐地出现了反诘之音，意思是卫生部“倡导”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改“大方向”是正确的，缺位的只是“政府”（？），草民不明白的是，卫生部是否并非“政府”或者并非“政府的一部分”，“政府”的“缺位”中，是否包含了卫生部。

在各种声音的热议中间，卫生部的态度一直受人关注，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闪烁，有时承认“严重”的问题，却不大提医改本质性的所在。最近几天，一股“说真话”的热风在各媒体上，各贤达雅士口中刮起，似乎也鼓起了卫生部“说真话”的“勇气”，就在昨天《新京报》的一则报道中，卫生部相关官员的“真话”出来了，标题云“卫生部否认医疗改革不成功 称将继续推进改革”。报道说：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说，卫生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卫生部自己的工作当中肯定有失误，但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卫生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了明显和显著的成绩，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看病之难，不是当日之难，‘此难非彼难’。这位负责人说，卫生部没有‘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报告，也不同意这个报告，卫生部的态度是不炒作，不争论，要扎扎实实地把卫生改革推进下去。”

草民看了，还是一头雾水，首先，没有人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报告是卫生部作的，大家得到的信息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作出的，标题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卫生部没有‘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报告”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第二，按照卫生部“有关负责人”的意思，是不是相关亿万人民健康与生死的医改报告，只有卫生部的“同意”或“不同意”才是“生死线”；第三，“卫生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的，就无法评价或者批评了，那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不也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工作的么；第四，“不争论”是一种什么态度？是直面问题的，还是回避问题的，如果没有对问题的“争论”，一切都照旧，那么如何才能“扎扎实实地把卫生改革推进下去”呢；第五，最令人关心的是，将“扎扎实实地”继续推进下去的“卫生”改革，是否还是沿着“市场化取向”前进呢。

虽然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已经言明“态度是不炒作，不争论”，但作为每一个现实当中的现实的或者潜在的普通患者的人们，还是想“探明”一下，卫生部的“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看病之难，不是当日之难”、“也不同意这个报告”是如何体现在普通患者的现实患病经历中的，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所当中提出的观点，卫生部将如何解读。

第一，新华社发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摘要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中国还曾经被相关国际组织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报告称，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据报道，1985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中国医改市场化的方向基本明确，20年过去了，从宏观评价上看，商业化、市场化的医改走向已经基本确立，结果是，据称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在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被推崇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到在世界上的靠后倒数排名，这个落差是验证了“基本不成功”还是“不同意”呢。

第二，根据卫生部自己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全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48．9％就意味着每年几乎有25亿人次在患病的时候，无法走进医院。有资料表明，北京大学研究人员于2001、2002年间在安徽、湖南、云南、四川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民的家庭两周患病率在48.65％，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率为81.25％，其中未就诊原因中属于经济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

在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上演了一幕幕医疗相关的悲剧，有生孩子去不起正规医院而找小诊所接生母子双亡的，有病患者未交医疗费被医院抛在路边活活等死的，最惨烈的，莫过于儿子冻伤手指无钱医治，父亲剪断其10根指头和四川金堂县白果镇光辉村1组村民付利松将不满6岁的儿子支出去后，关闭院门，在家用炸药将自己炸死。周围村民说，他是因为得了绝症无钱医治而自杀的个例。医药费已经被民间称为压在中低收入阶层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由此种种，难道不可以“争论”一下子么。

第三，在市场化导向的医改中，培育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医务工作者，主要是大型高等级医院中的部分医生，他们利用国家投资建设起来的医疗资源，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他们暴富的速度，不逊于一个中小企业主。在市场化经济特有的贫富差距的刺激下，他们对金钱利益的欲求，有的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形成了一个由医药商、医院管理层、医生等组成的利益链条，对医疗费用的高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候简直是在经济上置病患者于死地，还滋生出了一个医疗卫生界特有的腐败群体。

比如，湖南省邵东县有6家医疗卫生单位共计4名院(站)长、1名副院长涉嫌医药交易犯罪，涉案人员100余人，各种非法收入共100余万元。湖北省五家部属、省属医院从2002年7月到现在，共向医药集团索取折扣900余万，收取的赞助费高达92万余元。长春市工商局在查处一家药厂时发现，从1998年初到2000年4月，上海、广州、江苏等地的十几个大药厂给长春市10家医院的药品回扣额竟然高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涉及医生200多名。山东4家医院院长卷入沈阳特大贩卖杜冷丁案，沈阳警方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毒品医用杜冷丁针剂1000枝，杜冷丁片剂400粒，并初步查实涉案杜冷丁针剂4100枝、片剂20800粒和氯胺酮20枝。据报道，一个心脏介入手术，患者花在医疗器械上的钱竟占到整个手术费用的84%；一套医疗器械，用到患者身上时的价格竟是出厂价的3倍多，而参与利益分肥者有生产商、经销商、医院、医生。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是原第一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在广州赫赫有名，然而，据媒体揭露，该院儿科中心大量使走私假药，使医院病房成为药品走私利益链的终端，至今已延续数年，有患儿的家长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患儿还是不幸夭折。人民网曾经载文揭露，河南省肿瘤医院由医生推荐并经手联系，大量昂贵的非医院药品在病区内交易并用于临床，一些药品来路不明，属于假药。…这些市场化取向带来的严重副作用，危及医德医风，党纪国法，难道也要“不炒作，不争论”？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的表态，可能反映了一种“唯改革论”的思维，只要一举起“改革”的招牌，就不可言说，不可“争论”，不可“侵犯”，只要“扎扎实实地把卫生改革推进下去”就行了。医疗卫生制度要不要改革，这是无需“争论”的，因为起码创立了“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的原合作医疗制度，已经随着集体经济的彻底瓦解而消失，但如果医改的结果是在旧的消失后，新的无法建立起来，影响了广大底层种地收入者的求医问药，那就大有检讨的必要。

“改革”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改革”的结果，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加公平、实惠的医疗服务，没有人会不拥护这样的“改革”，而事实上医改到今天已经对广大中低收入患者造成了有病不敢看，不能治的局面，其改革思路、取向就大有商讨之必要，而不是一味“扎扎实实地推广下去”，可以想象，“扎扎实实”下去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穷人要忍受越来越大的“阵痛”。难不成真要应了经济学“大师”张维迎的那句话“改革造成的痛苦越大，社会的进步就越大”（大意）。

老百姓的要求很实在，比如草民带孩子看一个普通不发热的感冒，X光、一次点滴、加两种两天的剂量的内服药，花掉250元，相当于本地最低生活标准线的一半左右，如果再“改革”下去不是更加昂贵而是大幅度降低，这样的改革谁不欢迎。

所以，卫生部如果要讲“真话”，就应该拿出勇气，直面医改严峻的现实，特别不应该在意于“卫生部否认医疗改革不成功”之类的表态，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普通患者，心中自然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恐怕比作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还要“权威”，因为这判断来自亲身体验，更加深入人心。

继续改革，要先摆正心态。

启玄子

（来源：《环球视野》） 文章ID:78513 2005-10-31 15:24:14 主 帖




回放20年失败的中国医改路程

黎燕珍

近来在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大概就属医改了。人人都在关注，个个都在议论，因为这关系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和命运。在这样的时刻，回首20多年来的中国医改之路，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毕竟，回顾历史并非简单地站在现在看过去，更多的倒是着眼未来看现在。

1979：初试呼声的医院改革

现在一般人都以为中国医改开始于1985年。这当然有道理，因为全面的医改就是在那一年铺开的。其实，如果从医院改革开始算起，中国医改的序幕早在1979年就拉开了。1979年说是中国的改革元年，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的12月召开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医改是起步得相当早的。
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预防和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多方采用低成本的医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保证了大多数人都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这改变了以前中国缺医少药，传染病、地方病肆虐的状况，大大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健康水平。这就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人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但这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模式，也并非完美无暇。其所提供的医疗保障是很低水平下的保障，在城乡、工农和干部群众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和不平等。到1979年时，以往医疗卫生体制的弊端可以说已经尽显。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短缺，当时“看病难、住院雅、手术难”已经成为大问题。各个医院都是“病满为患”，在城市的大医院里，一般人不托关系“走后门”，要想看上病看好病基本不可能；二是医院的经营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医院办社会”，负担沉重，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大成问题。
有鉴于此，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大胆地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这位文革中曾被打倒，官复原职没多久的老卫生干部，的确有点老骥伏枥的架势。在当时城市各项改革还显得十分冷清的时候，就率先要在医疗卫生系统进行改革，要求“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确实不简单，够前卫。
1979年，就在钱信忠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放言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后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便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了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工作。接着，在钱信忠等的大力倡导下，开始尝试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为此，卫生部还把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五所医院树立为“典型”，要求在全国推广其经验和做法。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些对医院经营管理上的改革，是有一定成效的。钱信忠勇认为这“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改革本身就是个试错纠错的尝试过程，肯定会存在问题。所以一开始，对此持异议者就大有人在。持反对意见者的主要观点是，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公益性，不应该强调其经济属性。

1985：中国医改元年

尽管对改革存在着争议，改革本身也有缺失。但为消除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卫生医疗模式的弊端，改革又是大势所趋。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全面展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5年成为中国医改元年。
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1984年8月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由此，中国的全面医改正式启动。
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模仿国企改革的，因此其核心内容当然也不外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而改革的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当然会先显现出成效。这里说的成效，倒还不主要是指卫生部树立起并大加推崇的两个改革典型——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而是指当时医院的效率、卫生总是在持续增长。
根据统计，1985～1991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基本保持在87.9%左右。而医疗机构数量、先进医疗设备保有量等指标也大幅增长。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到80年代末，城乡居民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不过，在成效初显的同时，这个时期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当时最严重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1985年为60.39%，1988年降至31%。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人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二是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这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上世纪八十年代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以后，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被削弱。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政府对合作医疗又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失去了政策的支持，集体经济的衰落又瓦解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村合作医疗因而迅速崩溃。198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继续坚持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降至4.8%。三是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则实行“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随着政府补贴越来越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渐渐淡化。遵循“效率”原则，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结果，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开始出现。
这当然又引起对医改的争议。不过，在这个时期的争论中，已经不大听到对医院要讲经济效益的批评和反对了。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向“医疗市场化”进军

1992年，中国终于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和市场化一时之间成为最时兴的名词。几乎在一夜之内，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要向市场化进军了。卫生系统当然也不甘落后地加入了这个进军。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根据这个文件，卫生部按“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一系列能够创造效益的新事物，诸如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等，很快被有心人发明出来，并且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医疗系统全面开花。
这样的医改，在给患者（当然是付得起费用的）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治疗的同时，也让各种乱象随之纷至沓来：医德医风被金钱腐蚀，一些医生开大处方、多用高新仪器检查，医院乱收费，以及医院和药商间的药品回扣，医务人员和患者间的“红包”，虚假广告，胡乱诊断，医疗责任事故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等等。
这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在卫生系统内部引发了大争论。双方围绕着“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医疗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这两大焦点，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争。1993年5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要求多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但他的这番言论，被反对方批评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殷及其支持者不服，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争论没有结果，但医改的方向似乎很快就明确了，这就是向主张者理解和认定的那种“市场化”进军。
1993年到2000年的医改，现在最无可争议的成果，要属医疗卫生事业在政府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1980年中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但这一时期的医改，也出现了不少被人诟病之处。
首先是医疗费用飞涨，民众看病的负担日趋沉重，以至于不堪承受。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按当年价格计算，在1989～2001年间，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1980年，城乡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一是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狂跌不止（尽管政府对卫生投入的绝对数在增加），到2000年也没有止住。1995～1996年，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这说明政府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更远远不足以满足民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要求。二是不受约束和有效监管的公立医院搭医改便车，乘机乱涨价、滥收费。三是医药市场混乱，药品的虚高定价到了离谱的程度，在药品交易会上，大部分参与交易的药品都能以“20扣率”左右的价格进货；医药代表以高额回扣、送礼、请吃请玩，甚至出国、旅游或以学术会议的幌子等方式，一路买通医院院长、药房主管、科室主任，使高价药打进医院，黑幕就这么层层继续，以药养医几乎成了所有医院的生存之道。这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的医疗费支出中。
其次是按城乡、所有制、就业状态来分别组织实施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和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过小，难以体现一个社会应遵循的公正原则。根据王绍光的测算，2000年占全国2／3人口的农村居民只享有不到1／4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1／3的城镇居民享有3／4以上。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量化评估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论——中国排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是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不公平，直接体现在医疗资源向大城市和高收入群体集中的势头越来越猛，而在绝大部分人财物都聚集到大城市和大医院的同时，曾经水平不高却也基本满足基础医疗服务的基层和农村医疗卫生网却在瓦解。
为了抵消一些上述这样医改的副作用，在此期间卫生部又推出了对医院实行分级管理的改革，即通过评审把医院分成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这项措施是不是能够抵消副作用不清楚，但方便了卫生部对医院的控制倒是真的。用时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话说：“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2000：卖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

2000年，在经济领域风头正健的产权改革，开始延伸到医疗卫生领域。这直接起因于一份文件和一个明白人都知道的事实。
文件的名称是国务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数易其稿终于在2000年2月公布的文件，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台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内容，被解读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
而事实则可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由于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大部分来自地方财政，许多地方政府仅仅出于为自身财政卸包袱的考虑，就有把其属下的公立医院卖掉的强烈意愿；另外一个层面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中有钱者的绝对数量不小）和长期对医疗领域的政府管制，已经让这个领域成为剩下不多的几个有希望获取厚利的领域。
但把公立医院卖掉的、完全“市场化”的事情，牵涉到许多利益纠葛，毕竟不那么简单容易。因此，争论一直是十分激烈的。
大城市大医院不方便动，小城市小医院就先动了。
卖公立医院最早开始于1999年。这一年，辽宁海城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但做得最彻底、引起最多关注和最大争议的，是江苏宿迁市。2000年，该市开始尝试以拍卖公立医院为主要内容的医院改制，后来这被称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在迄今为止的5年内，宿迁原来的135家公立医院（卫生院），除保留两家外，其余133家均被拍卖。用当地政府的话说“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其中详情，可参看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的报道《宿迁医改，五年激变》。
对卖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卫生部以及各级卫生局的态度，似乎一直不太积极。对此，有分析人士这样评价：“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其实，这一时期在卫生部门内部，对此事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且十分激烈，“政府主导”与“全面市场化”两派的意见相持不下。
但到2004年，局面似乎开始明朗，主张搞全面市场化的意见占了上风。对公立医院进行拍卖为主的产权改革，一时间呼之欲出。其中标志性的事件，一是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2004年7月公开披露：《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在几个月内出台，这个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
这在一直摩拳擦掌准备进入医疗领域的内外资本集团当中，引起了一阵“狂欢”，被他们解读为“吹响了医疗体制产权改革的号角”。据统计，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这会是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啊！已经准备好了数百亿资金的各路投资商均跃跃欲试，准备在一场即将来临的盛宴上大展身手。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曾喜滋滋地介绍说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医院改制工作。而此前他们之所以没有大动作，一是因为政策尚未明晰，不确定因素不少；二是对宿迁这类中小城市拍卖的中小医院不大感兴趣，利润不够丰厚嘛。

2005：医改风云突变

但准备进入医疗领域的内外资本集团的憧憬，很快就注定可能永远是无法成真的美梦了。因为2005年一开始，医改就风云突变。
实际上，风云突变的迹象在2004年底就已经有所表露。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放言：“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的重点。”
2005年5月初，卫生部副副长马晓华又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其标题特别醒目——《市场化非医改方向》。
但这一开始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在许多人喜来，这不过又是卫生部以往有关医改方向争论的延续。
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两个新闻。一个是《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28日刊出报道，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个由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领衔起草的研究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具一个结论——“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而此后不久，新华社又公开发表了卫生部长高强7月1日在形势报告会上所做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专题报告的全文。这个报告也称此前的医改问题多多，不能算成功。
至此，医改风云突变已成定局。因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和大讨论，一直在持续升温。不过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医改风云突变看似突然，其实是必然的。2003年的SARS疫情的爆发，已经把中国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弊端显露无遗。而医改让多数人无法受益反而受损的现状，更当然会让提倡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层，把目光投注到医改问题上。这就让人们对下一步的医改能够纠偏，使多数人受益，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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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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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手术台上谈价钱，病人有选择吗？

www.XINHUANET.com　　

2005年10月30日 09:14:35　　

来源：人民网

家住昆明市马街的市民李源向记者反映：“我最近做了一个最烦心的手术，原本只需花几百元钱的手术，最后却因为医生在手术台上不断与他讲价钱，最后花了2000多元钱。”

说实在的，像这样在手术台上和病人谈价钱，笔者还是第一次看到。医生在对病人做手术时，应当全身心的投入到手术中。现在倒好，这家医院的医生在手术台上，不但要考虑如何做手术，还要考虑如何和病人谈价钱。

这哪里像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呀！病人在做手术之前，已经交了手术费和其他费用，这时候在手术台上，再和病人谈做其他手术，病人答应了，医院就能赚一笔，不答应，医院就不做，也不会吃亏。

这看起来是很公平，病人答应我才做，一切都由病人做主。可是事实上，病人在手术台上，精神高度紧张，往往会失去一定的判断能力。再加上在手术台上，考虑的时间短，看不到自己的手术情况，怎么能正确判断自己要不要做其他手术？还不是完全由医生说了算？我相信，这时候，每一个病人听到医生说：“不行了，切口开了，出血了，要不要打止血针止血，一针68元”时，都不会拒绝的。

做手术时，病人一般都要打麻醉，人就更不清醒了。他们这时候已经把生命交给了医生，医生说什么，让病人签名，病人在迷迷糊糊中又怎么会不答应呢？医院正是抓住这一点，让病人答应医生的建议，这不是缺德又是什么？

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道理。医生这时候就应当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手术上，以减少风险。可是在手术台上和病人讲价钱，医生考虑的不是如何做手术或不全是如何做手术，而是在考虑如何让病人答应他们的条件，答应做其他手术，这简直就是乘人之危。这样的医生在做手术时不把心思花在病人身上，不把病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又怎么能确保提高手术成功率呢？每一个病人在做这样的手术时，又怎么能放心这样的医院和医生呢？

这样的医院和医生就像一个骗子。这家医院在李先生来之前，答复他的是手术费和各种费用是400元就够了。可是在手术的时候，又建议他做这手术，做那手术，最后李先生花费了2000多元钱。作为一个对病人负责的医院，作为一个讲诚信的医院，是不应该强迫或欺骗病人做其他手术的。

一个手术说是400元左右，结果做到2000元左右，不但骗了病人，还说明了这个医院做手术时准备不充分。一个负责的医院，在做手术前，应当考虑到各种情况，如果做到这点，这个手术一般多少钱，最高多少钱，医院就应当知道。现在手术费用涨到2000元钱，说明了医院有好多情况没有考虑到，盲目地做了手术。这样的手术让人担心。

这虽是一个私人医院，追究经济利益是它的目标之一，但一个不讲诚信的医院，一个做手术准备不充分的医院，一个骗病人的医院，虽然可以取得眼前的利益，但是长此以往，最终将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病人不愿意、不敢来就医，受到损失的不但是病人，还有医院。（肖华）

（责任编辑：窦含章）　

启玄子

没钱治病　活人被送殡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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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01日 14:13:06　　来源：CCTV

一个大活人却被送进了殡仪馆，在浙江台州，这样的怪事前两天居然真的发生了。被送进殡仪馆的是一个在台州打工的四川人，叫尤国英，今年46岁。

在台州医院路桥院区的重症病房，记者看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尤国英。她仍然处于浅昏迷的状况，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病房门口，尤国英的女儿女婿这两天就这样一直守侯着。说起送母亲进殡仪馆的事，两人懊悔不已，女儿魏珍更是几次哭倒在丈夫怀里。

尤国英女儿魏珍：没办法，我们也没有医疗费，也没有钱。我爸爸说就送到火葬场好了。我们就直接说了一声，送到火葬场，他就给我们送去了。当时不是活的吗？是，是活的。

为什么人还没死，就被送进了殡仪馆呢？而且还是医院的救护车送来的。原来，10月24日因患高血压脑出血，尤国英住进了台州医院路桥分院。因为没钱支付医疗费，10月27日上午尤国英的家人突然提出放弃治疗。

尤国英的女婿：主要是出于这里医院的钱，一天都要四五千这样，我们负担不起。

在家属的要求下，医院决定派车将病人送回他们在台州的临时租住屋里。但是尤家的房东坚决不同意把尤国英接进屋子，因为死人进屋，在当地是很忌讳的事情。

尤国英的女婿：我们住的是出租房，不能放出租房，不能放回家。我们只好先放在外面。

台州医院路桥院区副院长徐祖建：送到那红绿灯的时候，家属在车上哭了，说已经死掉了，家属就提出要求，直接送她到火葬场。

为此，救护车司机还让病人家属签了一张要求送殡仪馆的字条。这样，尤国英直接被送到了殡仪馆。

台州市殡仪馆工作人员：人还没死，眼泪有的，还流出来的，双手还会动的。

目击者： 就放在这里，衣服都穿好的，穿好以后，把氧气拿掉，人还在动。

这时大伙儿都看不过去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和围观的群众当场捐了3700元钱给家属，尤国英被重新送回了台州医院。　

（责任编辑：陈竞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