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被指为伪科学 千年国术面临消亡(转)

美丽心情

如果仅仅将中医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保护，或者只是在博物馆里留几本《伤寒杂病论》之类的典籍，以向后代说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甚至——让它只存活在韩剧《大长今》里，那么……我们将注定成为中华文化永远的罪人！

　　中国将见证中医的消亡？

　　被“科学”阉割的中医

　　尽管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是中国的国术，但是在中国，被中医救治、滋补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它却越来越陌生。有人对它的认识来自洗脚按摩，有人对它的理解是巫医神术，有人称它是“糊里糊涂把人治好”。

　　鲁迅先生很早就对中医下了“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断语。这还构成了他对“国粹”的批判起点。当然，鲁迅是在读了西洋的生理、解剖书籍后才发此感言的。更有意思的是，对中医的命运造成致命打击的却是“五四运动”。

　　梁启超曾经提出，中医尽管能够治好病，却没有人能够说明它之所以能够治好病的道理。陈独秀说，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所以回答不了这个道理。接下来胡适又指出，西医能说清楚病人得了什么病，虽然治不好病，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虽然能治好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不科学。

　　这些开创近代中国科学文明发展先河的大师们同时也就开创了责问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伪科学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拥护中医的人士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是科学的，可惜，他们用的却是西医的那一套理论。

　　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陆广莘教授在一次有关中医的研讨会上明确提出：“百年来中医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那么，这阉割和扭曲中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馆长、中医副研究员刘光瑞向记者说到这样一件事，他和父亲刘少林原来写过一本《中国民间刺血术》，出版前审稿的人带着西医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结果提出了很多质疑。事后刘光瑞说，按照西医的标准和理论来看待中医，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有点像一个男人，本身长得标致健壮，可突然有一天，有人拿女人的体格特征来对他进行评判——没有硕大的乳房、没有生育后代的产道——结论就是这个男人是不能“繁衍”后代的，不应该被称作人，是“伪人”。而这个男人却并没有以自己有“睾丸”的特征去为自己正名，而是辩解自己也是有胸大肌的，也是有肛门的。照这样辩解下去，那还不得真的成了“伪人”？

　　卖西药的中医院

　　当“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成为了评价中医的尺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改造中医的工具。

　　中医走现代化的道路已经很久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传统和精华的遗失，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医是非常私人化的经验医学，在外人看来不可捉摸，它传统的行医方式是医患一对一的关系，教学也是带学徒传衣钵的师承式的。而现在，改变传统的师承关系为中医学院，虽然教了知识，却传达不了意会；改变以医生个人为主体的坐堂行医方式为按西医系统分科的大型中医院，治疗不再是一对一的了解，不再是对病人身体整体和变化的把握，而是流水线式的、程式化的治疗方案。对症施治，根据病人具体状况甚至要考虑天气变化、病患情绪变化增减不同配伍的处方也统统演变成了按疾病名字就可套用的成药成方。甚而至于，有些中医院卖出的药品99%的都是西药！

　　我们目前都把西医的模式和西医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医发展的思路和框架，而这种框架无疑是不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那么按照这种框架建立起来的现代化中医，还能称其为中医吗？

　　绝望者的最后稻草

　　一位长期有胃病的患者对记者说，他到西医院去，光是做一项胃镜检查就要花几百块钱，严重的时候输几瓶水又是几百块钱，倒是看中医，只要花几十块钱就足够了，长期吃的中药也就是几块钱一副。所以有人说，在当今中国，中医是穷人“最后的避风港”。

　　一位中医学研究学者指出，要解决中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数据显示，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3万亿美元，而我国的GDP才3.5万亿美元。

　　实例可以说明问题。广州治疗SARS，中医治疗花钱最多的一个病人用了5000元，西医是几万、几十万，最高的一个病人花了180万元人民币。

　　中医除了医药费用便宜外，还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自己学习使用的。中医治疗的方法有很多，首先是食疗、养生，这是解决“未病之病”的，另外还有针、灸、导引……河南中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用灸的办法可以解决艾滋病患者的许多问题，而灸的方法，是谁都可以学会使用的。还有按摩等方法，都是成本很低很有效的治疗方法。

　　可现实却是，人们之所以选择中医，并不是看在其经济成本低廉，反而是在被西医宣判无药可救时，想着去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事实上，正是绝望时指望中医成为救命稻草的心态，导致中医的声名一再受损。要知道，治病不治命，中医西医概莫能外。而当最后的防线也无法抵挡病魔的进攻时，中医很自然地就会被人们责怪。在大家心目中，因为西医不能治的只是“病”，中医则断送了病患最后的精神寄托——断送了他的“命”！

　　中医在中国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人口4亿，有80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师；后来，由于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要“废医存药”，所以国民党政府就要消灭中医，到1949年，我国就只有50万中医师了。现在的统计数据是我们还有27万中医师，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13亿。调查显示，在一些中医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辩证论治。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下来，我国27万中医师中真正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几年，这些中医师都退休了，那么中国就没有中医师了。没有中医师还会有中医吗？

　　中国几千年的国粹发展到了今天，面临的却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断代危机，这份老祖宗积累了几千年的遗产，我们能就在有生之年看着它消亡吗？



中医的尴尬处境：面临非国民待遇



　　关于中医的处境，重庆市中医院一位院长透露的一组数据有些“耸人听闻”：重庆市48所县以上中医院的固定资产之和，仅相当于一所大型西医院！

　　“我国的中医院，无论从政府投入、医务人员数量，以及业务收入等软、硬件建设上都根本无法与西医院相比。”

　　有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平均每所医院固定资产比较，西医院是中医院的3.6倍，设备总值是中医院的4.5倍。2000年综合医院院均差额拨款为950.9万元，中医医院为479.4万元，综合医院为中医医院的2倍；2000年综合医院院均专项拨款为1，275.8万元，中医医院为1，039.6万元，综合医院为中医医院的1.2倍。在科研投入方面，中医药的科研经费与西医药的科研经费之比为8.7：91.3，差距更为悬殊。

　　出身中医世家的朱怀宇说起中医遭遇的“非国民待遇”有切肤之痛。——中医无权进急诊室，致使中医的急救技术失传。而对应的是西医没有抢救死亡责任的标准，中医却有。不仅如此，中医还无权开死亡证明。在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许多方面都是在限制而不是发展中医。

　　另外，还有学历悖论。现在明文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可是现在的“中医”高等院校，都成了中西医结合的院校，根本就没有中医的高等院校了。既然已经没学可上，还非要上过学的才能参加考试，中医怎么生存呢？最荒唐的是用西方对药品(西药)的规范、法规管理中药。

　　“非国民待遇”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5年还是27万余人，55年没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3.2：1变为1：5.8。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






前途茫然的针灸师 专业考核已不存在



　　●今天，想考针灸师的人连个主管部门都找不到——因为在中国，这种专业的考核已经不存在了！加上针灸专业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所以，传统的针砭绝技正濒临失传的境地。

　　●在国内所有的大小医院，针灸都被归纳在理疗科。理疗是什么？理疗是西医的概念，而理疗本身，就可以用电来替代。








　　●中医诊所的外面，是高节奏的现代时尚都市；而诊所里面是什么？是满屋痛苦不堪的病人，他们大部分都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医师在这里看不到利益，只看到残酷。

　　前途茫然的针灸师

　　在汉渝路四方井，针砭师李富勇是个传奇人物，街边“没人不认识他”。但诊所很简陋，与传说中他的神技相距甚远：一间两居室的公寓房，没有任何的指示牌，只有门口剪贴了一些发黄的媒体报道，告诉你这是一间针灸诊所。还有一张纸糊的告示，上面写着“孤寡老人及特困家庭免费应诊”。

　　走进房间，俨然进入另一个世界，刚刚经历的繁华和喧嚣一下子全抖落在外面——仿佛被一种不知名的感觉阻隔起来。

　　大人呻吟，小孩哭闹，逼仄的客厅其实就是熟悉的医院病房，那些气息也是熟悉的，一种扑面而来的痛感。里面大多是残疾人，妇女和老人。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刚出去几个，又进来几个。

　　即将失传的国粹

　　李富勇与针砭结缘，还得追溯到小学三年级时一次意外的受伤。当时医生诊断说他左手四指粉碎性骨折，必须截肢。然而，贫困的家庭根本就拿不出手术费用，最终，命运将他推向重庆著名针砭大师赵洁健老人身边。

　　“他每天在我身上看似随意地捏弄几下，就感觉疼痛马上奇迹般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李富勇的手指居然在老人的针灸下完好如初。他“马上对老人的针砭绝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2岁的李富勇索性跟随老人学习针砭，“针砭师要了解自己身上的每个穴道，”要有勇气在自己身上试验，“如果自己没有体会到被针刺的感受，又怎么知道别人的感受？”在师傅的引导下，他以身试针，“好几回都差点死在自己手里。”

　　在市井坊间，关于李富勇的段子不少，比如他扎针把自己扎到“惊厥”(西医的说法就是瘫痪)；他还像武侠剧里的大师一样，“闭关”两年，按他的说法是“思考”，结果“出关”时他带出一个医学专利；为进到针砭术中上乘的境界，他还将针扎进自己的眼睛“两寸之深”，听而骇闻。

　　他告诉记者，所谓“针灸”只是广义的概念。“实际上，针和灸是不同的。针的作用是刺激穴道；灸则又分为许多种，有明火和暗火之分。”李医师说，“灸的弱点是有烟有气味，有灰尘，容易烫伤皮肤。这也是讲究科学化的世界卫生组织排斥中医的原因。他们认为针灸不环保，而且有污染。”

　　但是，他认为灸是中国的医学之最，“尤其是熏灸术，这是世界医学上独一无二的，也是我们的医学国粹，但目前在国内几乎快失传了。”

　　行医，就是“行名”

　　李富勇的诊所从来只应诊上午半天，中午就结束。李医师的解释是“太累了”。“在大医院看病花费二三万元，但在这里只要二三百元。”有因为钱财殆尽无力治疗转到这里的；也有在医院治疗后留下了后遗症前来求医的。当然，还有免费应诊的孤寡老人。

　　在诊所里，没有所谓的收费室，医生和出纳都是李富勇。简单的针灸、推拿或复诊价格都在10元到20元左右。“大家都晓得的价”。即便是治疗重病、怪病，他的收费也有很大的弹性，“有时候，不仅分文不收还要倒贴车票钱”。

　　李医师说：“其实我也很累。但是没办法，寻上门要求免费或是低价求诊的病人太多。对于这样的病人，我‘摆脱’他们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赶紧治好他！将他送走。”

　　“中医一般都有这样的传统，受道教的思想很深，比如悬壶济世的观念——行医就是行名。民间的中医靠口口相传，也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来确立自己在行业里的位置。所以除了一流的医术，还要尽可能多行善事。”

　　李医师说：“到我这里的大多数都是穷人和绝望的人。除了技术的治疗，我们中医还要以自身的行为感染病人，就像道教里的‘隔山看病’，许多人把它误判为巫术，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观念，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医惯常的手段——也就是如今流行的心理疗法。”

　　针砭绝技面临失传

　　诊所里，李医师的小徒弟杨阳一直都在机灵地跑前跑后，自觉地做些打杂的事务。他随师的经历与李富勇倒是颇为相似。

　　3年前杨阳突发胸髓出水在西南医院救治，“花了7万多块钱”，命是保住了，但留下了下肢瘫痪的后遗症。李富勇将其治愈后，他干脆就留在诊所不走了，学习针灸。

　　李富勇告诉记者，他的徒弟“大多数都是患者或患者家属，要不就是下岗职工。”

　　前些年，李医师曾希望儿子李智能继承自己的衣钵。不过，儿子对学针灸兴趣不大，对父亲也无法理解，好赖学了3年，“还是觉得读书好，有前途”。

　　“外面是高节奏、时尚都市；而诊所里面是什么？满屋痛苦不堪的病人，大部分都在贫困线和生死线上挣扎，看不到利益，只有残酷。孩子还小，从内心上接受不了。”李医师说。

　　李医师前后收了20多个徒弟，但“成器的很少”。目前开设针灸专科的只有长寿的徒弟张永平，因为“他本身是从部队医院退役”，所以也是唯一拥有行医资格的徒弟，但是其他徒弟就不会这么幸运了，“主要是不能拿到国家承认的医师资格”，所以往往半途而废，最多在满师后开个推拿所。例如徒弟唐萍，15岁起跟随李富勇学习针灸将近20年，现在开了间推拿馆为生。

　　从17岁起就放弃了学业，跟随李医师学习针灸的杨阳，对于自己的“前途”还一脸茫然。他眼前的问题只是拜师，但实际上，更大的障碍是满师之后他在中医行业的去留。

　　说到前景，李富勇有点黯然。他说：“假如你想考针灸师，连个地都找不到——连专业的考核都不存在了。”加上强调实践性，而针灸专业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所以他对传统的针砭绝技正濒临失传的境地“很担忧”。

　　“我用针打眼睛多少钱？才10多块钱，但是有哪个敢冒这个风险呢？如果掌握不好，把病人的眼睛打瞎了，谁赔，责任谁来承担？”而且，“在中医学校，只是广义地传授，从书本上翻一些理性的知识，缺乏实践性，当然就缺乏感性的认识。针灸专业有风险，收费又低，所以很多时候，对医院来说，使用针灸疗法倒不如用一些‘安全’的药品，或干脆以其他医疗方式替代——没有风险，又增加了收入。”

　　说到这里他很“生气”：“现在连针灸都被归纳在理疗科，理疗是什么？理疗是西医的概念，理疗本来就可用电针来替代，如此下去，针灸怎么会不失传？”

　　中医何时传出华夏，如今已难考证，无可争辩的是，中医已经是一个被地球人熟悉的名词。

　　因为认识、文化差异的不同，以及各国医药管理等诸多因素，中医在国外人心目中的价值地位也不尽相同。比如在位于亚欧洲交界处外高加索东部的阿塞拜疆，人们对于中医仍然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墙里开花墙外香 古丝绸路上的中医热



　　在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最早的通道便是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史载，丝绸之路北路从长安出玉门关后，沿天山南麓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奄蔡等地，最后到达罗马。从相关资料中判断，过去的奄蔡应该就在现在的阿塞拜疆境内。

　　功夫片传播中医








　　丝绸之路开通后，在漫长的东西方对话中，古老的中医成为了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一部分。

　　虽然距离中国遥远，但阿塞拜疆人很早就晓得有中医。

　　“他们对于中医的兴趣，也许同历史有一些关联。一是当年的蒙古大军在征战过程中传播过中医；二是阿塞拜疆曾经是中国丝绸之路延伸的桥梁，是亚、欧的交叉点，中国文化在更早的时候就和当地有交流，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医。”在阿国首都巴库和苏姆盖特等中心城市开办有实体，长期往来于重庆与阿塞拜疆之间的陈凯先生如此告诉记者：“可惜的是后来中医没有保存下来，而只留下了一个名词。但尽管如此，很多当地人却在传说中听到过中医的奇妙，并对那种奇妙心向往之。”

　　1992年后，中阿两国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功夫和中医因为“神秘”而成了最先让当今阿国人认知中国的东西。陈凯说：“功夫片中，或多或少演绎了中医跌打、养生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们每看一部李小龙、成龙的影片就多一分对中医的神秘感。刚到阿塞拜疆，一个朋友知道我是中国人便迫不及待地问我：少林寺的僧人被打伤后喝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中药？为什么喝了后身体比受伤前还要壮？”

　　中医因功夫片这个载体在阿国重新掀起了热潮，当地人对中医的兴趣重新高涨起来。

　　吃了人参要躺着享受

　　据陈先生介绍，一旦有阿塞拜疆朋友到重庆，肯定会问哪里的中医可以看自己的这里痛那里病，而且要求带他们到药店买中药。

　　“前年，一个阿国商人到了重庆，放下行李马上就让我陪他去逛中药店。”这是陈先生第一次亲身感受阿国人对中药的偏好。

　　“走到卖人参的柜台前，看到标价是3000元，他不相信，认为标错了，他说：‘电影里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人参怎么会这样便宜？’马上买了4盒。回国后几天，他打电话来说买少了，让我们再帮他带2盒过去。原来，很多阿国朋友听说过人参，并且知道它很珍贵。有一次，几个阿国朋友到重庆，吃火锅时，发现了吧台上大瓶子泡的药酒，就问那是什么，我随口说是人参酒。没想到这把他们惹到了，几个人等不及服务员过来，自己把瓶子拿到桌子上喝开了。大半瓶酒喝得差不多了，他们立即催促我快回酒店，原因是他们要躺在床上享受人参滋味。”

　　尝试虫草惹了祸

　　有一回，阿塞拜疆运输部的一个官员来重庆，与其他人一样要求去药店。得知他想买一些滋补药品，联想到上次有人买了人参，陈先生就推荐了虫草。

　　“我给他大致说明了一下虫草的由来。看到真正的虫草后，他问：这东西看上去让人害怕，怎么能吃？经我介绍虫草的功用，他还是决定买一小盒试一试。”说到这里陈先生忍不住笑起来了。“因旅途劳累，回到酒店大家就休息了。可到了早晨5点有人敲我的房门，开门一看，这位老兄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叫我赶紧带他去医院救命。”原来回到房间后，阿国朋友一直在揣摩虫草的作用。他觉得陈先生把虫草的功用夸大了，于是便立即尝试。他坐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像吃水果一样开始嚼虫草。吃了一根后感觉没什么味道又吃了一根，还是没什么感觉就继续吃，一盒虫草不久就嚼完了。倒床睡了一会儿，觉得身上有些发热心跳加快，他不知道是何原因就去洗澡，但症状并没有减轻。“结果一个晚上洗了五六次澡。最后他开始害怕，认为自己快要死了。但为了不打扰我休息，居然坚持到5点实在不行才来敲门。”

　　在医院，医生给阿国朋友上了一堂中医课，此后，他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

　　中医保健很热门

　　阿国开放后不断有人来中国，所以对中医的保健功能也有所知晓，并且逐渐传开。

　　陈先生第一次去巴库便听当地人讲，有家中国餐厅很火爆，但据了解当地并没有中国人开餐馆。陈先生觉得很蹊跷，于是找到那个地方。这是这家一楼一底的餐厅，飞檐翘角的外观就是仿造的中式建筑，很显眼。“我问经理是否是中国人开的、是否有中国厨师，结果什么都不是。后来老板很不好意思地说，1993年他去过北京，回国时带了很多滋补品。那时中医在阿国人心中已经很神秘了，他借此机会开个有中医滋补品的餐厅，糊弄那些崇拜中医、而没有到过中国的市民，谁知道还很管用。”实际上当地人并不在意菜的味道怎样，他们去吃是因为菜里有滋补品。

　　阿塞拜疆财政部的一个女官员到重庆时，让陈先生帮她买减肥药，而且必须是中药。“她说西药已经试过很多，可副作用大，她相信中药可以使自己的身材变漂亮。在渝中区的一家药店，营业员给她介绍了一种产品，大致了解情况后价钱也不问就买了20大包。回到国内她又打电话要求再寄30大包过去，因为买少了同事间不够分。”如此追求中医产品的女性，陈先生在巴库遇到不少。当陈先生告诉她们，这些东西不会立竿见影却招致“声讨”，“这些女士要么觉得是我怕麻烦，要么觉得我不懂中医。”

　　除了女性，男性也向陈先生提出过买保健品的要求，让陈先生哭笑不得。“有一天几个男性朋友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有人讲中药保健品远远比‘伟哥’好，帮忙买几袋。我想这些药品更不能随便答应，万一吃出问题就是国际影响，所以就让国内朋友传真些资料给他们看。说来也气人，每份资料的介绍都说得功效出奇。但我还是建议他们少用这类药品。后来搞得他们也误会我，说我破坏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

　　希望中医去阿国

　　前不久，阿国卫生部副部长曾来渝访问，他特地选择了与中医有关的博物馆、医院和研究院所，参观后连赞中医神奇，回到下榻宾馆便请中方工作人员为他把脉诊断，他以为每个中国人都懂得些中医。这位副部长还在重庆表达了邀请中医到阿塞拜疆与他们合作的意愿。

　　说起办中医院，陈先生提起了发生在巴库的假中医事件。“去年的一天，我听阿国朋友说，巴库有个中国人开的中医馆生意好得很。一去看，才发现这家所谓的医馆只有一个医生，但看病的人却排着老长的队伍。看病时医生要求病人先把其他医院的病历、证明拿给他看，然后假装摸脉、开药，最后在病人身上用几招简单的推拿就了事。我们一帮中国人感觉这不是什么中国来的中医，一阵盘问之后对方终于露馅——原来他是个蒙古国人，会一点中文、懂一点中医以及推拿，知道阿国人很崇拜中医就冒充正宗中医骗人。此事一经揭露，这个假中医再也没有了病人。”

　　这件事情过后，阿国几个官员朋友对陈先生说，鉴于中医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他们急切想寻中医人才去巴库开设正规的医堂。在阿国有一些区域性的病例比如风湿、肺炎，都是西医无法治愈的，因而人们对中医很期待。再则在阿国的一些地方不仅缺药同时医疗设备老化，他们认为中医的诊断手法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尤其提出希望针灸能去阿塞拜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