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欣赏导读材料

莲华

一、生平与创作
　1．沈从文生平
      这个内容，我们在专科的学习阶段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涉及，因此，在学习中，无论专科阶段是否学过现代文学史，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特别是与沈从文创作道路和创作思想有关的内容，应该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1）简历。生于1902年12月28日，（比鲁迅小21岁，比老舍小3岁，比巴金大2岁，比曹禺大8岁），卒于1988年（终年86岁），湖南省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原名沈岳焕。父亲为当地中医。湘西偏僻的地域特点和他身上独有的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对他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2）少年时代。1917年（15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后学历。同年8月，即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军”的强悍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人性。
    （3）进京求学。1922年（20岁），在接触新文学后，出于内心的憧憬，独自闯荡北京，升学失败后，住在“酉西会馆”（半年后迁入银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这时期，主要用“沈从文”、“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
   （4）初露锋芒。1926年（24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包括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192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
    （5）登堂入室。1928年1月，到上海，8月应胡适之邀，以小学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他》等。
   　1929年1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
      1930年夏，任武汉大学国文系讲师。
      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入狱，2月7日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并称“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4月，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及孩子回家乡湖南常德。这年秋天，应杨振声之邀赴山东，进入青岛大学任教。
     1932年秋天，又应杨振声之邀到北京，进入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
     在这期间，沈从文每年都出版有多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呆官日记》、《旧梦》、《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泥涂》，短篇小说集《男子须知》、《十四夜间及其他》、《沈从文甲集》、《沈从文子集》、《石子船》、《龙朱》、《虎雏》、《都市一妇人》，长篇传记《记胡也频》，以及散文集《旅店及其他》等。
   （6）锋芒毕露。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两个月后，当人们快要忘记丁玲时，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同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同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这一年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一个母亲》，短篇小说集《阿黑小史》、《慷慨的王子》和《月下小景》等，并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
    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并写出了他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1936）和《湘西》（1939）中的许多篇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游园集》、《如蕤集》，以及他的第一部自传《从文自传》，还执编了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
  　在随后的两年里，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作了初步的总结，出版了一系列小说选集，如《从文小说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小说集》、《新与旧》等。
    （7）辗转流徙。与茅盾等许多作家一样，沈从文的生活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发生急剧的动荡。1937年8月，随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下，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又回到湘西，再经沅陵、贵州到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任北大教授，并参加编辑了《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四种报刊的文学副刊。在这期间，仍然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长河》，短篇小说集《主妇集》、《绅士的太太》《春灯集》、《黑凤集》，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昆明冬景》，以及杂文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8）离开文坛。由于沈从文在文坛上多次发表文章引起论争，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左翼作家发动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反叛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于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京派的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著名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排除在外，而且，还被赶下了北大的讲台，从此，离开文坛。
　1949年秋，被送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后改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参与了《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1964年完成文化研究专著《古代服饰研究》，1969年被送入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子，1971的获准回京，1978年“文革”结束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曾赴美讲学。1988年逝世于北京。
二、重点问题提示
1．关于“京派”
（1）“京派”的概念
    “京派”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在学习中同时还要注意以下特点：
     A．他们多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成员。在3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北京守旧的文化氛围和上海新潮的商业氛围和激进的革命氛围，对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与新月派十分接近。
     B．他们多是北大、清华、燕大、南开等几所知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教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院派”的“文化精英”。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成为他们与海派作家主要分歧。
    C．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对儿时的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
     D．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宣言，但他们大都集中于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大文学沙龙。以文学沙龙为依托，正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会”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E．他们的作品大多发表于《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几大刊物。沈从文、凌叔华、胡也频等都曾被看成是《现代评论》培养出来的作家。以一个或几个刊物为依托，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2）“京派”与“海派”
     海派是与京派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但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不同作家所说的海派有着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海派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而“鸳鸯蝴蝶派”当时也有新旧两派之分，旧鸳鸯蝴蝶派主要以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周瘦娟、张恨水为代表，而新鸳鸯蝴蝶派则以原来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也有人把后来于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作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即海派的新代表。
   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也有人将具有典型都市文学特征的新感觉派视为典型的海派，而将左翼文学与此相区别。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鲁迅在《“京派”与“海派”》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则是使用的狭义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因此，沈从文与鲁迅所说的“海派”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3）“京派”与“京味”
    京派指的是一个文学流派，京味指的是一种文学风格。京派与京味无关，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概念。
    前面我们曾说到，京派的作家大多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们同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虽然生活在都市（如北京），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与生活的城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以家乡生活背景为主。比如，废名主要写家乡湖北黄梅的生活，沈从文则以家乡湘西生活为题材，芦焚也主要描写家乡河南的题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也是主要以家乡江苏高邮的人和事为题材。惟一特殊的是萧乾，他的《梦之谷》等作品多以北京为背景，但是，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北京人，北京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作品仍然是以“童年视角”为出发点的，在本质上与“乡土文学”和其他的京派作品并无相悖之处。因此，在京派的作品中，一般是读不到京味的，即使是萧乾的作品也不以京味为特点。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他不是京派的作家。关于京味的特点，可以参见《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四讲“老舍创作的视点与‘京味’”。
（4）“京派”的态度
    关于京派，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特点，而最大的两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地域性和政治倾向性（即态度）。京派的态度以沈从文的主张为代表，即对广义的海派的批判立场。虽然，左翼文学与新感觉派和鸳鸯蝴蝶派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但是，京派对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京派的创作既不同于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也不同于左翼文学。
  （5）“京派”的作家
     在小说方面，除了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师陀）之外，还有凌叔华、林徽因等，以及后来的汪曾祺等。
    在散文方面，主要有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还有沈从文、芦焚和后起之秀吴伯萧等。
    在诗歌方面，主要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他们三人因出版有《汉园集》，又称“汉园三诗人”），以及晚起的林庚等。
    在戏剧方面，力量最弱，主要有李健吾、林徽因等。
    在理论方面，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主要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和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刘西渭）等。
    从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派的作家队伍并不算庞大，但很整齐，一是每种体裁都有成就卓著的作家，尤其是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三方面有所建树；二是每位作家都有多方面的成就。京派作家几乎都是多面手，沈从文、废名、芦焚，既是著名小说家，散文也写得非常漂亮。何其芳、李广田，既是著名散文家，诗歌也有不小的名气。而李健吾既是著名戏剧家，还是翻译家，也写小说和散文，但他的“刘西渭”的名字在评论界似乎更响一些。萧乾的小说成就虽不算高，但也很独特，同时，他还是一位很有知名度的新闻记者，在二战期间，他曾是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而凌叔华（陈西滢的夫人）写小说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的专长应该是文化研究，她曾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大学讲坛上讲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尤其是文人画）。林徽因（原名林徽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夫人）更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才女，她毕业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也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但她的爱好是绘画与雕塑，也从事戏剧、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位作家，即废名（冯文炳）。在以前的专科学习中，人们对他的认识还不够，只是在讲到鲁迅与周作人创办的语丝社时，顺便提到有一位冯文炳。在当时的文学辞典中，只能查到“冯文炳”的名字，找不到“废名”，真的跟被“废”了“名”一样。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看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不仅把他视为“京派的鼻祖”，而且，对他在小说、散文以及诗歌上的成就都大加推崇。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中，就有些例外地选了废名的五篇小说：《纺纸记》和《菱荡》、《桥》、《莫须有先生传》以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后四篇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鲁迅才选两篇，在散文中也选了两篇，原来还准备选他的诗歌的。人们对废名的注意和重新发掘，是从人们对周作人的重新认识分不开的，因为周作人太喜欢废名，废名也太推崇周作人，两人也真有些“臭味相投”了。废名的几乎每一部作品，只要有序，必定出自周作人之手，而周作人每一出手，必定是“我喜欢”，跟现在“名人广告”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周作人不仅仅是一味地夸奖，还真的做了一些研究，比如，他在《怀废名》一文中就这样总结说：“废名的文艺活动大抵可以分为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乙是《语丝》时代，可以《桥》为代表。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戊是《明珠》时代，所作的都是短文。”而我们现在一般也这样认为，说《竹林的故事》、《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是废名的小说代表作。
      　　特别提醒大家对废名的注意，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废名虽然是京派的鼻祖，但他的小说特点与京派小说的共同特点（甚至京派小说的几个特点之间）常常有相悖之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不知大家在学习中是否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第一，是关于“易读与不易读”。 “‘京派’小说家有形式感，讲求‘文章之美’，作品比较有可读性”。这里说的“文章之美”，正是周作人对废名小说的赞誉之辞（见周作人《枣和桥的序》：“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但读过废名小说或散文的人都应该有同感：即他的东西实在难读。当然，我们在教材（第115页）中对此也作了明确说明：“废名的作品并不容易读，里边总有某种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阅读时只有放慢速度，才能慢慢体会那有意为之的‘涩味’的境界，看作家如何将艺术和哲学两相调和。”而废名最得周作人欣赏的就是他的“理趣”、“禅趣”和“涩味”。第二，是关于“平和与讽刺”。谈到京派小说“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的特征时，强调了他们远离商品化和都市化的一面，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和他们对于平凡生活的诗意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主要强调了他们“平和的写作目标”，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是平和的，充满田园牧歌风格的。但在谈到他们的“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的特征时，又特别提到，“当他们以‘乡土中国’的眼光审视都市生活时，常写世态批评的讽刺小说”。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如此，沈从文的《八骏图》也是如此。
（6）．京派的共同特征
     一是在题材上，他们大多倾向于对“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描写。首先，这与他们的文学态度有关。他们出于对文学（特别是海派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商品性）的不满，有意识地采取一种回避时代潮流、回避现代文明、回避时尚的态度，转而从文化的而不是政治视角来表现已经被人们所淡忘的乡村生活和民间生活。所以，我们在教材中说：他们“格外注意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新厘定现实人生”。所谓“厘定”，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整合”。厘，即整理、治理；定，即规定。其次，与他们对往日生活的怀旧情绪有关。他们对原本并不美好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的理想化处理，与他们对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格格不入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巨大反差，因此，也可以说，正是他们无法忍受现代都市的日益浓郁的商业化气氛和日益堕落的道德伦理，才促使他们一门心思地去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们大多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继承者。第三，还与他们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们不但有受人尊重的地位，而且还有受人敬仰的知识和修养，他们对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他们的文学创作有恋旧的倾向，但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在审视的态度中还含有批判的意识，“写尽了人生之‘常’与‘变’”。
      因此，既可以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时代变革之外寻求自足”，也可以说他们正是用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现代文明以及文学激进派进行抵抗。
     二是在风格上，他们大多倾向于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首先，他们生活在都市而热衷于以自己童年生活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必然就会有怀旧的情绪；在怀旧的情绪中去品味生活、挖掘诗意，则必然会对“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产生共鸣。其次，与快速时髦的都市文明的疏离和与缓慢古雅的乡土生活的亲近，必然产生出平和的创作的目标和从容笃实的写作态度，也必然会以“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为自己的美学理想。第三，也就是我们在下一个问题中将要谈到的，在创作中“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水平的向往”，也就形成了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的基本风格。
      　　三是在文体上，他们大多创造出了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首先，由于京派作家既有才情又有学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既追求独特又讲究品味，既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又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不愿以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取胜，而宁可将力气花在形式的创造上。再加上他们几乎个个都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古文底子，又经过西洋文化的熏陶，既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又熟悉各种诗化、散文化的艺术手法，一旦认真追求起“文章之美”来，很难不有所创新和推进。其次，由于他们的理想是表现乡土人生，所以，他们“最拿手的还是抒情体小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仅是大大的发展了中国的抒情小说，而且还在于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使抒情小说从此成为了一个传统和源流。当然，他们既然生活在都市，其创作总是难以与都市彻底绝缘，只是由于对都市的反感，抒情的笔调在这里总是变为讽刺的笔调。他们抒起情来令人陶醉，调起侃来也同样令人开心，而且，其形成感仍然是那样的鲜明和突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以为，我们虽然说沈从文的主要贡献虽然是他创造的“湘西世界”，但这并不是说他的都市题材小说在艺术上就有多逊色，而只是因为他的湘西世界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而都市讽刺小说则还有比他更独特的。
  ．京派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只有“田园诗”而没有“牧歌”。的确如此，我国东晋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就被视为“田园诗”的代表诗人，而“牧歌”一词最初起源于拉丁文（pastoralis），是古希腊一种描写牧人生活或农村生活的抒情短诗，后来泛指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特别是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的向往，因此，又译为“田园诗”。在教材中我们说：“德国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叔本华曾制订一张诗歌体制级别表，即将各种基本文体按等级分类，依次是：歌谣，田园诗，长篇小说，史诗和戏剧。”在这里，田园诗也就是牧歌。叔本华这样分类的依据，是各种文体表现主观理想的程度，他认为，戏剧最为客观，而田园诗则最接近纯诗，最为主观。但是，在中外诗歌理论中，田园诗最主要的特征，并不是主观理想，而是对现实的回避态度，是因为不满现实而产生的对古代单纯简朴生活的幻想。而在艺术上，牧歌或田园诗则强调抒情性手法的运用，具有悠长、舒缓、优美的特点。
    京派作家在创作上表现出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十分独特的。我们在专科阶段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中曾学习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传统”，一是“启蒙的文学”，一是“文学的启蒙”。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作家是其主要代表；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不尽同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作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而我们说京派作家偏重于“牧歌田园诗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性，一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新文学作家，一般都具有感时忧国的特点，重现实干预，少悠远的乌托邦式的艺术想象，一年到头都在忙于应付时局的变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闲情去写田园诗。因此，“启蒙的文学”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而“文学的启蒙”则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二是因为在京派出现的30年代，现代文学中还很少有田园牧歌型的作家和作品，废名和沈从文的出现也就只能看作是一个例外。即使是在后来，这个传统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在延续着，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着。我们在专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第2章“土地之歌”中曾讲到，“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最为丰富和发达，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以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为特征的启蒙主义，和以沈从文为代表、以崇尚原始生态、歌颂民间生活、美化自然风光为特征的田园浪漫主义两大流派。这些传统的影响使当代作家的创作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在柳青对农民私有制观念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不仅可以看到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精神，而且，从他笔下的梁三老汉等形象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和茅盾笔下的老通宝。而周立波对湖南山乡美好人性和绿水青山的由衷赞美，则与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有着内在的血肉联系，他笔下的盛佑亭（亭面糊）、王菊生（菊咬筋）、盛淑君等，仿佛是从古老的边城走入新的时代开始新的生活的老船夫、天保、傩送、翠翠。”
    我们在前面的“京派的作家”和“京派的共同特征”中，已经讲到了京派创作形成田园牧歌风格的诸多原因，在学习中还可以结合沈从文在抒情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参见教材第122页），来掌握整个京派文学的风格特征。从京派文学对后世的影响或从后人对京派的研究和继承的角度看，由于大家始终不能在京派文学的思想价值上取得一致，因此，人们便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京派的文体创造上。京派作家和沈从文作品的“牧歌式风格”是人们很热衷的一个话题，但要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则必须以精读作品为基础。
     
2．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
   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的关键，在于了解当时文化中心地位的转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京派产生于30年代，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都已经转移到了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处于一个“文化边缘”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成为文化边缘的北京虽然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浓重的文化氛围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第二，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加上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别的味道，所以，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态。此外，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学者教授，大多拥有雍容高贵的气质，喜尚扎实稳健的文风，因此，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第三，在文化边缘中能够甘于寂寞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那些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倾向，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有意识地与各种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3．沈从文的“两个世界”。
沈从文虽然创作的数量很大，仅结集的作品就有80多部，但最有影响也最有成就的主要是城乡两个作品系列， “两个世界”，即“湘西世界”和“现代都市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作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湘西世界，作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在进行回忆和憧憬，充满热情和理想；而对现代都市世界，作家则总也忘不了自己“乡下人”身份，总是冷嘲热讽甚至鄙视。由于在他的湘西世界中，也有两种不同的题材，因此，实际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彩，在《边城》、《龙朱》、《月下小景》等怀旧题材中，大多表现出一种“暖色”，而在《丈夫》、《柏子》、《萧萧》等现实题材中，则大多表现出一种“冷色”，与他的都市题材不同是没有了嘲讽，但仍然保留了一种客观的分析态度。
   7．《边城》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翠翠在与仅有的男性的接触中萌生出爱意，就任由自己的心思，爱上了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儿子（二老）傩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都爱上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知道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但作者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悲伤。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天保的出走遭遇了不幸，傩送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的惟一一个亲人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这一切生、老、病、死，在作者看来，都是自然的安排，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而生活如此，表现生活的小说又什么必要非得按人为形成的规矩去写作呢？于是，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沈从文正是在这不经意间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人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我们知道，沈从文等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因此，沈从文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
      《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但在《边城》等作品中，他却完全采取一种赞美的态度，她们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越是认为她们纯真而美丽。究其原因，除了有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因为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沈从文凭什么一定就认为，在现代文明制约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就是病态的，而在原始生态中的湘西人的人性就是健全的呢？或许我们还可以问：既然湘西的山水和少女都那么美好，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丑陋的大都市里来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到了大都市之后，特别是在发现了大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之后，才懂得了自己所失去的是多么美好？阉，即“阉人”、“阉党”。所谓“阉寺”，就是宦官。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此，沈从文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也宁可称自己是乡下人。于是，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它唤起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翠翠的形象原型，这在沈从文的散文中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应该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的湘西，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它真的就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如同世外桃园般的美丽？当然不是。这只是文学的创造，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在教材中这样说，在这个世界（即“湘西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而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作品开头的那句：“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就犹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
4．沈从文研究在历史上的不同情况
     对于3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苏雪林和刘西渭的研究。苏雪林的文学批评素以刻薄著称，但她的《沈从文论》很敏锐地看到了作家的理想，她因不屑作家“玩手法”而对沈从文评价不高，主要还在于她与作家的距离太近，既无法看到作家的创作全貌，也很难预测到那种富有单纯的美的文体会由此形成一个抒情小说的创作潮流。而刘西渭（李健吾）与沈从文同是京派作家，对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以及各种套路都一清二楚，因此，即使是随意点评也八九不离十。
     对于4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因此，当他在《斥反动文艺》中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而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
     对于5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观点虽然现在看来已经陈腐不堪，但在当时仅仅是提一提沈从文的名字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更何况他竟然还敢于肯定他的“文字是优美的”。其实，即使是其他的一些批判性的话语，也是很有一点技巧的，特别是诸如“以趣味为中心”、“原始性的野蛮的力量”、“幻想”、“对过去的时代寄予了一些怀恋”等，对于钟爱文学的读者来说，都是具有诱惑力的字眼。
    对于60-7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夏志清的评价对后来形成“沈从文热”的影响。夏志清的评价似乎成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集体科研课题，一方面他们必须正视沈从文，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回答，夏志清为什么会得出这个评价？
    对于8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凌宇对沈从文文体研究的意义。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不仅结束了人们在沈从文研究中过于纠缠于作家的思想价值的倾向，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发掘了沈从文作品的审美价值，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和流派的认识。
    对于9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王晓明的研究。王晓明的《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不再像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那样一味地惊喜或截然地反感，而是将倍受人们称赞的沈从文文体与常常被人们遗漏的沈从文的创作心态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沈从文作品的艺术得失，而且也有助于理解沈从文的“两个世界”的矛盾统一，正是90年代沈从文研究进入一种沉稳状态的代表。

一性寂然

最喜欢的还是 <边城> .我们所向往的世外桃园.如此的沁人心脾,美不胜收//